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在近代史中曾国藩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他经历了鸦片战争，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掀起了洋务运动，是创建中国近代海军第一人，倡导和推进了近代中国武器装备的变革，对绿营兵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革新，改造旧式水师的编制体制，倡导建立新式轮船水师，派遣幼童赴美国留学，开启了近代中国军事教育变革的先河。他对近代中国军事变革和军事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他对近代中国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洋务运动中起着关键作用，下面我就通过曾国藩来解读一下洋务运动。

曾国藩倡导洋务运动的原因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接受这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并付诸实践，则又有其自身的原因。首先，他不仅是个学者，还是个政治家。他学习一切学问的目的，都是为了用以解决统治阶段所面临的政治问题。所以，他借以建功立业的学问主要并不是理学，而是经世致用之学。经世致用之学又称经世济用之学，简称经济之学，但并非今天的经济学。它在孔学属于政事之科，潜心治学的学者亦往往把它视为做官术。今天看来它应属于政治学的范畴，但却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内容，曾国藩曾把它归纳为十四大项，实际上是中国古代一个以政治学为主的社会综合学科。自鸦片战争以来，如何看待和处理西方列强入侵的问题，一直是中国各阶级、集团及政治派别所面临的头等重要的政治问题，也就不能不成为经世致用之学的首要内容。曾国藩既以封建社会“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自居，就不能不严肃考虑、认真研究这一问题，并提出自己的对策，振作精神，大干一场。不过，曾国藩所处的政治环境与魏源略有不同，国内矛盾尖锐、突出起来，故“师夷之长技”首先用以“制民”，而将“制夷”之事推之于遥远的将来。只要洋人不打算推翻清政府，就决不同洋人开仗，妥协再妥协，忍让再忍让，直到军事技术装备与经济发达程度超过洋人，再报昔日一箭之仇。这说明，这时的清朝统治者比鸦片战争时更腐败、更虚弱、更加内外交困，连“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对策，也不能全面实施，只能半行之。而后偷天换日，将进攻的矛头转向国内，对准不甘忍受外国侵略与封建压迫的老百姓。曾国藩就是体现这种振兴与转变的一代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典型代表。

同时，也正因为曾国藩是一位政治家，而不仅仅是一位学者，所以，他所着眼之处在于整个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兴衰安危，而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派别的兴旺发达。因而，曾国藩虽为知名理学家，而治学却向无门户之见，对一切有用的知识、学问，都主张全盘接受，融汇贯通，应时切要，择长而用。故能领悟儒学真谛，成这一代大儒、通儒，在思想观念上突破夷夏之辨，学习洋人之长，以强化自身。这与我们通常所见到的一些俗儒、陋儒显然不同。这些人抱定一技之长，坐井观天，妄自尊大，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并不能算作真儒。他们不能全面继承传统文化，也没有资格代表传统文化。同有理学家之名，曾国藩应时变通成为洋务派首领，而倭仁却成为顽固派的代表，其原因就在于此。

再者，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多借洋器之重、洋人之力，并取得成效，亦使他尝到了甜头，增强了师夷之长的自信心。曾国藩靠湘军起家，更以水师取胜。他坚持非洋炮不用，船炮不齐不出，终于建成当时国内技术装备最好的炮船船队，夺取水上控制权，使湘军在同太平军争夺沿江重镇的各个战役中，处于战略上的优越地位。然而，湘军水师船小体轻，行驶缓慢，只适于内河作战，不能在海洋上巡行。所以，曾国藩早在咸丰末年，即对太平天国的战争稳操胜券之时，就开始筹划建立外海轮船水师，即近代海军舰队的问题。其后兴办军工科技、派遣幼童留学美国等，基本上都围绕着这一中心进行。不过，曾国藩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打破儒家文化，而是为了巩固这个陈旧的思想文化体系及其统治地位。在他看来，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思想文比体

系没有什么不好，只是缺乏西方以船坚炮利为特点的科学技术而已。所以，曾国藩引进西方文化，大致以此为限。凡与此无直接关系的外来事物，曾国藩多持消极态度，甚至心怀反感，坚决反对。

曾国藩倡导洋务运动的动机

曾国藩倡办洋务确有维护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主观动机，但这并不是他办洋务动机的全部，这是因为：

