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理工 中西文化交流史
中西文化交流的开端
了解文化交流历史的意义：
中外交流是文化繁荣、历史进步和社会文明的需要。了解这段历史有助于克服自卑、自傲：每一特定人群的主体意识都具有局限性；了解他人、尊重事实、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文明的勃发’ 源于交流、兴于冲突！
中国文化处处彰显着交流的历史：
中国文化从发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一种多元融合与交汇的态势，而并非单因子文化；中国文化发展到今天，更是多元融合与交汇的结果，直到现在还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
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总是相互的，双向的，相互影响的.中国文化在发展中吸纳了多元文化的成分，别具一种厚度、强度和融化力。
“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中”“西”“文化”概念
“西”=中国人心目中的异域文化
“文化”可以理解为：
(1)广义:人类从长期经验中所创造的共同生活方式,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内容
(2)狭义:指学术思想等精神层面的活动及其成就
“中”=“中华文化”= 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
中国文化的起源
西来说：瑞典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创始人安特生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华北，气候适宜必有人类的栖息，所以没有发现是因为华北原有的文化是渔猎文化，迁徙频繁，少有定居。在新石器时代文化晚期，以彩陶和尖底瓶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进入华北，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怀疑说：顾颉刚对传统的古史系统作出了如下概括：这种传说系统是层累地造成的。所谓层累地造成，是指，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越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中原说：黄河文化起源：黄河边有星罗棋布般的各具地域特色的多个文化中心，大致可分为北方文化、南方文化、长城沿线文化、西北文化、东北文化等五部分。南北文化的过渡带与东西文化过渡带的交汇区，如同一个大大的十字，形成了我国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地带，这便是今日之西安——洛阳——开封一带的史前文化区，也就是黄河流域的文明发祥地。
三星堆遗址
长江上游地区三星堆遗址所出规模宏大的铜器物群，表明三星堆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三星堆文化的农业有了更大的发展。生产工具数量增加，种类也有所增多。锄形器出现，表明了当时已进入锄耕农业阶段。成堆的兽骨和大量和陶塑铜制动物，表现出畜牧业发展很快。众多铜制陶质酒器的出土，既反映了酿酒业的发展，也表明粮食有了剩余。多种形制纺轮的出土，说明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青铜大立人像身着的长襟“燕尾”服饰，显示了当时缝纫和刺绣织锦技艺之高超水平。
三星堆遗址还出土数量众多的海贝、铜贝和玉石璧瑗说明商品交换、货币经济已经出现。
三星堆遗址东、南、西三面为人工夯筑城垣，北面以鸭子河作天然屏障而形成的面积达3.5平方公里的大型古城，古城南宽北窄呈梯形状。东城墙由主城墙、内城墙和外城墙三部分组成。城内发现大量的建筑遗迹，已发掘房屋40多间。有面积仅10平方米的平民小房，也有面积超过60平方米。最大的一间进深8.7米，面阔23米，面积达200平方米，且数间相连，并具有木构梁架的大型宫殿式建筑。房址间有散水设施和引水出城的沟渠。这表明它是上层统治者集团活动的处所。
这时的三星堆已是一个规模宏大，功能设施齐备，具有了国都性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雏形期：炎黄——夏商周
形成时期：春秋战国
发展期：秦汉——鸦片战争
转型期：自鸦片战争至今自从十七世纪开始，《易经》也被介绍到西方。
西方文化
习惯上，学者将古希腊文明视为西方文化的源头。
古代希腊罗马文明、日耳曼精神、基督教文明三条支流互相影响、互相融合发展成了现代西方文明。
希腊的哲学、罗马的法律、基督教的道德的结合。
爱琴文化
所谓爱琴文化是指爱琴海区域公元前3000后半期—公元前12世纪出现的青铜文化。克里特和迈锡尼是爱琴文化的两大中心，是目前已知的欧洲古文明的渊源。
爱琴文化的特点：爱琴文化还没有形成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王权也没有东方强大，所以受宗教和王权的束缚较小，支配自然和人间的主要是人类自身需要，生产和生活方式开放，人们更深刻的了解自然，有更开阔的眼界。
古希腊文明
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来自小亚细亚的移民进入希腊，为希腊带来了新石器时期的耕作技术。
公元前2600年前后，希腊地区的人们学会了铸造铜器。公元前2000年，即青铜时代中期，有一个印欧人种的分支来到这里，他们被人类学家称为“爱奥尼亚人（Ioniens）”，是最早的希腊人。
公元前16—13世纪（青铜时期晚期）希腊进入了迈锡尼（Mycenes）时期。迈锡尼的城墙高大坚固，他们的墓葬非常豪华。在荷马史诗中，荷马常用“多金的”、“黄金的”词语来描写迈锡尼的富有与辉煌。
公元前1230—1220年，希腊发生了特洛伊战争。
公元前8-6世纪史称古希腊历史的“大移民时代”
公元前6-4世纪是古希腊世界的全盛时期，称为“民主时代”。这段时期。这一时代，各城邦都得到繁荣的发展，而地处海湾、交通便利的雅典在工商业方面日益发达，并建立了奴隶主民主制。在雅典，国家不设国王，最高权力机构是全体公民大会，大会由公民抽签产生，共同对国家事务进行商议。
公元前5-4世纪，古希腊文明到达鼎盛时期，其在政治、民主、文学、哲学、历史、数学、地理等领域产生了无数辉煌的成果，塑造了后世欧洲人的知识体系和世界观，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整个希腊，并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将希腊文明传播至东方，希腊文明的中心也逐渐由雅典迁移至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史称希腊化时代。
公元400年之后，住在北方边界处的日耳曼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被毁灭。
公元3-4世纪，基督教基本统治了西方人的精神世界。
希腊三贤
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希腊三贤”。
苏格拉底出生于雅典，被后人广泛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
柏拉图写下了许多哲学的对话录，并且在雅典创办了知名的柏拉图学院。
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学院生活了20多年，在许多领域都留下广泛著作，包括了物理学、形而上学、诗歌、生物学、动物学、逻辑学、政治、政府、以及伦理学
古希腊文化
古希腊文化最主要的包括了古希腊战争、古希腊艺术和古希腊神话。
古希腊神话是原始氏族社会的精神产物，是古希腊人集体创造的，也是西方世界最早的文学形式。
它在希腊原始初民长期口口相传的基础上形成基本规模，后在荷马、赫西俄德等人的作品中得到充分反映。
希腊神话中的神像人一样，有情欲，有善恶，有计谋，互有血缘关系，都是人格化了的形象。
古希腊艺术：
建筑、瓶画、雕塑
《掷铁饼者》《马尔西亚与雅典娜》《米洛斯的阿芙洛狄特》
神人同性”，以人为本；表达人类的美好理想；希腊艺术属于全人类。
古代希腊为西方文化奠定了两个基础——理性成分、浪漫成分。
对希腊的崇拜主要是对希腊文化的崇拜，崇拜希腊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古罗马文化
罗马留给后人是孟德斯鸠所说：“法的精神”
罗马法通常是指通行于整个古代罗马世界的法律。它是世界各国法律中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善，而且对后世影响最广泛的法律。
罗马留给后人最多的是实物，如公共建设、民用建设。
古罗马城市拥有豪华市场和淋浴设施，从山间溪流或山泉引水的自来水管，排污水渠，长距离道路网，高度发展的手工业，城市和农村有供暖设施的住房，园艺、栽培技术，如葡萄种植法
日耳曼语中军事、采石技术、建筑、园艺、贸易和交通等领域的许多词汇都可溯源于罗马语。
日耳曼文化
日耳曼人是一些语言、文化和习俗相近的民族（部落社会）的总称。前2千年到约4世纪生活在欧洲北部和中部。日尔曼人普遍金发碧眼，身材高大。北欧日耳曼人被看作是最纯种的日耳曼人。
民族大迁徙后从日耳曼人中演化出斯堪的纳维亚民族、英格兰人、弗里斯兰人和德意志人、荷兰人、瑞士的德意志人、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南非的许多白人。
4到7世纪间，匈人（Huns）入侵欧洲大陆，触发一连串民族迁徙运动；这段约四百年的时期，称为“民族大迁徙时期”（The Migration Period）。
无论匈人来源为何，因其入侵欧洲，包括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伦巴底人、法兰克人和其他日尔曼及斯拉夫等“蛮族”（由自诩文明进步的罗马人角度而言）被迫西迁，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这在欧洲历史上称为“蛮族入侵”（The Barbarian Invasions）。
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前，居住在罗马帝国边境以外的势力强大的日耳曼诸民族中，没有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但在476年以前即已进入帝国各行省的日耳曼人，则在30、40年之内就皈依基督教了。
基督信仰是西方文明的基础。
轴心时代(Axis Time)及其特点: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中国的东周/春秋战国前770-前256），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孟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生活。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它们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
主体意识的局限性：
每一特定人群的主体意识都具有局限性，这可在如下几种观点中得到验证：华夏的“天下中国观”：-- “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古希腊的“非希腊他者观” –类波斯人；古罗马的“世界中心论” – All Roads lead to Rome
古希腊文本中的他者观“中西的对立”
西方对于东方认识的‘谱系’：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荷马史诗、维吉尔的作品、希罗多德的《历史》等出现了东西方决战的想像。
