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隆寺博物馆案例分析
【doc】从法隆寺宝物看敦煌艺术的影响
从法隆寺宝物看敦煌艺术的影响2001年第4期(总第70期)敦煌研究DUN删ANGRESEARCHNO.4.2001T0rrAI.70从法隆寺宝物看敦煌艺术的影响李明伟(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旅游系,北京102600)内容摘要:本文以Et本法隆寺所藏"重要文化财"中的蜀江锦,仿波斯四骑狮子狩纹锦,法隆寺金堂玉虫厨子漆绘和金堂壁画2o幅飞天图等以前尚未被人重视的几件文物,与丝绸之路出土的丝绸,莫高窟及榆林窟壁画的对比中,研究了敦煌艺术和丝路文化对Et本佛教艺术的影响.关键词:法隆寺;敦煌艺术中图分类号:K879.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01)04一OO32—03 日本法隆寺原名斑鸠寺,推古二年至十五年(594～607)由圣德太子发愿主持,建造在大和地方斑鸠宫附近.圣德太子生前和死后曾有大量宝物献纳该寺,以后历代皇室亦按例献纳宝物.根据天平十九年(747)(法隆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和昭和五十六年(1981)《法隆寺昭和资财帐》,数万件藏品中够得上国家珍宝或"重要文化财"的为数不少.值得注意的是,法隆寺和正仓院宝物中最有价值的是公元7～10世纪的大陆"舶载品".而这一时期正是大唐帝国通过横贯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以极大热情积极推动中西文化交流,西域文明广泛传布中国的特别年代.敦煌莫高窟艺术是丝路文化的结晶,随着佛教艺术在日本列岛的兴盛,敦煌艺术在正仓院和法隆寺宝物中也就留下了明显的文化信息,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敦煌艺术和丝路文化在日本的影响.锦帛织物是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商品.法隆寺珍藏着许多从丝绸之路上辗转传来的胡锦和受西域文化影响的唐锦(称为蜀江锦,即蜀锦). 蜀锦代表了唐代中国丝织业的最高水准,所以蜀锦被西方人称为唐锦.近年对吐鲁番和新疆丝路各地以及河西走廊出土丝绸残片的研究表明,蜀锦是唐代丝路贸易中主要的出口丝织品. 唐代蜀锦最着名者为益州新样锦,即由陵阳公窦师纶设计的美丽新奇的陵样公样锦.其纹样一般为连珠纹锦,有动物连珠纹锦,如连珠对孔雀"贵"字纹锦;连珠狩猎纹锦,如四天王狩猎锦;连珠植物纹锦,如瑞锦,宫绫.法隆寺藏蜀江锦有赤地格子莲花连珠纹锦,赤地双凤对狮唐草连珠圆纹锦绫,赤地花叶龟甲系纹锦,金茶地龟甲系纹绫,白地双龙连珠纹锦和双凤唐草圆纹绫,二重连珠圆纹绫,大双龙唐草四瓣花圆纹绫,七曜龟系纹绫等.这些绫锦曾用来做御书箱包,经幡等.从织法和纹样看,符合以放射式花纹装饰的瑞锦和章彩绮丽的盘龙,对凤,双狮图案宫绫之特征,当然应该是唐锦中的精品. 从织锦的连珠纹和狮子,双鸟等动物纹看,和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胡锦一样,都受到西亚波斯锦的深刻影响.众所周知.在敦煌遗书和吐收稿日期:2OOl一06—27作者简介-李明伟(19～),男,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旅游系. 32?.鲁番文书里我们经常看到"胡锦","波斯锦","番锦","丘兹锦","钵斯锦"等字样.如敦煌遗书P.4975有"胡锦一匹",P.4908有"小胡锦褥子",S.42l5有"番锦",P.3432,P.6276,P.2613等卷有"大红番锦伞","番锦杂汉锦".在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壁画中亦有一些图案反映出波斯丝绸风格的影响.如榆林窟2号窟藻井图案竟然以五层重叠连珠纹强调波斯风格.