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及其兴盛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的佛教
魏晋南北朝时的佛教魏晋南北朝时的佛教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盛原因一.政治方面1.社会动荡,民生困苦佛教虽两汉时传入,但因当时社会安定,并没发展余地。
至东汉末三国时代始开始兴盛,至魏晋南北朝更普遍为人民所接受。
此现象之产生,是由于汉末黄巾之乱,州牧割据,国内大乱,人民生活痛苦,加上战争频仍,使他们对现实感到失望。
而此时完成之道教,仅以方术之运用作为吸引手段,但方术有时会用尽,加以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久己变成没有灵魂之空架,故闻有如来的救苦救难,谁不愿托身自庇？2.君主杀戮太多,借信佛以赎罪当时军阀互并,一旦得帝位,便屠杀前朝子孙。
许多时君主都因疑而惧,因惧而思悔,恰好佛教专讲因果报应,他们怕自己入地狱,也怕子孙受祸,遂向佛求怜愍。
但他们更有一种心理:只要他日放下屠刀,便可立地成佛,故现今就算如何作恶,只要在最后能向善,便可到西方极乐世界。
有些君主有竟出现先忏悔,后杀人的情况。
南齐书临贺王子岳传:“延兴、建武中,凡三诛诸王。
每一行事,高宗辄先烧香火,鸣咽涕泣,众以此辄知其夜当相杀戮也。
”而人民见佛家思想使执政者较为宽仁,认为佛教即使未验于来生,但已见效于当时,乃纷纷信佛以求庇护。
3.君主弘法,上行下效三国时吴国孙权因康僧会之灵异,在建业设建初寺,是为佛教传入江南之始。
东晋元帝时曾诏佛僧入内殿讲经,后世君主多仿效之。
南北朝时,君主多信佛,如宋文帝用慧琳,武帝用法显参与朝政,时人称之为“黑衣宰相”,以其时之僧穿黑衣也。
又如梁武帝皈依佛法,迎达摩于广州,大弘佛法,且三次舍身同泰寺,陈文帝亦因常幸佛寺而不理朝政。
南朝的齐高帝、梁武帝、陈武帝,北朝的魏孝文帝、齐文帝、宣帝、周文帝、均曾舍其宫苑,以造佛寺。
甚者,北朝的胡太后恣行淫秽,鸩杀孝明帝,而为了赎罪,大力建设佛寺,不惜减少百官俸禄十分之一。
北方之后赵石勒信佛图澄,以之为国师,后秦姚苌奉鸠摩罗什,北魏诸帝(道武、明元、文成)均崇佛,以僧人为国师,大力建寺造塔。
文成帝更凿山西云冈石窟,孝文帝开洛阳龙门石窟,与敦煌石窟同列世界三大佛教艺术,可见北朝佛教之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思想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思想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佛教的思想得到了不断地传播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文化和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的发展，从佛教的传入、汉地佛教的兴盛、佛教译经及其思想贡献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佛教的传入佛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汉武帝时期，当时佛教还只是一种外来的宗教，而且还没有在中国社会中建立起来。
这种情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改变。
在这个时期，佛教在中国社会中开始渐渐扎根并发展壮大，并成为了中国文化、思想和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据史书记载，魏晋时期有许多外来的佛教僧人来到中国，他们将佛教的宗教信仰传播给了中国的民众。
这些佛教僧人中不乏卓越的学者，他们对佛教教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解释，并通过译经的方式将佛教经典传达给了中国的读者。
二、汉地佛教的兴盛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发展，汉地佛教逐渐兴盛起来。
与此同时，佛教团体和寺庙也纷纷涌现，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新兴力量。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团体和寺庙的建设也得到了官方的支持。
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南朝梁、陈等政权的承认和支持，佛教的信徒人数也迅速增加。
在北魏时期，佛教得到了孝文帝的支持，隋唐时期佛教进一步兴盛，并成为了中原地区的主要宗教之一。
三、佛教译经及其思想贡献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和兴盛不仅体现在佛教团体和寺庙的建设上，更重要的是，佛教的教义在中国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并作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融入了中国社会。
在这个时期，佛教翻译家们不断将佛教经典译成汉语，并在中国推广。
他们努力回答中国人民的疑问和关切，并将佛教的思想与中国先贤的思想融合在一起，产生了许多富有灵魂的文化。
同时，佛教的思想在中国社会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影响。
佛教思想中的慈悲、非暴力、色心乱想的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成为了中国人民心中的一个重要价值。
四、结语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佛教得以在中国社会中渐渐扎根，并发展壮大，成为了中国文化、思想和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的盛行及其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的盛行及其影响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文化盛行的时期。
佛教传入中国已有千年的历史，但是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真正开始影响到中国的文化、思想和社会。
在这一时期，佛教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哲学和艺术，甚至对政治和经济也有一定的影响。
一、佛教的传入和盛行佛教最早是通过传教士的方式传入中国的。
据传说，汉武帝派遣使者前往南亚察觅神秘的瑰宝，其中传教士驮着金书悄悄来到了中国。
