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观人术-教你观眼识人用人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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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观人术-教你观眼识人用人之术
导语：观人术主要是以观察人为基础，通过分析眼神、表情和举止等一些细微的方面，得到对一个人综合性的判断。《人物志》：观察人的八种方法一、如
观人术主要是以观察人为基础，通过分析眼神、表情和举止等一些细微的方面，得到对一个人综合性的判断。
《人物志》：观察人的八种方法
一、如何观察表面忠厚老实的人
有的人表面一副忠厚老实的样子，其实是一种伪装。这种人虽然很善于伪装自己，但却往往包不住内心的虚伪。
二、如何观察会说漂亮话的人
这种人是把自身的利益作为做事的的唯一出发点，所以常常会由于利益取和的不同而反复无常。对于这种人，千万不要指望他能够实际地为朋友、为公司、为集体做出什么好事。
三、如何观察所谓的名人
这里有一点特别值得现代人借鉴的是：凡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名气，则比较可靠，而对于一下子冒出来，则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辨明，特别是对那些被媒体炒作出来的所谓名人，对那些“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所谓“名人”。
四、如何观察轻于承诺的人
这种人往往当面一套，背后一闫，事后又会找出各种理由替己辨解。所以不要轻易想念这种人。相反，有些人的表现则是看起来笨笨的，而实际上对一切都十分明白。这些人往往大智若愚。他们从不轻易许诺，但是一旦许下，多半都会做到。
五、如何观察好胜心强的人
生活常识分享
专题八 中国古代的用人制度和选官制度
一、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综述 1、商周时期，采用“世卿世禄制”（世官制）。 在这种制度下，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贱有常辱，贵有常荣，赏不能劝其努力，罚亦不能戒其怠惰。至奴隶社会鼎盛的西周，世官制也进入鼎盛时期。周世官制的特点是：它与当时推行的宗法制、分封制紧密结合。那些担任王室或诸侯国官职的大小贵族，便是受封的各级封君，他们均遵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代代相袭，占有封地，所以也就世代垄断官职。这种世卿世禄制，与后代的“选贤任能”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在“世卿世禄制”下，也有“选贤任能”的现象，比如商汤重用伊尹，文王起用姜尚等等。但这种选贤任能未能打破世卿世禄制的基本原则，只是较为个别的“破格”现象。 2、春秋时期（公元前770一前475年），选贤任能成为春秋时的流行风尚。 齐桓公纳鲍叔牙之谏，重用同他有一箭之仇的管仲，委以军国要务，奠定了东方大国的基础。秦穆公在用人上不拘一格，把来自敌国的丕豹、少数民族的由余、五张羊皮换来的奴隶百里奚，统统网罗在自己麾下，成为西方霸主。还有如楚庄王任用“鄙人”孙叔敖，问鼎中原，饮马黄河；吴王阖闾重用楚国亡臣伍子胥，几乎灭了楚国；越王勾践重用范蠡和文种，卧薪尝胆，灭吴复仇。整个春秋时期，选拔优秀人才的故事不绝于书。但是，这时的选贤任能，属于一种“伯乐相马”式的人治方式，只是对世卿世禄制形成了较大的冲击，并没有形成规范化的新制度。 3、战国时期（公元前475一前221年），在官吏选拔上广泛推行军功制和养士制。 军功制就是把功劳大小作为选拔官员的基本条件。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规定“食有劳而禄有功” （《说苑·政理》）。特别是秦国，商鞅变法时明确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史记·商君列传》）真正做到了如同商鞅所说的那样：“利禄官爵专出于兵，无有异施也。”（《商君书·赏罚》） 养士制就是由执政的高级官员豢养一批具有特殊知识或技能的士人，作为人才储备，为己所用。“士”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为在政治上具有重大影响和作用的社会群体，是当时新型职业官员的主要来源。贾谊曾在《过秦论）中对战国时期以养士著名的四君子称道：“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秦的相邦吕不韦，门下也有食客数千。李斯初入秦时，就是吕不韦的门客。有的国家，还由政府直接建立机构养士，如齐国的稷下学宫就是一例。 军功制和养士制的推行，彻底打破了世卿世禄制。同春秋时期的选贤任能相比，选官不再是因人而异的“相马”，而是制度化的“赛马”。军功制对
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演示教学
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 度
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 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的选士、养士制,历经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和魏晋南北朝时的九品中正制,定型为隋唐及后期的科举制。它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及考试方法。 选举意义重大 选官用人是国之大事，为了保证人才选拔，国家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另一方面不断探索和完善选官制度。“中兴以人才为本”，自古有“得人者昌”，“失贤者亡”之说。因此认真总结中国古代选官用人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选举发展 周代：家族血缘关系与国家组织合为一体的世卿世禄制。 战国时，“世卿世禄”制逐渐废除，官吏的选举发生了根本变化。 秦在统一之前，“仕进之途，唯辟田与胜敌而已”，而胜敌是其主要途径。秦统一后的官吏，也就多出于军功。（专断任意，无一定之规） 汉代，朝廷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在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举统治人才的选官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举荐、考试、任子、纳资及其他多种方式，不限于一途，而且还可以交互使用。汉文帝时，首次实行与察举相匹配的“策问”考试方式。 汉武帝以后，除了贤良文学外，察举又增加了孝廉、秀才、明经、明法等。 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 隋炀帝进士科。 隋唐科举制。 察举制 察举也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 四科取士大约起于西汉，下迄东汉未改。不过有时单举其中的一二科，或全举四科，均有诏令临时规定。