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审美性看“魏晋文学自觉”说
魏晋文学自觉之说的疑问
文学自觉之浅谈何谓文学自觉，从古代文学的概念简介上看，“文学自觉”指的是文学及文学创作主体意识到文学的独立性和价值性，自觉地对文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等进行探讨和认识，促进文学按其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
文学的自觉，最重要或者说是最终的还是表现在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
目前关于文学自觉的主流观点上，都认为文学自觉始于魏晋南北朝，从其文学背景上看，确实是有根有据的。
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
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
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内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相对于文学创作异常的繁荣，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论著，以及萧统《文选》、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
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兴盛是与文学的自觉联系在一起的。
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
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
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史记·孝武本纪》：“而上向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
”这里所说的文学显然是指学术。
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列；此外，还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代表了一般的认识。
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始于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其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如何理解魏晋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期
为 由于 社会 原 因 ，儒 家思 想 以不 复有 当年 的威 力 ，取 而代 之 的是 从 宇宙本 体 出发 ，探 求 本末 ，论 述人 生 、社会 、 自然 哲 理 的玄 学 。这种 既 不是 道 家亦 不少 儒 家 ，却 兼有 二 者 品质 的学 派对 魏 晋 时期 的文 学创 作 影响 巨 大。玄 学 的流行 ，使 追 求个 性 解 放 ，精 神 自由 蔚 然成 风 。文 人 志 士 开始 放 弃宗 教隶 属 的舒 服 ，摆 脱 官场 的 纠缠 ，非 汤 、武 而薄 周 、孔 。玄 学 中对 自然 的 热 爱 也 影 响 了那 个 时期 文人 的创 作 倾 向， 从 “建 安 七 子 ”到
学 的 政治 倾 向和社 会 的功 利 目的 性 ．强化 了文 学的 本体 性 和文 学 的 审美趋 向。 文学创 作开 始趋 于个性 化和 风格 多样化 。
（一）就诗 歌 而言 ，突 出 的特点 是 五 言诗 的 成 熟 和繁 荣 。五 言诗 最早 产生 于 民间 ，到了 汉代 已经 成为 一种 新 的诗 歌形式 ， 大量 存 于汉乐 府 中。五 言乐 府诗新 鲜 ，活 泼 ，深受 贵族 和一 般 文人 的喜 爱 ，但 是 由于 它来 源于 民 间 ，质 朴通 俗 ，又受 到正 派 文人 的鄙 视 。 因此 ，虽 然在 东汉末 年 ｍ现 了像 古 诗十 九首那 样 优 秀 的五 言诗 ，但总 的 来看 ，写 五言 诗 的人不 多 见。建 安时 期
(1)“魏晋文学自觉说”评介
视“文章”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最 早来自春秋时代鲁国大夫叔孙豹的“三不朽” （见《春秋左传集解· 襄公二十四年》）。司马 迁《报任安书》的“发愤著书”是对此的继承； 扬雄亦然，班固《扬雄传赞》：“（扬雄）实好 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二人所 求不朽并非专指论说文，亦包括诗赋。曹丕不但 没有超越反倒落后。曹丕言及不朽，所举例子是 文王、周公：“西伯幽而演《周易》，周旦显而 治礼。”
詹福瑞《从汉代人对屈原的批评看汉代文学的自 觉》：从汉人的屈原批评看，文学已渐趋独立， 文学观念也渐近自觉。
李炳海《黄钟大吕之音———古代辞赋的文本阐 释》：“辞赋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场变革， 这不仅因为它是一种新的文学尝试，更重要的它 是文学独立和自觉的标志。”
赵敏俐《“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的总结：
（二）“诗赋欲丽”观点不是曹丕原创。
追求华丽辞藻是汉赋写作的基本特征，“丽” 是汉文特有的审美要求。《西京杂记》中司马相 如：“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班固 《汉书· 艺文志》：“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 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汉宣帝：“辞赋大 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
总之，“文章不朽说”和“诗赋欲丽说”既 非曹丕首创，更无理论建树，却被铃木、鲁迅、 李泽厚等人吹捧抬高，是否因其身分特殊，人著 言重？
三、《典论· 论文》的本义与地位
（一）“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不是指 诗赋为代表的“文学”而是“文章”。 “文章”范围远甚“文学”。曹丕所列八种 文体，属于标准“文学”的诗赋排在最末，可见 他对“文学”的真实态度。在其眼中，真正不朽 者并非诗赋文学，而是论说文。对建安七子，他 不认为《七哀诗》、《登楼赋》的作者王粲会不 朽，却认为写《中论》的徐干将不朽。把这句话 看成对“文学”的重视，是对《典论· 论文》的某 种误读。
“文学自觉魏晋说”再探讨