随着时代的推移，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大，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这一时期，佛教的盛行离不开诸多的原因。
一方面，社会的动荡和军阀割据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人们开始寻求安稳和精神慰藉。
佛教的信仰教义和禅修实践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
另一方面，佛教在科学、哲学、医学等方面的发展也为社会的普及打下了基础，吸引了大量的信徒。
二、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佛教在哲学领域的发展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传统哲学相互交流，推动了中国哲学的融合和创新。
例如，《华严经》提出的一切法门的因缘空观念，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融合产生了积极影响。
佛教还在东阳派、涅槃宗等哲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佛教的影响还促进了中国哲学对于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为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方法。
例如，禅宗提出的顿悟思想是中国历史上哲学融合的重要产物。
通过对于身心和谐的追求及顿悟的实践，佛教建立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
三、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同样深刻。
佛教的美学理念与传统艺术有许多不同之处，它追求内在的意义和精神的力量，注重意境的表达和超越视觉的形式。
这种美学理念与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有所差别，但是却满足了人们对于思想、精神等方面的需求。
佛教所带来的优美意境和真理象征，对于中国绘画、雕塑和建筑等方面的艺术一定程度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的演变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的演变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220年-58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发展壮大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佛教文化经历了许多的变革与演变，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本文将从宗教的角度和文化的角度两个方面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的演变研究。
一、佛教文化的宗教演变1. 佛教的大规模传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佛教逐渐传入和扩散到中国的各个角落，成为一种流行的宗教信仰。
佛教从最初只是传教士、高僧、皇家、士大夫和富贵人家的信仰，逐渐演化成为一种广泛传播的宗教，吸引了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士。
这一传播趋势既受到了当时政府、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推动，也与佛教自身的宗教信仰因素密切相关。
2. 佛教教义的改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教义也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
最初的佛教是以十四世纪印度一名叫释迦牟尼的人发起的，诸如四谛、八正道等教义均来自于这位圣者。
但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适应，其教义逐渐融合了道教、儒教等中国宗教文化，成为了一种具有中国特点的宗教信仰。
例如，房山石窟中的佛像，就绘制了袈裟、青衫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服装。
3. 佛教的建筑、艺术的创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建筑、艺术也发生了创新。
经过了长时间的实践和总结，佛教的建筑在工艺、构造、外形等方面都逐渐走向成熟。
同时，佛教的艺术也在风格、表现、技法等方面逐渐传承并发扬光大，如当时很有名的石窟艺术。
二、佛教文化的文化演变1. 佛教文化的墨宝南北朝时期，由于文化沙漠的冲击以及散佚的原因，佛教的经文与史料相对较少，多数被保存在碑刻、石刻和书法、绘画、剪纸等形式的艺术品中。
例如，唐代的碑刻、敦煌的壁画、房山的石窟等都是佛教文化的墨宝，它们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对研究佛教文化的演变、佛教思想传播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
2. 佛教文化的崇雅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信仰在富贵人家、文人墨客、儒学家等白领阶层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为何兴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为何兴盛12291025 刘昊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在华夏大地上的兴盛时期。
佛寺大量出现，信佛之人不断增加，上到皇帝下到平民百姓，甚至一些儒生，都开始信佛。
唐代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南朝大臣郭祖深上疏谓：僧尼十余万……天下户口，几亡其半。
足可见当时佛教之兴盛，信佛人数之庞大。
佛教为何兴盛？可以说是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
当时的社会环境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重要条件。
自汉武帝大一统以来，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但与此同时统治者开始奢侈腐败，贪图享乐。
这就导致了政府的控制能力减弱。
社会上土地兼并也日益严重，大量百姓失去土地，生活贫困。