察举的标准虽仅有四科，但察举的具体科目却很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通常指经学）以及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实授官职。上述察举诸科，实际上分为岁举和特举，岁举是常制，特举由诏令临时规定，二者都是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制度。汉代选官以“乡举里选”为依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舆论对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但是，舆论评价一旦与仕途沉浮相联系，就容易被某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或社会集团所控制、所利用。曹操审时度势，提出了“惟才是举”的用人原则，这既是对处于乱世求贤的需要，也是对汉代“选举失实”的刻意纠正。 征辟 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皇帝征聘是采取特征与聘召的方式，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征聘之方，由来已久，如秦孝公公开下令求贤即属征聘性质。秦始皇时叔孙通以文学征，王次仲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征，亦皆属征召性质。到了汉代，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求贤诏，也是继承了这一方式。以后自西汉武帝以至东汉，相沿成例。对于德高望重的老年学者，且特予优待。如武帝即位之初，即“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可谓开了汉代安车蒲轮以迎贤士的先例。皇帝征聘，为汉代最尊荣的仕途，被征者来去自由，朝廷虽可督促，如坚不应命，亦不能强制；且于既征之后，地位也不同于一般臣僚，大都待以宾礼。 辟除是高级官员任用属吏的一种制度。汉代辟除官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三公府辟除，试用之后，由公府高第或由公卿荐举与察举，可出补朝廷官或外长州郡，故公府掾属官位虽低，却易于显达。一种是州郡辟除，由州郡佐吏，因资历、功劳，或试用之后，以有才能被荐举或被察举，亦可升任朝廷官吏或任地方长吏。
中国古代的人才观对新时期识人_用人的启示_彭雪莲
2006年第3期总第24卷(总第86期) 毕节学院学报JOUR NAL OF BIJIE UNIVER SITY NO.3,2006Vol.24General No.86 收稿日期:2006-03-02 作者简介:彭雪莲(1978- ),女,贵州安顺人,毕节学院经济管理系助教。研究方向:政治学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中国古代的人才观对新时期识人、用人的启示 彭雪莲 (毕节学院经济管理系,贵州毕节551700) 摘 要:在促进国家的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中,人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史中就有许多关于人才的重要论述。虽然很多观点带有一定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但仍有一些观点闪烁着智慧的光茫,具有普世的意义,其精华仍值得我们去吸收和借鉴。 关键词:人才观;标准;启示 中图分类号:D6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059(2006)03-0075-05 所谓人才就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能以其知识、技能和智慧从事创造性劳动,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作出较大贡献的人。人才在国家的治理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康熙指出 自古以来有治人无治法,为政全在得人 。[1]303 明史<选举志> 指出: 贤才,国之宝也。古圣王劳于求贤。若高宗之于傅说,文王之于吕尚。彼二君者岂其智不足哉,顾皇皇于版筑鼓刀之徒者,盖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鸿鹄之能远举者,为其有羽翼也。蛟龙之能腾跃者,为其有鳞鬣也。人君之能致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 也。 [2]258古人不仅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而且在识别人才、衡量人才、选拔人才、使用人才、爱惜人才等方面也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和有益的经验。 一、中国古代的人才观 (一)识别人才的标准 关于古人识别人才的方法, 吕氏春秋<论人篇> 的 八观六验 、 六戚四隐 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 八观 是指:凡是要考察一个人,当他在仕途顺利时就看他所尊敬的是什么人;当他在显贵时就看他所任用的是什么人;当他富有时就看他所养的是什么人;听了他的言论就看他怎么做;当他空闲时就看他的爱好是什么;当和他熟悉了之后就看他的言语是否端正;当他失意时就看他是否有所不受;当他贫贱时就看他是否有所不为。 六验 是指:使他欢喜以考验他是否不失常态;使他快乐以考验他是否放纵;使他发怒以考验他是否能自我约束;使他恐惧以考验他是否能自持;使他悲哀以考验他是否能自制;使他困苦以考验他是否不变其志。 八观六验 是贤主用来考察人的手段。除此之外,考察一个人还必须观察他的 六戚四隐 。 六戚 就是指他的父、母、兄、弟、妻、子。 四隐 就是指他的朋友、故旧、邻里和左右之人。内则观察他的 六戚四隐 ,外则用 八观六验 的方法进行考察,人的真伪、贪吝、善恶就没有看不清的。在古代,帝王拥有用人的最高决定权,孟子因此指出君主切忌凭个人好恶决定取舍,应该尊重国人的意见,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 [2]272金世宗完颜雍也说,自己判断人 不以独见为是也 。尤其可贵的是,古人很早就注意到通过实践考察人才的重要性。 吕氏春秋 告诫人们,判断人时 无以毁誉定其身 ,不要轻信议论,要亲自考察。张居正 75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流程