吐鲁番出土文书《高昌章和十三年孝姿随葬衣物疏》有"故波斯锦十张",《唐贞观十五年石憧海随葬衣物疏》有"婆斯锦面衣一枚".这就说明法隆寺的锦帛宝物蜀江锦中,有相当一部分胡锦和敦煌,吐鲁番的渊源一致,或者说就是唐的仿波斯锦,典型的例子是法隆寺藏四骑狮子狩纹锦.从帕提亚王朝开始,波斯人就在丝绸之路上起着重要作用.公元3世纪萨珊王朝强盛时,波斯人的文化在丝路地域风靡一时,自然也影响到丝绸贸易.萨珊风格的波斯锦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并被仿制.这种锦在纹组织上或是锦经锦纬,或是斜纹重组织;图案一般是连珠,对鸟,对羊,对马,对兽,对树,或织有翼兽纹样.在上述敦煌遗书和吐鲁番文书里多有记载胡锦,番锦,波斯锦及其交易的内容.隋唐时代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亦出土了不少波斯锦实物.如:3o3号墓出土的多种对鸟,对兽纹锦,l8号墓出土的连珠牵驼纹锦,92号墓出土的连珠对鸦纹锦等.当然也有明显的仿波斯锦,如48号墓出土的"贵"字孔雀纹锦,44号墓出土的"王"字龟甲锦.法隆寺藏四骑狮子狩纹锦为长方形,绫组织纹锦.原为赤地,因年久褪色,现呈浅茶地色.锦面图案为波斯萨珊时代流行的连珠纹,构成直径43厘米圆形圈,以3行5段排列,共l5个圆形主纹.各圆形主纹间又以四角的唐草纹,忍冬纹和连珠纹组成的副纹连接.圆形主纹中央为一结果实的"生命之树",树下方两侧各有一位胡人武士骑在有翼马上,反身相向(马首相背),张弓射向扑来的凶狮.树上部两侧亦各有一胡人武士骑在有翼马上,反身相背(马首相向),张弓射向扑来的凶狮(图版13).此锦织法规矩,图案极其工巧对称,形象生动: 狮子跃起,翼马飞奔,武士眦目张髯,极度紧张, 观者如闻屏息之声.从构图的连珠纹风格和狮子,飞马,胡人等形象看,完全是波斯风格.但图案中马的臀部织出明显的吉祥汉字"吉", "山".由此判断这是一幅模仿波斯锦的中国织锦.可以提供的另一个例证是,安西榆林窟2号窟南披也有两匹形象相似的有翼飞马.这种有翼飞马的文化渊源一致是阿姆河流域的异兽格里芬狮和伊朗阿契米尼文化中的有翼狮形象.我曾在拙着《隋唐丝绸之路——中世纪的中国西北社会与文明》第3章第4节"中国丝绢的西传和贸易路上胡锦的出现"中,讨论过公元3～lO世纪中西亚和西域地区在丝路贸易的刺激下,同时出现胡锦和中国内地生产的仿胡锦风格的多种外贸产品,如"陵阳公样"的益州新样锦.指出在丝绸之路上考古发现的胡锦中,有的是拜占廷,波斯,中西亚和西域的胡锦,有的则是中国内地的外贸产品.这幅罕见的佳品四骑狮子狩纹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据法隆寺的有关记载,此织物应为圣德太子的纹旗,但《法隆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未有纪录.镰仓时代的《太子传私记》之纲封藏一条记日:"四天王欤文锦一丈许赤地."大约即指此锦.法隆寺宝物受敦煌艺术影响最深,或者说与敦煌艺术风格关系最密切的,要数绘画.例如法隆寺金堂玉虫厨子绘画和模仿敦煌莫高窟飞天的法隆寺金堂壁画20幅飞天图.我们知道,从公元6世纪前半叶起,随着佛教通过大陆和朝鲜半岛大规模传布日本,大陆的佛教造像,雕塑,绘画等艺术传人日本.自飞鸟时代以来,日本佛教艺术所接受的中国南北朝北齐,北周和隋唐风格影响的艺术作品在法隆寺比比皆是.就绘画作品的风格,技法的丰富程度来研究,也很有意思.例如,金堂的药师如来像台座下面墨画"飞仙宝树图":画面右下方为笔墨简洁古朴的宝树长于石岸上,树枝有宝花一朵,另有璎络一朵从枝头垂下;左上方有一宽衣博带仙人在空中飞翔,面貌体态清瘦,衣带飘逸.此画明显表现出六朝画风.有研究者认为此画和5世纪后半叶中国南朝西善桥墓室的砖画像人物树木酷似,其画风显然承袭风靡一时的陆探微风格.阿弥陀佛台座下白描人物图有"戴鸟羽冠者",有类中国(唐)乾陵章怀太33?子(李贤)墓画宾客图中的高句丽或新罗使形象.在法隆寺金堂须弥坛东方供养观音像的玉虫厨子是一件值得研究的宝物.