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关于东方人的资料文件（以希波战争的悲剧为背景，barbarian是希腊想像东方的他者形象,渐具贬义：野蛮人，原始人；异邦人；粗野的人；无教养的人）
类波斯人（波斯以及其他非希腊人）希罗多德的《历史》沿着东西方对立的模式，非希腊人都是蛮族人，即希腊与非希腊构成一种模式。其中埃及人也被归结到类波斯人里面了。
罗马：世界中心论
在古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帝国的公民都认为只有罗马才是世界的中心。其实罗马原来意大利的一个小城邦。公元前3世纪罗马统一了整个亚平宁半岛。公元前1世纪，罗马城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古罗马帝国与大汉帝国的交往
中国与罗马相隔万里，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的条件下，相互之间的了解和认识必然受到许多局限，还会有不少错误的地方。
拂菻，又作蒲林，是中国古代对东罗马帝国的称呼。这个名字来自拜占庭人对拜占庭的称呼“城”（Polin），是音译。到东汉前期，中国与罗马帝国还未有直接交往，但各自都流传着对方许多生动有趣的风土人情方面的故事。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即丝绸之国的意思。
古罗马继承古希腊的文化，对中国有一种带有想象性质的的认识:
古希腊著名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约公元前58—公元21年）约在公元前20年移居罗马，他写的《地理志》一书多处提到了赛里斯人：大夏国王们始终不断地把自己的领地向赛里斯和富伊人的地区扩张。……也是出于同一原因（气候的酷热），在某些树枝上生长出了羊毛。尼亚格说，人们可以利用这种羊毛纺成漂亮而纤细的织物，马其顿人用来制造座垫和马鞍。公元一世纪的罗马诗人鲁康（Lucan）在他写的史诗《法尔萨利》中写到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穿的丝绸服装：这种罗襦是用赛里斯人的机杼织成，并用尼罗河畔的织针编出粗大透亮的网眼。
华夏：
汉族于先秦时自称华夏/华夏族，从汉朝开始逐渐以汉族代替了诸夏、华夏等旧称。
华夏人群以炎帝族和黄帝族为主体，两族最初居住在河南，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们在涿zhuō鹿之战中打败了东夷的九黎族首领蚩尤，势力扩大至今日的山东境内。公元前2100～前770年黄河中下游黄帝的后裔先后建立了夏朝、商朝、周朝，经过夏商周三代的民族融合，华夏族正式形成了。
华夏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
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群雄割据的局面。华北文化从华族与夏族融合成为一个民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渐形成同一种文化。“诸夏”就是华夏的复数。
汉语书写系统、夏历、礼乐制度。华夏文明亦称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之一。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三个，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中华文明是三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果实。
中央之国：华夏的“天下中国观”
华夏疆域辽阔：解释“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北)南暨（达到）声教，讫于四海” 。华夏较早从史前文化进入文明社会，因此华夏人相信“方国天下华贵夷贱”,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蛮夷戎狄,即惟我独尊
从东方向西方的最初交流：
与西域的交流（胡风）与西域以西更广大地区的交流（张骞凿空）与西方（欧洲的交流）（丝绸之路的开通）新疆的地理形式（不同的地理环境构成不同的政治形态）:
沙漠绿洲、草原绿洲、高山绿洲；绿洲路上的东西文化交流；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流
“胡”：原本泛指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即“胡人”。所以，“胡”物多半来自所谓“西域”。
西域的概念：
西域狭义上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是指凡是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的地区等。
中国和西域交通很早。两千一百多年前，张骞便通了西域，以后又有丝绸之路，中亚文化也就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胡在古代指北方和西文的少数民族。赵武灵王是战国时赵国的一位奋发有为的国君，他为了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实行了“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改革的中心内容是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其服上褶下絝，有貂、蝉为饰的武冠，金钩为饰的具带，足上穿靴，便于骑射。为此，他力排众议，带头穿胡服，习骑马，练射箭，亲自训练士兵，使赵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而能西退胡人，北灭中山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胡服骑射”这个典故告诉人们不要固步自封，应学习别人的长处，勇于改革。
匈奴：
匈奴是个历史悠久的北方民族，祖居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由古北亚人种和原始印欧人种的混合。中国古籍中讲述的匈奴是在汉朝时称雄中原以北的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的首领称为单于，前215年被逐出黄河河套地区，历经东汉时分裂，南匈奴进入中原内附，北匈奴从漠北西迁，中间经历了约三百年。匈奴影响了当时的中国政局，《史记》、《汉书》等留下了匈奴情况的一些记载。
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匈奴的关系：
秦：蒙恬北筑长城而守匈奴，秦王朝与匈奴可以说是敌对，处于守势。
西汉：刘邦白马之围，被冒顿所败。文景时期采取与匈奴和亲。武帝时期，西汉进入极盛，对匈奴作战，有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北击匈奴。汉元帝时期采取和亲，有昭君出塞。东汉：和帝初年窦宪灭亡了北匈奴。
卫青、霍去病大败匈奴
第一大战役：河南、漠南之战:公元前127年，卫青，李息出云中，西经高阙，直到符离（今甘肃北部），取得河南之战的胜果，夺取了河套地区，汉朝设置朔方郡。
第二大战役：河西之战: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出陇西，歼灭浑邪王的部队，越过焉支山一千余里，取得了河西之战的胜利，获得陇西，设置凉州四郡。
第三大战役：漠北大决战:公元前119年春由大将军卫青、霍去病各率精锐骑兵五万人，分作东西两路，远征漠北
卫青、霍去病大败匈奴,使匈奴再也不敢南下，百余年来，北方边境受到的匈奴的威胁，至此基本解除。
张骞vs班超出使西域
张骞出使西域发生在西汉武帝时，汉朝经历了“文景之治”和“休养生息”后，到汉武帝时，国家财力达到鼎盛，汉武帝一方面派卫青、霍去病等武将打击匈奴，另一方面派张骞出使西域，想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让西域归附汉朝，以摆脱匈奴的控制，削弱匈奴的力量。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是在公元前139年，目的是想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 虽历尽艰辛，辗转到大月氏，但他们已西迁，不愿再同匈奴打仗，这次出使目的没有达到。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是在公元前119年，是劝说乌孙与汉朝共同对抗匈奴，以“断匈奴右臂”，虽预期的目的没达到，但张骞出色地完成了一大任务，那就是增进了汉王朝同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此后，汉使往来不断，为后来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打下了基础。
超出使西域发生在公元73年东汉明帝时，此时匈奴已分裂成南、北匈奴。南匈奴归顺了东汉，北匈奴则经常率领骑兵南下掠夺，并且一度控制了西域各国，向各国勒索繁重的赋税，切断了西域和东汉的交往。
为攻击北匈奴，重建西域都护，恢复对西域的管辖，班超最终用少数人马战胜了占人数优势的匈奴人，恢复了对西域的管辖。班超出使西域，副使甘英远至波斯湾。与此同时，西域的使臣与商人也东来汉疆，带来了他们的物产，换回中国的丝绸及其他货物。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一条由长安通往西域的道路“绿洲之路”（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就是指汉唐时期的沙漠绿洲之路），使汉人与西域各国都相互了解到对方的存在和文化。沟通了亚洲内陆交通要道，开启了中原与西域各国的联系，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并为后来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打下了基础。
张骞“凿空”使中国人开始第一次注视西方，知道西域天地广阔、国家众多，物产新奇，民情殊异。同时，西域各国也得到了中国的信息。汉时，西域一些民族仍称中国为“秦”。此外，在希腊和拉丁文献中，又有关于“赛里斯”（丝国或丝国人）的记载。在这个开拓时期，中西之间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业已发端。
班超经营西域三十年，使东汉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得以继续和发展，捍卫了“丝绸之路”，巩固了我国西部边疆，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与西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班超在出使西域期间，还派部下甘英出使大秦，虽然没有成功，但为以后打通欧亚交通做出了重大贡献。
昭君出塞，完成胡汉和亲：
昭君出塞发生在西汉。公元前33年,北方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主动来汉朝,对汉称臣,并请求和亲,以结永久之好。汉元帝派遣昭君出塞和亲。昭君出塞“圆满完成了”胡汉和亲“的伟大使命，对于促进当时中华民族的统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昭君作为"民族友好使者"出塞之后，胡汉之间50多年友好相处，北国边疆出现了"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和平景象。昭君出塞、胡汉和亲做为历史上一种文化现象，
