王世丽 论蒙古族入滇的历史贡献
千秋一梦是草原
千秋一梦是草原彭 澎仿佛标配，走过的余氏族人家庭，家里都会供奉成吉思汗照片，材质各异，大小有别，却都是一个几近线描的版本。
这种感觉，犹如汉人会在自家神龛上注明某郡某堂类似。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贵州蒙古族有四点六万人，主要聚居在毕节、铜仁和遵义。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为忽必烈孙铁木健九子一婿后裔。
迁徙贵州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铁姓改为余姓，经由四川辗转至居留之地，落籍为业。
余万贤的客厅里挂的正是老祖先成吉思汗。
余万贤是毕节市中医院副主任医生，早年毕业于贵阳中医学院，前年退休，是第一批贵州省三十六位老中医之一。
余万贤对家族“铁改余”一事，贴实，上心；对祖上黄金家族的来龙去脉，清楚明晰，如数家珍。
这也让我们的聊天天马行空，随心所欲。
告别时，我提议他站在成吉思汗画像前拍照，强大基因的作用，抬眼可见。
准备借走两本“铁改余”族谱，万贤慷慨应允，之后的陈辞与叙写，均以此为据。
据说当初，他们能由汉族归宗蒙古族，这厚厚的族谱，就是至要的佐证资料。
认得万贤是五年前，2018年，彼时我受邀为金海湖新区约请域外作家来毕节采风，意在用文学的样式，助推地方声名。
其间，和北京来的两个蒙古族妹子哈森和卓拉说起，毕节有众多蒙古族群，她们兴致顿涨，希望能面见四百年前从草原走出的同胞。
没问题，多好呀！正请都请不来的。
这个想法跟市蒙学会会长余昌隆一说，他当即安排，在区政府附近一家蒙古族人开的饭馆，满满当当摆了一桌。
除了组织者余昌隆，还有余昌富、余万贤等等，十二三个人，尽皆毕节蒙古族精锐。
余昌富行武多年，当年部队在云南宣威，后转业至公安，为“铁改余”蒙古族族人的代表。
之前说好，我们这边要活动结束，饭后才好前往，众人执意说，再晚也等我们，聚齐再开席。
到时已是近八点半，在毕节，饭点儿已过。
但他们一筷也没动，尽管酒已等了多时，尽管菜已等了多时。
我们走进去，可以坐一二十人的房间，立时便腾起一股热流，亲情汇涌成的力量回旋周遭。
他们齐刷刷站起，说我们黄金家族的姑姑们来了，这是天下最好的日子，不醉不归。
中外学者对云南近代民族史的研究述论
历史文化研究中外学者对云南近代民族史的研究述论赵永胜(玉溪师范学院,云南玉溪653100)[关键词]云南;近代民族史;民族研究[摘要]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到20世纪中叶,中外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的众多调查研究成果,为云南近代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史料,这些珍贵的史料,为云南民族史研究和学科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实支撑。
[作者简介]赵永胜,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从事云南近代民族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80.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506(2010)01-0048-06关于云南近代民族史的研究,肇始于晚清时期,发展于民国时期,在新中国成立后达到了新的水平。
近代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的研究,从当时的眼光来看,属于民族学范畴,但在客观上为后人研究云南近代民族史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史料,因此也是云南近代民族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1840年鸦片战争彻底打破了清政府长期以来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紧靠英属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的云南,成为了列强觊觎的对象,以英、法两国为首,一些外国学者、军官、外交官、传教士、探险家、新闻记者等不断以各种名义进入云南,其中一些人的著述介绍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
