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道教文化的整合——以西晋墓葬出土的青瓷堆塑罐为例
西晋 青瓷堆塑人物罐
西晋青瓷堆塑人物罐
作者： [] []
高47厘米，腹径25厘米，底15.8厘米。
冥器。
淮阴区三树乡出土。
又名魂瓶、谷仓罐。
西晋时，社会经济形态以封建大地主的庄园经济为主，大地主多拥有自己的庄园及武装，他们在庄园的四周建有楼阁，用来瞭望和防守。
庄园主身前享受优越的生活，死后还要把这一生活形式浓缩在魂瓶上，带入地下。
此罐上部堆塑亭台楼阁、人物、佛像等，腹部帖塑骑吏五人，持幡步吏四人。
造型庄重，胎质细致，釉色纯正，是这一时期典型的随葬品。
多出土于江南地区，江北极少见，淮安仅此一件。
淮安市博物馆藏。
魏晋时期堆塑罐的装饰特征
魏晋时期堆塑罐的装饰特征堆塑罐（瓶）是指以罐或瓶为载体，在其颈、肩、腹等部位堆塑鸟兽、人物、角、管、罐等内容的一类明器，发现于汉代至明代的墓葬、窑址之中。
魏晋时期的堆塑罐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苏两省，安徽、江西和福建省也有少量发现，其中多数为越窑生产。
魏晋堆塑罐将我国古代人民的生活场景、建筑设计以及宗教信仰、风土民俗等有机地融为一体，具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
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是古代中国南方人民精神世界的缩影。
中国论文网/7/view-12905593.htm根据出土的资料，魏晋堆塑罐可分为上下两部分（见图1），上下两部分之间由一周凸棱形成一堆塑平台相连。
上面部分堆塑人物、鸟兽、双阙楼宇等复杂纹饰，有的还堆塑四小罐，小罐置于楼檐、支柱或熊背上，多数支柱上都贴饰有自下而上飞翔的鸟。
下面部分是一个圆口、折沿、溜肩、鼓腹、平底大罐，腹部有素面和贴塑两种形式，有的贴塑佛像、人物、朱雀、辅首衔环等，有的还堆塑刻有铭文的龟趺碑（见图2）。
从已考古发掘出的魏晋堆塑罐上可以看出，其制作的技法主要有拉坯、捏塑、堆塑、贴塑、模制、拍片、镂雕、刻花等。
魏晋堆塑罐明器的大罐、中罐是分别拉坯成型，修坯后，和各个堆塑装饰衔接去痕融为一体，并且多是上下一体无法打开。
在很多大罐腹部有镂空的孔洞，有的还在附近贴塑有穿入穿出的爬虫。
有学者认为孔洞可能是给死者灵魂留的出入口。
不过也可能是工匠们怕大罐密封太过严实，防止炸坯而镂凿的小孔，周围又用贴塑装饰一番。
建筑物的楼檐、墙身和堆塑平台等是分别拍片后再粘合在一起的。
鸟兽、人物等或模印，或捏塑。
飞鸟翅膀和尾部的羽毛、屋檐上瓦片的塑造、人物脸上丰富的表情、头顶帽子的装饰以及衣褶等都运用刻画手法来表现。
圭碑和罐腹上的字体以及大罐上的弦纹、波浪纹多为刻画而成。
总之，一件堆塑罐明器融合众多设计因素，使用各种制作方法，成为令人叹为观止的工艺珍品。
魏晋堆塑罐最出色之处，在于它的堆塑和纹饰。
随着制瓷技术的发展，手工业水平的提高，人们审美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堆塑装饰用到了陶瓷身上，用来寄托人们的美好理想以及宗教思想。
魏晋时期的佛教与道教
魏晋时期的佛教与道教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佛教和道教对于中国的宗教文化和思想文化的形成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在这个时期，佛教和道教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信徒，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佛教的传播在魏晋时期，佛教逐渐被引进中国，开始在中国传播。
佛教阐扬的空灵、超凡脱俗的教义给当时中国的社会带来了一种新的思想文化。
与此同时，印度的佛教信仰也对于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魏晋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最初是在东晋时期，一个叫做康僧会的印度僧人首次抵达中国。
此后，佛教的传播逐渐增多，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僧人来到中国，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教徒加入佛教。
佛教文字和印刷术的引入，使得佛教的广泛传播更加便捷。
在魏晋时期，很多知识分子也开始应和佛教思想。
佛教小说《梵净山》即是此时期产生的。
佛教文化的影响也弥漫至武术、唱戏、厨艺等各个领域，形成了稳固的文化基础。
二、佛教对于魏晋文化的影响佛教的传播不仅在宗教层面产生影响，更在文化建设方面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佛教与当时中国文字艺术、雕塑艺术、壁画、音乐等方面都产生了交融，共同促进了魏晋文化的繁荣发展。
在魏晋时期，佛教逐渐引进了印度的雕塑艺术，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的佛像雕塑，这些佛像雕塑不仅在艺术层面有了极高的成就，也反映了佛教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交融。
