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代小说的文化背景

概论第一节明代小说的文化背景从朱元璋在金陵应天府即皇帝位的1368年起，到1644年崇祯皇帝因李自成攻入北京而上吊煤山，明王朝历十七代帝王共277年时间。

不过把年代算得太清楚是有问题的，因为元明易代和明清易代都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不仅仅是政权易手、江山换主需要时间，如北元在塞外坚持约20年，还时常扰边，南明小朝廷在江南也坚持了约20年，至于人心的顺逆向背，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调整。

也许由元改明，恢复汉族封建政权，人心较容易收复，甚至作为人口主体的汉族人民还欢欣鼓舞，而由明改清，汉族朱姓江山又改姓满族爱新觉罗，就不那么容易了，甚至到了晚清，社会革命还常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

进而讨论文学的发展历史，讨论小说的变迁，僵硬地划分朝代就会碰到更多的麻烦，但为了方便醒目，本书还是分了上下二编，别为明清两大段落，这固然会简单化地处理一些问题，但明清两朝各自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对小说发展的影响，以及小说自身的演变情况，还是各有区别的，故其不当也没到一无是处的地步。

下面我们就着眼于小说的发展变迁与明代社会文化背景的关系，来作一番历时态的描述。

元明易代之际，社会动荡，风云变幻，战火硝烟中，一批有志文人对元末弊政及腐败社会，进行了充满政治雄心和富于思想智慧的反思与批判，并且气势恢弘地构思社会变革的政治蓝图，充满政治激情的写作，一时蔚为风气，刘基、宋濂不但积极地思想并大量写作，还投身于实际的政治斗争，辅佐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恢复了汉族封建政权对全国的统治，罗贯中、施耐庵等则在英雄崇拜的文化激情中，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这样的作品，塑造乱世英雄和绿林好汉的群像，表达“有志图王”的雄心1。

刚健的英雄主义精神里面，浸透着深沉的忧患意识，理想豪迈，结尾却转为令人扼腕的悲哀，于是元末明初的两部奇书，具有了深刻的文化蕴涵。

明初，汉族封建政权的重建，一时鼓舞了汉族民众的精神，传统文化和古典美学重新受到推崇，社会也获得了一种振作的力量，经济复苏，社会趋于安定。

但一到天下太平，统治者迅速开始巩固和完善专制制度，实行愚民统治，并对知识分子进行精神奴役。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借左丞相胡惟庸“谋反”案，大开杀戒，株连15000余人，罢中书省，废丞相制度，皇帝大权独揽，实现了高度集权专制，并辅以特务手段。

而在洪武元年（1368年）建国伊始，朱元璋即命开设学校，实行八股选仕的科举制度，并陆续开始乡试、会试、殿试，以功名富贵吸引读书士子，以“英雄入彀之术”，牢笼天下人才。

朱元璋还删《孟子》中有碍君权话语，下令禁止小民使用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秦、汉、晋等字取名，实行文化专制政策。

在最高统治者两手政策的控制下，士人的政治变革激情和社会忧患意识开始萎缩，逐渐陷入八股取仕制度的精神泥潭，英雄崇拜与阳刚美的追求为雍容典雅华丽文弱所取代，明初一度雄奇雅健的诗文作风，转为“台阁体”平庸浅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文字，曾经朴实本色的戏曲创作，变成了《五伦全备记》那样的伦理教条，小说创作更受到轻视和压制，成为一种低贱的“君子弗为”的文体。

于是文坛近百年滑落平庸，而小说则达百年间长时期地沉默，造成元末明初《三国》、《水浒》的高峰却接下来是近百年几乎空白的奇怪现象。

明初，朱元璋重农抑商，城市经济受到一定限制。

进入明中叶，抑商政策开始松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于是商业逐渐繁荣起来，城市经济成为主导，隆庆后海禁废除，海外贸易也开始发展，以商品集散为契机，一批商业都市涌现出来。

