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笛卡尔-我思故我在

浅析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摘要：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重新思考,试图打开一扇领悟“思与在”笛卡尔所论证的“我思故我在”不仅有着确立人类自身主体地位的功效和目的,同时也包含着他面向生活世界的深沉思考。

也就是说,“我思故我在”既是承认“思”的形上之气质,在人类思维领域为人类自身能力“立法”;又是在“在”之中超越了以往人们对于“思”与“在”关系的理解。

“思”与“在”不再只是对于“谁是第一性?”亦或是“本体如何演变?”因此,“在”不仅体现笛卡尔对于客体实在性的关怀,也表现出他对真实生活世界的领悟。

所以我们认为笛卡尔是从“我思—我在—他在”的凸显主体之认识道路拓宽到“他在—我在—我思”凸显生活世界之实践道路,其意在引起一种新思考,形成一种新思路。

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认识原则出发，认为“我思”指的是先天地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思维规定性”“我在”指的是巴门尼德意义上的“人的真实存在”，“故”则强调的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逻辑顺序。

因此，“我思故我在”准确含义应该是“我思故我是”。

这一命题既是古希腊哲学以来的“人是理性动物”的现代性诠释，也是笛卡尔哲学体系中所有理论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

关键词：笛卡尔我思过我在我思我在胡塞尔笛卡尔是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开创者，“我思故我在”作为开启近代哲学标志性的哲学命题被广为传颂，同时也成为了理解笛卡尔哲学、甚至解读整个西方近代哲学发展逻辑的关键。

众所周知,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做出形而上的沉思,即通过观念层面、方法论意义上的怀疑,证明出我思与我在的确定性,并以此为不证自明、清楚明白的天赋观念,作为进一步沉思的前提。

进而推论出我思与我在的心灵世界“主观世界的存在、物理世界”客观世界的存在、心灵世界与物理世界统一的世界：上帝世界的存在。

在西方哲学史传统教科书中,将笛卡尔上述思想规定为哲学史上典型的二元论哲学。

可是，至今哲学界对于这一命题的理解多数仍旧停留在了近代经验论的哲学立场之上，并且在把握其内涵上仍旧充满着歧义。

因此，回到笛卡尔唯理论的哲学立场上，重新审视和考察“我思故我在”的本真含义具有着十分重要的学理意义。

一．笛卡尔关于“我思”，“我在”的理解笛卡尔是一位谨慎的导师,他从不妄论,尤其是在“我是什么?”这个严肃的问题上。

他常常引导我们关注他称之为“deceiver(骗子)”的东西。

“有一个十分强大,十分狡诈的骗子,一直故意欺骗我。

如果他是在欺骗我,那么不容置疑的我是存在的,就让他尽他所能来欺骗我,只要我想到我是一个什么东西,他就总不会使我成为什么都不是。

”“deceiver”初识之时是个讨厌的家伙,他使人混淆常识性之思考与对“真”的严肃思考。

“deceiver”把“真”掩盖的严严实实,诱导人们进行懒惰的信任,把“我”的确证性降低至“我想象”的层面之上,使人逐渐丧失了对“我是什么?”的终极兴趣。

“极其恶毒、狡诈的人,用尽它的力量和机智来骗我,那么我到底是什么?”“deceiver”也同时是“我之真”显露的帮手,因为一旦我开始揭穿它的面具,“我”的真实内涵、“我”的存在便一一摆正、表明关键问题便在于以何种东西去揭穿可恶的骗子的面具,而同时不伤害对“我”的信任。

因此笛卡尔抽丝剥茧试图在层层的筛选中寻求“我”的明证性。

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身体、感觉、联想等等容易使人出错的常识性认识都被笛卡尔“剥去”,只剩下“我思”与“我”有着稳固、不可否认的关系。

