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文化带：从农牧交错到民族融合
中国古代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中国古代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历史悠久，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在古代，中国的各个朝代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这些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古代的民族融合在古代，中国的民族分布比较复杂，主要有汉族、蒙古族、藏族、回族、苗族、朝鲜族等多种民族。
这些民族之间有着严格的文化界限和习俗差异，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并非一直都是对抗和敌对的。
汉族是中国主要的民族，也是历史上统治阶级的代表。
在古代，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经常有着互相借鉴和融合的现象。
例如唐代时期，随着中亚地区伊斯兰教的传入，汉族与回族之间开始出现了文化和宗教上的交流。
当时回族盛行的伊斯兰教传入了中国，影响了汉族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观念。
此外，回族与汉族在建筑、民俗、饮食等方面也互相借鉴，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与回族不同的是，蒙古族早期与汉族之间的关系并不友好。
元代时期，蒙古族建立了大元朝，开始对汉族进行统治和压迫。
但在后来的明清时期，蒙古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
随着中原地区政治的稳定，蒙古族开始逐渐融入汉族社会中。
在农牧交错的地带，汉族和蒙古族之间的婚姻和商贸往来也日益频繁，进一步促进了两族之间的融合。
二、古代的文化交流古代中国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不仅发生在不同民族之间，还发生在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
在汉朝时期，中国与希腊和罗马等西方国家之间开始进行了商贸往来，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两种文化开始相互影响。
例如希腊的著名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被传入中国，为中国的数学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助力。
中国的文化也通过丝绸之路被传至中亚、南亚和西亚等国家和地区。
在隋唐时期，随着与中亚地区的接触，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成为当时的主要宗教之一。
伊斯兰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融合，不仅体现在宗教信仰上，还体现在文学、艺术和建筑等方面。
例如唐代的《吐火罗版佛经》上和《宝鸡碑林》中，不仅有汉字，还混合了阿拉伯文、波斯文等文字，呈现出多样化的文化特征。
燕山_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_陈胜前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陈 胜 前(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长春 130012)目 次一 生态交错带适应的一般模式二 史前文化适应方式的转换三 环境格局的变化与适应变迁四 结语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是考古学研究上有特殊意义的地区。
其地处蒙古高原到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海河流域北部、滦河下游为其南区域,滦河上游、大小凌河、辽河上游地区为其北区域。
我国400毫米降水分界线即位于此,也是北方干旱区与半干旱-半湿润区的过渡地带。
就地貌来说,这个区域主要由黄土丘陵、黄土阶地和坡地组成,适合早期农业的发展〔1〕。
历史上这个区域是农牧业分界区,农牧业交错带,也是民族交汇融合的地带、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主要战场。
而追溯史前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这里又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区,苏秉琦先生称之为考古学文化上的辽西〔2〕。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处在一个生态交错带上,也就是温带森林与草原的交接地带。
生态交错带不仅对动植物具有特定的影响,同样,对于以依赖动植物为生的史前人类也有特殊的意义。
但这个生态交错带在时间进程中是波动的,它的变化与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是近来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内容〔3〕。
在这个意义上,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可以称为一个文化生态区。