在音乐方面，佛教也对于魏晋时期的音乐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佛教的经文文化贯穿了佛教的音乐文化，使得当时的音乐文化呈现出了一定的宗教色彩。
三、道教的发展与传播在魏晋时期，道教也开始在中国广泛地传播。
道教弘扬的教义与当时社会的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围绕着实现人的追求，强调道教的神秘性和丰富性。
最著名的魏晋时代道家著作是《道德经》，中国历史上对于道家影响最大的两位大师之一，就是这部哲学典籍的作者——老子。
道教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演变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的佛教与道家文化
魏晋南北朝的佛教与道家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动荡的时期，不仅政治经济上发生了很多变化，文化也有了极大的转变。
在这个时期佛教文化与道家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也有了很多交流和融合。
本文主要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道家文化的发展和互动。
一. 佛教文化的传入与发展1.1 佛教的传入随着东汉末年民族游牧民族的侵袭与经济萎靡，社会动荡不安。
此时一股宗教风潮开始兴起，佛教与外国传教士也逐渐传入中国。
西域的僧人们带着佛教传说、经典与雕刻艺术来到了中国，佛教文化逐渐在中国定居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化体系。
1.2 佛教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佛教高度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大众文化，吸收了中国传统的禅宗思想和道教等文化元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出现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佛教文化人物，如康僧会、慧远、善导、慧能、道信等人。
其中，康僧会被誉为“佛法之祖”，他在中国定居之后推广佛教的事迹被后人称为“康僧会传”。
1.3 佛教的影响佛教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
一方面，佛教强调了“无我”、“生老病死”的人生观，这种哲学自然地呼唤着佛教的涵养、自觉、信仰等元素。
另一方面，佛教借助布施、忏悔、戒律、禅定等方式，强调了自我修行和自我修养的观念。
通过修行和修养可以达到自我完善和解脱的目的，这种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形成了非常深刻的精神内涵。
二. 道家文化与佛教文化的互动2.1 道家文化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五胡乱华的动荡，大家开始了思考、追求生命、宇宙的意义与价值，这一时期道家文化逐渐成为当时的一种坚韧文化。
2.2 道家文化与佛教文化的交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和道家文化在交流互动上是非常频繁和深入的。
道家文化对佛教文化的发展起着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道之云物有以生，有以为之、亦有以息之”的思想思想都有一定的包容与融合。
同时佛教也吸收了道家自由自在的文化态度和生活态度，如庄子的“周身无事”的思想成为了禅宗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晋朝的宗教多样性佛教道教与儒教的共存
晋朝的宗教多样性佛教道教与儒教的共存晋朝的宗教多样性：佛教、道教与儒教的共存晋朝（公元265年-42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也是一个宗教多样性较为突出的时期。
在晋朝期间，佛教、道教和儒教三大宗教共存并互相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文化氛围。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晋朝时期的宗教多样性，并分析佛教、道教和儒教三者在晋朝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
一、佛教在晋朝的发展与传播佛教作为晋朝的重要宗教之一，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与传播。
在晋代初期，佛教的传播主要依赖于外来僧人的入华传教和民间人士的信仰。
当时，晋朝王朝对佛教并无特别的支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皇帝开始重视佛教的影响力，并对佛教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庇护和扶持。