“文学自觉魏晋说”再探讨首先，魏晋时期的文人具有对文学创作的自觉追求。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文人们深感时代的变幻和不安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人们通过文学创作来表达自己对时局的关切和思考。
他们深入反思自己的身份和角色，意识到自身的文学才能和责任。
例如王羲之认为：“书者有以记名姓者，有以发缛心思者。
”他将书写视为一种表达自己内心思想的方式，通过文字来传递情感和思考。
其次，魏晋时期的文人对文学的自觉追求体现在他们对文学形式和内容的探索。
他们意识到文学不仅是一种表达情感的工具，也是思想的载体。
因此，他们对文学形式进行了创新和改变。
例如陶渊明追求自然写实的文字表达，通过描绘自然景色、个体生活和人性的复杂性来表达自己的思考和观点；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以独特的写作手法和角度展现了对世态和人性的深入探究。
他们对文学内容进行了丰富多样的探索，关注社会伦理和道德，通过对历史、政治、人性等方面的思考来展现自己对时代的理解和反思。
而魏晋时期的文人的自觉追求还体现在对文学评价和创作规范的思考。
魏晋时期，文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文学创作需要一种标准和规范。
他们开始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和批判，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学批评标准。
例如陶渊明在《陶渊明集序》中提出了“公正、宽容、审美、理性”的文学四原则，要求文学作品既要有审美价值，又要有思想内涵。
这种对文学评价的追求，体现了魏晋时期文人对自己创作的自觉和自省，也促进了魏晋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总之，“文学自觉魏晋说”是一种对魏晋文学特点的观点，它认为魏晋时期的文人对自身的文学创作有一种自觉的认知和追求。
从对文学形式和内容的探索、对文学评价和创作规范的思考，以及对时代的关切和反思等方面来看，魏晋文人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上表现出一种独特的自觉和自省。
他们通过文学的表达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考，通过对文学形式和内容的创新来丰富文学的内涵和价值，通过对文学评价和创作规范的思考来推动文学的发展和进步。
浅论魏晋时期文学的自觉
浅论魏晋时期文学的自觉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使文人觉醒，此时的文学在形式上的特征是对形式美的强调。
文学的自觉主要表现在：对文学价值的重估、文学题材的大开阔、在创作上将文学与非文学区分开来，以及对语言的形式进行自觉的探索，对汉语这种语言的规律进行总结等方面。
标签：魏晋时期文学自觉1 什么是文学的自觉鲁迅先生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由此而提出“文学的自觉”是从魏晋时期开始的观点。
什么是“文学的自觉”呢？所谓“文学的自觉”应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学拜托经学“附庸”的地位而发展；二是按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进行创作。
“文学的自觉”是与人的自觉有深刻联系的。
人的自觉是“文学的自觉”所表现的深刻主题，而“文学的自觉”则是魏晋的自觉的表现形式。
“文学的自觉”是以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为先导的，如果没有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认识和肯定，没有尊重人的个性人格的观念的形成，就不可能有“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
2 社会动荡使文人觉醒从东汉末年起到东晋灭亡，在这两百多年中内祸外患接踵而来，战争使得人们流离失所，人口大大减少，土地荒废，在这种社会大动荡时期，人民的思想也发生了大的变化，传统的儒家大一统思想在这个时期，已不能作为维护封建社会的有效武器而存在，也不能满足人们思想的需要。
再加上此时的儒学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学了，因为汉武帝时期起来的儒学，虽然顶着孔子的招牌，但其学说的本质，已并非孔子的真面目。
儒学中加进去了许多阴阳五行的学说，因而那时的儒学，就带有了浓厚的方士之气，哲学也就成了迷信的宗教。
当时的帝王、权贵却极爱这种哲学，这种哲学成了他们的护身符，但这种哲学对平民老百姓却无丝毫有利和受用之处，因此当政治动荡、政权分崩离析之时，这样的儒学也就跟着衰亡了。
而在动荡之时，人们思想往往更需要一种寄托，无论是知识分子阶层还是平民阶级，都有酿成新信仰、新宗教的需求，老庄玄学、道佛宗教便应运而生了。
“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
“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一、概述“魏晋文学自觉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指的是在魏晋时期，文学开始从经史之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形成了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和审美意识。
这一说法自上世纪初由王国维等人提出以来，对于理解魏晋文学的独特价值和历史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研究的深入，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反思也逐渐兴起。
本文旨在通过对该说法的梳理和反思，重新审视魏晋文学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以期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
在具体反思过程中，本文将首先回顾“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提出背景及其主要内涵，分析其在学术史上的影响和意义。
通过考察魏晋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学创作实践以及文学理论批评等方面的情况，探讨“魏晋文学自觉说”的合理性和局限性。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尝试提出新的视角和方法，以重新审视魏晋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1. 简要介绍“魏晋文学自觉说”的历史背景和学术意义。