19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人巴伯(B arber)到川滇边境民族地区进行调查,著有5金沙江:中国藏东及缅甸漫游记6一书,介绍了大小凉山地区的民族风情;1882~1884年,英国驻重庆领事亚力山大#郝西(A.H osie)率队考察了川、滇、黔三省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前后历经三年,所搜集的资料大部分写入5华西三年记6一书。
¹1894~1900年,英国人戴维斯(H.R.Dav is)先后四次到云南进行徒步调查,其行程几千公里,考察了云南几乎所有重要的地区,所到之处对云南各地的民族情况、气候物产、人文地理等做了调查记录。
º其著作5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6对研究19世纪末云南社会经济和民族文化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南越国丞相吕嘉的两个问题再述
· 51 ·文化视点【摘 要】南越国丞相吕嘉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史学界除了关注对其评价、吕嘉之乱的性质外，关于吕嘉的争论，主要还集中在二个问题上，一是吕嘉的越汉之辩，二是其遗族的去向问题。
【关键词】吕嘉 南越国 吕嘉之乱南越国丞相吕嘉的两个问题再述陈宗海吕嘉是南越国的一个重要人物，在南越国的历史上曾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开国之君赵佗更为重要。
吕嘉三朝为相，位高权重，对赵氏王室和南越国也可谓忠心耿耿，劳心劳力，吕氏宗族声名显赫，权倾一时。
但关于吕嘉的史料并不多，如果不是因为“吕嘉之乱”，估计史书也只会一笔带过。
根据现有的史料，我们有理由相信，吕嘉是南越国的大当家，赵佗治理南越国的大部分政策措施，如发展农耕、推行汉化、汉越通婚等，极有可能制定者和实施者都是吕嘉，但最终因为反叛抗汉，为汉武帝所诛，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并直接导致了南越国的灭亡。
对于吕嘉这样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史学界除了关注对其评价、吕嘉之乱的性质外，关于吕嘉的争论，主要还集中在二个问题上，一是吕嘉的越汉之辩，二是其遗族的去向问题。
一、吕嘉是越人还是汉人清代梁廷枏《南越五主传第四卷·四主传》引用已佚的《粤记》说：“嘉本越人之雄，佗因越之所服而相之，而南越以治。
”这说明吕嘉是越人首领，赵佗因为他的威望，任命他为丞相，南越国得以治理，可见吕嘉是越人，对南越国的治理很有贡献。
而史学界也一般倾向于认同吕嘉是越人（笔者亦倾向于这个观点），如杨盛让《从民族关系看南越相吕嘉的抗汉行动》就引用了《粤记》“嘉本越人之雄”的说法[1]，但也有不同声音，笔者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周永卫的《南越相吕嘉非越人辨》，文中就认为吕嘉是汉人，而非越人[2]，但纵观其全文，笔者认为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文中说：“太史公（司马迁）没有说吕嘉是越人，就等于告诉我们吕嘉不是越人。
”这种说法略显绝对。
文中还从吕嘉的姓名、吕嘉遗族入滇与不韦县的设置进行了论述，但文中所引的相关史料证据却值得探讨，而且史学界对“吕嘉遗族入滇”本身就分歧很大。
云南历史名人他们的故事令人震撼
云南历史名人他们的故事令人震撼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云南这片美丽的土地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历史名人，他们的故事令人震撼。
无论是在政治、文学、艺术还是科学领域，他们都为云南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这片土地的骄傲。
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的伟大和震撼。
一、杨宪益：民族英雄，石化工程的奠基者杨宪益，生于云南昆明，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开创者之一。
他广泛开采石油资源，将石油工业推向了新的高度。
为纪念杨宪益，国内的数条大型石油管道被命名为“益”字管线。
杨宪益一生致力于石化事业，力求将我国的石油资源利用到极致。
他投入巨资，探索前所未有的技术，建设了一批先进的石油化工基地。