玉虫厨子宫殿部,须弥座的绘画为漆绘,大约作于公元7世纪(飞鸟时代)以后.须弥座背后和四面分别绘有灵鹫山说法图,舍利供养图,须弥山世界图,舍身饲虎图,施身闻偈图,其画以朱红为主,兼用黄色,群绿色油漆,为密陀绘之典型手法.绘画的构图思想,表现手法完全和敦煌壁画,如莫高窟第217窟(初唐)法华经变的观音普门品,灵鹫山说法图,第428窟(北周)萨缍太子本生故事画和第249窟(西魏)窟顶四披"图画天地,品类群生"的神话壁画相同.其风格表现了从中国南北朝到隋,初唐画风的过渡的影子.须弥座背面的"须弥山世界图"反映的是古代中国神仙思想:画面绘有神龙,云气,仙人骑凤凰飞翔, 日月星辰辉映,日月中有金乌,蟾蜍,姿态各异的飞天在云中翱翔.此画与莫高窟第249窟壁画的天地神人思想完全一致.此画所绘飞天形象和莫高窟第407窟(隋)藻井飞天风格相近. 而须弥座正面"舍利供养图"也绘有一双护持摩尼宝珠的曲身飞天,与莫高窟第329窟莲花飞天藻井的飞天画法也大体一样,唯缺乏敦煌飞天的神韵.这里特别要研究的是金堂壁画中的20幅飞天图.法隆寺金堂壁画是典型的唐代风格.法隆寺金堂内壁绘有净土图,菩萨像等,内侧小壁20面,每面各绘一幅双飞天图.这2o幅飞天图基本相同,画面为两个上半身反身回视的34?飞天,一手持举花盘,一手向空中散花.飞天面相丰满,躯体舒展,衣带被云气吹向身后飘逸翻飞,姿态极其优美(图版14).灵芝形的云气在飞天身下飘拂,更增加了画面的动感.由于自然颜色剥落,绘画的原始色彩已不清晰.但铁线描的流畅泼辣线描手法,晕染技法造成的明暗凹凸,衣服的质感效果透明都令人赞叹.这种画法正是公元7世纪流行于长安的西域画家尉迟乙僧的风格,今天在中国新疆库车克孜尔, 库木吐拉,克孜尔尕哈等石窟的壁画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双飞天图和上述玉虫厨子漆绘中的飞天,药师如来像台座下飞仙宝树图中的飞天仙人与六朝风格截然不同,但和敦煌莫高窟初唐壁画中的飞天如出一辙.试以敦煌莫高窟第57窟坡顶飞天,第375窟西壁南,北侧上部飞天,第209窟窟顶飞天,第329窟藻井飞天,第321窟西壁龛顶飞天比较,无论从绘画飞天的构图思想,还是线描,敷色等技法,都很相近.我们知道由于各种原因,莫高窟壁画(特别是飞天壁画)从初唐至五代,在古代敦煌郡范围内自成一系,和中国其它各地古代石窟佛寺壁画绝不相同.因此几乎可以肯定,法隆寺双飞天图和莫高窟飞天壁画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前面说过法隆寺绘画受中国画风影响极深,甚至有的作品就是"渡来人"创作的.那么可以推想,双飞天图的画匠一定十分熟悉敦煌的飞天壁画. 当然,我们还没有证据敢说这个画师就是来自敦煌的.(1I-任编辑胡同庆)。
非遗保护,从日本法隆寺大火走来
非遗保护，从日本法隆寺大火走来作者：毕旭玲来源：《博览群书》2019年第05期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发端与日本法隆寺金堂的那场大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法隆寺位于日本奈良县生驹郡斑鸠町，相传建于607年，是飞鸟时代典型的木结构寺庙，寺内保存着大量的建筑及文物精品，其中金堂的壁画尤为美轮美奂，是古代日本绘画的杰出代表。
金堂的四面墙上绘着四方天界的景象，也就是四方净土的菩萨群像。
壁画采用线描与晕染的方法创作，立体感和真实感都很强，可谓旷世奇宝。
不幸的是，1949年1月26日拂晓，金堂失火，珍贵的壁画因此严重受损，并震惊全日本。
然而，福祸相依，虽然大火损伤了国宝，但也因此促成了一部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历程中有重要影响的法律文件——《文化财保护法》的出台。
其实，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不少国家都已经意识到了文化遗产被破坏和流失的情况相当严重。