精心整理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 一、发展演变 （一）夏、商、西周时期：选官制度处于萌芽和初步发展时期，主要为“世卿世禄制”。夏朝的建立，标志着“大人世及以为礼”的世袭制代替了“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禅让制。它以家庭血缘关系为标准来确定攻府各级官员的任命，依血缘亲疏确定等级尊卑和官爵高下。宗法制度是这一政治准则的支撑与基石。世官制下担任官员的大小贵族必经国学教育，学习相关礼仪知识方可上激化了社够担任官职的人。它是一种自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是两汉选用官员的最主要途径。察举的内容有孝廉、秀才和贤良方正、贤良文学两大类科目，其中以孝廉为最多。察举制为一种自下而上的举荐方式会造成用人权的下移，而且它主要根据人才在地方上的声望，称为“乡举里选”。东汉中期以后，随着地方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用人大权被宦官和豪强地主所把持，致使“门生故吏遍天下”，形成了私人势力集团，并且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腐朽局面。 ⑵ 征辟是一种自下而上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州郡辟除两种方式。皇
帝征聘主要是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之士，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它是汉代最尊荣的仕途，被征者来去自由，大都待以宾礼。汉代多以“公车”征聘人才。辟除则是由高级官员任用属吏的一种制度。 （六）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9年）：实行九品中正制，注重门第出身。 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以后，接受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创立了“九品官人法”。它规定由着姓世族担任地方州郡的品评官，州为大中正官，郡为中正官。由他们来担任对人才的评定，并将人才分为三等九品，依次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并授予相应官职。九品中正制在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与才能并重。但发展到西晋，主 从此， 1 A. B. A.。“六学” B.唐代的科举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为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叫制科。常科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以明经与进士两科最为重要。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以诗赋为主，明经科以帖经、墨义为主。当时社会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可见进士科录取的严格。武则天时期首创武举和殿试。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并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以后成为定制。 唐代的科举制的发展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扩展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需要。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繁荣。向学与读书成为社会风尚。唐代诗歌与文学的发展繁荣与科举制有直接的联系，但科举考试本质上还是为封建国家服务的。
从古人智慧看识人、用人之道
从古人智慧看识人、用人之道 刘敏杰 企业文化的本质是以人为本，其实这一点我们的老祖宗早已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燕昭王问为国。郭隗曰：“帝者之臣，师也；王者之臣，友也；伯者之臣，宾也；危国之臣，虏也。唯王所择。”（译文：燕昭王（战国时燕王）问郭隗（战国时燕人）如何使国家强盛。郭隗说：“三皇五帝将大臣当做老师一样看待，将臣子当做朋友一般交往；霸王对待大臣如同宾客；只有七国之君才会将臣下视同罪虏。成败之道在此，希望大王有所拣择。”） “帝者之臣，师也”，这大概是尊重人的最高典范了。比郭隗更早些时候姜太公对以人为本也为极精辟的论述： 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鹿，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济，济则皆同其利，败则皆同其害。然则皆有以启之，无有闭之也。译文：为天下人谋利的，天下人支持他，为害于天下人的，天下人摒弃他。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夺得天下的情势，就好比众人猎逐野鹿一样，因为天下人都有想分取鹿肉的欲望。就像同舟渡河一样，渡过了河大家就都受益，没有渡过河大家就都要受到损害。 对于选择人控才的标准，姜太公讲有六个标准：“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是谓六守。” 文王曰：“慎择六守者何？” 太公曰：“富之而观其无犯，贵之而观其无骄，付之而观其无转，使之而观其无隐，危之而观其无穷。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贵之而不骄者，义也。付之而不转者，忠也。使之而不断隐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穷者，谋也。” （译文：太公说：“一是仁，二是义，三曰忠，四是信，五是勇，六是谋，这就是六种应该信守的品德。” 文王说：怎么能谨慎地选择具有“六守”的臣子呢？ 太公说：使他富贵看他是否恃才而逾越本分；让他地位显贵，看他是否自满放纵；交付他权力，看他是否仗权专断；派他作为使节出使看他是否有所隐瞒；使他处于危险境遇看他是否临危不惧；让他处理繁琐的大事看他是否方略无穷。让他富贵而他没有逾越本分，那就是仁；使他地位显贵而他没有娇贵放纵，那就是义；交付权力而他没有仗权专断，那就是忠；让他作为使节出使而他没有隐瞒，那就是信；让他处于危险之中而他没有惊慌失措，那就是勇；让他处理繁琐的大事而没有穷尽计谋，那就是谋。） 而用人的最高境界应该如姜太公所言：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则止，启之则行，动之则浊，静之则清。呜呼，神哉！圣人见其所始，则知其所终。（译文：天下百姓就有如流水一般，阻碍它就会停止流动，疏导它就会川流不息；搅动它就变得浑浊不堪，不去触碰它就可以说清澈明净。哎呀，多么奇妙啊！圣人看到它的开始，就已经推知它的结局了。）因势利导，才能发掘其潜力，才能充分利用优势，正所谓“介虫之捍也，必以其坚厚；螫虫之动也，必以毒螫。故禽兽知用其所长”（译文：甲虫防卫，是用它坚硬的甲壳；必定用它毒的螫子，所以就
庄子识人九法