“魏晋文学自觉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指的是在魏晋时期（大约公元220年至04年2），文学创作开始表现出一种自觉性和独立性，与之前的文学形式相比，更加注重个体情感的表达和审美追求。
这一说法的历史背景与学术意义，不仅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也在于它为我们理解古代文人心态和文学创作动机提供了重要视角。
历史背景方面，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治动荡、社会变革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士人阶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和精神困惑，这种压力与困惑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形成了对个体情感、生命哲理的深刻思考。
同时，由于佛教、道教等思想的传入和融合，也为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灵感和视角。
学术意义方面，“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提出，对于我们理解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探究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它不仅揭示了魏晋时期文学创作的独特面貌，也为我们理解后世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通过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研究，我们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和创作动机，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的价值和魅力。
从文学审美性看“魏晋文学自觉”说
从文学审美性看“魏晋文学自觉”说从来没有一个关乎文学的定义获得学界的公认，一个在教科书中最为流行的定义是：文学是一门语言艺术。
但是何为艺术，又是一个让人说不清的概念。
但是无论艺术的边界多么难以划定，审美最为艺术的本性却得到了公认。
根据概念间的逻辑推演，我们可以从艺术的审美性推出文学的审美本性。
文学之为文学就在于它的审美性。
从这个点出发，考察文学是否进入自觉时代就有了三个方面的参照标准：一，文学的审美性有没有得到认识；二，有没有围绕审美性进行的文学创作；三，有无审美观照下的文学批评。
以这三个参照标准重新考察文学自觉这个问题，发现早在魏晋之前文学自觉就已存在。
标签：文学审美性；文学自觉；魏晋；汉赋一、什么是文学自觉“文学的自觉”说于20世纪20年代由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首次提出，之后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再次提及：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1]。
鲁迅的再次引用使“文学自觉”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极有分量的存在。
从逻辑关系看，在弄清楚什么是“文学自觉”前，笔者有必要提一下“什么是文学”。
从来没有一个关乎文学的定义获得学界的公认，因为每一个定义，都经不起一个同定义相悖的例证的反驳。
诸如“创造性的”或“想象性的”写作，表现性的语言组织，有系统的脱离日常话语的陌生化写作等等，凡此种种定义都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过于褊狭，要么过于宽泛。
文学的边界始终模糊不清，也一直在和各种文体纠缠不清杂交繁衍，以至于我们在企图认识一下什么是文学这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时，却感到无从下手。
我们先从词源学的角度对它进行一下考察。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形成于18世纪。
在中国，文学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中：“文学子游、子夏。
”《论语正义》中将其解释为“文章博学”，其义大抵相当于今之狭义“文化”。
“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
“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一、本文概述“魏晋文学自觉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它主张魏晋时期的文学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独立性，标志着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
这一理论自提出以来，对于理解魏晋文学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视野的拓宽，我们有必要对“魏晋文学自觉说”进行深入的反思，以更全面、准确地把握魏晋文学的真实面貌。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理论内涵、研究现状等多个方面对“魏晋文学自觉说”进行反思，以期推动对魏晋文学的更深入理解和研究。
二、魏晋文学自觉说的内涵“魏晋文学自觉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理论，其内涵丰富且深远。
它主张在魏晋时期，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开始形成独立的自觉意识，这是中国古代文学从混沌走向清晰、从自发走向自觉的重要标志。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魏晋时期的文学家们开始自觉地追求艺术的独立性和审美价值。
他们不再仅仅将文学视为经史之学的附庸，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注重表现个人的情感和思想。
这种自觉的创作意识使得魏晋文学在题材、风格、技巧等方面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创新性。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魏晋时期的文论家们开始自觉地建立起一套相对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
