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政治思想

孟子的政治思想
孟子生于战国中期，“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子则继承发扬孔子的思想，“乃述唐虞、三代之德”（《史记•孟子列传》），希望以“王道”之德政而不是以“霸道”之力政来结束战乱，统一天下。

孟子在政治上伸张的道德理想主义，虽然当时被认为是“迁远而阔于事情”，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乃至在现代也仍有其重要的意义。

民本思想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仁政学说是孟子的政治纲领，王道思想是他的政治理想。

民本、仁政和王道，三位一体，是对孔子德政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完善。

1. 民本思想：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七国争雄，兵祸连结，人民深受其苦，民不聊生。

在这种兵祸连连的状态下，统治者只顾争城夺地，不管百姓死活。

“危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草。

”（《孟子•梁惠王上》）在这种情况下，民心思定，社会渴望统一。

孟子作为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希望国君能行王道，爱护人民，救民于水火，在仁政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统一。

“民归之，如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
民本思想是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之一，也是仁政学说的基本内容之一。

仁政学说的其他内容大抵源于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并非孟子的发明，孟子以前的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墨子等都曾论及民本思想。

孟子的贡献在于深刻、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最终纳入到施政纲领中。

战国时代的政治风云以及历史的经验教训使孟子深刻地意识到民心向背的作用，认识到统治者要巩固政权并进而统一天下，就必须依靠民众的力量。

因此他说：“诸侯之三宝：土地、人民、政事。

宝珠玉者，殃心必身。

”（《尽心下》）在此基础上，孟子又提出“民为贵”的思想，大胆地宣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

这里，人民位列第一，可见，在孟子眼中，人民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是至高无上的。

为了得到人民的拥护，孟子强调君主要与民同乐。

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孟子以周文王和夏架为正反例，向魏惠王讲解了“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民欲之偕亡”，“岂能独乐”的道理。

孟子认为，国君要想使老百姓尊爱自己，归服自已，必先爱民，忧民之所忧，乐民之所乐。

在孟子看来，与民同乐是一个贤明君主必备的品德。

2. 仁政学说：
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孔子德政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保民”、“养民”和“教民”是孟子提出的施行仁政的具体纲领。

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各诸侯国战乱频繁，兼并战争不断，苛税徭役繁重。

他面对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社会现实，痛心不已，呼吁统治者应该施行仁政，救人民于水火。

孟子所说的“保民”，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要求减轻刑罚和赋税。

孟子对人民的苦难充满同情，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公孙丑上》）；一是坚决反对兼并战争。

对于连绵不断的战争，孟子评价说：“春秋无义战。

”（《尽心下》）
孟子所说的“养民”，主要指千方百计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孟子看来，只有人民生活富足，从根本上解决了生计问题，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和富强。

发展农业生产是孟子考虑的首要问题。

为了实现“养民”的目的，孟子提出了“制民之产”的主张，这是从民本思想中直接引发出来的内容。

他所说的“民”，是小农而不是奴隶，因为，“民”有私有财产，有“数口之家”的家庭，并且接受道德教化。

孟子主张把一定的土地分给人民从事农副业生产，使人民有必需的物质生活条件，并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对人民实行封建统治。

实行封建统治与发展小农经济，二者并不矛盾。

孟子主张发展小农经济，其目的是把小农束缚在土地上“死徙无出乡”，给他们最低的生活保障，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以巩固和发展封建经济制度。

这在当时是进步的经济思想。

孟子也谈到了井田制。

他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

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孟子·滕文公上》）。

井田制定为九百亩，每家一百亩，一井八家，共八百亩为私田。

余一百亩为公田，由八家共耕。

这就是“野九一而助，”“耕者，助而不税”（《孟子·滕文公上》）的意思。

可见，“家”同养公田的“助”，就是一家一户的小农向地主提供劳役地租，属封建经济的剥削，而不是奴隶制的对生产资料和奴隶的完全占有。

为了发展封建经济，孟子要求国家统治者“春省耕
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关心人民生产，救济生活困难;提倡“不违农时”，“勿夺其时”，适时生产，不误农时;要求农民“宽余其田”，“深耕易祸”施肥农田，耕耘要深，除草要快，主张“薄税敛”，减轻人民的负担。