庄子识人之“九征”法 干部选拔一定要知人善任，怎样才能超越人的表象而认识其本质，进而选拔出德才兼备的人才呢？庄子从忠诚、敬慎、能力、智识、信誉、廉洁、节操、仪态、人际等九个标准，提出一种遴选人才的办法——“九征”。“九征”即九种征验，“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 “远使之而观其忠。”忠诚，从古至今都是为官之人必备的品质之一。在中国古代社会，“忠”指尽忠于自己的上司、君王。而庄子的“远使之而观其忠”，是指权力中心有意疏远、冷落考察对象，看他是否依旧忠心耿耿，会不会立马牢骚满腹，由此观察他的忠诚度。在当代，“远使之”的观察点则落在考察对象是否仍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否在工作岗位上继续恪尽职守，是为自身的利益而谋官，还是时时处处都能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群众。如果因为远离了权力中心，远离了领导层，就开始心理失衡、言行失度，甚至破罐子破摔，辜负人民群众和党的重托，这样的人，其用心不言自明。 “近使之而观其敬。”与“远使之”相对，庄子还有一个“近使之”的考察策略，即与考察对象近距离接触，建立私交，观察他是否还能保持应有的礼仪与尊敬，是否就由“对事负责制”变为“对人负责制”，是否会进一步发展为恃宠而骄、得意忘形。普通人大约都有这种“远则怨，近则不逊”的人性弱点，只有心怀无私的纯粹的执政为民的为官宗旨，才能无视距离权力中心的远近；只有意在有所作为而非为个人谋利，才能专注于发挥自己所能，任职一方，造福一方。 “烦使之而观其能。”人是复杂的，又是独特的，能力总会有所偏长。如果要达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的良好工作局面，对人能力的考察不可避免。庄子的“烦使之而观其能”，即给考察对象安排很多有挑战性的工作，看他能否游刃有余，借以观察其工作能力。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费祎就是一位能人。当时蜀国正值征战多事之秋，公务繁杂琐碎。费祎担任尚书令，见识过人，且有过目不忘之能。他常在早晨和傍晚处理公事，听取大家意见，中间接待宾客，宴饮娱乐，使人人尽兴而公事井井有条。除了天生异禀，这也是个人修养的结果。佛教上说“定能生
中国古代人才考核制度的演变
中国古代人才考核制度的演变 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的选士、养士制,历经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和魏晋南北朝时的九品中正制,定型为隋唐及后期的科举制。它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及考试方法。 选举意义重大 选官用人是国之大事，为了保证人才选拔，国家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另一方面不断探索和完善选官制度。“中兴以人才为本”，自古有“得人者昌”，“失贤者亡”之说。因此认真总结中国古代选官用人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选举发展 周代：家族血缘关系与国家组织合为一体的世卿世禄制。战国时，“世卿世禄”制逐渐废除，官吏的选举发生了根本变化。秦在统一之前，“仕进之途，唯辟田与胜敌而已”，而胜敌是其主要途径。秦统一后的官吏，也就多出于军功。（专断任意，无一定之规）汉代，朝廷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在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举统治人才的选官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举荐、考试、任子、纳资及其他多种方式，不限于一途，而且还可以交互使用。汉文帝时，首次实行与察举相匹配的“策问”考试方式。汉武帝以后，除了贤良文学外，察举又增加了孝廉、秀才、明经、明法等。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隋炀帝进士科。隋唐科举制。 察举制 察举也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四科取士大约起于西汉，下迄东汉未改。不过有时单举其中的一二科，或全举四科，均有诏令临时规定。察举的标准虽仅有四科，但察举的具体科目却很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通常指经学）以及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实授官职。上述察举诸科，实际上分为岁举和特举，岁举是常制，特举由诏令临时规定，二者都是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制度。汉代选官以“乡举里选”为依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舆论对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但是，舆论评价一旦与仕途沉浮相联系，就容易被某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或社会集团所控制、所利用。曹操审时度势，提出了“惟才是举”的用人原则，这既是对处于乱世求贤的需要，也是对汉代“选举失实”的刻意纠正。
刘邦的用人之道
唐太宗李世民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博大精深，尤其在用人理念上值得现代领导者借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此，我们选取古代贤明“以事业留人，以感情留人，以机制留人”的经典案例，以飨读者。 刘邦的用人之道 文/程鹏 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荀子指出：“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器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现代管理理论认为，一个优秀的上级领导，需有爱才之心，求才之渴，识才之眼，用才之能，容才之量，护才之魄，举才之德，育才之责，只有做到这些，才能真正用好干部、管好部门。这里，我们来看看汉高祖刘邦，是怎么在人才的辅佐下建立不朽功勋，成为我们后人学习之典范的。 俗话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起于草莽的布衣皇帝。他以一介布衣而提三尺剑，崛起于秦末乱世，诛暴秦，抗强敌，定天下，创立了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统一王朝，一生的丰功伟绩深为后世人赞许。汉高祖的成功，与其在用人方面的过人之处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刘邦的用人有什么特点呢？让我们来探究其详。 知人善任人尽其才 刘邦的知人善任在历史上非常有名，汉高祖用萧何治财政，用张良、陈平出良谋，用韩信征天下，部下的优点，都能被汉高祖挖掘出来。这是汉高祖用人成功的最大一个原因。韩信曾经对汉高祖刘邦说，“臣所将兵”，“臣将兵，多多益善”，而“大王能将将”。 刘邦之所以能“将将”，就在于其能知人善任。人各有长短处，用人当取其长，舍其短。萧何能“镇国家，扶百姓，结馈饷，不绝粮道”；张良可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韩信英勇善战，足智多谋，用其“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这些人的才能刘邦都能认识到，并且能根据各人的优点，委以重任。内政交于萧何，刘邦不干涉；军事托付给韩信，刘邦信之任之；谋略由张良、陈平来定，刘邦言听计从。他只要求自己在大局上把握好，至于细节问题，都交给臣下去做。正因为此，刘邦能成就一番伟业。
庄子的识人“九征”