晋朝时期，佛教庙宇的兴建愈发频繁，佛教的修行和信仰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开展。
比如著名的白马寺便是晋朝一处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佛教寺庙。
佛教所提倡的慈悲、禅定和智慧的思想，与晋朝当时社会的动荡以及人们对于心灵安抚的需求相互契合，因此受到了大量民众的追随和信仰。
此外，佛教在晋朝期间还受到了一些儒家学者的影响和倡导，他们以儒释合一的思想来解决佛教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进一步促进了佛教在晋朝的传播。
二、道教的兴起与发展晋朝时期，道教成为了一个独立发展的宗教体系。
道教起源于中国古代的自然崇拜和巫觋信仰，并在晋朝时期逐渐形成独立的教派体系。
晋朝时期著名的道家学者庞生便在晋代道教的发展中功不可没。
晋朝时期道教的传播主要依靠宫廷和贵族，特别是晋武帝司马炎对道教的庇护和信奉，进一步促进了道教的兴盛。
据史书记载，晋武帝还曾经亲自创作并宣扬道教经典《黄庭经》。
这一行为使道教在晋朝社会中得到更多的推广，让更多的人开始接触并信仰道教。
晋朝时期的道教主要以修炼神仙和追求长生不老为主题，强调生命力的提升和灵修的方法。
晋朝时期道教的发展，既继承了秦汉时期的道教文化传统，又与当时社会的政治和文化融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
三、儒教的持续影响与发展尽管佛教和道教在晋朝的发展呈现出较高的活跃度，但儒教仍然是统治阶层的政治和文化信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与艺术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与艺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佛教文化和艺术也备受关注。
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成为当时文化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将从佛教文化和艺术两个方面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与艺术。
一、佛教文化1.佛教的传入与传播佛教起源于印度，最早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汉朝。
但是，真正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带来深远影响的佛教，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的。
当时，佛教的传播有多种途径，既有通过中亚和西域传入的东晋佛教，也有通过南海传入的南方佛教，并在中国本土逐渐发展壮大。
佛教博大精深的思想和文化，受到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青睐和追捧。
2.佛教思想的影响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对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佛教主张“空”、“无我”的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有为”、“有我”思想产生了很大冲击。
佛教的禅宗思想，强调内心的平静和反思，影响了中国后来的文学、艺术和哲学等方面。
同时，佛教也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产生了密切联系，为当时的社会提供了一种精神寄托。
3.佛教文学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学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和特点。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楞严经》和《法华经》。
这些经典作品，不仅具有很高的思想内涵，而且语言和结构上都具有独特的特点。
此外，《大智度论》、《华严经》等佛教文学作品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
二、佛教艺术1.佛教造像佛教典故表现的造像被晋代人深刻理解并在造像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佛教造像通常以佛陀本身为其主题，也可以是佛祖的不同化身。
这些造像不仅在当时的艺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对后世的佛教艺术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佛教壁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壁画也得到了广泛发展。
佛教壁画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浅浮雕、浮雕、线刻等多种表现形式。