1、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有信奉孔孟之道的儒家文人，尤其是被满族统治者视为异类、防有异心而实行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汉族文人，都只有拥护和维护满清王朝统治而不能也不敢越轨去非满和反清，否则不仅不能入仕为官，而且难以生存，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灭族之灾。因此有此“卫道”和“忠君”“勤王”的动机，或者说对清王朝采取信任和依靠的态度，实属正常，也在所难免，何况孔孟之道的核心价值和政治天职就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卫道”和忠于帝王君主的“忠君”。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国家的内忧外患而引进西方先进武器装备、科学技术在军事上、日用上的重要性已在朝野引起很大反响，清廷上下此时已经普遍认识到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的正确性、急迫性和重要性，于是清廷决策者不仅批准曾国藩“师夷长技”、“师夷智”的办洋务要求，而且还常常主动传谕曾国藩，敦促他“购买外洋船炮，以利军行而维大局。”曾国藩当然是“求之不得”，也就积极执行“圣命”而尽力去办洋务了，他这样做，也是作为臣子下属必须要去履行的，否则就有违纪抗命之嫌而要被撤职查办了；

2、曾国藩办洋务真正重要的目的，则是为了“自强”“制夷”而去“救时”。在这里，“救时”的内容既包含有救满清，更包含有救中国，虽然这两救的界线有些模糊混同，但细分下去却是救中国不等于就是救满清，这两者并不能划等号，而两相比较，对于曾国藩来说后者比前者更重要。也就是说，如果救中国和救满清之间发生了矛盾，他很可能会选择救中国而不会选择救满清，因为炎黄子孙的华夏之中国不能不爱，不能不救；压迫汉人的满人之大清却可以不爱，可以不救。

对于这一点，从不少有关曾国藩的史实资料中可以看到，他对于清朝封建统治者除了有恪守孔孟儒家“卫道”“忠君”天职的动机和“不得已而为之”的难处外，有很多方面对清廷旨意并不是唯命是从、无条件遵照执行的，而是为了国家的“制夷”“救时”大局，常有违旨抗上、分庭抗礼和图谋权力之举，更隐藏有“明从暗抗”、“迂回相争”并采取避免“功高震主”、“陈桥驿兵变”猜疑的“韬光养晦”、“忍而不发”、“蛰伏伺机”之策，甚至也有较明显的反满表现。

比如，对于清廷准备采取把外国军队引进来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军的“借夷兵助剿”政策，他反复上奏表示反对，建议可借夷兵助守，但万万不可助剿。他认为：“借助外国，自古为患”，“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一二不逞之徒，自申其媚夷之术，必欲煽动西国大队东来。”也就是他主张中国内部的事由中国人自己办，不要把外国人引进来，插手干涉中国内政而进行敲诈和欺凌。因此他认为：“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这桩借夷兵助剿之事，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坚决反对，最终迫使咸丰朝(1851-1861)未能实行，从而捍卫了国家的主权；

比如，他坚决反对把中国舰队的指挥权交给外国“夷人”，以免中国海军受外“夷”所制带来麻烦。为此他上书总理衙门说：“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授之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其祸患无穷。在他的坚持下，终于迫使清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解散由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被清廷任命为司令的中国舰队，将已经从英国买来的8艘军舰以及包括阿思本在内的600名英国官兵水手全部退回，追回预付船款等，并按

照曾国藩的意见，责令英国人“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从而又一次捍卫了中国的尊严和主权；

比如，在与太平军作战时，因皇帝圣旨不符合当时的双方力量对比和战争形势，他敢于四次抗旨不遵。后来他又以与太平军作战困难为由，公开向清廷要权，在1857年竟向朝廷提出“非位任巡抚有察史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的强求。咸丰皇帝很清楚这是曾国藩在伸手向朝廷分权，所以不肯轻易答应，开始时只给个署理湖北巡抚的虚衔以示安抚，但后来由于与太平军安庆决战的战事吃紧，却也只得在1860年被迫正式任命他担任拥有实权的钦差大臣和两江总督，并将原属私家武装的湘军上升为国家军队。接着，为了让他集中力量打败太平军，又在1861年底命他统辖两江所属苏、皖、赣、浙四省军务，从而使他成为清朝自1674年平息三藩之乱以后近二百年来掌握军政大权的第一位汉人。由此而发，他的幕僚下属也纷纷获得各级军政实权和虚衔，单就政界官员而言，曾国藩在世时他的幕僚至三品及以上者达22人，其中总督4人，巡抚7人，至于道府州县官员则不计其数，从而大大削弱了清廷的中央集权，这对满清封建王朝的统治显然是很不利的，而对曾国藩进行自强制夷而救中国的洋务改革无疑是大为有利的。而到1872年3月曾国藩去世以后，他的部属又增加到总督以上者10余人，巡抚者10余人，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道员、知府、知州、知县、参将、副将等各级军政官员多不胜数；又据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作协主席、曾学研究专家唐浩明先生粗略统计：从胜利的湘军中走出来的尚书、侍郎、总督、巡抚先后有三十多人，司道以下的官员更多，二品以上的武官数以千计，三品以下者不计其数。而据曾国藩自己所说：湘军征战十余年，各营保举的武职共达十几万人，其中保至三品以上的军官不下数万人，湘军上下几乎都是军官。由此可见，太平天国被灭以后，曾国藩的汉人湘军体系控制了全国各级军政大权的绝大部分，真可谓“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着实地已经把满人的清廷中央政权快架空了。如果曾国藩再晚死几年十几年，将会使清廷的中央和各级权力更加削弱，也对他实行他所要求的洋务运动更加有利；