庄子的识人“九征” 人力资源管理中，选、用、育、留是基本的环节，而选人识人是最基础的、也是最困难的。近期翻故纸堆发现，中国文化真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如今管理学的教科书中讨论的种种管理艺术、策略和技巧，也就是常说的驭人之术，在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许多典籍中，或是理论，或是案例，都早有过详尽的论述。 《庄子?列御寇》篇中，就说人有“九征”，即识人有九种方法： “远使之而观其忠（又曰：远使之以观其不二）；近使之而观其敬（又曰：近之以昵，观其不狎）；烦使之而观其能（又曰：烦之以事，以观其理）；卒然问焉而观其智（又曰：设之以谋，以观其智。太公曰：事之而不穷者谋）；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太公曰：使之而不隐者谓信也）杂之以处而观其色（又曰：纵之以视，观其无变）”。翻译一下，就是： 远使之而观其忠——派他到远处任职，观察其忠诚度； 近使之而观其敬——让他在身边任职，观察其敬慎； 烦使之而观其能——派他做繁杂之事，观察其能力； 卒然问焉而观其知——突然问其问题，观察其是否机智； 急与之期而观其信——仓促约定见面时间，以观其信用； 委之以财以观其仁——托付大笔钱财，观察其是否是仁人君子； 告之以危而观其节——告诉他情况危急，观察其节操； 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故意灌醉他，观其本性； 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与众人杂处中，观其为人处事态度。 管理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科学。对古人的驭人之术，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单靠所谓的“驭人之术”是难以长久的，甚至是与现代人文理念背道而驰的。 驭人之术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本质区别，就是体现在是把人当目的还是手段。如果仅仅从“用”的角度，把员工简单当成实现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必然容易产生心理上的隔阂，难以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所以，管理者在吸收古人驭人之“术”的同时，更要懂以人为本之“道”。真正把管理的落脚点定在“企业靠人，企业为人，企业是人”的根本理念上，走出就管人而管人，甚至“治”人整人的怪圈。 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三章》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记者寿。”对于管理者，更需要的是“自知者明”。能够对他人有所了解的人，称得上是聪明人。但只有能了解自己，才算得上“心有明镜”。知人者不一定能自知，胜人者也不一定能自胜。了解自己的优劣而能去面对的人，才能算是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流程的演变历程
精心整理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历程 一、中国古代主要的选官制度有： 1.王位世袭制 从禹的儿子启开始，禅让制的惯例被破坏，从此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王位世袭制的确立，是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它标志着原始社会的“天下为公”为奴隶社会的“家天下”所取代。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它是历史的进步，其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2.察举制 秦朝以后，封建的选官制度有了发展。汉武帝时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官制度用来选拔人才，其内容包括地方察举和皇帝征召等，其中自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是两汉选官的最主要途径之 3.局面。和发展。 4.科举制地方权弄虚作假的现象，被举荐者多为“门生故吏”，无真才实学，随着吏治的败坏，到东汉末年此制也败坏不堪了。魏晋以后实行九品中正制，选拔推荐的权力不再交由地方官，而是由朝廷统一任命“中正”官，专门负责举士选才。这些中正官担任本籍州郡的大小“中正”，由他们把地方人才划分为九个等级，上报给中央，由中央任用。中正官评价人才的标准包括了察举制度所规定的内容，还增加了“家世”和“才实”等条目，注重品德与能力相结合，比汉代较为完善，一时间“儒雅并进”，起到一定积极的效果。但此制度也存在缺陷：一是选官的人，即“中正”官，多为本地的豪族大家所把持；二是选拔标准多以家世出身为重，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选才结果，阻塞了寒素人才入仕。从任用上看：从秦代起地方上长史一级的官员就要由中央任命，以后历代一直延续，秦汉地方层级分郡、县两级制，地方主官，都由中央下派，郡守如此，县令也如此。但同时也规定，地方长
官有自辟僚属的权力，郡守、县令都可以在自己所管辖的区域内选择任用官员。 第二阶段从隋唐至明清，选任方式以科举为主，以“考试”为标准，用人权完全收归中央。从选拔上看：隋唐实行开科取士，隋炀帝以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成为选拔各级官员的主要方式。全国各地的士子不用通过荐举，直接报名考试，经过公开的逐级考试，由官府择优录取。士子在通过逐级政府和中央的笔试之后，要由吏部再进行面试，内容是考察“身、言、书、判”即身体容貌、言语应对、书法笔迹和判词书写。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儒学为主，兼及见识才能。大致说来，科举考试由礼部考才学，吏部考能力。明朝中期出现八股文，这是一种严格的排偶分股的应考文体，考生易于掌握格式，评卷标准也较为客观。科举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有过立废之争，朱元璋就曾一度下诏停止科举，但始终未能找到一种超过科举的有效选官方式，所以，不得不在停科举九年后再次恢复。科举制度以相对公正、公平、公开的形式选拔和收揽人才，为整个政治机体输送新鲜血液，在政治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生命线。 观要求。 郡、 利用国家政权合法施暴；另一方面也为了避免各地方之间相互隔绝，不能很好的融合，陷入狭隘的地方性。为了增强不同区域间的融合、交流和发展，保证大一统的局面得以维持，就要推行全国范围内选才，异地为官的制度，而这一制度只有在中央的宏观调控下才能得以实现。 其三，大一统政权的存在，要求国家权力能有效制约地方势力。地方官是国家权力的代表，是政令下达和民情上达的关键环节，必须脱离地方豪强势力，并对其进行制约。中国古代的基层组织往往是在血缘和地缘结合的情况下建立的，人们依靠土地为生，很少迁徙，乡里组织从结构上讲一般比较稳定，地方豪强容易坐大。如汉代就有“宁负二千石（郡守），无负豪大家”之说。乡间豪族势力如不加控制，往往猖狂：兼并土地、荫庇人口、收养私从，当社会发生动荡时就会由患而生乱，与国家利益发生直接的冲突。所以，古代治理中十分强调慎选临民官，一方面是考虑到要对民众进行善治，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大对地方豪族势力的控制。 其次，中央权威的树立是社会稳定的保证，中央掌握人事权，收回地方自辟僚属的权力，统一官制。