远者可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组合的地域化特征明显加强,如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少可以区分出四种适应类型〔4〕;近者限定到先秦时期,此间燕〔1〕〔2〕〔3〕〔4〕陈胜前:《中国北方晚更新世人类的适应变迁与辐射》,《第四纪研究》2006年4期。
G.S helach,The earlies t Neolithic cu ltures of Northeast C hina:recent d iscoveries an d new p ers pectives on th ebeginning of agriculture,Journal of W orld P rehistory ,14:363-413,2000;王立新:《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考古学报》2004年3期;靳桂云:《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中全新世气候环境的演化及影响》,《考古学报》2004年4期。
董耀会：长城是农耕与游牧文化碰撞和融合的生命线
董耀会：长城是农耕与游牧⽂化碰撞和融合的⽣命线⾃从30年前开始接触长城，我就常想这样⼀个问题，如果历史上中国没有修建过长城，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如果历史上中国没有修建过长城，今天的中国⼈，还会是今天这个模样吗？我和很多⼈探讨过这个问题，答案可谓五花⼋门。
我们没有正确答案，但确信如真是那样的话，可能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了。
⽣活在这⽚⼟地上的⼈，也就不知道会是什么⼈种。
更不知道，那些⼈会长成什么模样，但肯定不会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样⼦。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因为谁都没有机会，去证实任何的假设。
还是让我们来认识长城的历史吧，这些认识不是假设，都有历史依据。
只是这本书的任务是向读者普及长城知识，所以就省略了历史⽂献的引⽤。
长城是农耕与游牧不同的族群，长时间在农牧交错地区拉锯式争夺⽣存空间的产物。
⾛在秦汉长城上，看到暗红⾊斑驳的⽼苔，⼈们会想到⾎的痕迹。
长城上留下了很多农耕与游牧民族⽂化与⽣命，碰撞后流出的鲜⾎。
当⽣活在长城两侧的民族，⼀⽅有实⼒让⾃⼰的个体性和集体性欲望膨胀起来，并且⽆限制地放纵这种占有的欲望，就会导致战争，就会引起⼤规模的流⾎。
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新⽯器时代，长城地区的原始农业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采集、渔猎等经济类型只是辅助⽣产⼿段。
约在距今3500～3000年左右，畜牧业才逐渐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
随着马具的⼴泛应⽤，骑马民族逐渐扩⼤其空间分布范围，最终形成了以畜牧业占主导地位的游牧经济类型。
农牧两种经济类型是什么时候分开的，⼜是怎么分开的？⼈类从采摘发展到种植，除碾磨器、磨制⽯斧的⼴泛使⽤之外，还需要⼀种可以打破采集渔猎社会⽣态平衡的推动⼒，才能使⼈类⾛向农作物种植的⽣产经济模式。
这个推动⼒可能是⼀种危机，如⽓候恶化⽽⽇益变得⼲旱，导致⼈们为获得⾷物和⽔，向⽇益缩减的⽔泉和绿洲周围凝聚。
被迫向⼩流河岸和渐趋⼲涸的泉源集中，就必须更加紧张地寻求⽣存之道。
动物和⼈就要成群结队，向逐渐变成沙漠地带中的孤⽴的绿洲⾛去。
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论纲）下.doc
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论纲）下五、北方长城地带内居民迁移的趋势北方长城地带的居民包含了羌、狄、山戎、貊等，这一地区之所以成为较一致的文化带，除因生业上的一致性外，还有文化上彼此交融的一面，而文化交融有一部份是由人群的转徙造成的。
夏代以来生态环境的变化是一个引发人群迁徙的长期起作用的因素。
据邵时雍、刘海坤对更新世晚期以来古生态地质环境分区特征的研究表明，从距今5000年到距今3000年的一个变化趋势是：河西走廊和内蒙古高原原属干旱温带草原、森林草原生态地质环境类型，而到距今3000年时，干旱荒漠草原高原盆地生态地质环境类型已东扩到内蒙古的二连浩特以东，浑善达克沙地以西，干旱温带草原、森林草原生态地质环境类型已东移到内蒙古高原的东部及其以东的一些地区[1]。
因此，河西走廊和内蒙古高原的原居民逐批转徙到更有利于生业的地区，是自然的事。
大的趋势除了向南，向东也是很重要的取向。
因为这里还有人文地理的影响。
像陕南、晋南等地早已人口稠密，北方长城地带的居民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程度上都较低，又没有占明势优势的武力，其转徙也就只能在童恩正所说的“新月形地带”[2]中进行。
本文第一节中已谈到，辽宁彰武平安堡高台山文化墓葬中的人骨标本属于的古华北类型，正表明北方长城地带的古代居民早有向东方迁徙的迹象。
从文化现象看，夏代是内蒙古中南部的文化成分向东方传布表现得比较明显的时期。
田广金、郭素新早已指出过朱开沟第一段遗存就存在的带纽圆腹陶罐以及朱开沟三期遗存的“蛇纹鬲”向东方传布的现象。
[3]后来李水城又就蛇纹鬲的问题作了详细的专题研究，他认为不能排除蛇纹的装饰手法起源于更西面的马厂、齐家陶罐之可能，但肯定了蛇纹鬲是从北方长城地带的中段向东段传布的[4]。
1991年韩嘉谷提出了北方长城地带的花边鬲问题，在考古界产生颇大的影响[5]。
该文认为，口沿饰附加堆纹的陶鬲最早见于朱家沟第一段遗存，时值龙山晚期。
廉洁长城综合卷答案