“我”无论“思”的内容如何,“思”这一行动必然蕴含着一个主体,而这一主体必然是“我”。

无论从“思”的来源上亦或是追随“思”的逻辑路径上,必然有一个主语,即“我”。

也只有是“我”这个主体的“思”才能称之为“我之真”,因为他人的“思”在“我”之中无效,没有必然关系的明确性。

正如笛卡尔所说:“如果由于我看见蜡,或者蜡存在,那么由于我看见蜡，因此有我,或者我存在这件事当然也就越发明显。

因为,有可能是我所看见的实际上并不是蜡;也有可能是我连看见东西的眼睛都没有;可是,当我看见或者当我想看见(这是我不再加以区别的)的时候,这个思维着的我倒不是个什么东西,这个是不可能的。

”“我思”在一个“最低”效率上也是可以证明主体对“我”是存在的。

尽管它对其他外在于“我”的事物的判断可能为假或根本没有判断的前提,但至少我“能够、希望、肯定”清晰地认识到的是“我在”,而“我在”一旦确定,“我思”便是“我在”丰富内容的不二人选。

也即“我在”一旦落实,“我思”即刻显现。

“我思”与“我在”是在“我是什么?”也就是“我之真”之中永串联的,二者在“我”的主体的明确性中共同发挥作用,以支撑“我能对他在有何认识?”这一问题。

笛卡尔看似是在繁琐的论证“我思”与“我在”的关系,但这是必要的,也是之后所有问题展开的最有效根据。

在“我思”与“我在”之中,人逐步确立了一种视角,即从我自身“思”与“在”的明证性中去看待一切事物,也就是必须把握住一个确定性再去寻求、确证另一个确定性。

但是笛卡尔并没有草草地展开他的这一蓝图,他首先还是要弄清楚自身之思中有哪些是可作为物质世界之明确无疑的基础的。

他承认这很困难也很复杂。

但他还是很认真、很细致地提出“我既然在怀疑,我就不是十分完满的,因为我清清楚楚地见到,认识与怀疑相比是一种更大的完满”。

“我怀疑”这个“想”是我认识不到“真”的结果,也就是我认识之缺陷,但这丝毫不影响“我思故我在”的明晰性,因为我要求的“真”是在明确“我思”与“我在”之后而向外部世界发出的努力。

笛卡尔诚然没有满足于仅仅局限于“我思”与“我在”关系的狭小王国,他需要用一种外力证明此关系,或者说是更好地理解二者作为最明晰的根据的普遍适用性。

因此,他放开眼界,力图寻求“他在”王国与“我”的王国的真实联系。

事实上,这种努力并不是建立一种庞大哲学体系的野心与企图,而应被看作是试图对生活世界进行更加完善、全面理解的努力与愿望的积极达成。

笛卡尔很幸运,因为他把人类自身当做既是方式又是目标,既是人类理解自身的最好依据,也是人类为之开启理性之门的理想方向。

因此,他幸运地走向了一条可以积极实现并有着持续性意义的道路。

笛卡尔正是在这份幸运之中试图继续前进,继续寻求人类生活世界的全面样貌。

二．目前学界关于“我思故我在”的理解西方近代哲学开创之初就存在着两种哲学派别，一是始于培根的经验论主义哲学；二是源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

虽然二者都将“我思”作为其哲学研究的主题，但却在思维的来源、内容、实质、范围以及作用等方面存在原则上的分歧。

而我国的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用经验论的解释原则来理解“我思故我在”的含义。

在“我思”和“我在”之中，对“我在”的理解最能够反映出这种经验论的特质。

按照这种理解，“我在”就是经验中的客观存在，结果这一命题的含义自然成为“由于我能思考所以我才存在”。

其实，早在笛卡尔时代的许多经验派哲学家就持这种立场，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英国的霍布斯。

他在对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中所作的反驳中就明确地反问到：“因为我认为：说我是在思维的，因而我是一个思维，或者说，我是有理智的，因而我是一个理智，这样的推理是不正确的。

