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研究综述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进展

（一）国外研究综述

关于促使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方面。古典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William Pelly)在《政治算术》中提出收入的比较利益促使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流动。亚当·斯密(Adam Smith)从城乡间不断强化的商业联系和劳动分工的角度研究劳动力转移，视之为市场扩展的自然结果。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则较早的用简化模型说明了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主要关联。他在《政治经济与赋税原理》一书中使用的模型提出了农业部门存在收益递减规律和工业部门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一般不会引起城市或乡村地区工人工资的上升两个基本假设。

关于劳动力转移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方面。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Colin Clark)根据配第的理论进一步分析，指出了一国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分布将发生从第一产业转移至第二产业，然后再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变化趋势，后人谓之“配第一克拉克定理”。继克拉克之后，许多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进一步补充和论证了这一定理。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Kuznets)运用丰富的统计资料证明了克拉克所提出的理论。法国经济学家富拉斯蒂埃(Jean Fourastie)认为，技术进步是引起劳动力产业分布结构演变的主要原因。农业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并不是唯一的，与此同时，第二产业的劳动力也向第三产业转移，更进一步说，在第三产业内部，劳动力也不断从一些行业转向另一些行业。钱纳里一塞尔昆(H.B.Chenery-M.Syrquim)的“就业结构转换理论”认为，在发达国家工业化演进过程中，农业产值和劳动力就业向工业的转换基本规律是同步的。但是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转换普遍先于就业结构转换。50年代，法国经济学家费朗索瓦·佩鲁提出的成长点理论，说明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的同时，向城市地区或可能形成城市的地区密集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发展经济学关于劳动力转移的几个模型。20世纪40年代末，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创造人张培刚先生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视角引向发展中国家，引发了发展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广泛、严密、系统的研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刘易斯、拉尼斯一费和乔根森人口流动模型”和“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于1954年和1958年分别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和《再论无限的劳动力》两篇著名的论文，创立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二元结构模型”（也即“无限剩余劳动力发展模型”），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体系和城市现代工业体系称之为经济的二元结构。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即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山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部门和比较发达的现代工业部门组成。在传统农业部门，生产

的基础只能是有限扩展的土地面积，由于缺乏资本投入，农业生产技术十分简单而且变化缓慢；另一方面，农业社区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劳动力遵照“共同体原则”(The Community PrinciPle)自然就业，共同参加产品分配，这样使得相对于有限的土地资源，劳动力严重过剩，处于不充分就业和隐蔽性失业状态，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为负值，农民收入仅能维持较低的生活水平。而工业部门的扩张有为农业劳动力提供无限供给保障的可能，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现代工业部门把所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吸纳完毕为止。只有付出比农业劳动力退出农业生产所造成的食品生产损失更高的代价才能从农业部门得到新增的劳动力，因此土地对劳动力比例的不断下降意味着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己不再为零，随着经济活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二元经济结构逐步向一元化转变。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华裔经济学家费景汉(J.Fei)和拉尼斯(G.Ranis)在1961年发表的论文《经济发展中的一种理论》和1964年出版的著作《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理论与政策》中，认为刘易斯形模型存在两个不足：一是对农业生产在推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重视不够，另一个是农业生产劳动率提高应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条件，为此，二人提出了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为核心、重视技术变化的“费一拉尼斯二元机构”（The F一R Model）模型。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戴尔·乔根森(Dale.W.Jorgensno)对二元结构模型又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分别于1961年、1967年发表《二元经济的发展》和《剩余劳动力与二元经济的发展》，提出具有古典经济学色彩的二元经济模型，即“农业剩余决定论”。以新的假定和新的角度考查了农村——城市人口迁移，他认为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转移的是农业剩余而非边际生产为零、或虽然大于零但小于实际收入水平的劳动力的存在，当农产品生产能满足需求时，农业的发展就失去了需求拉动，农业劳动力就转向需求旺盛的工业部门。这表现在农业个人的工资随农业拉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工业部门为了吸引农业劳动力，也要提高注入劳动力的工资水平。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M.P.Todaro）等在1907年发表的《人口流动、失业和发展：两部门分析》一文中创立了著名的托达罗模型“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论’,模型认为：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因素和基本动力是城乡实际收入的差异、成本与受益的比值、心理因素、预期城乡工资差异、城市就业概率在农业劳动力转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学术界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方面的研究有很多，他们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多角度的研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研究文章。