廉洁长城综合卷答案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历史上农耕文化对游牧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农耕文化发展较早，其体系也较为成熟和完整，对北方的游牧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农耕文化向长城地带各少数民族地区传播扩散的同时，各民族文化也在向中原汇聚，使得中原文化在发展中也吸了各民族文化的养分和智慧，而且衣、食、住、行无所不包，塑造了长城地带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样性。
据考证，从赵武灵王提倡胡服到清代的旗袍、马褂，古代中原民族上衣下裳、宽领褒袖的笨重服饰有了重大的转变。
伴随魏晋时期大批北方游牧民族从长城以北的东北地区或蒙古草原进入长城地带或其以南的中原腹地，“胡床”带入农耕地区并改变了中原民族席地而坐的习惯。
小麦、大麦以及磨面方法从西域和其他民族地区的传入，改变了中原汉族以五谷为饭的膳食种类。
家用畜力中的马，主要是从蒙古高原引入长城以南，汉代极为有名的汗血宝马传入中原方备受珍惜。
此外，在新疆阿拉沟、直儿沟等地西周至战国末期的墓葬中发现的骡子骨骼，经鉴定其最早应该是蒙古高原地区的游牧者培育出来的。
而在艺术文化方面诸如笛、琵琶、箜篌、胡琴等乐器以及音乐音律、歌舞杂技等自南北朝时传入中原后，对中原的戏剧、宋词、元曲均产生了极大影响；大同云岗等石窟艺术以及敦煌的璧画艺术等，都是长城地带各民族乃至世界艺术的汇聚。
民族融合出现、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构成、发展的过程。
不论是农业民族政权还是游牧民族政权，当他们主导中原后，自觉不自觉地都期望能统一中国，这种思想的构成就是长期以来民族融合最出色的也就是必然的趋势。
尤其就是游牧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想平衡人与自然发展就必须与农业民族的思想文化展开融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与汉民族切合，这正是农业民族与各民族不断融合最后构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关键过程。
虽然长城地带各民族的起源地域各有不同，但在几千年相互关系密切的过程中，通过交流与自学所展开的“民族融合”已不再就是直观的“汉化”或者“胡化”，而是更深层次的诸如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深度交融。
新时代,期刊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343CHINA PERIODICAL YEARBOOK（上）对于前来采访第二届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推荐活动（以下简称“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的记者，《中国新闻周刊》总编辑吕振亚都会先拿出几期这样的杂志——封面故事为《大外交》《雄安时代》《改革的海南命题》的《中国新闻周刊》。
这些是近年来吕振亚较为得意的作品，也是《中国新闻周刊》在承担对外宣传使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上的缩影。
一、紧跟时代 观照现实《中国新闻周刊》入选第二届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的《雄安时代》由11篇文字报道和1篇图片故事组成。
文章通过对雄安新区管委会、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以及多位规划专家的采访，首次对雄安新区成立的台前幕后、新区的近期部署和中远景规划进行详尽、权威解读。
“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国际大事，在大家普遍关心的选题上，选择好的角度切入，强化报道的可读性”，在吕振亚看来，这是《中国新闻周刊》主题宣传既获得主流认可，又赢得市场青睐的诀窍。
不仅是《雄安时代》，纵观获得推荐的17篇（组）文章，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和导向意识，几乎是每一篇入选文章的“必备武器”。
《瞭望》新闻周刊在“直挂云帆这五年”迎接十九大专栏报道中，刊发《永远为了人民的期待——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根本逻辑》的深度报道，用超万字的篇幅全面梳理、剖析和提炼了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这一根本逻辑内涵和思想体系演变。
《中国文艺评论》刊发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一文，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源出发，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的发展脉络，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帮新时代，期刊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赵新乐助读者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及思想内涵。
此外，《紫光阁》的“十九大报告解读”组文、《中国发展观察》的“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组文、《教学与研究》的《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文章，均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展开了全方位、多层次的阐释和解读，成为体现党的意志、宣传党的主张的重要舆论力量。