正是有了这些基地的建设，中国的石油工业才能飞速发展，为国家经济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杨宪益的故事令人震撼，不仅因为他对石油事业的贡献巨大，更因为他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坚持不懈。
他曾遇到过技术难题、经济压力和政策变动等种种问题，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不断努力，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功。
二、帕木丁·波哥列夫：探险家，永远的冰山船长帕木丁·波哥列夫是云南的一位著名探险家，他的故事令人震撼。
他多次组织南极考察，探索了南极洲的神秘之处，成为中国南极事业的奠基人。
波哥列夫是一位非凡的冒险家，他不畏严寒、艰险，带领团队攀登冰川、越过冰原，为科学家们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南极资料。
他坚持用自己的行动向世界证明，中国人也能在南极大陆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波哥列夫的故事令人震撼，他的坚毅和勇气不仅震撼了整个世界，也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他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都能攀登到山的顶峰。
三、阿部龙之助：医学奇才，中西医结合的倡导者阿部龙之助是中国近代医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故事令人震撼。
阿部龙之助出生于日本，但他热爱中国，尤其是云南，他对中医和西医的结合做出了巨大贡献。
阿部龙之助在云南开设了一家医院，引进了许多先进的西方医疗设备和技术，将中医和西医有机结合起来。
大理古国历史简介
大理古国历史简介段氏建国唐朝天宝战争中，大将军段俭魏大败唐军，为南诏国立下赫赫战功，被南诏国王蒙阁罗凤擢授为清平官，传六世至段思平。
段思平初为幕览（小府副将），由于武艺超群，才干出众被提拔为通海节度使，成为统辖一方的大将。
南诏尊圣二年（929年），杨干贞夺赵善政之位，建大义宁国，改元兴圣。
其弟杨诏指段思平有帝王之相，疑惧之下杨干贞下令追杀段思平，段思平因到秀山神祠占卜得到启示，藏匿在自己舅父部族中。
会善政臣守高方和段思平关系密切，派段思平之弟段思良和军师董迦罗前来加以保护。
南诏兴圣元年（930年），杨干贞的位置被其弟杨诏所篡，杨诏得位后，改元“大明”。
段思平随即向东方的黑爨三十七蛮部借兵，会于石城，以董迦罗为军师进攻南诏，所向皆克，遂进攻大理。
杨诏兵败自杀，杨干贞知道兵败消息后弃城而逃，为段思平军所擒，大义宁国灭亡。
大明七年（937年），段思平即位，改国号“大理”，建元文德，仍定都羊苴咩城。
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后，厉行改革、励精图治、发展生产，着手建立新的封建秩序，大理国的生产、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两系相争944年，段思平在邓川视察农业的时候去世，其子段思英继位，改元文经。
文经二年（946年），段思平之弟段思良联合相国董迦罗发动政变，逼段思英退位出家，并自立为帝，改元至治。
从此大理皇位的继承由段思平一系转到了段思良一系。
段思良在大理政权建立过程中出过不少力，颇有功劳，在段思平在位期间他也颇受信任，是王族中的实力人物。
他逼侄逊位后，成为大理第三代皇帝，在位6年。
951年，段思良去世，谥号圣慈文武皇帝。
段思良死后，子段思聪立。
段思聪时期，迅速膨胀起来的高氏已经取代董氏，成为朝政大权的实际控制者。
段思聪在位17年，用过三个年号，明德（952—？）、广德（？—967）、顺德（968）。
960年，宋朝建立，开宝元年（968年），大理致书宋朝廷，要求通好。
开宝二年（969年），段思聪卒，子段素顺立。
同年，大理东部发生边乱，延众镇长宗奇、求州首领代连弄兔，攻陷糜乃等三邑，段素顺派都统、长皇叔、布燮段子标，都监三军、礼乐爽、长驸马、布燮段彦贞等统军平定边寨，诛代连弄兔等，同时讨伐了郎羽、阿房、田洞，会集三十七部首领在石城（曲靖）会盟、颁赏。
民族旅游发展下箐口哈尼族历史记忆的重塑
作者： 朱渊[1];王世丽[1]
作者机构： [1]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昆明650500
出版物刊名： 边疆经济与文化
页码： 72-74页
年卷期： 2021年 第8期
主题词： 民族旅游;哈尼族;文化变迁;历史记忆;重塑