在这个背景下，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市民阶层广泛扩大，文人与商人的关系开始密切，商业对文艺的影响愈趋明显，进入市井的读书人和本来就出身市井的读书人，文学观念和文化意识发生变化，为市民受众创作符合市民受众知识状况与审美情趣的通俗文艺成为风气，市井商人走进文学作品成为作家的表现对象，以白话为媒体的通俗小说及民歌时调受到欢迎，加之印刷业发展很快，书商的谋利活动也客观上促进了商品化的通俗文艺的繁荣。

商业资本对文艺的投入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帮助了文人的文学艺术创作，使一批进步文人以职业作家艺人的身份专事创作，一批优秀的作品得以印刷出版，并迅速走遍千家万户，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使进步的思想得以传播，例如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正是在嘉靖、万历年间才被书商刊刻而广泛流传；但另一方面，书商射利之心及对市民群众低级艺术趣味的迎合，也诱使作家或主动或被动地胡编滥造，低级下流的色情文艺于是一定程度地泛滥成灾。

小说文化与商业文化的结盟，使小说文化既有了物质条件而得以繁荣发展，但又常常被玷污出卖而丧失自己独立的品格，这是一种矛盾而复杂的现象，不宜简单评价。

甚至就其涉性的方面来看，也有的属于下流，有的却是表达了开放进步的新观念。

过去强调书商影响通俗文艺和小说创作负效应的方面较多，看来需要重要论定。

明中叶以后，直到晚明，封建朝廷愈益腐朽，世风也深受影响，专制统治相对松懈，在商品经济繁荣、资本主义萌芽的背景下，思想文化领域活跃起来，一股进步的文化思潮开始涌动。

弘治、正德间，王守仁倡扬“心学”，提出“良知”之说，主张“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不敢以为是也”，冲击了程朱理学对思1王圻《稗史汇编》：“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

”想界的控制。

此后“王学”广泛影响读书人，并形成多个学派，其中“王学左派”（即泰州学派），经由王艮、罗汝芳、何心隐等人，再到李贽，越来越走向文化的叛逆。

李贽是中国十六世纪出现的一位文化伟人，是封建专制文化处于强化期时横空出世的一个“异端之尤”，他以大无畏的思想勇气，挑战历代封建统治者塑造起来的文化偶像，致力于精神世界文化生态平衡的恢复与重建，为市井细民、商贾、女性拓展生存空间，为进步学术乃至异端言论拓展思维空间，为性灵文学和市民文艺拓展审美空间，为文化人个性化地生存争取权利，总之，为新人物、新思想、新文艺登上历史舞台创造条件2。

在他的影响下，一批进步的小说家、戏剧家、散文家、诗人相互应合，推波助澜，酝酿出一个追求个性解脱和浪漫精神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人文思潮，徐文长、汤显祖、冯梦龙、凌濛初、公安三袁等，都是这个风气中的重要人物。

这个波澜宏阔的运动，极大地促进了文化、文学乃至文体的解放，白话小说作为通俗文学最重要的品种，获得了蓬勃发展的生机。

李贽、汤显祖、三袁、冯梦龙等人，通过序跋、评点、杂谈、书信、日记等各种写作方式，倾心呼唤俗文学，提高小说、戏曲的文体地位。

他们把《水浒》、《西厢》，与《庄子》、《离骚》、《史记》、《汉书》这些正统文坛已经奉为经典的诗文和史书相提并论，努力扫除通俗小说发展的障碍，开创了一片崭新的艺术时空，终于以《三国》、《水浒》、《西游》、《金瓶》、“三言二拍”等名著所代表的创作实绩，创造了以小说为“一代之文学”的文体新时代。

第二节明代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变明代小说的分类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

从语言媒体的角度，可以分为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从篇幅长度来看，又可以分为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明代的长篇小说一般都是白话小说，而短篇小说则有文白之分；而从题材、内容与创作方法来分，则可以分为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四种主要类型，而本书还把描写家将英雄的那一批作品独立出来，命名“家将小说”。

