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孔子家语》有感五篇

读《孔子家语》有感五篇篇一家是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

家风正，则国风清。

在某种意义上说，国是宏观的家，家是微观的国。

家风、国风在本质上都具有社会性质，所不同的只是涵盖范围的大小。

中国自夏朝进入“家天下”的时代，国家政权开始在“一家一姓”之间传递。

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思想，又为中国人建立了一套实现个人价值的标准。

在此基础上，一个人的品行修养，一个家族的道德风尚就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人向来缺乏“国家”概念，只要文化上认同，具有汉民族的生活传统，都会被纳入中华民族的范围之中。

相对来说，中国人对“家”的概念却十分清晰。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限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的一圈而已”所以，“国”是由“家”的概念的不断扩充而产生的，“国”建立在“家”的基石之上。

周人先祖古公亶父为了躲避戎狄，逃到了岐山之下，因为他品行好，家风正，所居之地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最终建立周朝。

这是一个典型的“由家而国”的例子。

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国”的缺失，“家”的作用就更加突显，“家”因此也承担了很多本属于社会的职能。

家风不仅能对一个家族起作用，还可以间接影响到一国之风。

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治国”与“齐家”是一脉相承的。

家风正，就是一个家庭的价值观符合社会的核心价值。

政风清，就是一个国家的政风导向能够使社会长治久安，家庭和谐幸福。

家风正是政风清的基础，政风清是家风正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家风与政风是相互依存，内在统一的。

“家风”一词的内涵十分丰富，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家族的立世之本，既包括家训家规，处事原则，也包括家业传承、家族流源。

家风的形成不是朝夕之功，而是几代人不断努力得来的。

纵观历史，许多杰出人物都能找到家族对他的影响，家风就是这样由家到国，由点到面，渐次影响到整个社会。

司马迁撰写《史记》，和他家族世世代代为“史官”的传统是分不开的。

苏洵、苏轼、苏辙同列唐宋八大家，也是苏家诗书绍续的结果。

农人之子恒为农，商人之子恒为商，说的也是这种家业传承的关系。

家风通过家业传承的方式，对各行各业不断整齐之，教化之，使其符合社会政治的需要，以此达到对社会正本清源的目的。

古人的品德教育多来源于家庭，费孝通称之为“长老统治”。

家庭教育成为培养社会人才的重要渠道。

古代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传统，这是儒家以孝治天下的反映。

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选官制度，其核心就是根据个人的品行操守、门第家风来选择社会管理人才。

由此而形成的门阀制度，更是把家族的作用推到了历史的顶峰。

家风是否端正，不仅是一个家族的立世态度，更决定了一个家族的前途命运。

作为古代社会的统治者，其家风对国家的影响就更为直接。

西晋时期的八王之乱，就是司马家族为了争权夺利，在家族成员之间互相倾轧，直接导致了西晋的灭亡。

南齐萧氏家族，也是在家族内部争斗中灭亡了南齐。

西晋、南齐覆灭的原因很多，但家族不睦、家风不正必是一个重要原因。

相反，东晋王氏家族，靠着家族力量支撑起偏安于江南的东晋王朝，三国孙吴政权也因得到顾、陆、朱、张四大家族的支持，才能稳居江东。

历史上的“名门望族”在家族发展的过程中，必定会形成包括家风在内的精神特质，而这些精神特质反过来又促进了家族的凝聚力，使之不断壮大。

由家族产生的杰出人物一旦进入统治集团，家风在他们身上所发挥的作用就更大，影响力就更强，家风不再是一家一族之事，而成了天下事。

儒家特别注重贵族阶层的道德教化作用。

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大学》中讲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都把社会政风、政德教育看作是上层社会引领和主导的。

家风，特别是在执政者那里具有了社会性质。

宋明时期，民间家族祠堂之风逐渐兴起，家族祠堂作为家族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有着严格的祭拜制度。

随着家族的发展，人数的不断扩大，祠堂教育具有了社会教化的功能，很多家族祠堂所记家训族规的内容，不仅仅局限在一家范围之内，已经上升到了国家社会的高度，家风、国风的界限在祠堂之中已经十分模糊。

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家国同构”的特质，家风和国风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以产业合作为基础的各种社会组织不断发展，家庭的作用有所降低，但家风对政风的影响依旧不可低估。

特别是很多领导干部，家风不正，对家庭成员的要求不严，不但祸及全家，而且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地负面影响。

清政风，要从正家风入手，从日常行为入手，坚持身教重于言教，注重家庭教育对个人的塑造作用，使一家之风始终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才能推动社会风气的不断向善、向好。

篇二整理录音的时候把原文拿出来再看了一遍，有三处地方对我很有帮助。

第一处，鲁国人如果赎回了在别国做奴隶的鲁国人，就可以去政府报销花掉的赎金。

而子贡有钱，赎人后并不去报销，孔老夫子说他做的不对。

原因是，子贡的这个做法让其他老百姓无法效仿，别人赎人后去报销了，反而落得不廉。

表明上看子贡花了自己的银子，做了善事，但是再跳脱出来看，这种做法曲高寡和，不能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因此孔子说他的这个举动不善。

师父说，善与不善，区别是很微妙的。

于是我回看自己，平日里的举动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我有没有在团队中起高调？我有没有做这种看起来很好，却让别人内心有点尴尬却说不出来的事情？我有没有一些自视清高，暗藏优越感的举动？我好像能品味出一点处世当中，那微妙的“精准”。