创建了"华夏一统、胡汉一家、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变"血染沙场"为"交欢玉帛"，实现民族之间"双赢对话"的中国方式。（汉初和亲与汉元帝和亲的比较）
南北朝时
佛教的传入
大约在两汉之际（前202年汉高祖刘邦称帝，建立汉朝。8年，王莽篡位，西汉结束。25年，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220年，三国时期开始），公历纪元前后，佛教经丝绸之路由印度传到新疆克孜尔，再到甘肃敦煌，然后至中国内地。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
东晋南北朝时，佛教开始在社会上，特别在思想文化方面，发生广泛的影响。成为足以与儒道相鼎立的一种理论势力。
汉译佛经
从佛教进入中国的汉代即已开始, 盛于南北朝与隋唐时期,宋以后即告衰竭。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王邦维:“佛教文化是我们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接触的外国文化,它使当时的中国人大开了‘眼界’。由于佛教的传播,我们不仅知道了一种新的宗教,也了解到了印度的哲学、逻辑、语言学、文学、艺术、天文学、医学等科学,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刺激了自己文化的发展。这恐怕是比佛教本身更有意义的一件事。就这方面来说,佛经的翻译有着很大的功绩”。—《佛经故事选》。
南宋孝宗赵眘shèn: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
东晋南北朝以至隋唐宋元明清，历代统治者只要在不危及其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一般都认为儒释道三者在思想文化上起着互相补充的作用，采取三教兼容的政策。
“三武”灭佛运动（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
北魏太武帝(408～452年)公元446年3月，下《灭佛法诏》，规定：“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北周武帝宇文邕yōng （543―578年），建德三年五月始议禁佛，下诏禁佛道二教：经像悉毁，并令沙门、道士还俗，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予王公。建德六年，北周灭北齐，周武帝入邺城，在原齐境内推行禁佛之令。
公元841年，唐武宗李炎会昌二年（公元842）唐武宗开始没收寺院财产；会昌三年，唐武宗下“杀沙门令”；会昌四年，尽拆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还俗；会昌五年，勒令中国东西二都可以留寺两所，每寺留僧30人，天下各节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僧从5人-30人不等。其它寺庙全部拆毁，僧尼全部还俗。
但这些所谓灭佛运动并未能遏止佛教对中华文化所发生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在南北南明，有大批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国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学，如著名的法显、智猛、宋云、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礼，携回大批佛经。中国丝织技术及古代文化西传
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
丝绸之路发展至3条----南、中（原来的北道）、北
埃及玻璃制造技术传来中国
550年波斯僧侣偷运蚕卵至罗马皇帝
茶叶出口
在南北朝时齐武帝永明年间，中国茶叶随出口的丝绸、瓷器传到了土耳其。
公元475年中国与土耳其商人在中蒙边境开始以茶易货贸易。这是我国茶叶出口的最早记载。——美国威廉·乌克斯的《茶叶全书》。
隋唐时期文明581-907
公元581年，杨坚称帝，建立隋朝，定都长安。
隋朝创立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度等等都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孙中山：“现在各
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到清光绪27年止，共实行1300多年。
由于倡导科举制度，读书人大增。加上儒家典籍广泛流传，使人们迫切需求一种快速复制图文的方法，这就激发了印刷术的发明。雕版印刷术始于隋朝的雕版印刷。
西方学术界公认:现代西方文官制度源自中国的科举制。欧美各国在18世纪以前，文职官员的选用，或实行贵族世袭制、君主恩赐制，或实行个人赡拘制、政党分肥制。而中国的科举制度倡导竞争考试、择优录取，政权向平民开放，标榜公平取士，唯才是举。
隋政府在文化上大力提倡佛教，尊重儒学。
公元618年，李渊篡隋自立，建立唐朝，定都长安。
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发动政变，史称“玄武门之变”做了皇帝，年号贞观。
隋唐文明"泽被远西"
儒家思想和中国化佛教，中原地区的律令制度，汉字表达的种种文化模式，传播于邻近的日本、朝鲜、越南，构成了东亚文明的基本特征。
科举制度用写文章的办法选拔官员，促使专业抄书匠们为了大量复制好文章。他们仿照拓片技术大量复印，后又结合印章阳文反书法，创制雕版印刷术。经北宋时毕升的发展完善，最后生成活字印刷，后人称毕升为印刷术的始祖。
造纸术外传
公元751年，唐朝大将高仙芝率军与大食(阿拉伯帝国，波斯语Tajik)将军沙利会战于中亚重镇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唐军战败。唐军中的部分造纸工匠被俘虏后带到中亚重镇撒马尔罕，在那里传授造纸技术，并建立了阿拉伯帝国第一个生产麻纸的造纸场。
公元794年，在中国工匠的指导下，阿拉伯帝国在都城巴格达建立了新的造纸工场。此后，阿拉伯帝国的一切政府文书、档案均书写在纸制品上。
随后，中国的造纸术随着阿拉伯大军迅速传到叙利亚、埃及、摩洛哥、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地。
印刷术外传
公元645年，日本发生“大化改新”，随后开始向唐朝派遣唐使和留学生，全方面学习中国的儒家文化和先进技术，雕版印刷术此时传到了日本。
公元983年，北宋王朝应高丽王朝的请求，将两套佛经《开宝藏》赠送给高丽，中国刻字工匠有可能在此时进入了朝鲜半岛。后来，高丽又派人专门到中国学习雕版印刷术，培养了朝鲜第一批印刷工匠。
几乎是在造纸术西传的同时，阿拉伯人也接触到了雕版印刷技术。但雕版印刷术并没有像造纸术一样在阿拉伯人的统治区里传播开来。
由于蒙古人在其征服地区广泛使用纸钞，因而，作为纸钞的印刷方法，活字印刷术也顺着丝绸之路西传至西亚、北非一带，随后又进入了欧洲。
除纸钞之外，宗教画和纸牌促成了欧洲人接受印刷技术。纸牌虽小，却综合了手绘、木版印刷等各种方法，成了欧洲人学习、掌握雕版印刷术最直接的途径。
唐化
公元645年，唐文化大规模移植日本。日本掀起了一场以“唐化”为目标的改革运动。
在经济上，推行班田制、租庸调制；
在官制上，从皇帝的年号、谥法、陵寝制官八省制，都是直接照搬唐制。京城设立太学，郡国设立国学，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甚至也分大经、中经、小经，也仿唐制进行考试。公元718年颁布的法律《养老律令》，其中有关官制、兵制、田制、税制、学制的规定，几乎都是唐制的翻版。“大化革新”后，日本仿照唐长安的布局营建首都，先后建成平城京(奈良)和平安京(京都)。
在文学方面，日本人特别喜爱唐代诗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作品，在日本最受欢迎。许多日本人也能作律诗，留赠结交人是空海仿汉人草书制定平假名，吉备真备取汉字偏旁制定片假名，假名与汉字混合使用，奠定了文字的基本格局。
日本也出现许多中国传统节日，如七夕乞巧、中秋赏月、重阳登高及四月八日浴佛、端阳龙舟竞渡等。
中国化的佛教也传入口本，并广泛传播开来。
唐与西域
639年，出兵高昌，意图收复西域；641年，公主入藏。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吐蕃首领松赞干布。
643年，网玄策出使印度，647年，第二次出使；657年，第三次出使；中西交通的新通道---中印藏道643年，拜占庭帝国（395年—1453年，又称东罗马帝国）派使臣谒见唐太宗，试图联合抗阿拉伯。
643年，拜占庭帝国派使臣谒见唐太宗，试图联合抗阿拉伯。
中国从4世纪(魏晋时代)已与拜占廷有贸易、文化联系。中国由拜占廷输入的商品有琉璃、珊瑚、玛瑙等。拜占廷的民间幻术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技艺相结合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国杂技艺术。另外，拜占廷的宗教传入中国（景教）。
唐与波斯
波斯文明是众多古代文明中发展程度较高的民族。公元3世纪，波斯帝国出现在历史舞台，全盛时期领土东至巴基斯坦，西北至土耳其、欧洲的马其顿、色雷斯，西南至埃及。
《旧唐书·西域传》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阿拉伯帝国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派遣使节抵达长安与唐朝通好，唐高宗即为穆斯林使节赦建清真寺。此后双方来往频繁。在中国史书的记载中，大食使节来访次数达37次。
基督教
基督教最初是犹太教的一个分立教派，最初出现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犹太下层人民中间。耶稣出生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座小城伯利恒，生在马槽中，长在木匠家，终身贫困、劳苦，未受过任何正规教育，三十三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392年，罗马皇帝提奥多西一世颁布法令，关闭一切异教神庙，基督教正式被定为帝国国教。
基督教在中国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指包括东正教、天主教、新教在内的以基督耶稣为救主的宗教。狭义则指新教，或曰更正教、反对教等。
基督教的传统认为多马（“印度使徒”）或巴多罗买是最早将基督福音带到中国的人。
正史记载
历史上基督教大规模传人中国，主要可分为四个时期，即：
第一个时期“景教”，（在唐朝），第二个时期“也里可温教”（在元朝），第三个时期“天主教”（在明末清初时期），此时是天主教在中国影响较大的时期，发展较快，教徒较多。第四个时期主要为天主教（旧教）和基督教（新教，即耶稣教）（在近代，随着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
景教
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的确切记载是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大秦国（指波斯而非古罗马）有大德阿罗本带来经书到长安，由历史名相房玄龄迎接，获唐太宗李世民接见。此时进入中国的是聂斯托留派，来华后被称为景教。
西医已于此时随景教输入——『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
景教的宣教士的服饰、称呼等等各样的名词都是采用佛教的术语。故而被人认为是佛教的一个流派。