世情小说内部到明末也出现了一些分支。

要比较清晰地描述明代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变，分文言小说、白话短篇小说、白话长篇小说三条路线比较方便。

唐传奇的高峰以后，宋辽金元明文言小说的总态势是走下坡路，但明初文言小说中最具小说风采的传奇类小说一度恢复生机，出现了瞿佑的《剪灯新话》，并在其影响下产生了李昌祺的《剪灯馀话》、邵景詹的《觅灯因话》（合称“三灯”）、《花影集》等作品，但此后又冷落下去，直至明中叶以后思想界文化界文学界掀起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学浪漫思潮，才又稍微振作，出现了《九龠别集》、《情史类略》、《艳异编》等或创或编的传奇作品集。

此外尚有一些单篇杰作，如《中山狼传》等。

志怪小说也有成绩，明中叶以后，出现了祝允明的《志怪录》、《语怪四编》、陆粲的《庚巳编》、洪应明的《仙佛奇踪》等。

轶事类小说则以梅鼎祚《青泥莲花记》、陆奎章《香奁四友传》等比较有价值。

明代笑话丰收，江盈科的《雪涛谐史》、冯梦龙的《古今谭概》、《笑府》，成就都很高。

明代的文言小说，总体上成就不高，未能前与唐后与清相提并论，但其创作实绩不宜轻视，创作方法也有创新。

如以传奇笔法写志怪题材，实已开启《聊斋志异》“用传奇而以志怪”的先河；又如小说语言方面讲究诗词与散文的配合，骈散相间，追求文采，反映了文人雅士的审美情趣。

另外，明代文言小说为话本拟话本小说提供了很多故事的蓝本，很多作品被改成白话短篇小说，而且产生巨大影响。

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宋懋澄《九龠别集》中的《负情侬传》改编而成，《李将军错认舅，刘氏女诡从夫》，是《剪灯新话》中的《翠翠传》改编而成，《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妹病起续前缘》，是《剪灯新话》中的《金凤钗》改编而成，等等。

除了一些好的创作之外，明人对文言小说历史的清理和分类编纂，也是一个成绩。

而且编纂与创作共同为文言小说在清代的复兴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成就十分突出，达到这种文体的最佳状态，“三言二拍”成为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最重要的代表，冯梦龙和凌濛初也成为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最重要的作家。

在体制上，他们承继宋元说话艺人的传统，沿袭并规范了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常常入话加正话的结构模式，而故事的构思及所追求的审美效果，则是“常中出奇”。

在内容方面，白话短篇小说主要以市井细民的生活为反映对象，集合起来构成一幅连绵不绝的市井众生相，很多作品表达了进步的思想，反映了市民文化在生活观、婚姻观、性观念、价值观等方面对传统文化的渐渐疏离。

此外，这些作品还注意在反映光怪陆离的现实生活时，总结市民生活的经验教训，为市井细民提供生存智慧。

“三言二拍”先后刊刻于天启和崇祯年间（1624—1644年），随之出现的拟话本小说集还有《鼓掌绝尘》、《石点头》、《西湖二集》、《欢喜冤家》、《十二笑》、《幻影》（又名《三刻拍案》）、《鸳鸯针》、《笔獬豸》、《壶中天》、《一片情》、《九云梦》等。

风气所及，清初继续出现大量这类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清初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以豆棚下聚会轮流讲故事的方式串连作品，这种结构方式与外国古典名著《天方夜谭》、《十日谈》类似，在中国白话短篇小说史具有开创意义。

长篇小说的起点是历史。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厚历史意识的国家，史书在典籍的殿堂里占着重要的位置，而实录与传信是历史著作的基本要求，稗官野史虽有补于正史，但与正史的正统地位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所以，早期的长2参看拙文《论李贽对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空间的拓展》，及拙文《精神世界的文化生态平衡与李贽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前文载《李贽学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后文载《李贽论丛》，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