关于转移的影响因素方面。国家发改委农村经济司司长杜鹰等学者对西方经济学人口迁移理论与我国人口流动进行比较后认为：西方的迁移决策被认为是个人寻求利益最大化及最少成本的个体决策过程，而受传统文化理念的影响，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策略与家庭利益最大化联系在一起，同时以获取经济收入为最直接目的，并建立起外出家庭决策模型。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平教授则依据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对农业劳动力的外出做出了新的阐释：农业劳动力外出务工不仅仅是制度性安排的障碍或推动的产物，也并非是简单的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结果，而是主体与结构的二重化过程。同时，农业劳动力外出务工不是盲目的，而是具有明确的动因和目标，并且会根据形式不断调整自己目标和行动的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专门对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劳动力人口流动进行了研究，认为劳动力是否流动以及流动方式的选择取决于劳动力及其家庭对流动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和物质成本）和收益的评价，农村劳动力人均耕地资源减少和缺乏非农产业就业机会是农业劳动力外出流动的主要推动力。同时，城乡收入差距是农业劳动力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持续动力，但不是唯一的，农业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所导致的农户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化也是促使农业劳动力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转移的障碍方面。蔡昉(2000)认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障碍为四个方面，即能力障碍、信息障碍、偏见障碍和制度障碍。

关于转移的模式方面。国家计委课题组(郭继严等)认为，改变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过大的格局，是实现我国工业化的基本要求。张欣等认为，加速城市化将有助于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商品经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李玉江等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进行区域研究，得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区域非均衡机制、区域特征及其基本规律，不同区域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措施与途径。农业部课题组(2000)针对我国现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过程中的严峻形势作出实证研究，提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是，在继续发挥农业部门对劳动力蓄水池作用的基础上，加快城镇化进程，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关于转移的制度因素方面。陈吉元（1993）提出了要逐步取消户籍制度、城市就业制度和补贴制度。孙晓明、刘晓昀、刘秀梅（2005）提出了要改革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土地管理制度，提供制度保障。

关于转移的资金方面。我国劳动力转移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李瑞芬、何美丽、郭爱云（2006）通过列举了国外在劳动力转移中资金的投入，提出了我们应该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资金投入力度，建立资金投入的长效机制。

关于转移的途径方面。赵耀辉(1997)考察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微观决定因素

以及流动的成本和收益，并重点分析了教育在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提出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参与具有重要作用，但并不能促进劳动力外出。苗瑞卿等(2004)对托达罗模型作了修正，分析影响劳动力转移速度和质量的因素，提出户籍制度的改革和人力资本的提高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主要途径。刘建进(2002)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劳动报酬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其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也较大。

关于要素流动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关系方面。国内很多学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在要素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相比之下，较少涉及要素流动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关系问题。当然，很多学者在分别研究剩余劳动力转移与我国产业发展问题时候会将两者结合起来考虑，但也大多集中在现象的描述和提供政策建议上。很多学者通过考察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及其关系来研究我国产业结构演进问题，张红宇(2003)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可持续增长和劳动力需求的有限增长存在着不均衡，而且农村就业结构转换滞后于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正如李强(1997)所说，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巨大偏差意味着:我国经济资源配置里的不合理和低效率。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农业中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他们所提出的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建议都会从农村产业结构的转换上下功夫。还有些学者认识到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对于产业结构演进的意义。蔡肪以及很多其他学者都发表过相关文献，抨击“二元结构论”对农村劳动力自由转移的制约作用。