中国长城志｜总述
【精彩摘要】《中国长城志•总述》这是中国长城有史以来第一部大型志体著作，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关于中国长城的著述。
10卷，12册，2500万字，300余位学者，投资数千万, 前后十余载春秋。
《中国长城志》的横空出世，构筑了一道出版界的“文化长城”。
前无古人，绝世传承，其孕育、诞生过程不仅凝聚着数千人的十载心血，创作团队倾力打造时代精品的文化坚守与难能可贵的工匠精神，更是长城精神的时代注脚。
长城与中华民族融合中华文明是中华各民族在共同的生活中，长期融合、共同创建的文明。
在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相互冲突、相互竞争和相互影响，这期间，长城发挥了重要的调整作用。
苏秉琦曾经从考古学的视角将中国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中原是六大区系之一，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
这种观点“同以往在中华大一统观念指导下形成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周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中原地区影响下才得以发展的观点有所不同，从而对于在历史考古界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应该说是在这些不同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下发展成今天的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历史上经历了三个较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从炎黄到夏商周，再到秦统一中国，长城在这个时期产生并发展起来。
第二阶段是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的冲突与融合，形成了费孝通所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长城几乎伴随了这个历史阶段的全过程。
第三阶段是从1840年前后开始，中华文明面临来自西方的严峻挑战，长城的作用在这个历史阶段发生重大转变，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长城内外各民族及其政权，不论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处于地区性多元调整状态。
各民族在长城区域的碰撞与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实体的形成和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最早的地区性统一中心”“自公元前51年南匈奴归汉后，中原农业地区的华夏汉族与北方畜牧业地区的匈奴族的汇合，便是中华民族形成之始”。
【中国地理】西北地区——农牧交错带
·破坏生态环境、物种的栖息地，生物多样性下降
3.资源短缺问题 ·水资源紧张、矿产资源枯竭等
4.若是地下开采，还易造成 地表塌陷、地下水污染、瓦斯爆炸等
THE END
农牧交错带ຫໍສະໝຸດ 3.分析盐渍化集中分布在西辽河流域东部地区的原因。
• 东部地区地势低平，排水不畅，地下水位高； • 东部地区地势平坦，适宜耕作，灌溉农田使地下水
位较高； • 干旱时间长，蒸发旺盛，易使盐分上升至地表。
44°
西 辽河
陆高（米）
41° 119°
122°
河流 水域
材料2：农牧交错的沙漠化地区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 曾达到3.08‰,平均人口密度从10～15人/km2增加到40～60人/km2，高者可 达80人/km2。尽管进入80年代以后，北方沙漠化地区很少再有移民涌入,但 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口增加的速度并不见减缓,特别是在农牧交错区汉族和少 数民族混居的地区,由于国家对少数民族在计划生育上实行照顾政策等原因, 情况更是如此。图2为西辽河流域的1998年～2007年土地利用变化统计图。
供丰富原料。
材料1：内蒙古农牧交错带的地质地貌 、气候 、生物 、土壤等自然条件和 人文要素 ,尤其是土地利用方面 ,都表现出过渡性和波动性特点，使自然环 境有潜在的脆弱性，近几十年来人类活动方式的不稳定性导致了该地带上的 生态退化。西辽河流域是农牧交错带上土地退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其中风 蚀荒漠化主要分布在流域的中东部地区，水蚀荒漠化主要分布在南部和西部 地区，盐渍化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其余的地区盐渍化土壤有零星分布。图1 为西辽河流域地形图。
西北地区
农牧交错带
我要特别说说第三条线，四百毫 米降雨量分界线。这条线，让 “天”和“地”密切呼应起来。 高于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可以种 植农作物；低于四百毫米降雨量 的，是草原和沙漠，适合游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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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文化带：从农牧交错到民族融合作者：靳宝来源：《前线》2017年第07期北京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错地带，不同经济形态、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是这一地区历史发展的主线之一，而长城文化带又是这一地区民族融合的重要走廊。