加之战后为了恢复重建，又在原文化遗产富集区域进行大规模的开发，更多文化遗产消失于一夜之间，一些私人收藏的珍品也因为种种原因迅速流失，这些情况促使一些有识之士萌生了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
人类对非遗的认识和保护是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渐进过程，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种非遗产保护意识尚未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重视。
比如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一条指出：“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三类，也就是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
此公约明显将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排除在外。
当然，各缔约国也在不久之后纷纷发现了此公约的不妥之处，那就是人类文化遗产中那些不能归入文物、建筑群和遗址的非物质形态的部分，其实面临着比物质类文化遗产更严峻的形势，消亡和被破坏的情况更严重。
比如古埃及最大的岩窟庙建筑——阿布辛拜勒神庙就因为20世纪60年代修建阿斯旺水坝而被毁坏。
该神庙有着3000年的历史，是由法老拉美西斯二世下令在尼罗河岸边几乎垂直的崖石上开凿出来的。
各国文化遗产保护面面观
中国改革报/2007年/6月/29日/第008版专题与专访各国文化遗产保护面面观仲和今年的6月10日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主题是“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
从世界范围来看，有不少国家在保护世界遗产方面走在我们前面；而一些保护不力的案例，也值得我们深思和引以为戒。
日本百年前已制定相关保护法早在1897年，日本就曾颁布过《古寺庙保护法》，此后又在1919年和1929年先后制定了《史迹、名胜、自然纪念物保护法》、《国宝保护法》。
1950年，日本政府又将以上三个法令综合为《文化遗产保护法》，这使日本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方面的法律体系初步得以完善。
之后又经过了6次修改，现行的《文化遗产保护法》主要由指定、保护和运用三个部分组成。
在《文化遗产保护法》制定前的1949年，日本发生了法隆寺金堂壁画烧毁事件。
法隆寺是日本最著名、也是最早申请加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寺庙，好不容易从战火中幸存下来，却由于不注意而被烧毁。
以此为契机，日本颁布了《文化遗产保护法》，国民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也逐渐增强了。
埃及农业生产对古迹破坏严重埃及政府非常重视文物古迹的维修保护，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管理着2万多处文物古迹。
但目前有两个难题困扰着埃及的文物保护。
首先是资金短缺。
国家用于维护文物的拨款主要来自旅游景点门票收入。
这些钱在支付了庞大的行政人员、科研人员乃至旅游警察的工资和费用后，用于文物维护本身的经费已所剩无几。
其次是农业生产的破坏。
历史悠久的古埃及建筑多采用石质原料，大多位于杳无人烟的沙漠地带，干燥的环境非常有利于古迹的保存。
近年来，随着埃及人口的迅速增长，耕地越来越多，逐渐接近古迹所在地。
农业灌溉使尼罗河两岸周边地区的地下水位不断上升，这不但侵蚀了古建筑的地基，而且，石料缓慢吸收地下水，在昼夜温差的作用下在表面形成盐碱结晶，逐步破坏了雕刻和绘画，并使石料本身崩裂。