唐朝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笃信道教，下旨禁止佛教等其他宗教，从而结束了景教在唐代中国传播发展的210年历史。
宋代文化的辉煌
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战乱，统一了中原地区，使辖区内社会基本稳定，经济由恢复步入发展，为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宋代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发展的时期。
宋代虽然在军事武力上不如汉唐，但在文化和学术上都超过汉唐。“词”这种新体诗歌的发展，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城镇兴起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李清照作品的忧伤，辛弃疾作品的壮怀，陆游对统一的渴望，是当时民族矛盾和民族政权并立的反映。
宋元两代的对外文化交流，较之唐代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宋元时期的民间贸易较前代更为发达。更有意义的是，中国这一时期的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发展和外传，影响并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对欧洲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李约瑟博士曾指出，中国“在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特别是中国各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四大发明中的后三项发明---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均是在宋代得以完善和广泛应用并传出域外的。
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科技史专家。他倾注了全身心血的“旷世巨著”，15卷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使得西方人重新认识了中国曾经有过的辉煌的科学与文明。更重要的是，李约瑟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科学传统曾如此发达的中国会在15世纪以后一蹶不振，没有发展出可与西方分庭抗礼的现代科学？这个问题后来被称为“李约瑟之谜”。
四大发明之印刷术
在公元前，中国已懂得印章捺印的方法，后来又会拓印碑石，至隋遂发明雕版印刷之技术。雕版印刷盛行于唐而完善于宋。至于活字印刷，更由宋代毕升所发明，是为印刷术之一大革命。中国之雕版印刷术在发明后不久，即传至日本，后来又在十二世纪传入埃及。欧洲大约在十四世纪才有木版印刷的图像，现行之木版水印画依然采用雕版印刷之方法。活字印刷术则在大约十四世纪传到朝鲜、日本，复由中亚传至小亚细亚与埃及，并影响于欧洲。欧洲最早用铅、锑、锡合金所制之活版印刷，乃1450年德人古腾堡(J.G.Gutenberg)所创，距毕升之发明已四百余年了。
四大发明之火药
四大发明的另一项是火药。中国之始制火药初与炼丹术有关，唐孙思邈的《丹经》已记载有原始火药的配方。天祐元年(904年)，杨行密部将郑璠攻打豫章(今江西南昌)时，曾使用「飞火」，飞火就是用火药制成的火炮之类，这是中国首次将火器用于战争的记录。宋开宝二年(969年)，冯继升等改进火箭法，试验成功。及至宋辽金元的战争中，人们多方使用火器，如霹雳炮、铁火炮等。宋人制造火药、火器的技术，通过战争而传给契丹人(辽)、女真人(金)和蒙古人(元)，并随蒙古之西征而辗转传给阿拉伯人乃至于整个欧洲。
四大发明之指南针：
在宋代，中国也已将司南/指南针利用于航海。指南针在战国时已出现，称司南，到了北宋开始用作海上导航，称罗盘。阿拉伯人将罗盘技术传到欧洲。
罗盘技术和海运的发展为宋代开辟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通道，正是宋人积极开辟国际通道的努力实践才创造了宋代文化的辉煌。宋朝中国人率先进入了大航海时代，中国海上贸易达到了鼎盛。
对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项中国人民的伟大发明在人类历史特别是在西方现代文明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作用，中国四大发明的外传都是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前。欧洲人自己承认，没有中国四大发明的西传，就没有文艺复兴运动，而没有文艺复兴运动，也就没有欧洲的近代化。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这样评价：
“（中国人发明的）这三种东西曾经改变了整个世界事务的面貌和状态，第一种在文学方面，第二种在战争上，第三种在航海上，由此产生了无数的新变化。这种变化是这样大，以致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机械发明在人类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
宋朝时期的海上贸易
古典时期，亚欧大陆商路两端的大罗马帝国和大汉帝国的贸易通过“丝绸之路” 在进行之中，促进了中西交流的全面发展。中世纪时期（公元600年——1500年），伊斯兰教帝国和蒙古帝国的相继出现，又使这种以贸易再度兴盛，并达到了新的高度。
伊斯兰教穆斯林帝国的征服（8世纪），统一了整个中东地区，而中东是所有横贯亚欧大陆的商路的枢纽；这里既有通往黑海和叙利亚各港口的陆路，又有穿过红海和波斯湾的水路。其中渡过阿拉伯海，同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沿海地区的贸易尤为繁荣。大批穆斯林商人，多数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印度和锡兰（斯里兰卡）各港口定居下来，用船将马匹、白银、铁器、亚麻布、棉花和毛织品从西方运到东方，以换取丝绸、宝石、柚木和各种香料。穆斯林商人继续航行，从印度和锡兰到达马来亚沿海的卡拉巴尔（吉打），由此，一部分人南下，到达苏门答腊和爪哇，另一部分人则穿过马六甲海峡，然后北上，抵达中国南方的坎富（广州）。
宋朝东南沿海城市的发展vs.藩客进驻
宋朝（960-1127年）时，中国的港口（广州、福州、泉州等）再次对外开放。大批外国人进入中国，中国人称它们为“蕃客”。8世纪中叶，在中国出现的蕃客、蕃商中，阿拉伯穆斯林所占比例最大。在沿海通商城市如广州、泉州和杨州等地形成的“蕃商”聚居居民区，称为“蕃坊”（商业区称市）。
北宋时侨居在广州的蕃客大量增加，南宋和元代居住在泉州的蕃客居多，还增加了杭州、明州。地方当局允许他们自治，于是，他们选举出自己的首领，负责维持其居住区的秩序。有些穆斯林家族的后裔，成为土生藩客。藩客可以象后来的马可·波罗一样，在中国行政机构中任职。
宋元时代中国和阿拉伯地区的交往
阿拉伯文化对中国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伊斯兰教的在华传播。唐代已有来自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在华定居，他们的后代，即土生蕃客，是中国最早的穆斯林。但是伊斯兰教还是在侨民中作为外国的宗教。
宋时商业贸易发达地区的穆斯林已不少，他们还修建了许多清真寺，宋文献中开始称其为回回。伊斯兰教真正开始在华广泛传播，最终形成了中国的穆斯林民族（中国化但并非汉化）和中国的伊斯兰文化（元时回回遍天下）。
阿拉伯的天文和历法等科学技术也对元朝有影响。据《元史》记载，波斯著名的天文学家札马鲁丁曾应召于1267年向朝廷呈献了7件天文仪器（浑天仪、方位仪、斜位仪、地球仪、平律仪、天球仪和观象仪），同时还进献了新的纪年法《万年历》（自元到清初，中国沿用回回历达400多年之久）。中国的数学也吸收了阿拉伯的历算、代数、几何和三角的一些成果。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通过阿拉伯人的介绍传入，成了宋元时代中国数学家的命题和解算理论。受阿拉伯数学的影响，中国数学家开始采用阿拉伯数码，并且用0表示空位。
阿拉伯的医学、建筑艺术也对当时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宋代阿拉伯地区的药物输入中国的数量是很大的，当时大食使臣向宋赠送的方物中，香药占了很大的比例，对中国药物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元代，元世祖忽必烈增设了专为回回同胞及阿拉伯、波斯等国来华之兵民服务的医药机构。回回药物和回回医术在元代享有很高的威信，在民间广为流传。建筑方面，阿拉伯世界对宋元建筑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各地的清真寺建筑上，如宋代泉州清净寺、广州怀圣寺、扬州仙鹤寺等，都采用阿拉伯或者中亚风格。此外，各地的回回高层居宅和穆斯林墓葬也明显具有阿拉伯建筑的特点。元朝使用的回回乐器多种，许多传入中国的西亚乐器，经过改制变化以后，逐渐成了中国民族乐器。
海上丝绸之路/瓷器之路
东西两方的变化，加之中间地带阿拉伯帝国的衰弱以及黄巢起义对穆斯林商人的影响，海路开始慢慢取代陆路成为交流的主要通道，成为连接中国与西方的一条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Maritime Silk Route）。从前穆斯林时代公元900年到穆斯林时代的1500年，航海变得意义非凡。
宋以前的商人们就可以花几十天时间从泉州和广州到达马六甲：这条航线以徐闻、合浦为起点，沿着海岸前行穿过马来半岛，到达黄支（印度东海岸）。这条路线随后不断延伸，到宋代已经发展成一条漫长的远洋航线：商人们由泉州或者广州出发，穿过南海到达中南半岛，随后穿越马六甲海峡，再由此出发，到达包括印度、东非、阿拉伯半岛、红海沿岸在内的整个印度洋沿岸地区，再经过分支商路，抵达北非和近东。
宋朝港口城市的繁荣
宋朝出现了一系列的港口城市，海上贸易促进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也加快了这些城市建设的步伐，其中最著名的有杭州、明州（宁波）广州和泉州。
历隋、唐、宋数代，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已发展到空前繁荣的阶段。当时中国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有6条定期航线，这些航线都集中在广州，其中最著名的一条航线叫“广州通海夷道”:广州起航，穿越南海（位于中国大陆南部与菲律宾群岛、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马来半岛和中南半岛之间的太平洋边缘海）、印度洋、波斯湾、东非和欧州，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共14000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在海上丝绸之路2000多年的历史中，相对其他沿海港口，广州被认为是唯一长期不衰的港口。明初、清初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
早在唐代，泉州(刺桐)港就是中国四大外贸港口之一，在宋元时期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从泉州到渤尼(今文莱)航线的开通，与菲律宾群岛的一些古国开展交往才有可能。