又比如，灭了太平天国以后，曾氏兄弟的湘军势力已经控制了大半个中国，而皇上曾有“谁打下太平天国都城就封谁王”的许诺，但满清政府事后怕汉人权力太大危及自己的种族统治而食言，所以只封曾国藩为侯，封曾国荃为伯，这引起战功赫赫的曾国荃的极大不满。当时已有传言，曾国荃想劝乃兄趁着湘军气势正雄旺之际，一声令下，挥师北上，推翻满清，自己弄个皇帝当当，同时也有一些湘军将领劝曾国藩谋取天下，这也引起湘军数十万将士的蠢蠢欲动。但曾国藩深知当时单凭湘军之力还不足以与清廷中央政权相对抗，何况由他一手举荐提拔的左宗棠、李鸿章等他的幕僚属下和门生此时已被清廷分化利用，负义于他而趋势于朝廷，湘军胜利后官兵居功自傲并日益腐败也让他忧心忡忡。更严重的是，如果真的举兵起事或演绎“陈桥驿兵变”的夺权，满人清廷和附势汉员将会联合起来对付他和湘军，并可以勾结西洋列强引进强大夷兵进行围剿，势孤力单并内部不稳的湖南湘军在内外夹击之下不仅很难取胜，而且外夷列强也可借机入内祸害中国，而这一点正是曾国藩所最担心的。因此他冷静应对，斥退进劝，知难而退，忍而不发，蛰伏下来。而且为了避免清廷猜忌提防而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和祸及家族属下，他在攻占天京以后将头功归于满人官将，还很快主动上奏裁撤湘军，一部分予以改制转移，并一再劝慰其九弟曾国荃切莫对朝廷食言不满，更不要持功争权、轻举妄动，尤其要绝对防止有“陈桥驿兵变”和领兵北攻清廷由曾氏取代之意的任何流露；

再比如，他明知湖湘文化的首创者明末王船山以及著名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等都是反清复明斗士，却公开把船山先生和顾、黄等奉若“圣人”，并倾注一片心血专门去收集编撰和精校精刻出版《船山遗书》文集，致力传播，从而使船山学空前兴起，曾国藩也通过此举尽溢反满之意。等等。

从曾国藩以上这些忤满犯清和激流勇退的表现来看，他倡办洋务运动究竟是把救中国放在首位呢，还是以救满清为主呢？他究竟是在尽力“卫道”“忠君”而维护大清王朝封建专制制度呢，还是也反映出一些他对清王朝隐匿有“另有所图”只不过时候未到不能公开表现而需要“韬光养晦”、不可明言的隐秘打算呢？因此，如果对曾国藩倡办中国近代化洋务改革完全给予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定性，而对他为了“自强”“制夷”救中国而处处将国家和民族利益置于清王朝满人利益之上的洋务性质从根本上予以怀疑和否定；尤其如果给曾国藩扣上他办洋务就是为了维护垂死的封建专制统治、所以才不去学习西方先进政治制度的帽子，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也不符合曾国藩办洋务的全部动机而有失偏颇的。

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及其形成过程

曾国藩原来是一个正统的封建理学家，以后演变为最早的洋务派大官僚。曾国藩从封建理学家到洋务派大官僚的思想转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曾国藩独崇程朱理学，从宇宙观到伦理政治观念奠定了其思想体系的基础。一般说来，他比理学中主敬派实际一些，具备着从地主阶级顽固派中分化出来的内在因素。第二阶段：道光末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封建统治阶级产生了空前严重的危机感，曾国藩兼采汉学认识论和治学方法中的某些合理因素，开始注意西方情况，重视西方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同时，曾国藩顽固维护封建伦理政治观念，自觉地反对太平天国向西方寻求真理与改革国内政治结合起来的进步方向。这一切，为其洋务思想的产生准备了条件。第三阶段：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与传统的封建统治思想相比，曾国藩的思想出现了具有新内容的变化，在伦理政治观念上由原来对内维护三纲五常、对外保持天朝至尊，转变为对内维护三纲五常、对外讲究“忠信笃敬”、“守定和约”。同时，他更重视引进西方技术的活动，认为是“救时之第一要务”。曾国藩的洋务思想至此基本形成。