到了东汉末年，矛盾激化，天下大乱，军阀割据混战，人民生活更加困苦。
之后虽西晋短暂统一，但经历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百姓生活依旧没有改变，社会依旧是动荡不安。
一般说来，每逢社会混乱，各种思想就会自由传播弥漫。
所以这就为佛教的流行提供了社会土壤。
另一方面，当时的统治阶级也大力支持佛教发展。
从南朝来看，梁武帝信佛，在他的推动下，佛法在南朝盛极一时。
梁武帝身体力行，虔诚拜佛，他自己“日一蔬膳，过中不餐”并且“永断辛膳”1。
他还诵经讲学，撰写文章。
而在北方，统治者更加支持佛教发展。
因为十六国中很多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他们入主中原，但内心存在一种自卑感。
因此对同为外传而来的佛教产生了一种亲切感，并且佛教的主张有利于他们用来“糅化人心”。
他们就大力支持佛教发展，广建佛寺，使佛教在北方发展到了极高的高度。
除却社会环境和统治者支持的客观因素外，佛教自身的主观因素同样极为重要。
佛法主依自力，非依他力；主救世，不主出世。
佛教提出一“涅槃”境界，主张“三世因果轮回报应”。
倡导一种永恒的观念，更关注人的内心。
这些就符合魏晋南北朝时期各阶层的心理。
统治阶级生活奢华糜烂，富甲天下，但物质的丰富掩盖不了他们内心精神的空虚与恐惧，他们急需一种精神上的寄1《全梁文》卷二十三托，佛教强调内心精神，正好符合他们的需求。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文化的繁荣和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9年)，是中国佛教文化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的政治动荡、社会变革和文化融合，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适宜的环境，造就了许多杰出的佛教思想家和文化精英。
在这个时期，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的兴盛和发展，与当时社会政治的变革密切相关。
中国历史上自古就有佛教的传播和影响，但正式进入中国是在东汉时期。
由于汉朝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使得佛教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和发展。
但随着汉朝的衰落和分裂，佛教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阻力。
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才真正成为一种与中华文化相结合的宗教文化。
佛教在这个时期的传播和扎根，受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
其中最突出的因素是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动荡，使得周围的各种文化和思想相互碰撞和融合。
佛教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的推动。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社会生活日益繁忙。
佛教的出现和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一种心灵的安宁和思想的寄托。
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教团为例，当时的佛教教团可以轻松地穿越国界，将佛教思想和文化传播到各地。
佛教教团通常由一些有着不同背景和信仰的人士组成。
这些人士不仅掌握了佛教经典的精髓，还对当时中国的经济社会情况有着深刻的了解。
他们以佛教教义为核心，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既理性又富有情感的佛教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也在思想框架、宗教庙宇、艺术表现、文学创作等方面表现出了丰富多彩的特点。
佛教思想家如竺法深、慧远、慧灯等在经学、哲学和逻辑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
一些寺庙建筑、雕塑、壁画等文化遗产，不仅是艺术上的珍品，而且也是佛教文化在建筑和艺术方面的表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学创作，擅长于描写情感，通常把佛教的思想融入到文艺作品之中，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与演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与演变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十分特殊的一个阶段，这个时期的历史地位也非常的重要。
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同时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
在这个时期，佛教文化不仅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且还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本文就来探讨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与演变。
一、佛教文化的传入和发展作为一种宗教信仰，佛教最初是从外来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
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和发展。
特别是晋代，朝廷的宣传和推广，使得佛教文化得以进一步的普及和深化。
佛教文化的传入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文化，它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
佛教文化强调四谛、八正道、烦恼和涅磐等概念，这些概念对于人们的生活、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有很大的启示和帮助。
同时，佛教文化还对中国文学、艺术、哲学和科学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了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佛教文化的演变和变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虽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也不乏一些争议和问题。