中国古代的管理哲学
古代管理哲学中的用人艺术探讨 摘要:管理要以人为本,正确合理地任用人才是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的核心内容。在考察相关的古代文献的基础上,将古代用人艺术归纳总结为知人、用人、励人和容人四方面,并结合现代管理科学,指出这种古老的用人艺术在新时代的管理实践中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管理;用人艺术;古代哲学 《管子·霸言》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管理要以人为本。人是社会实践中唯一能动的要素。管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其主要的主体和客体就是人,人既是管理的中心也是管理的对象。因此,人在管理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纵观中国几千年来的管理实践和理论,“以人为本”的思想始终是其核心。 古代管理哲学中“以人为本”思想体现在众多方面,而用人则是其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无论古今中外,用人都是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自古以来,成功的统治者或者说管理者都不是孤军奋斗的,他们的成功都建立在驾驭人才的基础之上。一名成功的管理人员,他本身也必定是一位精通用人艺术的大师。远至古代有作为的君王如秦皇汉武之辈,近至当代成功的企业家如日本的松下幸之助等人,无一不拥有一套独特的用人之道。小说《三国演义》中,刘备能占据益州,与曹、孙三足鼎立,建立自己的一方霸权,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善于识人、善于用人(尤其是对诸葛亮这类人才的任用);而运筹帷幄、才能过人的诸葛亮之所以会估计错误失了街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一时用人不慎,没有很好地做到知人善任,错误地任用了马谡,以至于后来不得不唱起了“空城计”。这些都很生动地说明了用人在管理中的重要性。 对于用人的重要性,古人很早就有所认识,于是诸子百家在各自的学说中或多或少都对用人之道进行了总结和概括。《管子》强调用人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以官。试于军而有功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墨家提出“尚贤”,要求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唯贤是用。被儒家奉为六经之首的《易》中也有不少可以视作用人原则的内容,如《坤》卦象传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从管理哲学角度理解,就是指管理者应该像大地那样承载万物、包容万物,所以作为管理者应当有宽容的精神,在用人的过程中要宽厚待人。汉末魏晋时的曹操提倡“唯才是举”,颁布“求贤令”;诸葛亮分人才为上宾、中宾、下宾三类,并提出七条“知人之道”;而在与魏、蜀三分天下的吴国,其统治者孙权也以实际行动实践着他的用人之道,努力做到“求”、“用”、“信”、“容”。 尽管在不同时代中,不同学派提出的关于用人方面的管理思想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还是大同小异。总结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管理哲学中的用人智慧,基本上都可以归结为知人、用人、励人、容人四个方面。 1 知人的艺术 知人就是要识别人才,了解人才的长处和不足。这是用人的前提和基础。《论语》有言:“事之至难,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诚能知人,则天下无余事矣。”可以说,知人是任用人才过程中最难的一步。对人才认识不足或认识得不正确,会直接导致用人的错误和失败,从而影响到整个管理行为。因此,正确地认识人才、评价人才,在管理中至关重要。 要正确地认识人才,必须要有一定的标准。总的说来不外乎是德才兼顾、大处着眼和因公废私这三个原则。 一般而言,人可以分为四类:德才兼备,有德无才,有才无德,无德无才。除了最后一类人之外,前三类人都有可取之处,用人时当然以第一类即德才兼备的人最为理想。然而,德才兼备的人才相对而言并不多,在需要大量人才的时候,往往还需要考虑到有德无才和有才无德这两类人,根据所掌握的人才的资料,衡德量才,视具体情况任用。因此,所谓德才兼顾并非指强求人才一定要德才兼备,而是要求管理者能够根据需要,在德与才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合理地安排工作,并采取相应的约束手段,使所用之人既可以胜任工作,又不至于胡作非为。这就需要有成熟良好的监察、考核和赏罚制度,促使人才不断进步。 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又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或多或少总会有缺点,因此知人必须从大处着眼。看待任何人或事物都要辩证地看,从大处看,看其本质,看其长处,千万不可抓住小节吹毛求疵。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人有缺点,也必会有优点。若只看他人的缺点不看其优点,往往很容易会错失了人才;而若将注意力放在发掘他人长处上,则能发现更多的人才。打个比方,千里马虽然食量大于普通马匹,但其日行千里的超常能力也是普通马匹难以比拟的,若只看到千里马的不足之处(食量大),而放弃了它,或是像对待普通马匹一样地饲养它,埋没了它日行千里的才能,岂非是暴殄天物,可惜也哉。 要正确地认识和评价人才,还需要存有因公废私之心,既不受感情的影响,也不受他人的干扰,不怕压力,不受诱惑,唯才是举。只有这样才能公平公正地看待人才,真正做到“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
国考行测备考：常识知识点之中国古代的选官用人制度
国考行测备考：常识知识点之中国古代的选官用人制度古代选官用人的制度： 1、世卿世禄制 商周时期实行的世卿世禄制主要和“宗法制”、“分封制”紧密结合，以嫡长子继承的原则世代相传，虽然担任大小官职的人都需要学习国学知识和相关的礼仪制度，但也形成了世代垄断的官职，没有起到选贤任能的作用，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与后期的选官制度有着很大的差异。 2、察举制 汉代主要的选官制度是察举制，具体的形式就是根据国家的需要由地方和大臣举荐人才。举荐又多数以“举孝廉”为主，察举孝廉的标准有四条：一是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是学通行修，熟知经书;三是明习法令，善于决狱;四是头脑清楚，才干出众。这种选人用人的方式提升了人才选用的质量。成为汉代的主要选官制度。 3、九品中正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曹丕接受陈群的建议创立的九品中正制，将人才按优劣划分为九个等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前期还是以人的能力和家世为主要划分依据，但到了后期，就主要看家世和门第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使得九品中正制又称为了贵族垄断的选官制度，使得选官制度又变成了贵族士大夫的工具。 4、科举制 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取分科考试的方式选官，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选拔官吏制度。“科”指的是考试科目，“举”指的是选拔人才。