《手书日记》载：“与幕府诸君畅谈，眉生言及[夷]务。余以为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处着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工夫。”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外国侵略问题的战略思考，一是对外国侵略问题的具体对策。前者可谓怀德弃怨，化敌为友，后者可谓自我振作，师夷长技。实际上包含着内政与外交两个方面的内容，而内政方面又包含整顿吏治与兴办军工科技两个要点。就其内在联系而言，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后者是前者的最终目标，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结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由此可见，所谓洋务，是由夷务一词转换来的，实际上不仅指外交事务而言，也不仅指造船制炮等西方科学技术，而是包含着如何对待和处理外国侵略问题的全部政策与策略。曾国藩所谈的上述各点，亦不仅是曾国藩个人的思想，而是整个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思想基础和行动纲领。可见，将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仅限于军工科技一个方面是不恰当的，由此得出的对曾国藩及洋务派、洋务运动的认识也难以全面、准确。

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中的实践活动

他曾为兴办军工科技作出了很大努力。咸丰十一年冬，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制造新式枪炮与子弹火药。次年又试制轮船，并于同治二年制成木壳小火轮一艘。为了扩大规模，改进技术设备，以制造更大、更先进的轮船，复派容闳赴美采购“制器之器”，拟于两湖一带择址设立新厂。同治四年会同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容闳采办的机器亦并入其中。同治六年曾国藩又奏拨专款设立船厂，专门从事新轮试制工作，并将江南制造局

迁址扩建，内设翻译馆与诸多分厂，使之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技术设备最好的综合性军事工厂。其所造新轮的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至同治十年曾国藩赴沪巡察时，江南制造局已造出各式轮船四艘，其第五艘也将近完工。为了培养轮船的驾驶与管理人员，他曾委派专人负责新轮的操练工作。为了解决养轮乏资的问题，他曾提出将新造商轮租给可靠商人使用的主张，遂成官督商办与轮船招商局之滥觞。为了培养军事，尤其海军需要的人才，曾国藩还于同治九年会同李鸿章奏准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成为中国派遣留学生之始。曾国藩在兴办军工科技方面所做的具体事情并不太多，他的业绩既不能与李鸿章相比，也不能与左宗棠相比。加以左宗棠一贯主张抵抗外来侵略，有收复新疆之功，故其历史形象远比曾国藩为好。然而，无论左宗棠还是李鸿章，其在近代史上的地位与影响，都不能与曾国藩相比。其原因非他，要在开风气之先。即就洋务运动而言，第一个上奏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者是他，第一个造出轮船者是他，第一个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者是他，第一个提出“官督商办”者还是他。其洋务运动首倡者的地位是无人可以取代的。洋务运动虽然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开始，但却由此引来西方机器生产。而机器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巨大生产力的象征，同封建生产关系是不相容的。因而，机器的引进等于在盘根错节的封建生产关系中打进一个楔子，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中国资本主义紧随洋务运动之后而兴起，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的。所以，洋务运动成为中国工业化的起点，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具有开创性的作用，讲近代化，讲近代科技，必须从这里讲起，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能不提到它。就此而言，洋务运动功不可没，曾国藩功不可没。

曾国藩失败的原因

曾国藩不是单纯的学问家，他要“救世”，他承担着镇压太平天国、挽救清王朝灭顶之灾的责任。他不是从学术角度，而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吸收和利用清代汉学认识论和治学方法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为封建统治渡过难关服务。正是因为这种地位所致曾国藩思想的局限性，他没有真正认识到以“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没有看到国家安全对保障经济建设和保障经济建设成果上的重要意义，只看到了如果经济建设的发展目标调整为“求富”后，在改善人民物质生活方面能够发挥的短期功效。于是，就专门用比较经济效益的理论去衡量以“自强”为目标、以军事工业建设为主的洋务运动在经济效益方面的得失。在误导下，在“求富”目标的诱导下，洋务运动背离了当初“自强”的发展战略，改变了防止挨打的发展目的。在发展战略和具体措施上开始实行“军转民”，转而“求富”，追求改善个人物质生活去了。这一战略调整，对洋务运动的本身却是致命的，对中国的命运也是致命的，不但导致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还差一点葬送了整个中华民族。

曾国藩倡导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曾国藩是按照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实行洋务运动的，并且在魏源“师夷制夷”、“以夷制夷”、“自强”“救时”思想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师夷智以制夷”的主张，也就是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并付之实践的第一人。于是，中国近代化军民工业、文化教育、派生留学和翻译西方科学书籍等迅速发展起来，由此开启了中国近代化改革自强的先河，使国人的观念迅速改变，使中国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最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从而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打下了一个基础。因此，从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意义上来说，曾国藩在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指导下所开创的洋务改革运动，对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发展是有重要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