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敦煌艺术”，这种艺术形式将浅浮雕、刻线、彩绘相结合，在视觉上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效果。
3.佛教建筑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建筑得到了广泛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佛教建筑的出现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道教文化的整合——以西晋墓葬出土的青瓷堆塑罐为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道教文化的整合——以西晋墓葬出土的青瓷堆塑罐为例堆塑罐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造型、功用很特殊的一类器物，此期墓葬中常有出土。
其纹饰按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模拟现实社会生活类纹饰。
包括建筑纹饰，如亭台、楼阁、门阙等；现实人物，如乐舞杂技、胡人、骑马武士、跪坐人物、侍立人物等；现实动物，如犬、猪、羊、鸡等家禽家畜及熊、狮、飞鸟等禽兽。
第二类为人们虚构的祥禽瑞兽类。
如虬龙、麒麟、辟邪、天禄、朱雀（凤凰）等。
第三类为宗教类纹饰。
如乘龙羽人、骑兽仙人、佛像等。
通过分析的堆塑罐上的宗教类纹饰，我们可以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道教文化在中国的整合。
（一）西晋墓葬出土青瓷堆塑罐1979年1月，江苏吴县狮子山四号西晋墓出土的随葬器物中，发现了一件青瓷楼阁堆塑罐。
该罐通高46.2、底径15.6厘米。
罐身高26.4厘米，微鼓的腹部，中间镂有一孔，饰有两排模压而成的片状贴饰，共31个。
有铺首衔环、天禄、仙人骑神兽、蜥蜴、佛像和侍者等。
罐上堆塑高19.8厘米，大致可分为三层：上层为罐口，略呈四方形，四面各带一个“凸”字形镂孔，四周栖息着飞鸟，口上覆盖着一个四出攒尖宫殿顶式盖，与罐口合为一体。
中层塑有四个伸出的“玄武”头，头上各顶一四方形小角楼。
下层的前、后各有一座三层楼阁，廊柱上分别饰有仙人骑神兽、跪而示敬的奴仆等形象。
前面楼阁的两边，各有门阙一座。
后面楼阁两侧，各有龟趺驮碑一座，分别刻划着“出始宁，用此……宜子……”等字样，除以上几字外，其余字均不能辨认。
在门阙与龟趺碑之间，各有三尊跪地的人像，头戴冠，身着短衣，均两手握于胸前作“扠手示敬”状。
人像的外边，还饰有鹿、狗等走兽。
该罐釉色黄绿，腴润而光亮。
垂釉之处，釉呈玻璃状，有开片。
近底部露胎处，呈豆沙色。
该罐出于前室东南角。
其他类似的还有出土于江苏江宁赵士岗M7，吴凤凰二年的；出土于江苏江宁上坊，吴天册元年的；出土于浙江宁波慈溪，西晋太康元年的；出土于浙江平阳鳌江，西晋元康元年的；出土于江苏吴县狮子山M2，西晋元康二年的各种相似有纪年的青瓷堆塑罐。
曾一统天下的魏晋南北朝青瓷
曾一统天下的魏晋南北朝青瓷作者：兰丹凤来源：《中华瑰宝》2021年第10期說起中国瓷器，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便是唐代的秘色瓷、宋代的青白瓷、元明时期的青花瓷及清代的粉彩瓷，而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瓷器却鲜有人知。
事实上，魏晋南北朝的青瓷烧造工艺已达相当水准，为后世制瓷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周身遍布纹饰的青釉莲花尊。
此尊高67厘米，口径19厘米，足径20厘米，1948年出土于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北魏封氏墓群，是北朝青瓷的代表。
这件瓷尊的独特之处在于工匠在它身上综合运用了雕刻、刻划、模印贴花等装饰方法，将莲花、飞天、宝相花、菩提叶等佛教装饰题材共同纹饰于器身，又巧妙地突出了莲花这一主题。
据了解，当年，封氏墓群共出土有4件青釉莲花尊，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了其中1件，其他3件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河北博物院等处。
如此大型的青瓷器连出4件，难免引人注目，也让人惊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工匠竟能烧造出如此精美的瓷器？事实上，这样的瓷器不止4件。
从地域上看，当时同类型的青瓷莲花尊在中国南方地区也有出土，只是胎釉的化学元素组成有所差异。
由此可见，随葬青瓷莲花尊应是当时南北方皆流行的丧葬风俗。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青釉莲花尊的出现既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对瓷器的艺术影响，也展现了南北之间陶瓷艺术的交流。
当时的人们不仅热衷于雕造佛像，还将雕刻工艺运用于制瓷业，烧制出诸多造型独特又复杂的瓷器。