特别是在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的演变和变革显得尤为明显。
首先，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的教义和学术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在这个时期，佛经译注和经论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创新，人们对于佛教的学术和教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同时，佛教文化也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民间信仰等文化相互渗透和影响，进一步丰富了佛教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其次，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的实践和传承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特别是在北魏时期，佛教徒由于受到限制和压迫，开始向南方迁移和传播，从而使得佛教文化在中国南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影响。
同时，佛教文化的实践方式也从传统的出家僧侣转向了在家信徒，佛教文化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愈发密切。
最后，佛教文化的演变还伴随着一些新的问题和困惑。
比如一些佛教徒的腐败和世俗化，一些佛教活动的超商业化和虚无缥缈化等，这些都是佛教文化面临的新的挑战和难题。
三、佛教文化的影响和启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发展，对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系列重大转折，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之一。
其中，在文化方面，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对当时的社会和文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佛教的发展也成为了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魏、晋时期，由于战争和政治动荡，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追求“内心满足”的文化倾向。
佛教的传入与这种文化倾向相契合，在这个时期，佛教的开始逐渐走入中国社会。
这个时期的佛教信仰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也是一种哲学和文化的交流。
这个时期的佛教还受到了士人阶层和宫廷的关注。
佛教的传入，对于当时的社会和文化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更加繁荣。
由于这个时期政治的不稳定，和对于道教和儒教的认知线下降，佛教成为了人们心中的信仰寄托。
同时，佛教的发展也得益于寺庙的发展。
由于这个时期政治的动荡，许多是非法武装或支持这些武装的世族和达官贵胄整个家庭被杀死，寺庙成为了安身立命的场所。
在寺庙这个场所，居民能够找到精神上的安慰和物质上的支持。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中，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点。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禅宗。
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分支。
它的形成，也为当时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影响。
禅宗在中国的形成是符合当时中国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的需求的。
禅宗的出现，被认为是对于一些传统的佛教观念的更新和修正，也是对于当时士人和平民间心灵的呼唤。
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为中国带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和哲学思想。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对于当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佛教也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下逐渐发生变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中国化特点。
这一点在禅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入和发展，对于当时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佛教的传入，更新了中国的宗教文化，也引领了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
佛教与中华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佛教文化体系。
佛教的文化遗产，至今仍在中国广泛地存在，并影响着当今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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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及其兴盛原因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对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它诞生于古印度。
在我国西汉晚期到东汉初期之间，佛教辗转传入我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达到兴盛，隋唐时期是佛教繁荣时期，此后，佛教便随着中国历史发展而进步。