摘要：箐口作为元阳梯田景区较早开发的民族村落之一,经过二十余年的旅游发展,当地哈尼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生计方式的多样化、生活习惯和节日文化的变迁,箐口哈尼族文化朝着三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对原有传统文化的持续传承,如梯田的种植技术和文化;传统的哈尼族文化与现代元素融合形成的新文化,如哈尼族的服饰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混搭";传统文化的消失,如十月年、昂玛突等节日仪式的消失.箐口哈尼族文化的三种发展取向构建了一种"新式"的哈尼族文化,形成历史记忆的重塑,不断组合排列的哈尼族文化,最终成为箐口哈尼族新的历史记忆.。
浅谈纳西族历史文化
浅谈纳西族历史文化我国有56个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是历史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浓重的文化气息。
纳西族也不例外。
今天，我浅谈一下纳西族的历史文化。
云南省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纳西族主要聚居于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其余分布在维西、中甸、宁蒗、德钦和四川盐边、盐源、木里及西藏的芝康等县。
纳西族是一个文化深远的民族，关于它的族源说法不一，主要有三种说法：(一)“迁徙说”：方国瑜先生认为“纳西族渊源于远古时期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带的羌人，向南迁徙至岷江上游，又西南至雅砻江流域，又西迁至金沙江上游东西地带”。
(二)“融合说”：郭大烈先生则持融合说,即“纳西族源是多元的，有土著的成份，也有羌人的成份，但主体应属夷系，牦牛夷、白狼夷可能是构成纳西族的主流。
纳西先民大约在汉晋至唐期间活跃于川西雅砻江、安宁河流域一带，并逐步形成一个民族”。
(三)“东夷说”：和仕华认为纳西族先民的主体应属于夷系中的东夷，渊源于夏商时期的内蒙古与中原交接地带。
与夏商关系密切，保留了好多夏商文化。
然后因战争四处迁徙。
迁徙路线大致为凉城—山东—山西—陕西—青海。
由此认为青海河湟地带只是纳西先民迁徙的一个流点，不属源头。
纳西先民主体是东夷，只是后来在迁徙的过程中与羌有过交融，故带有羌文化遗迹。
到丽江后又与当地土著融合，形成现有的纳西族。
三种说法都有其依据和道理，然而纳西族的族源到底是什么，还等待考究。
纳西族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
秦汉至魏晋，纳西族先民已经迁徙到了大渡河、雅砻江流域，生产形态上以游牧、畜牧为主；经济上出现了盐、铁、漆、铜的冶炼生产；政治上阶级分化，酋长出现；宗教上已有东巴原始宗教的萌芽。
“地最广、兵最强，素为南诏忌”。
越析诏为时不长被南诏所中游流域；500多年间，在唐王朝、南诏、吐蕃三大强势的西族深沉坚韧、灵活机动的民族性格。
同时，纳西族的文化此滥觞。
发展时机。
在社会经济生产获得充分发展的同时，政治上分13世纪初，另一支北方游牧民族沿着当年纳西先民的迁徙路线翻山越岭，跋涉2000余里，跨囊渡江，突然出现在丽江境内，这就是历史上的“元跨革囊”。
云南民族文化资源宝库做出的贡献
云南民族文化资源宝库做出的贡献云南省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民族文化资源极为丰富且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构成了丰美而又无可替代的云南文化艺术宝库。
云南丰厚的文化积淀不仅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云南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基础。
伴随云南旅游业的发展和持续升温，文化产业日益显现出生机和活力，呈现出繁荣发展的生动景象。
其中旅游演艺产品的市场需求增长迅速，由此激发了旅游业与演艺业的良性互动发展。
新兴旅游演艺市场的起兴，已经成为云南文化产业中引人注目的新景观和新增长点。
无论走得多快多远，都不能忘了当初为何出发。
这是坚守，是使命。
云南文投集团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打上“担当”的烙印，积极推进院团改革，激活艺术家积极性，走市场化发展之路，推动云南文化产业发展，以划转的云南省属转企文艺院团为基础，组建成立了云南演艺集团、云南演艺股份公司、云南省杂技团公司、云南艺术剧院公司等6家子公司。
