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母教谈开来

从“新母教”理论说起201000012083 哲社学院10级社会学2班赵熹城自戊戌变法起，男女平等等思想开始系统传入中国，而女子教育随即兴起。

而其女子教育也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一为培养贤妻良母，而另一则为寻求女性自身解放。

而作为有着遗传学与生物学功底的潘光旦先生也根据自己的“位育”思想提出了“新母教”理论。

这种女子教育理论所折射出的不只是其对女子教育的观点，也有着潜在的其对女性的社会角色的观点的阐述。

潘光旦的“位育”理论造就了“新母教”理论的合理性，但是这种中庸的理论也让其对女性社会角色的看法仍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一、关于潘光旦和他的“新母教”理论的思考潘光旦对于中国社会学最大的贡献应当还是他的“位育”理论，作为一种中庸的理论体系，其在对社会问题的解读和对个人理论的阐释上始终能够立足于当时的实际，而且又在发挥创造力的基础上引入新的想法。

在当时社会的大变革的过程中，“位育”理论相较于其他变革理论走了一条与社会冲突并不大的道路，在立足实际的基础上顺应改变的形势。

而作为一个优生学家，其在优生学方面中庸的体现便在于其“新母教”的理论。

“新母教”的提出的目的在于提升种族质量，通过加强女子教育，提升母亲们的素质，从而可以为下一代创造更优秀的教育环境。

其支持对女性进行符合女性特点的教育，尤其是对于其作为母亲的教育，未生子而学养子，以培育伟大的母亲来实现民族优化，也通过对于母亲的身份的褒扬来提升妇女地位，从而通过“专职母亲”的出现实现平等的社会分工。

“新母教”肯定了女性教育，也肯定了男女平等，甚至在这个理论之中，女性的意义与民族未来联系在一起。

女性，作为母亲来说在“新母教”理论中在某种意义上高于男性。

但是，同样有局限的，女性在“新母教”之中只是母亲。

在整个“新母教”体系中，女性的发展仅限于母亲这一个角色，其一切发展仅限于做一个更好的母亲，女性的社会角色在这个体系中被僵化。

“新母教”只是民族优生的一个必要程序，其根本目的在于下一代的培养，而不是那个女性的自我发展。

在“新母教”的理论的阐述中，在整个女性成长为合格母亲的过程里，男性的作用是支撑性的，家庭之外的所有几乎仍然以男性为主导，女性在这个系统中的唯一财富是其子女，即优生的下一代，但是其优生的下一代也只是男性依旧强势。

在整个优生的体系中，女性只是优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民族优生的大框架中，女性不可能在实现优生的任务下真正实现自己的发展，也不能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女性的教育功能成为其生殖能力的外延，女性依旧是社会人繁衍的一个工具。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只有实现经济的平等才能实现男女地位的平等。

虽然决定社会地位的因素并非仅有经济因素。

但是在“新母教”的体系里，女性无法实现更多资源（无论是经济的还是其他比如政治的或者文化的）的占有，因而根本无法实现男女平等。

总而言之，“新母教”理论通过塑造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以整个社会的统筹为手段，整个社会社会成员的进步为目的的社会，将女性的社会分工限定于下一代的培育，使女性的社会角色僵化。

在这一套价值体系中，女性的发展的广度与其社会声望的发展是成反比的。

虽然通过价值观的转变使得女性的社会声望提升，但是其对于女性的发展的限定使得女性受到的伤害较之其社会声望的所得更大。

虽然“新母教”的出发点并不是错的，但是其在构建过程中并非是一个客观的视角，在整个构建过程里，只有男性的意见。

在女性失语的情况下，这个理论之中对于女性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了以男性为价值中心的角度。

在当时的男性绝对主导社会环境中，中庸的“新母教”思想出现如此状况也是情理之中。

而当时激进的“妇女离家”论恐怕也是促使“新母教”产生的原因。

作为一个优生理论，对其在男女性社会地位问题上我认为也无需过于纠缠。

但是当社会进步到21世纪，在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与社会变迁之后，女性的社会角色是否发生了变化，社会对于女性的社会认同是否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呢？二、由“母教”思潮回潮而起的反思在当今社会中，随着人们文化素质的提升、社会竞争压力的增加与独生子女数量的增加，整个社会对于教育的重视度空前提升。

随之而来的，是“母教”思潮的回潮。

在人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母亲在家庭教育的环节尤其是入托之前的家庭教育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男女性在家庭教育的分工中似乎仍然延续“女主内，男主外”的传统，在子女的幼年时期，子女与母亲的接触远多于父亲。

“母教”的重要性仍旧被宣扬起来，母亲仍然是女性的重要的社会角色。

但是，因为社会结构的变迁，在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男女平等，让男女获得平等的劳动权利，对女性的社会角色有了新的定义，衡量一个女性的标准开始趋于多元化。

在女性获得劳动权之后，其走出了家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必要的社会资源，女性在名义上实现了与男性的平等。

女性的社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有了更大的空间，女权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无数男性开始感叹所谓“女权社会”的到来。