科举制历时1300余年，始创于隋朝;完善于唐朝;发展于北宋，衰落于明清。科举考试在古代是实行时间最长也是选人效率和质量都非常高的选官用人制度，但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君权进一步加强，科举制考察的形式和内容都做了进一步的约束，考试的内容以八股文为主，约束了考生的思想，起不到选贤用能的作用。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一同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以上的四种选官用人制度贯穿了中国古代的各个主要时期，也代表着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每种制度都有兴衰，也各有优缺，这也都是我们要学习的主要部分，想要成为现代中国公职人员的一份子，一定要能够通晓古今、以史为镜、取其精华，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公职人员。
古代最经典的七个人才案例知识讲解
古代最经典的七个人才案例 中国历史悠久，各种人才智慧的学说纷呈，而人才智慧的典范更是举不胜举。中国是一个智慧大成的民族，人才智慧的经典案例，让人拍案叫绝，下面精选几例，供大家借鉴。 引才案例：秦昭王五跪得范睢。 引才纳贤是国家强盛的根本，而人才，尤其是高才，并不那么容易引得到，纳得着。秦昭王雄心勃勃，欲一统天下，在引才纳贤方面显示了非凡的气度。范睢原为一隐士，熟知兵法，颇有远略。秦昭王驱车前往拜访范睢，见到他便屏退左右，跪而请教：“请先生教我？”但范睢支支吾吾，欲言又止。于是，秦昭王“第二次跪地请教”，且态度上更加恭敬，可范睢仍不语。秦昭王又跪，说：“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这第三跪打动了范睢，道出自己不愿进言的重重顾虑。秦昭王听后，第四次下跪，说道：“先生不要有什么顾虑，更不要对我怀有疑虑，我是真心向您请教。”范睢还是不放心，就试探道：“大王的用计也有失败的时候。”秦昭王对此责并没有发怒，并领悟到范睢可能要进言了，于是，第五次跪下，说：“我愿意听先生说其详”。言辞更加恳切，态度更加恭敬。这一次范睢也觉得时机成熟，便答应辅佐秦昭王，帮他统一六国。后来，范睢鞠躬尽瘁地辅佐秦昭王成就霸业，而秦昭王五跪得范睢的典故，千百年来被人们所称誉，成为引才纳贤的楷模。 今天的企业老板做何感想，将如何引才纳贤？秦昭王五跪得范睢的典故，是否有老板们来做续尼？ 识才案例：一双筷子放弃了周亚夫。 如果说引才，只需要态度友好就够了，识才却是很神秘的工作。所谓识才不只是看看谁是人才，谁不是人才这么简单。而要从小的方面推断大的方面，从今天的行为推断以后的行为，得出用人策略。周亚夫是汉景帝的重臣，在平定七国之乱时，立下了赫赫战功，官至丞相，为汉景帝献言献策，忠心耿耿。一天汉景帝宴请周亚夫，给他准备了一块大肉。但是没有切开，也没有准备筷子。周亚夫很不高兴，就向内侍官员要了双筷子。汉景帝笑着说：“丞相，我赏你这么大块肉吃，你还不满足吗？还向内侍要筷子，很讲究啊！”周亚夫闻言，急忙跪下谢罪。汉景帝说：“既然丞相不习惯不用筷子吃肉，也就算了，宴席到此结束。”于是，周亚夫只能告退，但心理很郁闷。这一切汉景帝都看在眼里，叹息到：“周亚夫连我对他的不礼貌都不能忍受，如何能忍受少主年轻气盛呢”。汉景帝通过吃肉这件小事，试探出周亚夫不适合做太子的辅政大臣。汉景帝认为，周亚夫应把赏他的肉，用手拿着吃下去，才是一个臣子安守本分的品德，周亚夫要筷子是非分的做法。汉景帝依此推断，周亚夫如果辅佐太子，肯定会生出些非分的要求，趁早放弃了他做太子辅政大臣的打算。 识才的策略与传说贯穿中国五行年历史，汉景帝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今天的企业老板们是否也要向汉景帝学点什么？识才的奥妙深着呢！ 用才案例：神偷请战。 用人之道，最重要的，是要善于发现、发掘、发挥属下的一技之长。用人得当，事半功倍。楚将子发爱结交有一技之长的人，并把他们招揽到麾下。有个人其貌不扬，号称“神偷”的人，
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
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 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的选士、养士制,历经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和魏晋南北朝时的九品中正制,定型为隋唐及后期的科举制。它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及考试方法。 选举意义重大 选官用人是国之大事，为了保证人才选拔，国家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另一方面不断探索和完善选官制度。“中兴以人才为本”，自古有“得人者昌”，“失贤者亡”之说。因此认真总结中国古代选官用人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选举发展 周代：家族血缘关系与国家组织合为一体的世卿世禄制。 战国时，“世卿世禄”制逐渐废除，官吏的选举发生了根本变化。 秦在统一之前，“仕进之途，唯辟田与胜敌而已”，而胜敌是其主要途径。秦统一后的官吏，也就多出于军功。（专断任意，无一定之规） 汉代，朝廷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在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举统治人才的选官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举荐、考试、任子、纳资及其他多种方式，不限于一途，而且还可以交互使用。 汉文帝时，首次实行与察举相匹配的“策问”考试方式。 汉武帝以后，除了贤良文学外，察举又增加了孝廉、秀才、明经、明法等。 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 隋炀帝进士科。 隋唐科举制。 察举制 察举也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 四科取士大约起于西汉，下迄东汉未改。不过有时单举其中的一二科，或全举四科，均有诏令临时规定。察举的标准虽仅有四科，但察举的具体科目却很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通常指经学）以及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实授官职。