佛学的思想、文化、艺术在中华文化的长流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为舶来文化，它逐步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逐渐被更多的中国人接受和推崇，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性格、世界观的整体塑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宗教对文化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
它是如何深入到中国百姓生活的？又是什么原因让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以高度发展繁荣？这是我们主要谈的问题。
佛教的传入，至今流传着许多传说。
一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此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
这件事记载于鱼豢的《魏略·西戎传》中。
还有一种说法，汉明帝夜梦神人飞行于殿前，不解，问于群臣。
通人傅毅回答道：“此即天竺得道者，号之曰‘佛’。
”汉明帝遂派蔡愔等十二人去往西域，求取佛法。
永平十年，蔡愔等人用白马将取回真经佛像驮到洛阳。
明帝下令敕造精舍，是为白马寺。
传说《四十二章经》即在此译出。
传入之事，众说纷纭，或玄幻，或写实，或光怪陆离。
但不管怎样述说，从中我们可以得知的是，佛教传入的年代大致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
其作为宗教，在传入时，利用了当时人们神异玄幻的思想观念。
佛教传入最初期，信奉者大多是王室贵族，如桓帝宫中立祠，楚王斋戒祭祀。
但由于当时人们对于佛教理解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而本土黄老之学的无为之道、省欲去奢思想与佛教教义有相似之处，所以出现了以黄老之学解释佛教教义，佛与老子同祭的现象。
与此期间，不少印度西域僧人相继抵达中原，以都城洛阳为中心，开始大量译著佛教经典，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小乘佛教经法，有的外来僧侣还进行佛法的宣讲。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安息国太子安世高和月氏国支迷迦谶。
西域人士的译著工作，对于中国深入了解和理解佛经义理有一定推动作用。
而成书于三国孙吴时期的《牟子理惑论》更加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于佛教的认识。
牟子认为，佛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神仙、真人等有相似之处。
《牟子理惑论》的诞生，说明了佛教在中国有其独特的信仰特征，而不像儒学作为一种道德的实践规范。
东汉末年，黄巾之乱使汉王朝土崩瓦解，历史推进到我国自秦统一以来第一次分裂时期——三国时期。
黄巾起义是以道教的另一派别“五斗米道”作为思想依托的农民起义。
因此，进入三国后，曹魏政权对于道教采取打压的政策。
而因早期佛教以道家黄老学说解释教义，所以佛教在此期也受到了禁止。
而佛教由于其自身外来特性，加之当时其势力影响还是有限，一定程度上对其自身起到了保护作用，所以后期打击力度有所减弱。
所以当道教失去了公开活动的机会时，却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并出现了汉人受戒后的“中国第一僧人”朱士行，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的汉僧。
中国再次统一后，佛教发展有了新的趋势，这一时期虽然仍以翻译佛经为主，但佛教思想日趋与西晋时风行之学说——玄学相结合，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即《般若经》越发受到重视。
《般若经》是由西晋名僧竺法护历时十多年翻译而成。
“般若”意为“智慧”，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合称为“六波罗蜜”，是脱离生死苦恼之方法。
《般若经》基本思想是“一切皆空，空即一切。
”这与玄学思想有相似之处，迎合了西晋士人尚玄学，尚清谈的意趣。
这引起了士人对于佛教的极大兴趣。
此后，对于《般若经》研究的士族知识分子层出不穷，一大批著作相继问世，西晋迎来了般若学研究的全盛时期。
此时，由于大量外国僧人来华，宣佛讲法，形成了洛阳和长安两大佛教中心。
西晋国祚稍短，五胡祸乱中华，便使中国又一次分裂，而此时的佛教，也随着政治的南北对峙，而逐步形成了佛教南统和佛教北统的变化趋势。
南北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佛教的发展也表现出了一些不同之处。
但总体上，这一时期可谓中国佛教发展集中的繁荣时期。
在这一时期，佛教开始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产生爆炸式的影响，崇佛礼佛风气呈上升趋势，佛教在艺术方面的成就更是成为中国灿烂的文化瑰宝，为中国文化增添了夺目的光彩，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这段时间一直持续到南北朝时期，但对于后来隋唐时期佛教发展乃至于而后儒释道三教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晋偏安江南，中原世家大族大举南迁，也将魏晋以来玄学思潮带入了江南这片热土上。
由于东晋政权是倚靠这些士族门阀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北方士族在南方势力极大，影响力极大，其士人风气更成为了整个社会的风尚。
在玄学盛行的背景之下，士大夫崇尚“清谈”。
并常与名僧交往，承袭了魏晋时期佛玄交融的思想。
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说道“然吾人观西晋竺叔兰、支孝龙之风度，东晋康僧渊、帛高座等之事迹，则《老》《庄》清谈、佛教玄学之结合，想必甚早，王、何、嵇、阮之时，佛法或以间为学士所眷顾。
”这正是描绘这一现象的写照。
玄学清谈和佛教般若学思潮甚至受到东晋帝王的推崇，风靡朝野。
东晋史学家习凿齿的《致道安书》中记载“唯肃祖明皇帝实天降德，始钦斯道。
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
”佛教正是在这样一种玄学思潮“笼罩全社会”的环境下向前发展。
正是凭借佛玄之间的特殊关系，佛教成为东晋社会文化领域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出现的“贵族佛教”是使东晋佛教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士族名流纷纷与名僧交往，研究佛理，其中不乏地位显赫之人，如丞相王导。