秉承“匠心精神”致力于演艺产品的开发，一方面不偏离传统，保持民族民间歌舞艺术的基本形态和特征，充分展示其古朴风格和丰富内涵；另一方面不脱离时代发展，聚焦大众的现代心理需求和审美要求。
产品的编创保持原有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民俗风情，突出产品的娱乐性、体验性及赏析性的特点。
先后打造的《吴哥的微笑》《梦幻腾冲》《云岭天籁》《聂耳之歌》《雨林童话》《皇帝的女儿》《奇幻森林》《飞象麦昆》等演出剧目和杂技节目，深受国内外观众好评。
文化产业与市场需求的相互整合，形成了文化与旅游市场的双赢格局，为云南文化旅游经济带来了一片新的绿洲。
云南文投集团旗下演艺板块先后成功承办了2018中尼跨国春晚、2019云南春晚，打造了《梦幻腾冲》旅游演艺项目、大型歌舞剧《阿佤人民再唱新歌》、2019德宏国际泼水狂欢节开幕晚会《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演艺板块业务实现年均商演超过3000场，年接待观众人数超过120万人次。
在华侨城集团“文化+旅游+城镇化”发展战略指引下，云南演艺集团积极践行“演艺+”的核心战略思想，坚持落实做优做强的基本原则，突出文化内涵，聚焦云南民族文化与旅游的高度融合，着力打造国内外精品文化演艺剧目，树立云南旅游演艺的“大品牌”，不断提升集团核心竞争力，助推云南文投集团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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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丽| 论蒙古族入滇的历史贡献2017-07-05 21:36摘要蒙古族是云南25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入居云南已有753年的历史，长期以来在与云南各民族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为多元民族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举凡云南行省的设立、土司制度的确定、儒学思想文化主流地位的确立和推广、多民族杂居格局的形成都与蒙古族入滇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蒙古族；云南；民族文化；发展；繁荣云南省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的一个缩影，除汉族外，有25个人口在5000以上的少数民族，是全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
蒙古族作为云南25个少数民族之一，是随着1253年忽必烈汗攻克大理而进入云南的，至今已有753年。
蒙古族入滇，对云南多元民族文化的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为实现合围四川、包抄南宋的战略，元宪宗蒙哥派皇弟忽必烈率领十万大军攻打大理国。
1253年，忽必烈渡过金沙江击灭大理国段氏政权。
次年，忽必烈班师北上，留大将兀良合台继续攻打未降诸部。
经过两年的征讨，在1256年，大理国主段兴智归降蒙古，并为蒙古征服云南出谋划策，蒙哥汗封段兴智为“摩诃罗嵯”（梵语，大王），令其代表朝廷全权管理大理地区事务。
兀良合台也被加封为大元帅，领银印，镇守云南。
在次第征服各民族地区之后，兀良合台在大理国行政区划的基础上，普遍设立万户、千户、百户等封建军事组织，加强对各地的军事控制。
1260年，忽必烈即位，仍以段氏统辖大理、鄯善地区。
经历了舍力威之乱以后，忽必烈感到有必要派宗王出镇云南，于是封第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统帅云南的军政事务。
但在地方握有实权的都元帅不能容忍云南王的节制，1271年，行六部尚书阔阔带和都元帅府元帅宝合丁合谋毒死了云南王忽哥赤，宝合丁自立为云南王。
平息了这场叛乱以后，忽必烈把滇东三十七部从大理诸部中分离出来，再分成南、北、中三路，各路设总管府，府设总管，由达鲁花赤（蒙古语，长官）总制。
1273年，为配合各地建立行省的需要，忽必烈派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到云南筹建云南行省。