上述察举诸科，实际上分为岁举和特举，岁举是常制，特举由诏令临时规定，二者都是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制度。汉代选官以“乡举里选”为依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舆论对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但是，舆论评价一旦与仕途沉浮相联系，就容易被某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或社会集团所控制、所利用。曹操审时度势，提出了“惟才是举”的用人原则，这既是对处于乱世求贤的需要，也是对汉代“选举失实”的刻意纠正。 征辟 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皇帝征聘是采取特征与聘召的方式，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征聘之方，由来已久，如秦孝公公开下令求贤即属征聘性质。秦始皇时叔孙通以文学征，王次仲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征，亦皆属征召性质。到了汉代，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求贤诏，也是继承了这一方式。以后自西汉武帝以至东汉，相沿成例。对于德高望重的老年学者，且特予优待。如武帝即位之初，即“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可谓开了汉代安车蒲轮以迎贤士的先例。皇帝征聘，为汉代最尊荣的仕途，被征者来去自由，朝廷虽可督促，如坚不应命，亦不能强制；且于既征之后，地位也不同于一般臣僚，大都待以宾礼。 辟除是高级官员任用属吏的一种制度。汉代辟除官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三公府辟除，试用之后，由公府高第或由公卿荐举与察举，可出补朝廷官或外长州郡，故公府掾属官位虽低，却易于显达。一种是州郡辟除，由州郡佐吏，因资历、功劳，或试用之后，以有才能被荐举或被察举，亦可升任朝廷官吏或任地方长吏。
浅谈我国的传统用人艺术
浅谈我国的传统用人艺术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特别是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代一代帝王将相在维护自己的统治与利益的同时，逐步形成了极其丰富的用人艺术。归纳起来，中国传统的用人艺术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千百年来被视为用人要则。几乎是用人之道的金科玉律，成了一个千古不变的信条。这既是一种封建观念的沉淀，也是中国人之文化的体现。特别是用人不疑，之所以作为一种古代用人准则而今天还在谈论，甚至至今还闪耀着睿智的光芒，是因为有很多成功的用人事例流传下来。如唐太宗认为，“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心待士”，将人君的“推心待士”作为驱驾英才的重要条件。基于这种认识，唐太宗对待臣下的态度，能够做到“事臣如礼”。对臣下提出的良谋高策，尽量做到言听计从。对于那些敢于进谏的官员，唐太宗也多加鼓励，从谏如流。在唐太宗的鼓励下，不少官吏敢于犯颜直谏，直陈朝政得失，对维护唐王朝的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唐太宗本人也成为开明皇帝而流传千古。 第二，知人善任，唯才是举。要想真正选好人、用好人就必须做到知人与识人。有知人之明，方能用人之才。用人之才，方能人尽其才。人尽其才，方能事业兴旺。三国时期的刘邵根据古代的圣王贤君的用人之道，明确地提出了“人才不同，能各有异”，必须“量能授官，不可不审也”的用人准则。这里的“审”就是审视人才特长所宜，审度人才能力大小，然后根据人才的不同专长委以不同的事任，做到人尽其才。若用人不审专长就会造成才非所宜的人才浪费。刘邵还提出，在用人的时候，不仅要位人以才，使才宜其位，而且还应注意授官以能，使能当其职。三国时期的刘备，在未得诸葛亮出山之前，虽有关羽、张飞、赵云等一干猛将，却是屡打败仗，而自请诸葛亮出山后，却是捷报频传，令当时强大无比的曹操都刮目相看。以致刘备感慨“备得军师，如鱼得水”，这就是知人善任的明显例证。 知人善用的前提是必须有人可识，有人可任，否则这一用人举措只能是纸上谈兵。因此，招才寻才供选择，古人提出并实践了“喂才是举”的用人政策。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为了招揽人才，在他所颁发的《求贤令》中明确提出“名扬仄陋，唯才是举”。在古代，有为的君王还意识到“唯才是举”不仅要“外举不避嫌”，而且看重其才“兼文武两器”。 第三，礼法并重，德治仁政。在诸子百家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均对法以及法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的关系，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最主要的思想是“礼治”与“法治”。礼包括根本政治制度方面的规定和礼仪上的规定两个方面。儒家在对周礼进行不同形式的继承和改造时经历了孔子、孟子、荀子三个阶段。孔子强调以仁入礼，孟子则倡导仁政，前者突出了礼的论理性和强制性，后者强调使礼成为国家意志的表现，但他们都强调的是礼的内在精神，而荀子则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因而其强调礼的外在规范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将礼与法结合起来，倡导礼法并重。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政治的好坏、社会的治乱直接和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因而“德治仁政”始终是古代中国人所企盼的理想目标。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德治与法治，从来就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两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 第四，赏罚分明，恩威并施。它是古代君王用以激励官吏的常用手段，它对调动人的积极性，强化人的责任感，从而用好、管好人具有重要意义。古代的韩非对赏罚的论述正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是最具特色的，他从人性好利恶害出发，得出结论：“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在此基础上，韩非进一步分析了人们的不同欲求。强调人不仅会求利、求赏，以满足生存；而且还要求名、求誉，以满足自尊。就此，他明确提出了“赏誉同轨，非诛俱行”的激励方式，以提醒领导者，实施赏罚时应该特别注意在给予奖赏的同时也授予相应的荣誉；在进行惩罚的同时也应加之相应的恶名，以达到强化激励的效果。 许多学者认为，传统用人的恩威并施实质上是一种家长式领导，它包含两方面的行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