为此，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哈瓦斯曾在去年呼吁政府立法，严格禁止农民在古迹周围地带开发耕地，并且提倡使用农业滴灌法取代对文物极具杀伤力的漫灌法。
奈良法隆寺壁画和百济观音
奈良法隆寺壁画和百济观音金堂壁画是将原尺寸的底稿转印到墙面上后上色的，线条类似铁线描，彩色上强调红、绿对比。
类似样式特征在敦煌莫高窟的初唐壁画中可以看到，可见其直接受到了中国绘画的影响。
1400年前，日本开始将佛教纳入自己的文化之中，其中位于奈良的法隆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的创建者是日本皇族中最早皈依佛教的圣德太子（574—622）。
法隆寺还是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1993年成为日本第一处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寺庙。
寺庙中保留者日本最古老的佛像和工艺品，包括建筑在内共有日本国宝38件，是日本拥有国宝最多的寺院。
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法隆寺金堂中央的日本飞鸟时代（7世纪）制作的“释迦三尊像”，其主尊释迦摩尼是按圣德太子身高制作（“尺寸王身”）的等身佛。
金堂内目前共有13尊佛像，8尊为飞鸟时代留存之物，这些佛像也记录了佛教刚刚渡海来到日本形象。
百济观音（国宝），7世纪，木雕，法隆寺藏法隆寺金堂为何时何人建立？据史书《日本书纪》记载，圣德太子建造的法隆寺在其死后半个世纪（670年）遭遇大火，但是如今的寺庙中却没有留下当时火灾的痕迹、“释迦三尊像”等火灾之前的造像也没有任何过火的痕迹，这也曾让学者对670年火灾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近代，在寺庙的一处草地上发现了可以证实火灾的证据，此后在二战前经历了多次考古发觉，终于发现了被火灾烧毁的寺院的遗迹，以及被1200度以上烈火灼烧变形的瓦片。
由此判断，圣德太子建造的最初的法隆寺烧毁后，得到了重建。
法隆寺金堂，目前法隆寺中年代最悠久的建筑那么，在背面明确记录着在622年铸造的“释迦三尊像”、现在位于梦殿（曾位于金堂）的救世观音像，以及其他几尊可能完成于火灾前的佛像何以毫发无损？它们是如何逃过火灾的？法隆寺金堂中心位置摆放的“释迦三尊像”，铸造于622年，为圣德太子等身佛。
这就涉及到圣德太子一族的命运，飞鸟时代是日本极为动荡的时期，豪族争斗不断、血亲互相残杀，圣德太子在20岁时成为推古天皇（日本首位女天皇）的摄政，他曾向中国隋朝派遣使者，寻求和平的外交，并吸取包括佛教在内的文化制度，希望通过佛教平和杀戮之心。
东京国立博物馆
东京国立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并陈列着日本及整个东洋地区的重要文化遗产。
该馆的藏品多达8万9000件，其中有近100件国宝，500多件国家指定的重要文物。
博物馆的主体建筑由象征日本历史的建筑物构成，历来被称之为"美术馆建筑与博物馆建筑的博物馆"。
主馆中分类展出了日本美术品、出土文物、工艺品。
东洋馆中陈列着亚洲、埃及等地的美术品和考古文物。
另外法隆寺宝物馆中收藏有7至8世纪奈良法隆寺中的宝物约300件。
馆内时常举办以某一专题为中心的"专题展览"以及跨学科的展览。
一、基本简介东京国立博物馆是日本最大的博物馆，位于东京台东区上野公园北端，创建于明治四年(公元1871年)，现在的建筑完工于1938年。
它由一幢日本民族式双层楼房和左侧的东洋馆、右侧的表庆馆以及大门旁的法隆寺宝物馆构成，共有43个展厅。
馆内收藏了十几万件日本历史文物和美术珍品，其中有70件被定为国宝。
展品分为雕刻、染织、金工、武具、刀剑、陶瓷、建筑、绘画、漆工、书道等类别，反映了日本社会各个时期的文化艺术和人民生活概貌。
世界著名博物馆。
在东京上野公园。
1872年创建。
原为东京汤岛圣堂的文部省博物馆，1889年改为帝室博物馆，1900年又改名东京帝室博物馆。