地处华北平原北端的北京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错地带，不同经济形态、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是这一地区历史发展的主线之一，而长城文化带又是这一地区民族融合的重要走廊。
长城的修筑从华北、东北部范围来看，历史上有三次大的修筑长城，一个是燕秦时期，一个是北朝时期，再有就是明朝时期。
战国时期，燕国为了抵御匈奴侵扰，在设置北边五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的基础上，开始修筑长城，史称燕长城。
从目前考古调查来看，燕长城的基本走向为东西向，同时存在两条并行的长城，即燕南长城和燕北长城。
燕南长城又称易水长城，西起太行山东麓，东至子牙河西岸，主要分布在今河北省的易县、徐水、新安、文安等境内。
至于北长城，是燕国的主要长城，分布在今河北省的张家口、沽源、丰宁、围场等县市和内蒙古的多伦、赤峰、敖汉旗等旗县，以及辽宁省的阜新、抚顺、本溪等县市，全长约1000公里。
秦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在燕、赵、秦长城的基础上，重新修缮，连接成真正的万里长城。
据有关人员考察，北朝时期的北齐于天保年间（公元550～559年）修筑新线长城，始经行今北京地区，北周、隋唐时期曾不同程度的修缮利用过北齐长城，最后明朝又利用了大部分北齐长城的基础，进行大规模改建，形成并遗留下今天北京地区雄伟壮观的长城这一世界文化遗产。
现存的昌平北西岭古长城遗迹、延庆双界山古长城遗迹、密云古北口古长城遗迹、门头沟大村古长城遗迹、昌平白羊沟古城堡遗迹、密云司马台古长城遗迹，都是北朝长城的残留。
这类古长城虽只是简单的石垒城垣，墙体较矮，但依然蜿蜒傲立在现代文明之中。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北京长城，是明代长城的物质与文化传承。
明朝对于长城的修筑，无论从规模、数量、技术等方面来看，都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
当时虽然明朝建立了新政权，但残元势力一直威胁着新生政权的稳固和国家安全。
同时，明初与残元势力几次交战的失败，也使得明太祖放弃了彻底消灭残元军事力量的计划，而是以长城为防御堡垒实行另一种形式的国家安全战略。
于是明初就修筑了从燕山山脉到军都山脉之间的关隘。
永乐之后，又先后放弃了大宁卫、东胜卫，整个防御边线再次内缩，边防界限被迫南移数百里。
特别是“土木之变”后，长城的一些关隘和城堡遭到了严重破坏，代宗即位后，立即下诏修复沿边关隘。
至武宗、世宗朝，由于朝廷腐化，国力衰弱，使得朝野上下从心理上更加依赖长城这道坚固防御工事。
因此，明朝廷投入更大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修缮和加固长城，明长城全线相连，形成了完整的长城防御体系，也造就了后世一项非常宏伟的世界文化遗产。
长城的功能学术界长期以来对长城的功能有这样的基本认识：长城是以土、石、砖垒筑的连续性高城墙，是针对相对固定的作战对象，按照统一的战略，以人工筑城方式加强与改造既定的战场，而形成的一种绵亘万里，点阵结合，纵深梯次的巨型坚固设防体系，这是统治者为保卫自己国家安定和平的需要而修筑的最好的防御工事。
随着研究的深入，也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长城在历史上曾拥有的功能和发挥的作用，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下是有变化的，并非单一的军事防御工事。
以战国秦汉时期的长城为例，它的功能与作用就是多方面的，既有防御功能，也有开拓功能，同时还有隔离与融通功能。
主观上，中原王朝统治者修筑长城是希望它发挥隔离农耕文化区与游牧文化区的作用，而客观上却起到了联系与融通农耕文化区与游牧文化区的作用。
这样的认识，显得更有历史性和时代性。
在北京历史上，燕秦长城，对于整个北部边塞，确实起着军事防御的作用，但同时也有开疆拓土、文化经济对立与融通的功能。
进入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面对地方割据势力和诸多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南下的形势，修筑于蓟城附近的长城，成为各个军事力量的争夺基地，同时又是民族融合的一大走廊。
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发挥到极致，是在明朝。
但同样无法泯灭长城脚下不同文化、人群间的融合。
长城与民族融合在北京历史发展长河中，民族融合是一条主线，也是北京历史文化的一大特点。
长城文化带作为一条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融合的重要走廊，在北京历史文化形成与发展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是值得我们重视和深入思考的。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我们观察长城在民族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不能孤立地去看长城，必须把它置于长城南北经济、文化和民族格局这个整体之中，即把它作为一个长城带做总体考察，长城的地位与作用寓于长城带的地位与作用之中。
长城在设置起初，军事防御确实是其主要功能。