1274年赛典赤来到云南，他团结协调各方力量，正式设立云南行省，逐步把军事体制下的万户府、千户府、百户府改为路、府、州、县，路设总管、府设知府、州设知州、县设县令。
官员仍由当地大小封建主或农奴主担任。
1275年，赛典赤上奏章，说云南境内未服的少数民族还很多，已降服的也经常反叛，请求设立宣慰司以兼并原来的大元帅府的职责，使宣慰司隶于行省，从而把行省置于最高的军政地位。
忽必烈批准了此事，设立了云南诸路宣慰司都元帅府。
《元史·百官志》载：“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其次则立为元帅府。
其在远服，又有招讨、安抚、宣抚等使……”[1]这一制度经过继任者、赛典赤之子纳速剌丁的改善，分裁了旧的大元帅的权力，最终取消了大元帅、都元帅等纠纠武夫的专制势力。
元代在云南先后设立的宣慰司有：1)大理、金齿等路，2)临安、广西、元江等处，3)平缅路，4)曲靖等路，5)乌撒、乌蒙等处，6)罗罗斯等处，7)亦奚不薛，8)八乙等处，9)银沙罗甸，10)邦牙等处。
这些宣慰司有的兼都元帅府事，有的兼领军民万户府事。
1276年，赛典赤将云南行省治所从大理移到了昆明，标志着行省的建制正式确定下来。
行省治所的变迁，显然是赛典赤借鉴了忽必烈在蒙古国推行汉法将都城南迁大都的成功之道，脱离作为地方政权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已冇五百年历史的大理古城，摆脱业已根深蒂固的白族文化圈的影响，加强行省对云南军政事务的领导权。
这一举措将昆明由南诏时的拓东城、大理时的鄯阐府变为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至马可波罗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游历云南时已成为“城大而名贵，工商甚众”[2]的都市。
此后昆明城一直作为云南的省会城市，作为汉文化的中心区，昆明城的发展壮大见证了云南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一员的历程。
在施政过程中，赛典赤采取了改善民族关系、发展社会生产的务实之策。
首先，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物。
《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罗槃甸（今元江）叛。
往征之，有忧色，从者问故，赛典赤曰：‘吾非忧出征也，忧汝曹冒锋镝，不幸以无辜而死；又忧汝曹劫虏平民，使不聊生；及民叛，则又从而征之耳。
’师至罗槃城，三日不降。
诸将请攻之，赛典赤不可，遣使理谕之，罗槃主曰：‘谨奉命。
’越三日,又不降。
诸将奋勇请进兵，赛典赤又不可。
俄而。
将卒有乘城进攻者，赛典赤大怒，遽鸣金止之。
召万户叱之曰：‘天子命我安抚云南，未尝命以杀戮也。
无主将命而擅攻，与军法当诛。
’……罗槃甸主（哈尼族）闻之曰：‘平章宽仁如此，吾拒命不祥。
’乃举国出降……由是西南夷翕然款附。
”其次，减轻人民负担，《南夷书》载，赛典赤与夷人约岁“亩输米二斗”，道远者可以牛、马或银折交，“夷大悦”。
第三，发展农业生产，奏授张立道为劝农使，综合治理滇池，疏浚海口，修理松花坝及六河堤坝，使滇池周围数十万亩良田受益。
元代还大规模地组织军民实行屯田。
据《元史》之《地理志》、《兵志》的屯田部分记载，军屯和民屯在今昆明、曲靖、楚雄、红河、大理、保山六个地区分别为4.52万余亩和22.62万余亩。
军户的已业田（即自耕农的私有田地）为34788亩，占军屯田土总数的76.8%；有民户已业田10.57万余亩、占民屯田土总数的47.5%。
说明屯田中个体农民所有制已占很大比重。
第四，发展教育，“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
[3]赛典赤治理云南6年，于至元十六年（1279) 年死于任上。
忽必烈要求“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
”[4]至元十七年（1280) 年，忽必烈起用赛典赤的儿子纳速剌丁为“云南行中书省右丞”。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升任平章政事，他继承赛典赤遗志，罢云南宣慰司和云南都元帅府，把军政大权集中于行省，禁止权势放高利贷和“没人口为奴”；听民伐木贸易；开云南驿路，“弛道路之禁，通民来往”[5],规定云南地方货币贝币与全国通用货币金、银的比价。
在手工业方面，对金、银实行专卖、专运。
元代云南全省金课占全国金课的三分之一以上，银课占全国的二分之一。
这一切都表明了元代云南行省社会生产的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云南行省的建立及其有效地行使军政权力，贯彻了元世祖忽必烈以汉法治汉地的战略决策。