因为我也可以用同样的推理说：我是在散步，因而我是一个散步。

”受此影响，我国哲学界长期以来也持这种解读立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著名的哲学家苗力田和李毓章两位先生，他们在《西方哲学史新编》的论述是这样的：“既然肯定我在思想，那么就必须也肯定思想着的我必然应当是某种东西；这就意味着肯定我存在；因为如果肯定一个思想的东西在思想着，可是却否定他的存在，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是荒谬的。

笛卡尔由此断定：我思想，所以我存在。

”经验论错误之处在于：一是将“我思”等同于经验之中“我能够思考”，是一种生理上的特征和功能。

当然，这种特征并非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因而“我能散步”也能证明“我的存在”；二是将“我在”等同于经验之中的客观存在，即“在者”。

因为一个在思考的东西一定在现实中是存在的，这完全可以由形式逻辑的推理得到证明。

笛卡尔本人极力地反对这种经验论意义上的理解模式并明确地指出它的错误之处：“‘从这里似乎应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一个在思维的东西是某种物体性的东西’，这就毫无道理，不合逻辑，甚至跟通常说话的方式相反的了。

因为一切行为[用]的主体[体]当然是指实体说的（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是指物质，即形而上的物质说的）；不过不能因此就说它们是物体。

”在笛卡尔看来，“我思故我在”的合法性并非在经验中的验证，而是理性之中的直观；不是也不需要用三段论的形式逻辑推理去证明，而是“怀疑一切”得以可能的思维前提，是天先地存在于人脑中的思维规定，而这种思维的先天存在是不需要任何形式上的证明的，因为它是在理性中直观得到的具有普遍性的真理。

笛卡尔对此指出：“当有人说：我思维，所以我存在时，他从他的思维得出他的存在这个结论并不是从什么三段论式得出来的，而且作为一个自明的事情；”近几年来，学术界已经意识到了这种经验式解读所带来理论上的困惑。

张志伟先生在《西方哲学十五讲》中从这一命题的反题的荒谬性来反驳这种经验式的解读，“只有当我思想的时候，我才存在，如果我停止了思想，我就不存在了。

问题是，当我们不思想的时候，我们在哪里？”于是，张志伟先生从“我思故我在”的翻译上寻找新的理解，在他看来将“I thing , therefore I am”中的“am”理解为“起作用”比较恰当。

于是，这一命题的含义就成为：“当‘我’思想的时候，‘我’是起作用的，而当‘我’不思想的时候，‘我’就没有作用了，所以思想是‘我’的本性。

”可以说，将“我在”理解为“我起作用”的目的在于回到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立场，但遗憾的是这种唯理论的解释原则并不彻底：只是将“在”还原到了唯理论的立场，对于“我思”的解读却仍旧停留在经验论之内。

因此，在笛卡尔的唯理主义的视域下，澄清“我思故我在”的全部含义就成为十分必要而迫切的理论任务。

三．“思”的前提基础性笛卡尔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命题,是和他提倡普遍怀疑的精神分不开的。

换句话讲,“我思故我在”是建立在“我思”的基础之上的。

没有“我思”,就没有“我在”,更没有“我思故我在”。

“我”是什么?笛卡尔认为“我只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

什么是在思想的东西呢?就是在怀疑、理解、理会、肯定、否定、愿意、不愿意、想像和感觉的东西。

”这里笛卡尔实际上是在用“思”来界定“我”,因为感性的“我”(肉体的“我”)是不确定的,不能成为“我”存在的标志,只有理性的“我”(人的自我意识)才是确定的。

“我”是思维的东西,而“思”就是“在我们身上发生而为我们直接意识到的一切。

因此,不只是理解、意欲、想象,就是知觉也和思想无异”。

可见,笛卡尔所说的“思”不仅指理性的思考,而且包括感觉、记忆、想象、意志、情感等心理活动(当然,主要是指理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