从此，远距离贸易从一个高价值小体积的昂贵商品（如宝香料来丝绸）转变为较便宜大体积、重分量的商品，如瓷器可大量出口，社会人口受惠面积大大提升。瓷器因此成为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对外贸易的最重要的商品，所以这条路又被称之为“The China Road陶瓷之路”
宋代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历程中，除了贸易范围和贸易规模扩展、贸易路线更为便捷、技术条件更进步等以外，还有一点是应该要充分重视的，那就是在宋代对外贸易重心转移。在海外贸易繁荣的推动下，南海贸易体系逐步形成了，成为元朝和明清东亚经济贸易运行的基本形态。
公元900年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被称为“前穆斯林时代”（900-1500是“穆斯林时代”）。
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条件：
1）中国人海域知识的不断增加，对南海有东西洋航道的划分（西洋：沿东南亚大陆海岸线，经印度支那半岛一直西行的海域。东洋：从中国大陆穿越台湾海峡，经菲律宾、文莱、印尼群岛，到苏门答腊与西洋海域线相汇）。
2）造船业发达，为海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宋朝的船板技术发达（榫接、铁钉、桐油、尖底船、水密隔舱12/船、指南针）。宋代造船技术最有代表性的进步就是水密隔舱的出现。水密隔舱就是将船舱分割成若干相互密闭的部分，它增加了船只的抗沉能力和横向强度。
3）罗盘技术：近海航行靠陆标。北宋海船已普遍配备指南针测定航向。于是，更多的远海航线得以开发。
4）远航航线辨别技术：之前需在印度半岛西岸换成阿拉伯船只，否则难过印度洋西边的两处险滩。但是宋末元初开始直航波斯湾。
从宋元到明朝，中国的远洋航行在南海和印度洋两大海域使用的导航技术是不同的。在熟悉的南海使用罗盘技术；在印度洋使用阿拉伯波斯人熟悉的天文导航（见郑和下西洋）。这也说明了中西文化在科学技术上的交流与应用。对中国来说这段时间是航海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对其的检验和总结便是之后到来的另一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事件：1405郑和下西洋！
宋元两代（960-1368）航海技术的辉煌在明朝得以总结验证并发挥至极致，即郑和前后共7次下西洋（1405-1433 ），持续时间近30年之久。但是1500年之后南海航行权就从中国人手中转到了欧洲人手里。
蒙古帝国的兴衰与元朝的建立：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1271忽必烈改国号为元
蒙古帝国是指于1206年由铁木真建立的蒙古族政权. 蒙古帝国（1206～1635），曾建立了地跨亚欧的空前规模的大帝国，陆路同波斯、阿拉伯、俄罗斯、欧洲，海路通日本、朝鲜、东南亚、印度、波斯湾以至非洲各地，交往的范围比宋代更广。原来的中国西部边界完全出于开放状态，中原地区同中亚的阿拉伯、波斯、伊斯兰世界联成一片。蒙古帝国瓦解后的一部分成为其孙忽必烈Kublai Khan的一个汗国,于1271年改国号为“元”，这才是元朝，它是中国的疆域，但是不包括蒙古帝国其它汗国。但是由于其与其它汗国的密切关系，元朝凸现出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中外多种文化交相辉映的时代特色。
蒙古帝国三次西征
蒙古帝国三次西征奠定了这个世界性帝国的大部分版图，将现在的俄罗斯与欧洲大部、地中海东岸、两河流域、波斯与印度西北皆收入势力范围。
西征的影响：蒙古帝国三次西征，沟通了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把中国的发明，如火药、造纸术、印刷术、罗盘等传到西亚及欧洲等国；同时亦将西方的天文、医学、历算等传入中国。由此可见，蒙古西征确实
对中国史有极深远的影响。
蒙古帝国的瓦解
元= 中国现有疆土+蒙古全境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及泰国、缅甸北部的一些地方。面积相当于今天中国疆土的两倍.四大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伊尔汗国。
窝阔台汗国= 阿富汗+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
伊尔汗国= 伊朗+伊拉克，
钦察（金帐)汗国=乌克兰+波兰+匈牙利+俄罗斯
察合台汗国= 吉尔吉斯斯坦
四大汗国及其与中原的关系：
四大汗国虽然先后都与蒙元帝国相分离，但作为成吉思汗的直系子孙，他们彼此之间依然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驿站制度。
元代邮驿可上溯到蒙古国创始人成吉思汗时期。驿站除了迎送使臣、提供食宿与交通工具外，平时也兼于运送贡品、行李等少量货物，战时还承担军需给养的运输任务。驿站系统于交通枢纽处还设有车站，专门运输金银、宝物、贡品等贵重急需的物资。驿传运输参照宋制，除以马匹递送为主体的驿站网外，还有一套以步递为主体的急递铺网，专门传送官方文书。
蒙元时期整个欧亚大陆交通无比通畅。形成近代以来唯一100年（1250-1350）的“前现代世界体系”。而中国正处于其中的核心部位。以前须经多无数贸易中介才能够完成的贸易，现在2-3个贸易圈就可解决。这大大推动了中西文化的相互交融与吸收。
元代的历史特点：
文化多元。元朝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重新实现了国家大一统的局面。元朝统一后的有效管辖措施，使中国的疆域发展为历史上幅员最辽阔的时期。
大批中亚\西亚的穆斯林以军人、商人、技术人员、传教士、蒙古人的侍者的身份迁入中原，构成色目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几大地改变了宋时迁入的穆斯林的人数、结构和分布区域（从沿海到内地），构成了回回人的主体”。景教也随之传入内地。虽然聂思脱里教（基督教）一直存在，但是唐武宗灭佛时对其发展打击很大。
元朝时对外贸易发达。大都成为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每天不仅有大量商品涌入，而且来自亚、非、欧各国的商队和使节络绎不绝，泉州是元朝对外贸易的最大港口。
元代地跨亚欧，规模空前，西部完全开放，有利于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宗教继续东传，“元时回回遍天下”，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融合，并逐渐华化，奏响交流乐章，凸显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辉映的时代特色。
此外，元朝时陆路交通枢纽“丝绸之路”又一次得到蓬勃发展，和“海上丝绸之路”共同发展，两条丝路殊途同归：东西交往的繁荣使得欧洲人更渴望了解东方，西方的传教士、商人和旅行家不断地来到亚洲及中国，很多外国人在中国定居下来，马可波罗也来到了中国，成为当时“色目人”的一分子，为中西文化交流奏响了新的乐章。
色目人，是元朝时中国西部民族的统称，也是元朝人民的四种位阶之一，一切非蒙古、汉人、南人的都算是色目人。包括粟特人、吐蕃人等。传统的说法认为，在元代的社会阶层之中，色目人的地位在蒙古人之下，汉人和南人之上。
马可波罗来华与《马可波罗游记》
东西交往的繁荣使得欧洲人更渴望了解东方，西方的传教士、商人和旅行家不断地来到亚洲及中国，很多外国人在中国定居下来，马可波罗也带着教皇的信来到了中国，成为当时“色目人”的一分子，为中西文化交流奏响了新的乐章。
东西交往的繁荣，宗教信仰的宽松，使得欧洲人更渴望了解东方，西方的传教士、商人和旅行家不断地来到亚洲及中国，很多外国人在中国定居下来，马可波罗也带着教皇的信来到了中国，成为当时“色目人”的一分子，为中西文化交流奏响了新的乐章。
元朝时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马可·波罗Marco Polo
马可·波罗（Marco Polo）是元朝时来中国的一位意大利旅行家。1293年，马可·波罗一家从波斯启程回意大利，途径君士坦丁堡，于1295年回到威尼斯。
《马可·波罗游记》的主要内容
第一卷记载了马可·波罗诸人东游沿途见闻，直至上都止。
第二卷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朝廷，政府，节庆，游猎等事；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地沿岸及诸海诸洲等事；
第三卷记载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非洲东部，
第四卷记君临亚洲之成吉思汗后裔诸鞑靼宗王的战争。书中记述的国家，城市的地名达100多个，综合起来，有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商贾贸易，居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及至国家的琐闻佚事，朝章国故，也夹见其中。
全书以纪实的手法，记述了他在中国各地包括西域、南海等地的见闻，记载了元初的政事、战争、宫廷秘闻、节日，游猎等等，尤其详细记述了元大都的经济文化民情风俗，以及西安、开封、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各大城市和商埠(古亦作“步”)的繁荣景况。它第一次较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了发达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
此书引起强烈的轰动，在意大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久即传遍欧洲，欧洲的知识界人士几乎人手一册，被视为“世界一大奇书”。正因如此，《马可·波罗游记》自成书以来，被反复传抄，并被译成各种欧洲文字，共被译成了几十种语言，出现了一百四十多个抄本，现存的《马可·波罗游记》有119种各种文字的版本。。
在本书中，马可·波罗不是以一个意大利商人的身份，而是从一个游历者的视角记叙了他往返于中国和意大利威尼斯之间的沿途见闻，其中的重点是讲述当时正处于元朝的中国，给西方人描绘了一个天堂般富庶、美好的国度，一种迥异于西方的风俗习惯、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它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可·波罗游记盛赞了中国的繁盛昌明；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等。
《马可·波罗游记》的意义：一个时代的象征
在《马可·波罗游记》以前，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都是通过中亚这座桥梁间接地联系着。西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之后，一条从中国经中亚抵达欧洲的“丝绸之路”出现了，中国对西方世界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等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一大批西方的商人来到中国，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更深入了。但直到13世纪以前，中西交往只停留在以贸易为主的经济联系上，缺乏直接的接触和了解。而欧洲对中国的认识，一直停留在道听途说的间接接触上，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非常肤浅。因而欧洲人对东方世界充满了神秘和好奇的心理。一个中西直接交流新时代的开始.