燕长城的设立，就是为了“拒胡”，即防御匈奴的侵扰。
长城文化带就是两种不同经济形态和文化生态的一种军事对峙与自然隔离。
西汉高祖时期，燕王卢绾就曾“居长城下”而躲避朝廷的讨伐，周勃等文臣武将“追至长城”，在无望的情况下，卢绾最终逃亡至匈奴。
可见，长城在军事力量争夺中的地位和作用。
武帝时期，韩安国屯兵渔阳（郡治在今北京怀柔区），目的也是“备胡”。
东汉初年迁徙上谷郡等吏民至居庸关以东地区，也是为了“避胡寇”。
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下令一百八十万人修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到恒州九百余里”，这是缘于突厥不断侵扰幽州而做出的战略选择。
北京地区现存的所謂北齐古长城，很可能就是这一战略的历史文化遗存。
不过，在客观上，长城文化带却起到了民族融合的走廊意义。
从地理形势来讲，幽燕地区自古以来就与少数民族相邻。
战国时期，“东北边胡”成为这一地区形胜的一大特点。
秦汉时期，匈奴、乌桓、鲜卑等民族，不断南下，在侵扰的同时，也加强了文化融合、经济交流，并逐渐形成了两大势力集团，即空前统一的多民族秦汉帝国和南接秦长城的统一的强大匈奴多民族政权。
这两大势力集团之间在长城带的民族融合，直到北周、隋唐时期才得以完成。
通胡市，双方进行贸易往来，已成为民族融合的主要形式。
中原政权为了加强军事防御，不断进行移民和屯田。
秦在修筑长城的同时，迁移数万农户前往北部边地居住屯戌，与原居民杂处。
两汉时期，更大规模地向长城移民，扩大了长城以南的民族融合。
移民和屯田，使得双方文化和经济交往成为一种常态，为长城文化带这一民族融合走廊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即使双方的军事争夺中，民众和物质资源的被掠，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民族交融。
原燕王臧荼，其儿子在父亲被灭之后逃往匈奴，直接促成了燕王卢绾联合匈奴反叛的历史事实。
燕王卢绾率领部下万余人降匈奴，这对双方的文化和经济融合起到了一定推进作用。
两汉时期，特别是东汉时期，乌桓主要分布在上谷、渔阳、广阳等沿边郡县的长城内外，与汉等民族杂处，参与汉末军阀割据战争，逐渐融入汉等民族之中。
鲜卑一族，更是吸收大量匈奴遗民，参与汉、匈奴、乌桓等民族的民族融合，历史上的拓跋、宇文等鲜卑各部都是這种融合的历史产物。
秦汉以来有利的民族融合形势，因汉末魏晋长期分裂和军阀割据战争而受到影响。
十六国北朝时期，幽燕地区正处于各族力量争夺的核心区域之一。
统治者强迫边地民族大量内迁，形成长城带民族又一次大流动、大融合。
鲜卑段氏、羯族石氏先后对幽州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之后鲜卑慕容氏建都于蓟城，即前燕政权，后再次统治幽州，即后燕政权。
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统一北方，对幽州蓟城进行经略。
北齐政权时期，契丹与突厥不断侵扰幽燕地区，但同时也促进了民族融合。
隋唐时期，大一统国家再次建立，北京继续成为东北的一个军事重镇，也是南北民族文化交流中心。
这一时期，东北及北方的突厥、契丹、室韦等民族不断内迁于幽州地区。
特别是契丹占据了幽州，并在幽州城设立陪都，即辽南京，为五京之一。
辽将大量契丹人迁往燕、云地区，大部融于当地居民之中。
后东北兴起的女真及所建立的金朝，灭辽，统治了幽燕地区，海陵王还把都城迁到了北京，即为金中都。
辽金时期，北京地区的民族融合更是成为当时历史文化的主流。
北京地区出土的辽金墓葬，特别是壁画墓，所反映出来的葬制和礼俗，印证了这一历史上的民族融合。
同时，辽金时期，也有大批汉族从长城以南迁往东北。
辽都城上京地区就有从幽燕等地迁来的汉族，金灭辽后，并没有占据燕京，而是大量迁徙燕蓟地区民众前往金人故地，留给宋人的只是一座空城。
这一时期，无论是契丹还是女真，都突破了长城防线，将长城内外融为一体。
辽南京是当时南北文化经济交流的一个中心，金中都则上升为北方地区的统治中心、文化经济交流中心，为北京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做好准备。
蒙古族及其所建立的元朝，满族及其所建立的清朝，在北京历史民族融合上不断向前推进。
元大都的建立，使得北京首次成为全国统治中心、文化中心，南北、中外民族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全面而深入。
无论从元大都的建筑风格，还是元大都的文化教育，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北京地区长城内外民族融合的繁荣气势。
入主中原建立清朝的又是一个东北民族，即女真人的后裔满族。
通过满蒙联合，满族统治者较早控制了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
同时，入关以后，特别是建立大清帝国后，清朝并不像以往历代朝廷修筑长城来加强防御和隔离，而是逐渐废除了这一屏障的军事防御功能，实行了更为广阔的民族融合政策，使得长城文化带真正成为南北民族文化交流的舞台和走廊。
通过尊重民族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略，清朝统治者在民族关系处理方面更加成功。
当时北京地区，已是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回族等各民族杂居、融合的中心地带，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最终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作者：靳宝，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责任编辑 / 金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