虽然一直都有蒙古宗王出镇云南，但自忽哥赤之后就封藩不治藩，重在军事镇戍；行省官员则是秉承天子之命的封疆大吏，而非宗王的辅佐大臣。
这一战略决策的实施，确保了云南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行省，也奠定了多元民族文化繁荣兴旺的社会基础。
2土官土司制度的确立和推广，是云南民族文化多元发展和繁荣的制度保障。
由于云南各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滇池、洱海周围地区和主要交通路线沿线地区早在汉代就已形成了封建地主制经济，而在澜沧江、金沙江、怒江以西以南地区，直到1956年民主改革以前，还有众多民族处于封建领主制、奴隶制和父系家族公社时期。
面对不能直接派官设治推行封建统治的广大民族地区，宋以前的历代统治者都以羁縻的办法来管理各民族地区，尤其是唐代，形成了制度化的羁縻府州。
林超民教授总结了羁縻府州的四个特点：1)即其部落列置州县，以部落的活动范围作为行政区划的基础。
2)以蕃酋长为都督刺史，递相统率，皆得世袭。
3)居民不向国家直接缴纳赋税，户口不呈送户部。
由本部酋长首领向朝廷进献象征臣服的方物特产。
4)可以保留本部族的军队，但要服从朝廷的调遣。
同时指出，羁縻府州不是因少数民族的特殊风俗习惯而建立的，而是基于少数民族地区不同于内地的社会经济结构而建立的。
[6]这种委任各少数民族首领为官而不触动其社会政治制度和济形态的做法，使中央政权对地方实力派缺少统辖的权利。
所以自汉代一直到唐朝，在云南地区推行的郡县制收效甚微，以至于自三国至南诏、大理时期云南都独立于中原政权之外。
1253年忽必烈平大理国之后，面对云南地区众多而复杂的各民族，如何稳定在云南各民族中的统治便成为能否最后消灭南宋政权统一全国的关键问题。
因此忽必烈总结了历代对西南民族羁縻统治的经验，决定采取招抚政策。
1253年进军大理的途中，因丽江地区摩些首领麦良有首迎之功，封为察罕章管军民官，从征大理有功，又升为副元帅，赐虎符金牌。
[7]对于被俘的大理国主段兴智亦采取委以官号，令其为国出力的办法，《元史·信苴日传》：“乙卯（宪宗五年，1255年)，（段）兴智与其季父信苴福入谨，诏赐金符，使归国。
丙辰 (次年），献地图，请悉平诸部；并条奏治民、立赋之法。
宪宗大喜，赐兴智名摩诃罗嵯，命悉主诸蛮白爨等部，以信苴福领其军。
”1257年段兴智卒，其弟信苴日（段实）继任，“赐以虎符，诏领大理、鄯阐、威楚（楚雄）、统矢（姚安）、会川(会理）、建昌（西昌）、腾越（腾冲）等城，自各万户以下皆受其节制。
”[8]段氏成为云南最大的土官。
以后对其他能率部归附者，授以各种官职，如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等，使“官吏军民各从其俗，无失常业”。
分别招降了云南各民族，“招降临安、白衣、和泥分地城寨一百九所，威楚、金齿、落落分地城寨军民三万二千二百，秃老蛮、高州、筠连州等城寨十九所”。
[9]据统计，元代属云南行省的土司有“宣抚司四，军民总管府十二，安抚司三，路九，军民府十六，土知府知州九及其他蛮夷长官司。
”[10]这些土司机构前后有所变化，但土官（土司）制既是元朝的民族政策，也是边疆民族地区政权管理机构的定制。
元朝对土司的设置、任用、承袭、贡赋、义务、征调等都有具体的规定，具体方法有如下几项内容：第一，设立各种土司职务。
元朝土司官职大者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司诸职。
《元史·百宫志》载：“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
有边陲军旅之乡，则兼都元帅府。
其次则只为元帅府。
其在远服，又有招讨、安抚、宣抚等使，品秩品数，各有差等”。
第二，任用各民族中的豪酋为各级土司土官。
元朝比较广泛的任用南方民族的豪酋为土司土官，从寅慰使、宣抚使、安抚使、长官司到路、府、州、县的长官大多以各民族中的酋长担任。
第三，规定了土司的义务。
元朝对所任用的土司都规定必须向中央王朝尽义务，“南方旧有散毛峒，元朝天子早纳贡”。
贡赋包括朝贡和纳赋两项内容。
朝贡，按元朝对土司的要求，土司从归附之时起就必须按规定时间朝贡，有一年一次、两年一次或三年四年一次。
对朝贡的人数，元朝则加以限制，每次限定数人，最多也只数十人。
朝廷对贡物的品种、数量亦有定额，多以金、银、丹砂、雄黄、象、马、虎、豹、毡、刀等为贡，土司须按规定数额交纳，并令不得超过限额。
对于土司的朝贡，朝廷照例都给予优厚的赐予，赐物种类很多，数量可有增减。
此外，纳赋，是土司对元朝中央所尽义务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