青瓷一统天下纵观中国瓷器史，最早的成熟瓷器非青瓷莫属，而成熟的青瓷又最早出现于东汉末期。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青瓷为主的制瓷业发展迅速，已能烧造出瓷化程度相当高的青瓷。
总体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青瓷器身厚重沉实，远不如唐宋时期的青瓷那般釉色纯净、胎底透薄，但这一时期的青瓷吸收了前代陶器、漆器和木器等器物的特点，还融合了雕刻、刻划和堆塑等装饰手法，在造型上大胆创新，留下了诸多精品。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制瓷业的发展，这一时期，青瓷已逐渐取代两汉时甚为流行的漆器而成为主要的生活用具，在日用品和明器上应用甚广，形成了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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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道教文化的整合
——以西晋墓葬出土的青瓷堆塑罐为例堆塑罐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造型、功用很特殊的一类器物，此期墓葬中常有出土。
其纹饰按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模拟现实社会生活类纹饰。
包括建筑纹饰，如亭台、楼阁、门阙等；现实人物，如乐舞杂技、胡人、骑马武士、跪坐人物、侍立人物等；现实动物，如犬、猪、羊、鸡等家禽家畜及熊、狮、飞鸟等禽兽。
第二类为人们虚构的祥禽瑞兽类。
如虬龙、麒麟、辟邪、天禄、朱雀（凤凰）等。
第三类为宗教类纹饰。
如乘龙羽人、骑兽仙人、佛像等。
通过分析的堆塑罐上的宗教类纹饰，我们可以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道教文化在中国的整合。
（一）西晋墓葬出土青瓷堆塑罐
1979年1月，江苏吴县狮子山四号西晋墓出土的随葬器物中，发现了一件青瓷楼阁堆塑罐。
该罐通高46.2、底径15.6厘米。
罐身高26.4厘米，微鼓的腹部，中间镂有一孔，饰有两排模压而成的片状贴饰，共31个。
有铺首衔环、天禄、仙人骑神兽、蜥蜴、佛像和侍者等。
罐上堆塑高19.8厘米，大致可分为三层：上层为罐口，略呈四方形，四面各带一个“凸”字形镂孔，四周栖息着飞鸟，口上覆盖着一个四出攒尖宫殿顶式盖，与罐口合为一体。
中层塑有四个伸出的“玄武”头，头上各顶一四方形小角楼。
下层的前、后各有一座三层楼阁，廊柱上分别饰有仙人骑神兽、跪而示敬的奴仆等形象。
前面楼阁的两边，各有门阙一座。
后面楼阁两侧，各有龟趺驮碑一座，分别刻划着“出始宁，用此……宜子……”等字样，除以上几字外，其余字均不能辨认。
在门阙与龟趺碑之间，各有三尊跪地的人像，头戴冠，身着短衣，均两手握于胸前作“扠手示敬”状。
人像的外边，还饰有鹿、狗等走兽。
该罐釉色黄绿，腴润而光亮。
垂釉之处，釉呈玻璃状，有开片。
近底部露胎处，呈豆沙色。
该罐出于前室东南角。
其他类似的还有出土于江苏江宁赵士岗M7，吴凤凰二年的；出土于江苏江宁上坊，吴天册元年的；出土于浙江宁波慈溪，西晋太康元年的；出土于浙江平阳鳌江，西晋元康元年的；出土于江苏吴县狮子山M2，西晋元康二年的各种相似有纪年的青瓷堆塑罐。
○1
（二）堆塑罐的宗教类纹饰解析
“羽人乘龙”和“骑兽仙人”，是中国传统道家形象。
《易·乾》曰：“飞龙在天。
”《楚辞·远游》云：“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
”汉魏以来，由于统治阶级信奉黄老之术，道家思想成为主流。
堆塑罐上的这些铺首衔环、天禄、仙人骑神兽、蜥蜴形象就是道家所宣扬的灵魂不灭、长生不老、羽化升天观念的表现。
堆塑罐上的佛像，面目似胡人，眉心有白毫相，很可能是当时西域僧人的形象。
佛像分列在门阙的两边，正襟危坐，双手抱拳作拱揖状，正在接引死者乘龙上西天极乐世界。
东吴时的僧人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记载：佛陀有三十二相，其中有“躯体金色，顶有肉髻，其发绀青，眉间白毫，顶出日光”之相。
堆塑罐上往往将表达灵魂不灭、追求长生不老思想的神仙、瑞兽放在一起。
而不见单独以佛像为饰，这是与当时社会流行的中国传统道家思想以及中国早期佛教的社会状况分不开的。
而中国早期佛教最重要的教义是神灵不灭、轮转报应。
《后汉书》卷四十二《楚王英传》李贤注引袁宏《汉纪》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国有佛道焉……又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善恶皆有报应。
故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
”这种教义与我国传统的道家思想灵魂观一致。
而佛教在东汉时期才传入中国，此时是其在华初步发展时期，它自身的力量还很弱小，作为外来宗教，为了发展，它必须有所变通。
所以此时的佛教往往与中国传统的神仙道教混杂而行，表现在器物上就是堆塑罐上所见到的佛
像与骑兽仙人等道家形象并存。
从另一个角度讲，尽管三国西晋时期佛教在吴已较为流行，
译经活动较多且兴建了佛寺，但这并不意味佛教在当时社会取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对于吴地的统治者和人民来说，它只是一件新奇的东西。