1947年博物馆由宫内省改属文部省管理，更名国立博物馆。
1952年定名为东京国立博物馆，隶属文部省文化厅。
东京国立博物馆由一幢日本民族式双层楼房和左侧的东洋馆、右侧的表庆馆以及大门旁的法隆寺宝物馆构成，共有43个展厅。
博物馆被普遍视为教育人们“博物洽闻、通达古今”的工具，但在适应社会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现今不少国家的博物馆早已跨越了原始的社会职能，不再单纯扮演补给文化养分的角色，而是一种创造以人为本休闲空间的文化复合体。
东京国立博物馆便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身处在这样的空间中，获得多少知识不是关键，享受与城市商业气息迥异的静谧雅致，从容地与历史和文化对话，如此这般就能轻松地成就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法门寺博物馆新展览形式设计个案思考
法门寺博物馆新展览形式设计个案思考杭州征野工作室 徐征野一、法门寺新展览的概况1987年4月3日,考古学家在法门寺塔地宫发现了佛教世界上至高无上的真身佛指舍利和众多精美无比的唐代宫廷珍宝。
为了向人们展示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陕西省建立法门寺博物馆。
随着观众不断增多,法门寺博物馆又新建二座馆舍,进行重新布展。
法门寺建于东汉,以供养佛指舍利。
唐代法门寺成为帝国崇拜、供养佛舍利的中心和皇家内道场。
唐王朝对法门寺多次扩建,形成了气势宏阔的 瑰琳宫二十四院,成为古代中国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宗派最多和僧侣最众的皇家寺院。
唐王朝形成 三十年一开的制度,先后有高宗、武后、中宗、肃宗、德宗、宪宗、懿宗和僖宗八位皇帝六次将佛骨迎进皇宫供养。
874年僖宗皇帝在万民欢腾中送还法门寺的佛指舍利。
数以千计的皇室珍宝被密藏在地宫作为供养。
明代隆庆三年唐塔朽塌,民间集资建成十三级八棱砖塔。
8世纪初善无畏、金刚智和他们的弟子结合中国文化创立了唐密体系。
玄宗后的皇帝们信奉密教,在唐王朝最后一次送还佛骨结坛塔下时,智慧轮继承了不空、慧果法系,在地宫布置了唐密曼荼罗世界。
法门寺地宫佛骨按密教 三影一真的定制布置。
这是懿宗皇帝为供养佛指舍利敬造的 捧真身菩萨,旨在祈求佛祖保佑大唐帝国和它的人民。
法门寺地宫拥有大量作为皇家供养道具的各种物品。
这在地宫的物账碑中有明确的记载。
1987年4月3日,当考古学家穿越重重地宫大门,二千多件皇室珍宝围绕着精美玄妙的唐密曼荼罗世界呈现在他们眼前。
唐代金银器因其制作精良、质地贵重和传世稀少而弥足珍贵。
这些富丽雅致的器物包括佛事生活用具、宫廷茶具、供养器和法器。
虽然唐代有咏叹秘色瓷的诗句,但直到法门寺地宫14件明月春水般的瓷器呈现在世人面前,人们才拨开长期笼罩着秘色瓷的神秘面纱。
法门寺地宫出土唐代皇帝、皇后们供奉的各种丝绸服饰,几乎囊括了唐代丝绸的所有种类。
其中世人从未见过的缭绫,薄如蝉翼、平滑似纸,体现了唐代高超的工艺水平。
千年法隆寺和它的宫殿匠人
千年法隆寺和它的宫殿匠人在各种类型的建筑中，宗教建筑的使用寿命或许是最长久的，因为它们的建造者不仅需要有高超的技艺，还要有着尊重自然的心。
位于日本奈良的法隆寺，创建于飞鸟时代（593-710年），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木造建筑。
世代以来，法隆寺一直有专职的宫殿木匠负责寺庙的修缮和维护，由于宫殿木匠不能建造民宅的戒律，这些匠人们在工闲时种地，和普通农民一样，却不能建造民宅来补贴家用。
奈良法隆寺西冈常吉：人一旦钻进钱眼儿里，心也就被污染了在宫殿木匠中，“栋梁”是最高的级别，只有最出色的宫殿匠人才能获得栋梁的称号，西冈常一就是法隆寺的最后一代栋梁。
在他看来，除了盖的建筑功能不同，宫殿木匠和普通木匠所使用的技术和工具并没有很大区别，他们的区别主要在心理上。