孟子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

”在三种赋税中，好的统治者只能“用其一，缓其二”，如果同时收两种赋税，老百姓就会有饿死的;同时用三种赋税，就会造成亲子离散的悲惨命运。

孟子认为，统治者要得到人民的拥护，必须使他们有固定的产业，过上富足的生活。

否则，就可能导致民心思乱，铤而走险，进而危及到封建王朝的统治。

孟子之所以主张“制民之产”，关心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是为了老百姓“养生丧死无憾”，而这只是王道之治的开始。

“教民”，即对人民施行教化，也是仁政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孟子而言，人民生活富足后，“教民”是统治者必须去做的一件事，否则“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所谓“教民”是让人民普遍懂得封建伦理道德（礼仪）。

从个人角度来讲，教育是保证人有别于禽兽的重要手段;从社会角度来说，教育是保证社会和谐有序的重要举措。

正因为如此，孟子十分重视对民众的教育。

他指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

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孟子.尽心上》）本着善教原则，他提倡“谨库序之教，申之以孝梯之义。

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

”强调通过办学校，加强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

他认为，道德教化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明人伦”，明人伦就是要搞清楚“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
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的真实含义，并运用到社会实践中。

只有通过“明人伦”的阶段，才能将“人”与“禽兽”区别开来，使人高于禽兽之上，那么整个社会也就和谐安定了。

“教民”比“养民”还要重要，只有将二者密切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仁政。

3. 王道思想：
孟子主张施行仁政，重视教化的作用，为的是寻求实现孔子的政治思想，即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王道思想是孟子设计的必由之路。

在孟子看来，政治有两种，即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

所谓“王道”，即推行仁政，以德服人；而“霸道”则是凭借武力，四处征伐，以力服人。

孟子是王道政治的积极倡导者，霸道政治的坚决反对者。

孟子说:“以德行仁者王”，依靠道德实行仁政统一的是“王道”。

“王道”的高妙之处在于:“以德服人”，使天下人衷心悦服。

所以，孟子说:“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

其若是，孰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提倡“王道”，因此，他把“以力假仁者”称为“霸道”。

反对“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的兼并战争，认为这是“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主张用“王道”、“仁政”争取民众，去夺取政权，统一天下的同时，并不排斥在一定的条件下使用武力统一天下。

他赞扬王者之师吊民伐罪，就是最好的说明。

他说:汤王征伐，从葛国开始。

天下人相信他，向东方进军，西方国家便不高
兴;向南方进军，北方国家也不高兴，都说:为什么后到我们这里?人民盼望他，好象大早盼望乌云和虹霓一样。

做买卖的照常往来，种庄稼的照常生产。

只是杀掉那残暴的君主来安慰受苦的老百姓。

王者之师的到来，如同降下及时雨。

《泰誓》篇中说:“我武惟扬，侵于(邢)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

这是说，我们的武威要发扬，攻打到邢国的疆土上，杀掉邢国残暴的君主，杀伐的功绩，因此得以张大，比起汤伐莱还要辉煌。

孟子赞扬当时齐国征伐燕国，燕国的老百姓“革食壶浆以迎王师，岂不他哉?避水火也。

”（《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讲的兴王者之师也好，吊民伐罪也好，其实，就是行仁义之师，以革命暴力实现国家的统一。

总之，在孟子看来，统一之本在于内行仁政，以民为本，推行保民、养民、教民的政治纲领，建设起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通晓礼仪、广施教化的王道乐土。

孟子在战国中期种下的“仁政”之瓜，在日后收获了“治世”之果，从西汉至清末，有作为的统治者们大都注重塑造自己的“仁君”形象，在经济上给予人民一个利于休养生息的环境，在政治上也赋予人民相对宽容的政治环境。

孟子的政治思想不仅为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统治铺设了一种开明而宽容的基础，而且今日还有重要的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