可是这个“到来”真的来了么？可以看到的是，女性的社会角色的选择性的增加并没有使其社会认同发生同样大幅度的变化，对于女性的社会认同依旧与母性、阴柔、贤惠等联系与一起，男性主导的社会视角依然没有变化。

一方面女性的工作权得到承认而且女性的职业发展受到了社会的肯定，但是另一方面，女性的家庭角色仍然没有转变，其作为母亲与妻子的社会角色依旧是不变的，且是其必要的角色。

一个不婚女性无法符合女性的社会认同，而其在其他的社会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能挽回这一点。

社会承认的女性仍然是站立在家庭基础与传统观点之上的，而其他的一切只是参考。

对于女性的声望损害最大的仍然是家庭关系的不和谐而非个人职业发展的失败，由此而言，女性的社会角色的改变并没有更大地促成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也是相应的，女性的社会认同的变化滞后于她们的社会角色选择的发展。

而且女性现在又面临着的一个矛盾在于，虽然当今女性的社会认同仍然主要在于其在家庭关系中的表现，但是女性的家庭职能已经发生了变化。

“全职太太”已经也不再符合社会认同，女性在家庭经济结构中开始占有一定的地位，虽然一般不是支柱地位。

这种经济地位是其家庭职能在新时期的扩充，是其对于女性社会角色变化的一种相应的调整，也是女性的社会角色的变化与其社会认同的变换滞后的妥协的结果。

在此时，可以看出，家庭中的女性角色仍然是女性社会认同的重要标准，而随着整个社会对于女性要求的变化，女性的家庭功能的外延得到扩大，女性的家庭本位的价值评价不变。

在整个的价值体系中，女性的家庭关系的处理是最为根本的评价标准，其他的一切因素，无论是经济能力、政治资源还是社会声望，都是居于其下的，如果这些标准之间产生冲突，受到损害的必然是家庭关系之外的各个要素。

可见，女性的社会角色的可选择性的增加并没有改变女性的社会价值评价的单一性，女性的社会认同仍然处于一个滞后状态。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女性的社会角色没有发生真正的变化，其社会角色的表象的多元化只是其家庭角色的多种外延。

女性的社会角色依旧难以发生实质的变化，而核心价值的外延的扩大使得女性的生活压力加大，其所承担的社会活动多于社会角色单纯的时期，甚至出现“主外又主内”之现象。

在家庭之外，在女性所能深入的社会环境中，男性的主导地位不变，而女性的社会发展空间的争取有时甚至仍然需要强势的男性世界的妥协。

在就业或者升职或者生活其他方面对于妇女的强制优惠往往代表着男权的另一种隐性歧视，其权利的获得与保障往往难以自己获取，而是需要男性世界的帮助，这种帮助也往往是不平等的。

女性的“离家”难以具有社会认同上的合法性，女性的完全独立在现在的社会所遇到的困难不比曾经的封建时代更小许多。

三、浅论女性的社会角色关于妇女问题，曾有两种理论，一为“回家论”，一为“离家论”。

两种理论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对妇女的社会角色的看法。

“回家论”肯定的是妇女对家庭的作用，将妇女作为妻子与母亲的社会职能放大到极点，而“离家论”则认为妇女是独立的个体，应当拒绝家庭的束缚，自行寻求个人价值的实现。

这两种理论走向了像个不同的极端。

一方过于保守而另一方过于激进。

那么，女性究竟应当是扮演怎样的社会角色呢？首先毋庸置疑的一点在于，女性无法脱离天性，因而其不能割断与子女的联系，从而妇女离家并不可行，女性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

但是，能否让男性更多的参与进入这一环节，能否使男性在子女教育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产生自己的作用。

从男性的社会认同而言，对于男性的要求是以事业为中心的，其经济能力与其他资源的掌握程度是评价男性的重要尺度，但是对于男性在家庭事务中的参与度并无要求。

因而，男性与女性在家庭问题上能否产生一个妥协，增加男性的家庭事务的参与度，使得女性解脱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第二，女性的社会角色的多样化能否得到承认。

即在女性的社会认同体系中认可非婚女性的存在，并且为她们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承认女性拥有可以放弃生育的权利，承认女性的自主发展。

也就是说，女性的社会角色的多种可能性得到社会认可第三，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不再限制于种族延续与社会发展，男性视角让位于中性视角，女性的声音可以得以呼喊。

对于女性的定位应当尊重女性的选择，促使女性产生权利自觉，主动争取女性的发展空间。

综上而言，女性的社会角色并无定型，女性的自由发展与女性社会角色的实质多样化才真正是男女平权的标志。

可是这一切的言论仍然是有一个男性所发表出来，其所依据的理论也来自一个男性的价值体系，其真正的客观性与实际意义又有多少呢？参考文献：1、王凤仙：《从社会性别与发展看倡导母教--兼评发现母亲》-《妇女研究论丛》，2002(6)2、田丽君：《潘光旦女子教育思想》-《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6)3、叶海燕：《维新时期女子教育思潮及实践》，湖南大学专门史硕士论文，2009(5)4、蒋功成：《优生学的传播与中国近代的婚育观念》，上海交通大学物理学史博士论文，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