宫殿木匠的祖传口诀中就有一句是这样说的，“没有对神佛的敬仰，就没有资格言及社殿的伽蓝”，意思是，如果没有对佛的敬仰之心，光想着挣钱，是当不了宫殿木匠的。
西冈常一一生从未建过一间民宅，连他自己住的房子也是请别人盖的。
因为“盖民宅总要涉及用多少钱、多长时间、匠人们自己能挣到多少钱这样最实际的问题”。
而他的祖父、西冈家的第一代栋梁西冈常吉从小就教育他，“人一旦钻进钱眼儿里去了，心也就被污染了”。
在二战后的困难时期，西冈常一一度要靠变卖祖传的耕地来维持全家的生计，却从来没有想过去做修缮宫殿和耕种之外的事情为生。
西冈常一栋梁《留住手艺》的作者盐野米松，第一次见到西冈常一是在1985年，奈良药师寺后身的一个寺庙奉公所里。
就是在这样一个只带简易洗手间的临建房屋里，盐野米松对西岗进行了持续两年的采访。
1965年，盐野米松从家乡来到东京上大学，读的化工系，那时东京刚刚举办完奥运会，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整个社会处在高歌猛进的上升期。
“和北京奥运会后的中国很像”，盐野米松从北京和平里一个居民大院的一间房间抬头望向窗外，他指着一片雾霾的天空说，“我20岁去东京的时候，东京的天空也是这样的。
李明伟：从法隆寺宝物看敦煌艺术的影响
敦 煌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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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法 隆 寺 宝 物看 敦 煌艺 术 的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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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隆寺博物馆案例分析
奈良法隆寺，据传是公元607年，由日本皇族中最早皈依佛教的圣德太子（574—622）创建，法隆寺也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虽然几次遇火，但仍保存着起始于飞鸟时代的遗产。
1993年成为日本第一处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寺庙。
分析，东京国立博物馆曾计划推出“法隆寺金堂壁画和百济观音”大展，以纪念日本《文化财保护法》订立70年，但因为疫情终无缘与观众见面。
今年是圣德太子离世1400年，东京国立博物馆和奈良国立博物馆再推法隆寺，从“圣德太子与法隆寺”的角度，展出法隆寺中飞鸟时代以来的珍贵文化遗产，以及圣德太子和他的信仰世界。
此次展览中，法隆寺金堂的“药师如来像”是日本古代佛像雕塑的代表，其样式来源于中国南北朝，让人看到了中日文化的绵延，以及日本飞鸟时代佛教文化的华丽。
日本国宝·药师如来佛坐像（局部），7世纪（飞鸟时代），奈良·法隆寺藏
圣德太子（574—622）是日本飞鸟时期思想家、政治家，在推古天皇时代与苏我马子共同执政，并在日本国内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派遣隋使，寻求和平的外交，引进中国文化、制度，制定“冠位十二阶” 和“十七条宪法”，意图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
同时他笃信行佛，
生前就被称为“上宫法皇”，其源流至今仍在日本佛教中生生不息。
法隆寺位于奈良县生驹郡斑鸠町的圣德宗总本山，在607年由圣德太子创建，有“佛法兴隆”之意，圣德太子把此地作为日本研究佛教的基地，但是当时日本接受佛教的人只有太子一族和部分贵族。
圣德太子35岁后，在如今梦殿的位置钻研佛法，49岁病逝。
他认为“除了佛理，世间皆为虚无”。
不久后，因为皇位继承，太子一族在法隆寺集体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