《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世界进行了夸大甚至神话般的描述，更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心。从此，中西方之间直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的新时代开始了。《马可·波罗游记》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
在把中国文化艺术传播到欧洲这一方面，《马可·波罗游记》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Collis)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的历程。
《马可·波罗游记》打开了欧洲的地理和心灵视野，掀起了一股东方热、中国流，激发了欧洲人此后几个世纪的东方情结。许多人开始涌向东方，学习东方，以致欧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
许多中世纪很有价值的地图，是参考游记制作的。许多伟大的航海家，扬帆远航，探索世界，是受到马可·波罗的鼓舞和启发。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达·伽马、鄂本笃，英国的卡勃特、安东尼·詹金森和约翰逊、马丁·罗比歇等众多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读了这本书以后，纷纷东来，寻访中国，促进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可以说，马可·波罗和他的《马可·波罗游记》给欧洲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马克波罗真的来过中国吗？
怀疑者认为这位欧洲中世纪(中国元朝时期)的威尼斯人很可能只到过黑海岸的拜占庭(今土耳其)或波斯(今伊朗)，在那里见到了一些经丝绸之路去过中国的商人、阅读了一些现已失传的有关中国的记载，在此基础上杜撰了一本传记，描述自己在中国的虚构经历。
在19世纪的90年代，英国的马可·波罗研究专家亨利·玉尔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一一列举了《马可·波罗游记》中存在的缺陷和失误。他认为《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中国的记载有多处缺陷，如根本没有
记载任何关于长城、茶叶、妇女缠足、用鹭鸶捕鱼、人工孵卵、印刷书籍、中国汉字及其它奇技巧术和怪异风俗等等，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地方，如中国的地名多用鞑靼语或波斯语、记载成吉思汗死事及其子孙世系关系失误、攻陷襄阳城等等。
马克波罗来过中国
国内外“肯定论者”之所以肯定或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人们对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的善意解释。另一方面的原因是《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某些内容若非亲身经历是不可能知道得那样详细具体的。然而《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都相当地详细、具体。这些材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不可能从道听途说中得到的. 《马可·波罗游记》关于杭州的记载说，杭州当时称行在，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商业兴隆，有12种行业，每种行业有12000户。城中有一个大湖（即西湖），周围达30 英里，风景优美。这些记载在《乾道临安志》和《梦梁录》等古籍中得到了印证。其它的如苏州的桥很多，杭州的人多，还有卢沟桥等等。
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教授傅汉思(Hans Ulrich V ogel)最新出版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食盐、税收方面的新证据》一书，通过对中文、日文、意大利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大量文献的研究，有力地说明：不但怀疑者的一切疑问都可以解释，而且马可·波罗传记中很多对中国的描述是独一无二并且十分准确的，足以证明其真实性。
解决马可·波罗问题的出路在哪？
不能只躺在《马可·波罗游记》上去研究所谓的“马可·波罗学”。
很多国内外学者们都承认《马可·波罗游记》在开拓东西方交流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我们又何必去计较马可·波罗是谁呢？其实，“马可·波罗”这个名字不一定是指某个特定的人，而是指当时的一批东西方交通的开拓者。“马可·波罗”就是他们的代名词。
郑和下西洋（1405-1433）
郑和是云南人，回族，本姓马名三保，俗称马三宝，生于云南昆阳州（昆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郑和作为回族幼童被明军俘虏，成为燕王朱棣的太监。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他被赐名郑和。1405年，受命出使西洋。
明成祖派郑和船队下西洋主要原因：
郑和下西洋前后共7次，持续时间近30年之久。
郑和的远航活动对人类的海洋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开辟了亚非的洲际航线，为西方人的大航海铺平了亚非航路.当葡萄牙的航海家达加马沿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抵达东非海岸时，当地人就告述几十年前中国人曾几次来到这里.他们在阿拉伯领航员的帮助下，沿着郑和船队开辟的航线顺利到达了印度。
二，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海洋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许多海洋科学数据.《郑和航海图》就是通过大量海洋调查绘制的.这种海洋考察活动比世界记载最早的1872年——1876年英国的“挑战者”号进行海洋调查早了400多年。
三，对航海区域进行了战略布局.郑和根据其使命和掌握的海洋知识，在辽阔的海外选择了占城、满剌加、旧港、古里、忽鲁莫斯等地作为海洋发展的重点区域，有利于扩大海外交通和贸易范围。
永乐派郑和下西洋之最根本目的，是希望海外各国来中国朝庭称臣朝贡，以显示他是众望所归，真正「天命之子」而非篡位之帝。这种作为方式则是花国家大钱，买通其私人威望的「金钱外交」而已——国立台湾海洋大学客座教授苏明阳
李约瑟评价：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然有恩人自居；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
郑和之后，再无郑和。-- 梁启超
大航海时代/地理大发现—东西两半球文明的交汇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欧的航海家进行了多次远航，开辟了大航海时代。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人发现了许多以前不曾知道的地方，这个过程称为“地理大发现”。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参与新航路的开辟与对远东的贸易。
这一个划时代事件使世界第一次成为一个整体，整体的世界产生了整体的市场，进而促进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成长。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东西两半球文明的交汇，是东西文化的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欧亚海上贸易的旧航道：
15世纪以前东西方之间有两条海陆并用的贸易通道：一条先由海路到波斯湾，然后经两河流域抵达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一带；另一条从海路进红海，再穿越苏伊士地峡前往埃及的亚历山大。
这两条商路最后都汇聚于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东方商品一般首先运抵此地，然后转运欧洲。
欧洲开辟新航道的政治形势：
欧洲处于民主国家成型时期，有几次大的政治运动：在文化史上经历了文艺复兴；在宗教信仰中在经历宗教改革；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在经历启蒙主义运动；在政治制度上追求开明君主专政，新网将权力从大大小小的封建贵族手中转移到统一的开明君主手中。
地理大发现的动因：
1. 到东方寻找贸易机遇和黄金：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导致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货币作为普遍交换的手段成为衡量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和社会财富的主要象征。当时西欧市场货币短缺，需求量增加。
2. 西欧商人渴望摆脱控制找到一条直通东方的航路：当时的东西方贸易的南路基本上都在意大利和阿拉伯商人垄断之下。14世纪之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兴起，使近东地区战争连年不断。1453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攻占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的伊士坦布尔），土耳其人不仅控制了地中海的商业通道，致使西欧商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而且他们在海上大肆劫掠，致使北路交通基本断绝。东西方贸易造成欧洲市场上的东方商品的价格猛涨。欧洲上层社会用高价大批购买东方奢侈品，由此导致贵金属大量外流。为了解决价格危机，摆脱控制，非地中海沿岸的西欧国家组织了多次探险，希望找寻一条通往东方的新航路。
3. 传播基督教的精神动力：宗教革命导致天主教的力量和威信在其发源地欧洲出现衰弱。为了对此作出弥补，教会急于在更广大的范围传播基督教。基督教自认为是一种世界性宗教，为了普及基督教，甚至可以动用武力。这种好战的传教精神驱使他们多次发动十字军东浸。传教士们希望其他非天主教徒皈依天主教，从而把基督教扩展到世界上更广大的地区。
4. 封建制度危机的加深：随着西欧前期商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封建经济日趋衰败，宫廷开支的上升和官僚体系的膨胀，导致各国在财政上出现困境。许多贵族领主为了在经济上增加财政收入，缓解矛盾，也都热中于从事对外军事冒险活动。
这一时期，西欧国家中央集权化的加强，为开辟新航路提供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的条件，所以开辟新航路基本上都是在政府支持下的航海活动。
开辟新航道促成了国王权利保护下，冒险商人的垄断性中介贸易，亦与海盗行为相关联，有亦商亦盗的特点。航海人员由商人、军人、传教士组成。
5. 具备了科学技术的条件：15世纪造船术有很大进步，一种可以升起多张帆的三桅新型海船代替了旧式三角帆船，这种新型海船具有船舱宽、速度快、安全性能好\操纵灵活，可以逆风行驶，威航船提供动力。
中国发明的罗盘针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应用于航海事业，航行的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地圆说的日益流行，使许多人坚信从大西洋一直向西航行便能抵达东方，佛罗伦萨的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托斯堪内里就将中国和印度画在大西洋对岸。
大航海时代的杰出代表：
葡萄牙人迪亚士绕过好望角到达非洲：
1486年，葡萄牙人迪亚士在葡萄牙王室的支持下带领三支小船沿西非海岸继续南航。1487年到达了南非的莫塞尔湾。归航途中发现了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这次革命最重要的是对大西洋和印度洋海风规律的发现。
达·伽马沿迪亚士开辟的航路南行到达好望角，首次完成从西欧绕非洲到东方的航行：
当时绕道非洲南端通往东方的航路实际上已经打通。1497年7月，达·伽马率四艘帆船共170人从里斯本出发，沿迪亚士开辟的航路南行，11月到达好望角。接着沿非洲东岸北航，于次年3月到达莫桑比克港，4月驶抵肯尼亚港口马林迪，横渡印度洋，于1498年5月20日抵达印度东海岸，从而正式开辟了欧亚之间的新航路。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从西欧绕非洲来到东方的航行，从而开创了东西方之间新的、直接的海上通道，同时也进一步刺激了欧洲人的黄金梦，揭开了欧洲列强在亚洲和非洲殖民扩张的序幕。
意大利人克利斯托夫·哥伦布（1451—1506）发现”了美洲：
当葡萄牙人尚在非洲西部海域探航时，西班牙人则朝另一方面寻找通往东方的航路，结果意大利热那亚的水手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哥伦布相信地圆学说，醉心于远航探险活动。在15世纪晚期他就制定了一个从西欧出发、前往中国、日本及印度的计划。哥伦布的航行得到卡斯提尔的伊萨伯拉女王的支持。1492年8月3日，哥伦布率领三艘帆船共87名水手，从西班牙的帕洛斯出发，首次横渡大西洋。
1519年麦哲伦起航远征东南亚，历时三年的环球航行证实了地圆学说：
1519年9月，麦哲伦在西班牙王室支持下，起航远征东南亚盛产香料的摹鹿加（今马鲁古）群岛。他率领着五艘帆船和265名乘员组成的远征队，从西班牙塞维利亚外港圣卢卡尔出发西航，次年3月横渡大西洋后抵达南美的阿根廷，10月绕过美洲南端进入太平洋，1521年3月到达亚洲菲律宾群岛。这次航行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航行。麦哲伦历时三年的环球航行证实了地圆学说，对于人们认识世界具有重大意义。
1642年荷兰人塔斯曼航抵大洋洲：
16-17世纪，英国和荷兰等国政府也先后支持航海家参与开辟新航路的活动。其中比较重要的是1642-1643年荷兰人塔斯曼航抵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所有这些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成果，实际上都意味着整个世界的形势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为东西方的交往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
印度洋（南海）中西文化交流在语言上的体现和考据：
随着新航道的开辟，在印度洋沿海出现了繁荣的海上贸易活动，参加贸易的人群来自世界各地，他们交流所用的的族际交流语lingua franca：
— 16世纪以前是波斯语；—16-18世纪葡萄牙语；—18世纪后变为英语
16-18世纪先后走上了殖民征服的道路并进入南海东亚贸易圈的国家：
16世纪葡萄牙、西班牙：
葡萄牙：由于葡萄牙的地理位置正处在地中海进出大西洋的咽喉要地，商业比较发达，是欧洲最早完成民族统一的国家，王权不断地增强，这就为葡萄牙谋求海外扩张奠定了基础。
1509年葡萄牙打败埃及舰队，取得印度洋的制海权，控制了远东与欧洲的贸易：1560-1580年欧洲进口的香料和胡椒等一半以上是通过葡萄牙，由于其海上帝国霸权，葡萄牙语在16-18世纪成为当时的lingua franca.