在此期间还出现了十分具有影响力的以慧远为代表的“庐山僧团”。
他提倡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论，对当时佛教理论界和世俗士族界都产生巨大影响。
相对于南方，北方的十六国时期的佛教发展则成为了佛窟艺术的展览厅。
佛教石窟源于印度，随佛教入华而一并进入中国。
新疆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龟兹石窟等都是典型代表。
5、6世纪，北方石窟艺术到达极盛时期，体现佛教犍陀艺术向中国传播渗透。
南北朝时期，我们迎来了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对于这一时期的佛教发展，我们采取相比较的方式来认识，这样有助于我们厘清南北佛教发展的轨迹，形成一个“整体中华”的佛教发展背景。
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南北双方都对佛教加以利用。
利用佛教的教义和理念，对人民大众进行管理和控制，以强化集权统治。
南方统治者重在对佛教教理进行利用。
刘宋一代，帝王十分崇佛。
侍中何尚之曾说道：“百乡之家，人持五戒···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万刑息于国。
”可见，帝王与臣子对佛教教理的社会作用的认识。
到梁武帝萧衍时期可谓达到极盛。
佛教在当时几乎成为了国教，梁武帝本人更是四次“舍身”，捐款亿万两，还试图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打压反佛思想。
筹资建寺成了当时社会风气。
唐代诗人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正是描绘这时的南朝景象。
北方统治者对佛教的利用，则表现在国家对佛教的控制上，利用与限制并存。
导致佛教依附于政权得以发展。
北魏时期，佛教兴盛发展，却出现了道武帝灭佛事件，大量僧尼还俗，寺院损毁。
北周武帝时期也出现灭佛事件。
这属于佛教总体发展中的插曲，并未阻碍佛教进步。
但从推崇与限制并存中，我们可以看出，北朝统治者在面对佛门人数众多，影响到国家财政税收时，对佛教的打击是赤裸裸的，毅然采取强硬手段。
当佛教风气稍弱后，又加以鼓励，以控制百姓思想。
北朝对于佛教的管理，还体现在僧官制度上。
北魏时期，设立玄昭寺作为管理全国僧众的机构，设大统一人，统十人，都维纳三人，以法上为大统。
北朝僧官又立沙门统强化管理效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北朝佛教的独立性减弱，依赖政府政策。
北朝名僧道安在《二教论》中，主动将佛教纳入国家意志，借国家力量提高佛教地位。
从社会教众发展来看，北朝佛教在民间以广泛传开。
南方则主要在士族之间流行。
北朝时期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疑伪经，则是佛教大众化的强力证明。
我们通常把从天竺取得的经书称为真经，由中国人撰写的佛经称为疑经，或断定为伪经。
由于信仰者数量扩大并逐渐下移，使得深奥的佛学经典已经不能满足广大百姓需求。
疑伪经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佛教教众基础扩大，信徒民间化、大众化的势头。
佛教在这一时期被更多人接受。
从信仰方式来看，南北朝的差别则更加明显。
此时南朝对于佛教崇拜的主体仍为帝王和世族大家等上层人群。
这些人获得过完备而系统的文化教育，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属于知识精英阶层。
他们长期把持着南方思想文化发展的方向和脉搏。
这些上层人士由于地位较高，身份显赫，所以他们更容易接触到佛学研究精英和名僧，而且这种风气在当时极盛。
加之玄学之风挥之不去，清谈仍是士大夫阶层的爱好兴趣。
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就致使南朝人们对于佛经、佛理的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
士大夫与名僧对于佛教义理常大加谈论，互相交流观点。
政府也重视翻译经书和讲经说法，积极推动佛学著述，出现大量研究作品。
所以形成了南朝佛教尚辨析，重义理，佛学研究诸派别形成发展的特点。
相较之下，北方佛教信奉形式则形成了重实修，轻义理的特点，特别重视禅法。
由于北朝大量民间信徒，他们没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理论基础，难以分析解释深刻的佛学奥义，而“修行”等方面的实践对于他们则更加适合。
菩提达摩禅师是北朝时期禅学的重要代表，他以《楞伽经》为指导，展开高度自觉的实践，代表了禅学的发展方向。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兴盛表现在诸多方面，而繁荣之下也蕴藏着诸多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因素。
不少专家学者对于这个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使得我们对于这段佛教文化的看法呈现出多侧面，多角度的特点。
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连年战争，社会动荡不安，为佛教发展提供了条件。
任何宗教发展都必然依托于一定的社会背景，在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一种宗教的产生能够满足当时人们的心理诉求，提供憧憬希望，那么这种宗教便可得以广泛认可和发展。
三国以来，中原地区战火连天，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人们面对悲惨现状渴望摆脱但无力改变。
人们渴望从痛苦中解脱，需要宗教作为精神寄托。
而佛教的“四谛”说和“十二因缘”说更是迎合了人们的心理。
这两种理论，都宣称世界是苦的，而真诚信佛，可以让人摆脱尘世苦痛。
佛家“因果报应说”“生死轮回”说，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前世积德，则可以升入极乐世界。
可见，佛教教义具有一定的麻醉性，并且易懂。
这就使得佛教吸引了更多信徒。
二是玄学风气对于佛教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魏晋玄学思想以笼罩之势控制着整个社会。
而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入华后，面对这样强大的文化气氛，是无法与之抗衡的。
而佛教文化则另辟蹊径，转而依附玄学，找到自身教义和玄学思想相契合之处，将其放大。
巧妙地利用了主流思想，使得佛学思想很快受到了广大社会的认可。
并为其后来的发展打下基础。
三是统治阶级的支持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