工匠把佛像装饰于器物之上只是当作神仙、瑞兽一般对待，而不是当作偶像崇拜，不具特殊意义，与后世不同。
可见，堆塑罐纹饰主要表达了三方面的含义：第一，表达了人们希望死后在另一个世界里仍像生前一样丰衣足食，幸福安康；第二，希望自己及家族受到神瑞的庇护，禳福去灾；第三，妄图“去世而仙”或早日轮回超生，有一个美好的来生。
○2
（三）佛教在中华的传播历程
佛教入华，当在纪元前后的西汉末年。
但长久以来，人们熟知的佛教入华开端，却是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的“永平求法”。
初入中土的佛教，因传播媒介的种种限制，速度较为缓慢。
其时佛教入华的传播路径主要是交通中西的“丝绸之路”，其传播方式主要是设立庙寺。
传播范围也颇为狭小。
佛教真正在中国社会大流行还是在东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血泪横融的时代，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战乱不已。
社会各阶层人们普遍有一种“人命若朝霜”、“人生若晨露”的“忧生之嗟”。
强烈的生命忧患催动人们往四面八方去寻找安身立命之处。
玄学的兴起，为相当一部分士人开拓出超越有限进入无限玄妙之境。
道教的展开，使人们在对“神仙乐园”的向往与“学道，可得长生”的信念中得到精神满足。
而东来的佛教，又为人们辟出了精神解脱的新天地。
首先，佛教为人们树立了大慈大悲，能把人们从现实危难与苦痛中解救出来的威力无边的“救世主”，这便是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弥勒佛、阿弥陀佛等菩萨、佛。
这对于身陷苦难中的民众无异为绝望中的光明。
如此社会心理，当然推动了佛教的迅速传播。
佛教向中国社会奉献出它解除“忧生之患”的第二件法宝，就是“轮回”说，“轮回”说以为，人死是必然的，但神魂却不灭：“身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
根叶生必当死，种实岂有终亡。
”人死后不灭的灵魂，将在天、人、畜生、饿鬼、地狱中轮回，“随复受形”，而来生的形象与命运则由“善恶报应”的原则支配，“此生行善，来生受报”，“此生作恶，来生必受殃”。
道教对人们最大的诱惑是长生不死、得道成仙，然而，长生不死是不可能的，这是道教在实践面前的最大障碍。
“轮回说”却不同，首先，它承认人肉身必灭，但“散之必聚”，人的灵魂经过轮回后，还将“随复受形”，这一说教使人们对现世的死亡不那么恐惧，而有一种“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希望。
（四）佛教与道教文化的整合
南亚佛教与中国儒学两大古老文化的相遇，佛教文化以一种异质文化进入中国文化系
统，其传播决不可能畅通无阻，它不仅受客观条件的影响，如地理环境和传播媒介，而且受到本土文化的强大排拒。
进入中国文化系统的佛教，不仅受到传统伦理观念的抵制、夷夏观念的排斥，而且还受到中国本土无神论思想的挑战。
僧祐和颜之推对于中国文化系统排拒佛教的多面性有所总结：分别从理论、政治、历史、经济、文化各个角度对佛教展开抨击，指斥佛教虚妄不真，不合古法，有碍国政，有乖华俗，由此显示出本土文化系统对外来的佛教文化的强大排拒。
在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中，儒家自然扮演维护正宗文化的主力军角色，而道教则给予儒家强有力的支持。
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强大抗拒力面前，佛教文化表现出惊人的调适性，即积极依附、融合本土文化思潮，改变自身面貌，以适应中华文化的生态环境。
虽然道、佛二教相互拮抗与冲突，但文化不仅具有排他性，而且具有整合性。
即以不同群体意识与价值观念为内核的不同文化，在相互冲突与对抗中，相互吸收，相互融化，逐渐趋于一体化。
（五）结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佛二教便是在这样的“冲突——整合”的模式中趋于融合。
作为宗教，佛教与道教具有相近的目标取向，其间隐藏着统一性或一致性。
由于道教在组织结构上、宗教理论与宗教仪式上都远不如佛教那么严密，于是，道教在对抗佛教的同时，不断从佛教处吸取营养以完善自身。
佛教在社会上的巨大影响，也促使一些道教徒“依傍佛教”。
陶弘景一手创立了道教的神仙世界，却在晚年宣称自己是胜力菩萨下凡。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玄、道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文化整合运动终至推动中国文化系统产生出儒、释、道“三教调和”的理论。
○3其形而下的物化载体，可以从最能体现中国人信仰体系的随葬品中窥见一斑。
参考文献：
○1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县狮子山四号西晋墓》；《考古》1983年第3期
○2宋柏松，袁胜文：《魏晋南北朝瓷器纹饰三题》；《中原文物》；2004年第6期
○3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版
12考古学
陈航宇
201201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