他们不仅关注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还深入探讨了文学的本质、功能、价值等问题。
这种自觉的批评意识使得魏晋文学批评具有了较高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深度，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魏晋时期的文学家们开始自觉地反思文学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关系。
他们不再仅仅将文学视为传达政治理念的工具，而是将其视为反映社会现实、塑造民族精神的重要手段。
这种自觉的社会意识使得魏晋文学具有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更加深刻的社会内涵。
“魏晋文学自觉说”的内涵包括了文学创作的自觉性、文学批评的自觉性和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自觉性三个方面。
这种自觉性不仅推动了魏晋文学的发展，也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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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审美性看“魏晋文学自觉”说摘要：从来没有一个关乎文学的定义获得学界的公认，一个在教科书中最为流行的定义是：文学是一门语言艺术。
但是何为艺术，又是一个让人说不清的概念。
但是无论艺术的边界多么难以划定，审美最为艺术的本性却得到了公认。
根据概念间的逻辑推演，我们可以从艺术的审美性推出文学的审美本性。
文学之为文学就在于它的审美性。
从这个点出发，考察文学是否进入自觉时代就有了三个方面的参照标准：一，文学的审美性有没有得到认识；二，有没有围绕审美性进行的文学创作；三，有无审美观照下的文学批评。
以这三个参照标准重新考察文学自觉这个问题，发现早在魏晋之前文学自觉就已存在。
关键词：文学审美性；文学自觉；魏晋；汉赋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8-0109-02一、什么是文学自觉“文学的自觉”说于20世纪20年代由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首次提出，之后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再次提及：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1]。
鲁迅的再次引用使“文学自觉”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极有分量的存在。
从逻辑关系看，在弄清楚什么是“文学自觉”前，笔者有必要提一下“什么是文学”。
从来没有一个关乎文学的定义获得学界的公认，因为每一个定义，都经不起一个同定义相悖的例证的反驳。
诸如“创造性的”或“想象性的”写作，表现性的语言组织，有系统的脱离日常话语的陌生化写作等等，凡此种种定义都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过于褊狭，要么过于宽泛。
文学的边界始终模糊不清，也一直在和各种文体纠缠不清杂交繁衍，以至于我们在企图认识一下什么是文学这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时，却感到无从下手。
我们先从词源学的角度对它进行一下考察。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形成于18世纪。
在中国，文学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中：“文学子游、子夏。
”《论语正义》中将其解释为“文章博学”，其义大抵相当于今之狭义“文化”。
率先看到文学独特性是南朝梁氏兄弟：梁昭明以“事出沉思，义归翰藻”者为文学，梁元帝《金楼子篇》“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这些说法都已比较接近今日之文学。
但是由于“经史子集”分类法长期以来的权威性，始终把文学宰割得支离破碎。
直到近代的王国维才做出来最富现代意识的关乎文学的说法：文学中有二元质焉：曰景，曰情。
……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
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足与于文学之事。
此其所以但为天才游戏之事业，而不能以他道劝者也[2]。
这完全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关乎文学的概念。
所以，汉语中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出现甚晚。
上述事实也说明“文学”是近代学科发展和文化交流的产物，而关于文学的定义一直处于变动之中。
一个在教科书中最为流行的定义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但是，在关乎什么是艺术的问题上我们又一次陷入困顿。
韦兹认为艺术是一个无法给以定义的开放性的概念，郝伯特·曼纽什则偏激地反对任何给艺术下定义的企图，认为对艺术的定义和艺术创造性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所以在无法确定艺术边界的时候，定义“文学”是一门语言艺术无疑是没有意义的。
不管是否严格存在艺术的边界，毫无疑问的是人们意识中一直都存在着艺术这个观念。
我认为艺术之所以一直存在于人类的意识中并伴随人类社会的始终，就是我们探讨艺术本性的出发点。
康德在论述艺术本质时提出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就已经从某个角度找到了答案。
我们去欣赏艺术品，可能带有不同的目的，比如学习的目的，宗教目的，甚至怀着纯粹生理欲念的目的……正如马大康先生在《生命的沉醉》一书中所说：艺术之为艺术，就在于他在所有种种有限的目的之外仍存在着某种“东西”，正是因为这“东西”吸引着你，使你即便不抱任何具体目的也乐于去欣赏。
一旦去掉这“东西”，他也就不再成其为艺术，而只能是工具，布道书和春宫图之类[3]。
这个“东西”就是艺术的“审美本性”，简称审美性。
那么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自然包含着审美性，而审美就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所在。
文学的其他一切目的，要建立在文学审美性的基础上。
所以审美性是文学成为自足存在的前提。
所以谈论文学自觉要以文学审美性作为理论起点。
文学自觉就是说文学自身的独立性被认识，并有对文学创作规律的研究。
从文学审美性出发，可以从三个方面看文学是否进入自觉时代：一，文学的审美性有没有得到认识；二，有没有围绕审美性进行的文学创作；三，有无审美观照下的文学批评。
笔者发现早在魏晋之前文学自觉就已存在。