小额信贷的研究进展

（一）国外研究综述

小额信贷是由孟加拉国尤诺斯（Yanus）教授于1973年创立的、以贫困农户中的妇女为承贷对象的扶贫模式。它由不设金库、不吸收社会存款的扶贫信贷机构——乡村银行运作，亦称GB模式，被誉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扶贫项目和扶贫方法之一，这是利用乡村“熟人社会”关系的一种机制设计。在没有任何抵押的情况下，孟加拉乡村银行维持了很高的还款率，稳居世界银行之首。GB实行直线式的垂直管理制度，即中间不设职能管理部门，上一级对下一级实行垂直领导，统一指挥、统一管理。具体形式为总部办公室——区域办公室——地区办公室——营业所办公室——中心——小组。这种管理制度具有各层次各负其责、各行其是、责权分明的特点，不会出现多头领导，无人负责、有责无权和在权无责的现象。

玻利维亚学者德尔·W·亚当斯在《小额信贷的制度核心、类型及启示》一文中认为：从小额信贷的目标差异上看，主要可以分为制度主义和福利主义小额信贷两种类型。前者以印尼的拉基亚特银行(BRI). BKD和Bancosol为代表，更加强调小额信贷管理和目标设计中的机构可持续性；后者以孟加拉的乡村银行

(GB)为代表，更加注意项目改善穷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作用。

印尼专家罗纳德·I·麦金农在《小额信用贷款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一文中提出: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发放，虽然各地的授信额度不同，所支持的生产项目不同，对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作用大小不一，但都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农民贷款难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启动了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在交易机制和信用状况上都有明显改善。首先，在交易机制上，小额信用贷款密切了农村信用社与农民的交易关系，降低了原有信贷模式(抵押、担保)的交易成本。其次，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推行，为信用体系的完善提供了激励。通过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评定信用户、信用村工作，使得农村信用社的许多陈年老帐得以清收，对于盘活存量资产、减少不良贷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第三，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地方政府起到了有力的外部保证作用，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了契机和工作的切入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作为对农村信用关系的一种重新设计，从两个方面促进了农村地区资金供给和需求。在需求上，通过信用关系变革，使原本的无效信贷需求转变为有效信贷需求，进而转变为农村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在供给上，小额贷款这一体制变迁改善了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因而改变了农村生产函数中的要素组合，在更有效率的基础上配置生产资源，促进了总产出水平的提高。

（二）国内研究综述

关于小额信贷的模式方面。我国在九十年代初期引进了小额贷款的模式，农村小额贷款解决了农民在生产过程以及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不足，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的经济发展。但是由于运作思路以及操作方面的欠缺，小额贷款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比较好的两个模式有茅于轼创设的“龙水头小额贷款模式”模式和李允成模式。胡国晖认为，没有任何一种现存小额信贷模式可以同时适应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和人群的需要，对于政府而言，重要的是营造一种多样化的市场环境，为个人提供宽泛的金融选择。

关于小额信贷遇到的问题方面。周忠明认为，我国小额贷款项目的管理缺乏严格的责任制；贷款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贷款的回收缺乏可靠的保障机制；贷款的运作缺少有散的补偿机制。

关于小额信贷资金方面。曹子娟在其主编的《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研究》中提出中国小额信贷主要依赖金融机构的借款和捐赠资金，资金来源渠道比较单一，缺乏稳定持续的融资渠道。

关于小额信贷公司方面。易宪容对于国内的小额信贷公司试点能否成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一是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如何制定出适应我国实际情况的小额信贷运作的规则，并保证这种规则能够得到有效的实行；

二是任何进入试点的公司应具备两个最基本的价值观，即资本所有者未来投资的回报最大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企业利润最大化；三是试点公司能否能够与正式银行体系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四是在服务区域上希望能有更多的灵活性，不仅服务于农村，也可在部分城镇运作。

关于小额信贷扶贫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杜晓山研究认为，应发挥小额信贷反贫困和服务于广大农户的金融功能，加强规范和寻求适宜的监管方法，制定灵活的利率，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从指导思想、政策、运行管理上，实现从补贴性小额信贷到持续性小额信贷的转变。董积生在《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探讨》一文中重点关注的是农信社贷款利率放开、以及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问题，郑振东、杨智斌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小额信贷进行成本收益核算，政府放松对开展小额信贷金融机构的管制，以及采取较高利率是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