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丹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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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加入）朱丹溪（1281~1358年），字彦修，名震亨，元代著名医学家，因家乡有条美丽的小溪叫丹溪，死后，人们尊称他为丹溪翁。

由于他医术高明，治病往往一帖药就见效，故人们又称他为“朱一帖”、“朱半仙”。

汉族，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市）人，生于至元十八年（公元一二八一年），卒于至正十八年（公元一三五八年）。

朱丹溪倡导滋阴学说，创立丹溪学派，对祖国医学贡献卓著，后人将他和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一起，誉为“金元四大医家”。

主要著述有《局方发挥》、《格致余论》等。

其故里浙江义乌有墓园、纪念堂、纪念亭、丹溪街等。

目录1人物简介2学说内容3临床应用4医学成就5社会影响6人物评价1人物简介朱丹溪朱丹溪所居的赤岸村，原名蒲墟村，南朝时改名赤岸村，继而又改为丹溪村。

所以人们尊称他为“丹溪先生”或“丹溪翁”。

朱丹溪倡导滋阴学说，创立丹溪学派，对祖国医学贡献卓著，后人将他和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一起，誉为“金元四大医家”。

朱丹溪青少年时期为应科举考试，钻研儒家经典。

35岁师从理学家许谦。

43岁从罗知悌学医。

在他小时候，读书能过目成诵，日记千言，言章词赋，一挥即成。

听说著名理学家许文懿在东阳八华山中讲学，专门传授朱熹的理学，他对许文懿讲授那套理学非常崇拜，听了，“自悔昔之沉冥颠齐，汗下如雨。

”他“每宵挟册，坐至四鼓，潜验默察，必欲见诸实践。

”这样，他坚持学了几年，日有所悟，学业大进，成了一个学识渊博的“东南大儒”。

朱丹溪在他三十岁的时候，老母患严重的脾病。

他心情焦急，请了许多医生治疗都治不好。

原来这些医生，大都医术粗劣，受当时社会风气影响，盲目搬用《局方》。

开的药大同小异，吃下去一点效果也没有。

这时，他深深体会到：“医者，儒家格物致知一事，养亲不可缺”（《丹溪心法》序）。

于是他立志学医，日夜攻读《素问》。

以前，他也曾读过《素问》，觉得“词简而义深，去古渐远，衍文错简”，然后“茫若望洋，淡如嚼蜡”。

罗精于医学，其学宗法刘河间，旁通于张子和、李东垣二家之说，认为：“学医之要，必本于《素问》、《难经》，而湿热相火为病最多。

”朱丹溪得罗氏之传，又续加发挥。

其主要著作有《格致余论》(1347)、《局方发挥》(1347)、《本草衍义补遗》、《金匮钩玄》3卷(1358)。

其门人整理编纂的《丹溪心法》可以体现他的医疗经验，对后世影响较大。

童年磨难朱丹溪祖父名环，父名元，母戚氏。

祖父辈均以孝闻名乡里。

朱丹溪的堂曾祖朱杓，精通医学，著有《卫生普济方》，重医德。

堂祖父叔麒，宋咸淳进士，晚年从事医学，医德十分高尚，他们均对丹溪有一定的影响。

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朱丹溪诞生于义乌县赤岸村。

朱丹溪自幼聪敏好学，日记千言。

元贞元年（1295年），丹溪父亲因病去世。

丹溪和两个弟弟都尚年幼，全家靠戚氏一人支撑。

朱丹溪的童年既经历了艰辛的磨难，又得到了母亲的良好的教育与熏陶。

发奋为学在逆境中成长的朱丹溪，性格豪迈，见义勇为，从“不肯出人下”。

元大德四年（1300年），朱丹溪年满20岁，时任义乌双林乡蜀山里里正。

他刚正不阿，敢于抗拒官府的苛捐杂税，因而深得民众的拥护，连官府都忌他三分。

丹溪30岁时，母亲患病，而“众工束手”，因此他就立志学医。

他刻苦钻研《素问》等书，“缺其所可疑，通其所可通”，克服了学习上的种种困难，经过5年的勤奋苦学，既治好了母亲的病，也为日后的医学打下良好的基础。

朱丹溪这时，丹溪已经36岁，他在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下，到东阳从师许谦，学习理学。