二、破题·文学自觉时代非始于魏晋魏晋“文学自觉”说始于日人铃木虎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中的提法，后来由于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的再次提及，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极具分量的命题。
随后有大量的学者对“文学自觉”这个命题进行了不同的论证，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文学自觉时代始于魏晋。
为了批判文学自觉始于魏晋这一结论，先看这一结论的理论立脚点。
日人铃木虎雄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中是这样论述“文学自觉”的：通观自孔子以来直至汉末，基本上没有离开道德论的文学观，并且在这一段时期内进而形成只以对道德思想的鼓吹为手段来看文学的存在价值的倾向。
如果照此自然发展，那么到魏代以后，并不一定能够产生从文学自身看其存在价值的思想。
因此，我认为，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4]。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是这样论述文学自觉的：他（指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
所以曹丕诗赋做的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
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1]。
鲁迅以曹丕“诗赋不必寓教训”，作为魏晋文学自觉的史料支持，再结合铃木虎雄的观点，可以将其立论点归纳如下：一、魏之前，文学总是背负着道德说教的包袱，道德说教是文学的主要功能和价值；二、魏晋时期，文学自身作为自足存在的价值被发现；三、文学作为独立的认识客体后，才走向自觉时代。
要推翻他们的结论，只需把其立论点驳倒就可以了。
第一个立论点是一个循环论证的结果：文学自觉就是指对文学自身独立性的一种认识，而文学独立的前提就是对文学自身的审美观照，审美成为文学的本质。
现在再看第二个立论点，魏之前文学作品的审美性没有被发现吗？龚克昌在《汉赋——文学自觉的起点》一文中以翔实的资料，精密严谨的论证对汉赋的审美性进行了学术考察。
对汉赋中的浪漫主义手法，辞藻的华丽，文章的形式美都做了详细严谨的考证。
那么，魏之前的文学只是作为道德说教的工具，其审美价值没有被认识的观点便站不住脚了。
原来早在汉朝，文学的审美性就已经被发现和认识。
至此，文学自觉时代始于魏晋的理论建构便摇摇欲坠了。
三、立题·文学自觉时代始于汉现在让我们重新思考文学自觉说。
龚克昌先生在《汉赋——文学自觉的起点》一文中对于文学自觉起于汉赋做了深入的论证并提供了翔实的史料支持。
但是笔者尝试从另一个理论视角考察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问题。
首先，文学的审美性何时被认识。
先秦时期，《荀子·大略》：“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强调的是文学对人修身养性方面的作用，儒家认为“诗三百”犹“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作用，说的是文学的认识功能。
而在言辞方面主张内容为主，形式为内容服务。
墨家重视言辞辩论，法家则主张厉行法治，看重的是文学的社会功能。
道家主张“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将文学的实用性和审美性直接对立起来，认为美使人“失性”。
在汉代，尤其是在屈原那里，文学的审美性得以被发现并被激扬，屈原采用浪漫主义手法，比兴手法，以及华丽的辞藻，恣意的想象，各种植物的意象，将文学推向了美的极境。
汉人也对《楚辞》的审美性给予充分的认识和肯定。
由此可见，文学的审美性早在汉代已经被认识，这成为文学拥有独立存在意义的前提。
其次，围绕审美性进行的文学创作在何时显现。
汉人好赋，其中便含有审美欣赏的成分。
一个重要人物是汉宣帝，他说：“辞赋大者与占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熟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5]汉宣帝正面肯定了赋的审美愉悦作用。
经常命侍从之臣创作，并品第其高下。
鉴于汉宣帝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我们可以说汉时已经出现了围绕文学审美进行的创作和批评。
最后，我们来看汉有无从审美性出发的文学批评，就可以得出我们的结论。
在浩繁的史料中我们发现了一丝异彩就是司马相如。
《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儿百日而后成。
其友人盛览字长通，样柯名士，尝间以作赋。
相如日:‘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
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
”[6]司马相如的创作理论强调了辞采的华丽和音韵的和谐动听，强调了形象思维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
其本人，也在创作中践行着自己的理论。
这都是对文学审美性的关注和强调。
可见，在汉代已经存在那么一股力量，努力使文学摆脱政治婢女的身份，获得独立的地位。
汉赋重视艺术形式，并有意识地区别于历史、政论等其他文体形式，并力图改变其单纯的教化作用，赋予审美以极大的关注，审美在汉赋中占据了极大的分量。
通过以上考证和辨析，我们有理由认为文学自觉时代始于汉。
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汉赋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有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1]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j].北新，1927，(11).[2]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9.[3]马大康.生命的沉醉[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4：5.[4][日]铃木虎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j].艺文，1920.[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6]葛洪.西京杂记[m].北京:三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