西班牙：哥伦布“发现”美洲，揭开了西班牙殖民者远征美洲的序幕。“无敌舰队” 西班牙采用哥伦布路线，横渡大西洋，然后再绕过墨西哥，穿越太平洋，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建立了远东殖民点。
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班牙人首先将加勒比海和西印度群岛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以此为基地继续征服中南美洲广大地区。到16世纪中叶，西班牙殖民者已占据了墨西哥、秘鲁、智利、哥伦比亚、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等地，在中南美洲地区建立了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殖民大帝国，土地面积相当于西班牙本土的20倍。
17世纪荷兰、英国、法国：
“海上马车夫”——荷兰绕过了非洲海岸,横穿印度洋, 尽量避开葡萄牙人的视线抵达印度尼西亚的达苏门答腊，之后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建立了殖民点。在印度建立沿海殖民据点，在美洲占领新尼德兰殖民地，在亚洲从葡萄牙手中夺取马六甲和锡兰，侵入印度尼西亚，1621占领中国台湾。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
在1652到1674间三次英荷战争后,逐步走向衰落,其世界霸主地位被英国取代。英国几乎与荷兰同时在远东建立东印度公司。18世纪中期，英国最终确立世界殖民霸权，自称“日不落帝国”。18世纪后印度洋的族际交流语lingua franca变为英语。
17世纪末是法国。法国人在东方的海上扩张与殖民活动比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迟到一步。他们在东方贸易上不是荷兰人、英国人甚至葡萄牙人的对手，乃以传教为手段，向远东渗透势力。
18世纪：瑞典、丹麦，后期是美国。
地理大发现的影响
新航路的开辟，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欧洲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尤为显著。新航路的开辟，使欧洲的贸易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出现了所谓的商业革命。其主要表现为世界市场的扩大，商路贸易中心的转移及商业经营方式的发展。地理大发现扩大了欧洲和亚洲、非洲、美洲之间的贸易范围，改变了东西半球及其局部地区彼此隔绝、不相往来的状况，世界市场初步形成。
世界市场的扩大也意味着新的产品出现在各国市场上。如在欧洲市场上，出现了许多以前所没有的新商品，如烟草、咖啡、可可和茶叶等。以往欧洲人很少食用的大米和蔗糖，输入量大大增加了。来自东方的产品——香料更是大量涌入欧洲国家。香料由供贵族富豪享用的高级奢侈品，变为普通人消费的大众化商品。传统的商品交易量也较以前大为增加。
东西两半球各种文明的汇合伴随着西欧殖民主义者对亚非拉人民的殖民掠夺，地理大发现引发了欧洲近代几个世纪的大规模海外扩张，开始了欧洲对世界征服和侵略的历史。
主要商路和贸易中心也发生了转移。欧亚、欧美新航路辟通后，欧洲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位于地中海海域的正中心的意大利商业城市丧失了独占东方贸易的地位，陷入衰落。位于大西洋沿岸西班牙的塞维利亚、葡萄牙的里斯本等成为16世纪新的贸易中心。进入17世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英国的伦敦繁荣起来。
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发生的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直接促使了资本势力的增长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壮大，进而影响了整个世界。马克思所指出：“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
东印度公司：
为了有效地控制国内外贸易，英、法、荷等国建立起一种有别于中世纪商人公会的新型贸易公司，如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荷兰和法国的西印度公司等。这种贸易公司由国家给予种种特权，有的甚至可以自行铸币、拥有武器、对外宣战和缔结条约。这些公司在世界各地经营垄断贸易，进行殖民掠夺，对西欧资本原始积累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被纳入国际贸易圈：货币制度变革
1）中西交换的商品：印度的棉织品、金属工艺品、宝石、胡椒（印度西海岸）；斯里兰卡的肉桂；印尼苏拉威岛东面的“香料群岛”的各种香料，如肉豆蔻、丁香；中国的瓷器、茶、丝、饲料。西方的毛织品、贵金属（金银）。
2）大三角贸易：欧洲-墨西哥（银矿）-中国。西班牙把白银运到马尼拉，与中国交换商品。从1550-1800的250年间，原本自给自足的中国被拖入国际贸易体系中间，对外贸易的最大特点是白银入超。
3）中国的货币价值尺度改为银本位（历史上是铜-元代银铜双本位-铜-明代后期“一条鞭法”是明代嘉靖时期确立的赋税及徭役制度,由张居正改革于1581年推广到全国：赋税一律征银。一个贫银的国家却用白银作为流通和储蓄的手段，这就进一步促进了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出现了洋瓷（仿中国瓷）。
1800年开始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形势完全改变：
欧洲工业革命开始，牢牢掌握了海上霸权。将原来需要从中国进口的茶叶种植到亚洲的殖民地（印度东北的阿萨姆邦、斯里兰卡），运用中国原产地茶叶成分逐步减少的方法改变英国国民的口味，进口茶叶大减。出售鸦片，致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
明、清（1368-1911）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15世纪末至16世纪，随着欧洲各国的复苏和航海事业的发展/海外殖民势力的扩张，欧洲人频频经由海路造访中国，其中很多人长期生活在中国，得以亲身感受中国的文化氛围，体悟中国文化的精髓。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又一次高潮，中西文化的接触碰撞,互摄互融,对中国和欧洲社会的发展进步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在这次交流中,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充当了桥梁和纽带。
Why these missionaries?