过了4年，成为许谦的得意门生。

后来他将理学结合于医学，推动了医学理论的发展。

延祐元年（1314年）八月，恢复科举制度。

丹溪在学习期间，曾参加过两次科举考试，但都没有考中。

科举失败并没有使丹溪灰心，他认为：要使德泽远播于四方，只有学医济人，才是最好的选择。

这时，他的老师许谦，卧病日久，也鼓励丹溪学医。

于是，朱丹溪决意断绝仕途，专心从事医学事业。

有志不在年高，朱丹溪专业从医的时候，已40岁了。

他一心扑在医学上，学业大有长进。

过了两年，丹溪42岁时，治愈了许谦多年的顽疾。

千里求师泰定二年（1325年），朱丹溪45岁，渡钱塘江，千里迢迢来到吴中（今江苏苏州）。

后到宛陵（今安徽宣城），上南徐（今江苏镇江），辗转建业（今南京），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位适合当老师的人。

有人告知，杭州罗知悌医术高明，学问精湛，他就不顾夏日的炎热，日夜兼程，匆忙赶到杭州求教。

罗知悌精于医，得金刘完素之学，为刘完素的二传弟子，旁参张从正、李东垣两家，曾以医侍宋理宗。

罗知悌对朱丹溪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实践的教诲。

使朱丹溪的医术有了长足的进步。

朱丹溪经过长期不断的实践，总结出一个重要的论点，即“阴易乏，阳易亢，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

为创立后来的丹溪学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年半后，罗知悌去世。

丹溪安葬了师傅后回到义乌老家。

朱丹溪济世救人，为百姓治病，数年后，“声誉顿著”。

主要成就及著作——倡导滋阴学说丹溪著书的态度十分严谨，至67岁时，著《格致余论》一书。

不久又著《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伤寒论辨》、《外科精要发挥》等，今仅存前三部书。

朱丹溪墓碑《格致余论》是丹溪医论的专著，共收医论42篇，充分反映丹溪的学术思想，是丹溪的代表作之一。

该书以《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两篇为中心内容，创立“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强调保护阴气的重要性，确立“滋阴降火”的治则，为倡导滋阴学说，打下牢固的基础。

其他各篇，侧重论述滋阴降火和气、血、痰、郁的观点，内容十分丰富，每篇中又多以治验相对照。

朱丹溪的医学成就，主要是“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

丹溪学说，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而且在15世纪时，由日本人月湖和田代三喜等传入日本，日本又成立“丹溪学社”，进行研究和推广。

迄今日本沿存“丹溪学社”。

至正十八年（1358年）夏，一代医学宗师朱丹溪与世长辞，终年78岁，葬于义乌东朱之郭头庵。

2学说内容1、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

由此引伸为气常有余血常不足，故主张顺应阴阳之理，提倡男三十、女二十而后娶嫁，把理学的“主静”、“收心”、“养心”说与《内经》的“恬淡虚无，精神内守”说结合起来，用澄心静虑的方法防遏相火妄动。

2、相火论。

相火为肝肾二脏专司，分属于心包、膀胱、三焦、胆诸腑。

相火有常有变，常态属生理性相火，至关重要，“人非此火不能有生”，是生命活动的动力；如相火越位而妄动，则伤阴耗精，变生多种疾病。

针对这种内生火热，主张应用滋阴降火的治疗方法。

3、对《局方》的批评，在《局方发挥》中集中地批评了宋代官方颁布的《和剂局方》和宋元之际崇奉《局方》形成的“《局方》之学”。

指出《局方》忽视辨证，“一切认为寒冷”，滥用温热香燥药物和“一方通治诸病”的危害。

主张临病制方，反对不问病由据证验方的医疗风气。

4、气血痰郁辨证治疗。

在杂病治疗中，朱丹溪广泛应用气血痰郁辨证方法，尤其对郁证病机的阐发和痰证证治的论述，均较前人深入。

5、治疗中注意顾护正气，慎用汗、吐、下等攻击法。

6、以节欲为中心的养生学思想。

主张节饮食、戒色欲，反对服食丹药。

3临床应用朱丹溪创“相火论”，并作为其在临床上治疗火证的依据。

金元四大家均重视对火热病因、病机和证候、治法的探讨，如刘完素着重探讨外感火热病证，张从正擅用下法清泄实火，李杲提出“阴火”概念，朱丹溪吸取了前代刘、张、李三位医家之长，致力于对内伤火热证候及治疗的探讨。

