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侵权救济中损害赔偿数额【侵犯著作权律师】

知识产权侵权救济中损害赔偿数额【侵犯著作权律师】
广东长昊律师事务所
侵权行为认定是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审理的核心问题,损害赔偿责任则是对知识产权权利人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救济方式。

虽然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遵循民法基本理论中的填平原则,但由于知识产权权利客体的无形性和可重复利用性,侵权行为的隐蔽性和复杂性,使得侵权赔偿数额的确定不可能像套用数学公式那样简单快捷地计算出赔偿数额。

因此,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一直是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审理中的重点和难点。

近年来,浙江省各级法院在知识产权审判实践中,在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框架中,结合具体案件的不同情况,在侵权损害赔偿举证责任、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计算和侵权损害赔偿确定途径等方面不断进行探索、总结,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解决权利人举证难瓶颐,适当减轻权利人损害赔偿举证资任
根据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的损害赔偿主要有以下四种计算方式,即权利人损失、侵权人获利、参照许可使用费倍数以及适用法定赔偿额。

而只有在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时,人民法院才可以根据权利人的请求适用参照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和法定赔偿方式确定赔偿数额。

因此,权利人要主张损害赔偿,必须尽到相应的举证责任,否则其赔偿请求难以得到法院支持。

但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中,由于侵权获利证据往往掌握在被控侵权人手中,这些证据具有隐蔽性、易失性和技术性等特点,权利人自己要获得这些证据以及通过这些证据证明侵权人获利的举证责任十分困难。

因此解决权利人举证难瓶颈,适当减轻权利人损害赔偿举证责任,是十分必要的。

（一）通过证据保全收集被控侵权人获利的证据
证据保全制度作为固定侵权人侵权证据的重要手段,不仅可以为知识产权权利人保护权利和制止侵权打下必要的证据基础,而且相关保全证据还可能成为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大小的依据。

应当注意的是,为防止证据保全措施的滥用,使证据保全演变成“证据搜查”的强制手段,造成当事人之间举证责任的失衡,对于当事人提出的证据保全申请不应无条件采纳,而必须进行审查,如果具备了申请人适格、申请人提供了侵权的初步证据和线索、申请保全证据的具体内容、范围、所在地点清楚明白,申请保全的证据与侵权事实、侵权状态以及侵权赔偿数额的确定等证明对象存在关联性等条件,法院即可同意申请人的申请,裁定采取证据保全措施。

但对于证据是否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等限制条件,在审查时可从宽把握。

据统计,—年,浙江法院共对件案件采取了诉前证据保全措施,对件案件采取了诉前财产保全措施。

而杭州、温州等中院,约有左右的案件会在诉讼中采取证据保全措施。

通过证据保全措施,依法固定被控侵权人获利的证据。

（二）适当降低权利人损失或侵权人获利等证据的证明标准
在实践中,权利人要举证证明其因侵权行为受到的损失或侵权人因侵权行为的获利情况比较困难。

如权利人提供损失情况的证据往往是自己的财务账册、合同等,以证明自己的市场销售数量在减少或价格下跌,但市场销售数量的减少或价格下跌往往是许多综合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常常与产品质量、营销手段、售后服务、消费需求的变化等自身经营和市场正常风险等因素有关难以认定原告的损失与被告侵权行为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

有时甚至还会出现权利人的产品销售数量或销售价格未减反增的情况。

在有数个侵权人的情况下,这种因果关系更难确定。

而在主张根据侵权人的获利情况确定赔偿时,权利人的举证同样很难。

权利人虽然可申请法院查封被控侵权人账册等证据,但大量的知识产权侵以权人是中小企业或个体工商户,普遍存在账册不齐全、不真实的情况,或者根本没有账册,甚至有些企业从账面上看还存在亏损的情况,查封账册等证据保全行为并不能完全权利人的损害赔偿期望。

因此,在知识产权侵权审判中,为尽量选用侵权损失或侵权获利计算损害赔偿数额,我们注意在积极引导权利人尽可能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的基础上,适当放宽证据的证明标准。

只要权利人提供了证明损失的财务账册,表明销售数量因侵权而减少或销售价格因侵权而降低，或者提供被控侵权人向税务部门申报纳税时所记载的销售收入及获利情况,向工商部门年检时提供的相关报表资料等证据初步证明损失或获利数额时,我们并不苛求权利人还要举证证明损失或获利与侵权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是依据法官的逻辑推理能力和一般专业知识水平,从盖然性角度认定侵权行为有很大可能引起该损害或获利的结果。

当然，在权利人提供了损失或获利的初步证据的情况下,如果当事人提出了审计、鉴定等申请,为保障获取更为合理和公平的赔偿依据,我们会同意当事人的申请,对损害计算的必要事项比如专利产品销售量的增减、侵权产品的单位利润等进行审计、鉴定。

例如：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XX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施耐德电气低压天津有限公司等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中，就一次以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审计报告为依据，判决施耐德公司赔偿正泰集团经济损失3.34亿余元。

（三）适用举证妨碍规则全额支持权利人赔偿请求
在法院下达证据保全裁定后,也有很多当事人拒不履行诉讼义务,拒绝提供其生产、销售被控侵权产品数量的会计凭证及财务帐册等。

对此,我们充分发挥证据规则规定的举证妨碍制度在损害赔偿数额确定上的作用,拓宽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计算的方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搪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

因此,在法院证据保全裁定送达后,我们在告知当事人如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相关证据的法律后果后,如果当事人仍然拒不履行诉讼义务，在被告侵权行为成立的前提下,我们就根据举证妨碍规则推定权利人主张的损害赔偿成立。

例如,在沈汉标诉广州市恋伊家庭用品制造有限公司等专利侵权纠纷案中,权利人以被控侵权人因侵权获得巨大利润为由请求赔偿200万元的经济损失,同时申请法院对被控侵权人采取证据保全和财产保全措施,法院对该申请予以准许,并向被控侵权人送达了保全民事裁定。

但被控侵权人却以“企业规模不大,帐册等财务资料不齐全”为由拒不提供,最终我们推定被控侵权人获利200万元,全额支持了专利权利人的诉讼请求。

当然,通过这种推定方法确定赔偿数额时,权利人至少应该提供被控侵权人获利的初步证据,而不能简单地将举证责任通过该规则的设置推给被控侵权人,认为被控侵权人负有证明其获利的举证责任,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当然,一方当事人主张的赔偿数额是否真的能得到证明,还需要通过质证程序以及结合案件的其他证据加以综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