西方人狂热的普救主义宗教精神，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起着特殊作用。这些传教士在明朝以利玛窦最为
著名.清朝有新教的传教士马礼逊、汤若望、理雅各、南怀仁等。来华的耶稣会士们大都博学多才、聪明能干,如利玛窦被称为“西儒”,艾儒略在闽中被称为“西来孔子”,邓玉函为伽俐略挚友,通晓天文、数学、物理学，在科技、语言及人际交往等方面杰出的才华。耶稣会士凭借深厚的学识、良好的素养以及非凡的创造精神，克服了中国社会对外来文化的排斥态度。他们通过将天主教与儒家学说进行一定程度的附会而赢得中国士人的尊重与承认，又通过对中国礼仪习俗的一定容忍而免除了自己被视为中国社会秩序及法律的反对者与破坏者的危险。
徐光启赞扬他们说:“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定。于是，在当时那个对外国人防范多于欢迎的中国社会中，他们成为唯一获得官方许可在中国内地自由活动的外国人群体。这种特权以及他们主动积极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态度，使他们在中国赢得了比其他宗教修会大得多的传教成果和势力范围，他们不仅是向欧洲全面和深入介绍中国文化的先驱，同时也是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的先驱，充当着晚明前清时期中西文化交往的主要媒介。
西学东渐
这些传教士们向中国输入了大量的西书,仅就数量较大的三次已颇为令人感叹:1620年,金尼阁来华,随身携带有教皇保罗所赠图书7000多部;1651年,汤若望赴华时,携带有个人藏书3000多卷;1687年,白晋、张诚来华时带来图书30余箱;这些图书大都是科技图书。明末清初由耶稣会士们肇始,出现了西书中译的热潮。”
明朝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沙勿略
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先驱之一是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1506—1552年）。1540年，沙勿略成为耶稣会的首批传教士，奉教廷之命前往东方的印度、日本等地传教。1541年，他从里斯本出发来到印度，随后到达日本。在那里，他的传教活动获得了极大成功。他发现，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很深，决心尽早访问中国。但1552年12月，沙勿略不幸染上疟疾，不久去世了，年仅46岁，被安葬在印度，1662年被教会列为圣徒，他的墓地也成为朝拜的圣地。
罗明坚
1582年，意大利那不勒斯人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年）得到两广总督陈瑞的批准，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在广东肇庆天宁寺居住，正式开始传教。
罗明坚于1579年7月就到达了澳门，把随身带去的一批天鹅绒、水晶镜等价值超过1000金币的厚礼送给两广总督陈瑞，陈瑞允许他们在澳门继续居留。
罗明坚又给送去钟表和几只三角形的玻璃镜。陈瑞随即分派给罗明坚他们一座宽敞的住所———天宁寺，还经常送去食物和用品。传教士们在遭受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和打击后，终于开始着手建立在中国内地的第一个传教根据地。
罗明坚还在澳门的时候，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被耶稣会派到澳门，跟罗明坚学习中文，协助他共同打开中国的传教局面。
利玛窦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1583年（明代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其最重要著作有两大类：一类是宗教与修身，另一类是科学。
1. 《坤舆万国全图》：Great Universal Geographic Map，是国内现存最早也是唯一据刻本摹绘的世界地图，代表了16世纪欧洲先进的地理知识水平。
2. 《天主实义》：以中士、西士问答的形式概述教理，是利玛窦神学思想系统的、全面的阐述。
3. 《几何原本》：和中国学者徐光启根据德国神父克里斯托弗·克拉维乌斯校订增补的拉丁文本《欧几里得原本》(15卷)合译，是对中国传统数学的革命，因而成为中国近代科学史的起点。
4. 《畸人十篇》
内容全部是利玛窦与中国士大夫的对话及评论，共十篇。深入浅出地探讨各种天主教信仰问题，通俗易懂，影响很大。
5. 《利玛窦中国札记》
这部著作是西方汉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让欧洲人第一次较全面地了解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科
学技术，第一次认识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东方文化的无穷魅力以及带来的震撼，并由此引发了西方世界汉学研究热潮。
1.利玛窦首创了中西结合翻译介绍西方科技文献的历史，还第一个把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
子》）译成拉丁文，开了将中国典籍介绍到西方的先河。
2. 他第一个采用拉丁字母为汉语注音，并与罗明坚合作编写了第一部《葡华字典》。
3.传播中、西方科技地理知识与文化。利玛窦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作为“西学东渐”的
第一人，利玛窦堪称为在历史上对中华文明贡献最大的外国人。
早期耶稣会传教原则
1. 在顺应本土习俗的基础上传教
“文化适应”政策是全新的传教策略：不是要信徒西化，而是要传教士中国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天主教礼仪作适当的调整，如礼拜形式、星期天和对女教徒的特殊对待，等等。
2. 间接福传法（科学传教）
科学传教不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它还与神的学说融为一体。
3. 上层传教：
传教士的影响不仅在一般民众，也在士大夫阶层。利玛窦除传播宗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
在南京交友中最重要一人就是明朝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它们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前6卷。
4. 向中国的价值观开放：
附会，拉近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哲学学思想的距离。利马窦等耶稣会士认为，尊孔祭祖是中国最传统的礼仪之一，是中国人表达对先哲的景仰和对死去亲人的怀念。所以，应当尊重中国人的这种信仰和礼仪，而不应该加以限制或谴责。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的天主教徒参加尊孔祭祖的活动不算是有“罪”。他们允许教徒到孔庙参加祭祀，允许教徒在家中供奉先人的牌位并进行相应的祭祀活动。
来华耶稣会士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传入了欧洲的方式有三:
1）耶稣会士将中国书籍带回欧洲。如1615年,卫匡国会士返回欧洲时,将其在中国八年时间里所搜集的中国书籍带回了欧洲。1682年,柏应理抵达罗马时带回中国书籍400多册。1694年,白晋回法国时,将其带回的300多卷中国书籍赠给了法国路易十四。马著瑟会士将在华收集的书籍几千卷寄回了法国,现藏于法国傅尔蒙皇家文库。
2）耶稣会士们将中文翻译成拉丁文。利玛窦、金尼阁、柏应理、方卫济等来华后,研习中文,然后致力于中国儒家典籍的翻译,中国的四书五经等相继被译成拉丁文,使得中国的儒家思想在欧洲传播开来了。
耶稣会士介绍、翻译的这些中国典籍对欧洲人中国观的形成也很重要。学习儒家经典始终是耶稣会士来华后的一项基本任务，在后来的“礼仪之争”中，更是需要频频引用这些经典。
3）是耶稣会士撰写有关介绍中国概况的著作。如《利玛窦中国札记》便是这批著作中的代表作。该书与《马可?波罗游记》都是欧洲人通过亲身经历向欧洲介绍中国古代的名作,但后者传播的是物质文明,前者传达室播的是精神文明。欧洲人触摸到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则始于《利玛窦中国札记》,这是中学西传的一个转折。研究中国的专著中著名的还有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等。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休谟等人都深受其影响。甚至身在美国费城的富兰克林也参考这本书进行写作，可见其影响之大。一方面,耶稣会士们为了传教的需要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传递书信和翻译中国典籍等方式,把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介绍给欧洲,使欧洲出现了“中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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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开眼看世界
——中国近代传播西方文化、促进西学东渐的带头人英国三次派出使团出访中国
第一次1787年，那时的航海条件还很落后，由于风暴和疾病的肆虐，使团被迫于中途返航。
第二次以马戛尔尼勋爵为正使的著名访问。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8月，使团顺利抵达中国并觐见乾隆皇帝。其所提请允许英国派遣贸易代表居住中国管理中英贸易等要求，为乾隆皇帝所拒绝。其后由于跪拜礼仪的矛盾，使团于9月初被遣回国。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之所以能维持“天朝上国”的体面，不过是因为统治者手腕高超，“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但最终“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马戛尔尼
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到达中国的使团，是英王乔治三世第三次派遣出使中国的使团，以阿美士德（Lord Amherst，清朝官方译为罗尔美都）为正使。
英国人回国之后，西方人的中国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文明变成野蛮，从光明变为阴暗。
18世纪后期，茶叶已成为英国人的生活必需品。那时英国人口不多，一年英国从中国进口不到六万吨茶叶，但要支付两千万两白银。无奈之下，英国只好对华多出毛纺织品，却受到自给自足的中国经济的顽强抵制，英国对华贸易处于入超地位。英国一方面采取外交和武装恐吓；另一方面输出鸦片，谋取暴利，弥补逆差。
道光十九年（1839年）, 正月林则徐抵广州，传讯洋商，令外国烟贩限期交出鸦片。四月二十二（6月3日）起在虎门海滩销烟，20天中销毁鸦片19179箱、2119袋，共计2376254斤。
林则徐到广州后不久，即组织一批通晓外文的人材，从外国报刊上搜集有关的资料编译成《澳门新闻纸》，并“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他除了根据编译成的外国报刊汇编《澳门新闻纸》，分类整理为专题式的报导资料《澳门月报》外，还请人译述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将它编辑整理成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大观《四洲志》，介绍了世界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概况。还组织翻译瑞士法学家瓦特尔的《国际法》等一系列著作。
他还组织有关人员摘译西方报刊上的议论中国的资料辑成《华事夷言》；摘译瑞士人瓦特尔关于国际法的著作编成《各国律例》(或译作《万国公法》)；又摘译英国僧侣池尔洼的《对华鸦片贸易》等书。
他还请人翻译西方关于大炮瞄准法等武器制造方面的应用书籍，以学习外国的先进军事技术，改进和提高清朝军队的武器和作战能力。
林则徐将西方国家的“战船制造、火器制造和养兵练兵”作为探求军事变革的重要内容。组织官兵在东较场（今广东省人民体育场一带）学习演练西洋武器，学习西法练兵，并经常亲往阅操，抓紧训练官兵。
鸦片战争
1839年12月13日，道光皇帝下达的停止同英国贸易的上谕说：“……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保证书）。其殴毙华民（林维喜）凶犯，亦不值令其交出。……”保证书和引渡犯人都不值一提了，意思就是说断交。
1840年6月，侵华英军总司令懿律率舰只40余艘、士兵4000多名，陆续到达中国南海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1840年7月初，英军侵占浙江定海，8月初到达天津大沽口外，直逼京畿。
1841年1月，琦善被迫答允英国全权代表义律提出的割让香港、赔偿烟价600万元、开放广州等条件。8月下旬，璞鼎查率英舰自香港北犯，26日攻陷厦门。9月英军侵犯台湾。10月攻陷定海、镇海、宁波。
1842年5月，英军继续北犯，6月攻陷长江口的吴淞炮台，宝山、上海相继失陷。接着，英军溯江西上，8月5日到达江宁(南京)江面。清朝政府29日在英国军舰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此结束。
林则徐是慢慢觉悟了的。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
通过分析外国的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他认识到只有向西方国家学习才能抵御外国的侵略。他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提出为了改变军事技术的落后状态应该制炮造船的意见。
李鸿章洋务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