这些问题还没有答案，大约以后行事，都会考虑到这一点吧。

第二处是，子路问孔子关于治蒲的问题，孔子针对四种不同的人都给予了应对之策。

这四个方面让我清晰了，应对不同的人应该用不同的方式，而这方式看上去不同，其实根本是“反求诸己”。

我记得一位培训老师说过，作为老师，你要经常做这样的反省，反省自己要怎么做，才能调整孩子身上出现的偏差行为。

我一直牢记这句话，是因为我不是很理解。

现在再看，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可以调整我自己的态度，我不能被一些行为带出的情绪所左右，无论对方出现何种“状况”，无论这个孩子多么调皮，我若都能以“仁爱、宽厚”去面对，那问题也许会迎刃而解。

我想到平日了和人相处，心中时不时会冒出去那句“以牙还牙”，往往是对方对我喊，我也喊回去，哼！你不仁，休怪我不义！大多数和老公是这样的。

别人还差点，因为事不至此，也有所收敛。

这不就是跟着情绪走，“丢失了自己”吗！这一点，在平日带班的过程中，也是个很好的提醒。

还有第三处，就是“恕”。

孔老夫子用“什么是不恕”，来告诉我们何为“恕”。

三个恕道的根本就是“先做好自己”。

你想让别人怎么样，你自己就先做到。

我想让孩子早起，喜欢上读书，那我就早起，读书；我想让孩子以后孝顺我，现在在他小的时候，我就让他看到我如何孝顺我的父母；我想和爱人相敬如宾，那我先敬他；我想让别人倒杯水给我，那我先倒杯水给他。

总之，“修自己”就是捷径。

以上的这些，并不是说立刻就解决我生活中的某个问题，而是让我多了一些反思，以前容易被略过的地方，现在我看清点了，以前困惑的地方，顺着这个方向，也许会减少困惑。

我想，修身绝对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会立竿见影，而是一直都走在路上。

好吧，一切还是回归到自己身上，“我若安好，便是晴天”，您说呢？篇三《孔子家语》基本上是一部以孔子为中心的古代传说汇集，与《礼记》中的某些材料相同，《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二十七卷”，颜师古表示怀疑，注云：“非今所有《家语》”。

宋人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说：“《家语》四十四篇，虽孔安国撰次，按后序，实孔氏诸弟子旧所集录，与《论语》《孝经》并时，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名曰《孔子家语》。

”又说：“《家语》汉初已流布人间，又经孔安国撰定。

”但后代学者对其真伪却产生了怀疑，认为是王肃的伪作。

有的出版社就认定：该书系三国时王肃书目及《论语》、《左传》、《国语》、《荀子》、《大小戴礼记》等书资料集合而成。

王肃伪造此书，意在为《圣证论》提供根据以攻击郑玄之学。

如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云：“《家语》只是王肃编古录杂记。

其书虽多疵，却非肃所作。

”指出王肃有所依傍，并非凭空伪作。

到了清代中叶，孙志祖作《家语疏证》，范家相作《家语证伪》，逐篇逐章寻出作伪依据，并指出其割裂改窜的痕迹，似乎《孔子家语》是伪书这一桩公案就此判定了。

顾颉刚对清人王柏所言“今之《家语》……意王肃杂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之绪余，混乱精粗，割裂前后，织而成之，托以安国之名”十分赞同，认为“绝对正确”，并说：“故今之《家语》，大部分为编辑，小部分是创作。

”又说：“《孔子家语》不但是一部伪书，而且是一部杂凑书。

”实际的情况是，王肃获得了一个早期的本子，然后为了迎合他与对手的论辩，加入了自己的阐释。

即便如此，《孔子家语》的编纂要追溯到更古老的传统。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竹简6000余枚，内容有《诗经》、《苍颉篇》等佚籍，都是现存最早的古本，同时出土的木牍文书中，许多语句在今本《孔子家语》中可以见到。

李学勤据此认为：“早在汉初确已有《家语》的原型，《史记》世家、列传很可能参考过此书。

刘向编集《说苑》，也收录了其中文字。

王肃作解的今本《家语》，大约就是在简本的基础上经过几次扩充编纂形成的。

”胡平生也根据阜阳汉墓木牍和《说苑》简的材料讨论了《家语》的真伪及成书年代，结论为：（1）从汉初就流传着一批记录孔子及门弟子言行和诸国故事的简书，这批简书应当就是后来编纂《孔子家语》、《说苑》、《新序》等书的基本素材。

（2）从汉文帝时汝阴侯墓简牍所见专记孔子言行的篇章，可以看到汉初孔子学说的发展与传播。

《家语》的编纂，正是儒术发达以及孔子受到重视的产物，旧说孔安国编纂《家语》并作序，应当是可信的。

（3）长期以来，今本《家语》被认为是王肃伪作，细审各家所举“罪证”，按现在所知道的古籍编纂与整理的知识加以考察，证据并不充分。

关于《家语》在流传过程中，有亡佚、改易、增益等各种情形，皆属传世古籍所遭遇的普遍问题，不能据此论定其为伪书。

这样就澄清了过去以为《孔子家语》是王肃作伪的说法，对于研究西汉初年的学术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阜阳双古堆和定县八角廊汉简与今本比较，一简一繁，说明今本在竹简本的基础上有所增广补辑，这是古书在流传过程中经常有的现象。

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增广补辑部分将其视为伪作，也就是说，不能因其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否定《孔子家语》一书本身的价值。

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买了一批战国楚竹书，其中《孔子诗论》中有孔子对《诗·召南·甘棠》的解说，将之与《孔子家语》相比较，两者基本接近，因此朱渊清确信：“《孔子诗论》是孔门弟子所记孔子《诗》说，《孔子家语》则很可能就是在《孔子诗论》之类原始本子的基础上钞撮编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