他在《局方发挥》中指出“诸火病，自内作”。

可见丹溪所论火证，主要指内火，实则多指相火。

丹溪将火证分为实火、虚火与郁火。

《丹溪心法·火》谓火证“轻者可降，重者则从其性而升之。

”并提出火证的三大治则：实火可泻、虚火可补、火郁当发。

“实火可泻”治则，是沿袭刘河间对火热证中热毒极深之里证的治法，临床中仍遵河间选用黄连解毒汤；“火郁当发”治则，乃借鉴李杲以益气泻火法治疗脾胃气虚、阴火内盛的原则，临床选用之方亦为李杲创制的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升阳散火汤、火郁汤等。

丹溪“虚火可补”治则，目的在于抑制相火、保护真阴，主要针对内伤杂病中肾阴亏虚、相火偏旺之证而设。

其所创制的方剂甚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方剂当首推大补阴丸，为后世医家治疗阴虚火旺之主方，现代中医多用于甲状腺机能亢进、肾结核、骨结核、糖尿病等疾病中属于阴虚火旺者。

由此可见，“虚火可补”治则是朱丹溪“相火论”指导临床实践取得的重大成果，它使河间学派众多医家长期以来对外感火热的探讨为之一变，而转为对内伤火热的研究；也使治疗火热证由过于偏重清热泻火治法，进而重视滋阴降火治法，奠定了滋阴降火学说的基础，并促进了明清温热学说的形成和发展，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医学的一大贡献。

4医学成就丹溪倡导滋阴学说，著书的态度十分严谨，在此以前，“不从朱丹溪弟子之请而著方”，恐后人拘泥其方，不再详审病情。

至67岁时，他的见解更加精粹，“其自得者，类多前人所未发”，遂应弟子张翼等再次请求，著《格致余论》一书。

不久又著《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伤寒论辨》、《外科精要发挥》等，共五种。

今仅存前三部书。

《格致余论》是丹溪医论的专著，共收医论42篇，充分反映丹溪的学术思想，是丹溪的代表作之一。

该书以《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沦》两篇为中心内容，创立“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强调保护阴气的重要性，确立“滋阴降火”的治则，力倡导滋阴学说，打下牢固的基础。

其他如《饮食色欲箴》、《养老论》、《慈幼论》、《茹淡论》等篇，围绕着养阴的观点，深入论述养生的道理。

《生气通天论病因章句辨》一篇，提出“六气之中，湿热为病十居八九”的观点，又对某些章句的断句进行探讨。

《石膏论》中，纠正了石膏的名实之误。

李时珍盛赞其说，认为“至朱震亨始断然以软者为石膏，而后人遵用有验，千古之惑始明矣”。

其他各篇，侧重论述滋阴降火和气、血、痰、郁的观点，内容十分丰富，每篇中又多以治验相对照。

《格致余论》的“相火论”和“阳有余阴不足论”，体现了学术思想的主要方面。

“相火论”，深入说明了相火为人身生命活动的原动力的道理，若反常妄动则变为贼邪而致人于病，并以此为基础，在“阳有余阴不足论”中创立人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

丹溪“相火论”，是在师承了寒凉派刘完素火热病机的基础上．又参之以“太极”之理，进一步加以阐发和补充而发展起来的。

首先，他说：“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认为天地万物，都是恒动的，而“凡动皆属火”。

火有君火、相火之分。

丹溪说：“心，君火也”，《内经》“心主神明”，可见，君火主持人身的思维活动。

关于相火，丹溪说：“生于虚无，守位禀命，因其动而可见”，又说：“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可见相火指推动人身生生不息的原动力，又指出肝、肾、胆、三焦为相火的根源，主要发源于肾，君火、相火，只有互相配合，才能温养脏腑，推动人身的各种功能活动，所以，丹溪说：“彼五火之动皆中节，相火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