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时的佛教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研究与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研究与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这个时期政治动荡，社会变革，文化交汇。
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佛教在这个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这种文化现象对中古时期的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被称为“佛教艺术之源”。
本文就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研究与影响出发，探究佛教对这个时期的影响和发展。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这个时期，佛教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和发展。
这种文化现象对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大乘起信论》和《涅槃经》的传入，对佛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发展。
1、《大乘起信论》的传入和研究《大乘起信论》是佛教的一个重要经典。
它的传入对中国的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该经典传入中国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学者对《大乘起信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这种研究不仅有利于佛教的宣传和传播，也有利于佛教的自身发展和壮大。
2、《涅槃经》的传入和研究《涅槃经》是佛教的另一个重要经典。
它的传入也对中国的佛教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个时期，中国的佛教学者对《涅槃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他们对该经典进行了解读和注释，使得这个经典被更多人所了解和接受。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对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特别是在艺术领域，佛教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这个时期的佛教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佛教文化对儒道文化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与儒道文化发生了交集和相互融合。
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接受，是因为它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联系。
这种联系使得中国的佛教文化与儒道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
这种融合不仅有助于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2、佛教艺术对中国艺术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发展迅速。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佛教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魏晋南北朝时的佛教
魏晋南北朝时的佛教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盛原因一.政治方面1.社会动荡,民生困苦佛教虽两汉时传入,但因当时社会安定,并没发展余地。
至东汉末三国时代始开始兴盛,至魏晋南北朝更普遍为人民所接受。
此现象之产生,是由于汉末黄巾之乱,州牧割据,国内大乱,人民生活痛苦,加上战争频仍,使他们对现实感到失望。
而此时完成之道教,仅以方术之运用作为吸引手段,但方术有时会用尽,加以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久己变成没有灵魂之空架,故闻有如来的救苦救难,谁不愿托身自庇？2.君主杀戮太多,借信佛以赎罪当时军阀互并,一旦得帝位,便屠杀前朝子孙。
许多时君主都因疑而惧,因惧而思悔,恰好佛教专讲因果报应,他们怕自己入地狱,也怕子孙受祸,遂向佛求怜愍。
但他们更有一种心理:只要他日放下屠刀,便可立地成佛,故现今就算如何作恶,只要在最后能向善,便可到西方极乐世界。
有些君主有竟出现先忏悔,后杀人的情况。
南齐书临贺王子岳传:“延兴、建武中,凡三诛诸王。
每一行事,高宗辄先烧香火,鸣咽涕泣,众以此辄知其夜当相杀戮也。
”而人民见佛家思想使执政者较为宽仁,认为佛教即使未验于来生,但已见效于当时,乃纷纷信佛以求庇护。
3.君主弘法,上行下效三国时吴国孙权因康僧会之灵异,在建业设建初寺,是为佛教传入江南之始。
东晋元帝时曾诏佛僧入内殿讲经,后世君主多仿效之。
南北朝时,君主多信佛,如宋文帝用慧琳,武帝用法显参与朝政,时人称之为“黑衣宰相”,以其时之僧穿黑衣也。
又如梁武帝皈依佛法,迎达摩于广州,大弘佛法,且三次舍身同泰寺,陈文帝亦因常幸佛寺而不理朝政。
南朝的齐高帝、梁武帝、陈武帝,北朝的魏孝文帝、齐文帝、宣帝、周文帝、均曾舍其宫苑,以造佛寺。
甚者,北朝的胡太后恣行淫秽,鸩杀孝明帝,而为了赎罪,大力建设佛寺,不惜减少百官俸禄十分之一。
北方之后赵石勒信佛图澄,以之为国师,后秦姚苌奉鸠摩罗什,北魏诸帝(道武、明元、文成)均崇佛,以僧人为国师,大力建寺造塔。
文成帝更凿山西云冈石窟,孝文帝开洛阳龙门石窟,与敦煌石窟同列世界三大佛教艺术,可见北朝佛教之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思想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思想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佛教的思想得到了不断地传播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文化和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的发展，从佛教的传入、汉地佛教的兴盛、佛教译经及其思想贡献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佛教的传入佛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汉武帝时期，当时佛教还只是一种外来的宗教，而且还没有在中国社会中建立起来。
这种情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改变。
在这个时期，佛教在中国社会中开始渐渐扎根并发展壮大，并成为了中国文化、思想和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据史书记载，魏晋时期有许多外来的佛教僧人来到中国，他们将佛教的宗教信仰传播给了中国的民众。
这些佛教僧人中不乏卓越的学者，他们对佛教教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解释，并通过译经的方式将佛教经典传达给了中国的读者。
二、汉地佛教的兴盛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发展，汉地佛教逐渐兴盛起来。
与此同时，佛教团体和寺庙也纷纷涌现，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新兴力量。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团体和寺庙的建设也得到了官方的支持。
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南朝梁、陈等政权的承认和支持，佛教的信徒人数也迅速增加。
在北魏时期，佛教得到了孝文帝的支持，隋唐时期佛教进一步兴盛，并成为了中原地区的主要宗教之一。
三、佛教译经及其思想贡献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和兴盛不仅体现在佛教团体和寺庙的建设上，更重要的是，佛教的教义在中国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并作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融入了中国社会。
在这个时期，佛教翻译家们不断将佛教经典译成汉语，并在中国推广。
他们努力回答中国人民的疑问和关切，并将佛教的思想与中国先贤的思想融合在一起，产生了许多富有灵魂的文化。
同时，佛教的思想在中国社会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影响。
佛教思想中的慈悲、非暴力、色心乱想的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成为了中国人民心中的一个重要价值。
四、结语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佛教得以在中国社会中渐渐扎根，并发展壮大，成为了中国文化、思想和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播与信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播与信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传播与信仰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佛教逐渐从外来宗教转变为中国本土信仰，同时也与当地文化相融合。
本文将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途径、佛教的信仰特点以及佛教在当时社会中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
一、佛教的传播途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外来传教士的传授，二是通过译经活动。
随着佛教的不断传播，一些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将佛教教义传授给中国人，并建立起一些佛教寺院。
与此同时，随着佛经的译出，佛教的教义也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佛教的传播途径多样化，既通过口述传授，又通过书面文字的传播，使得佛教的信仰逐渐深入人心。
二、佛教的信仰特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信仰特点日益显现。
一方面，佛教鼓励个体的修行与解脱，提倡人们放下尘世纷扰，寻求内心的宁静与解脱。
佛教倡导世间诸行无常，追求涅槃。
另一方面，佛教也强调世俗事务中的慈悲与智慧。
佛教教义中的慈悲观念对于中国社会起到了很大的影响，慈悲精神在人们的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倡导。
三、佛教在当时社会中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信仰逐渐融入当时社会，成为一种重要的宗教信仰。
首先，佛教的寺院逐渐兴起，成为人们参与宗教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成为人们寻求内心平静的道场。
其次，佛教的信仰理念对于文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佛教宣扬的慈悲、智慧、谦逊等思想与当时充斥着争斗和权谋的社会氛围形成鲜明的对比，引起了人们对佛教的关注和倡导。
此外，佛教的信仰也影响了社会习俗和艺术创作。
比如，佛教所倡导的对生命的尊重和世间万物的平等观念，使得人们对待他人和动物更加关切；佛教的艺术主题和形式也开始渗透到当时的绘画、雕塑和文学作品中。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传播与信仰的重要时期。
佛教通过外来传教士的传授和佛经的译出，逐渐在当地得到传播；佛教的信仰特点则体现为个体修行与解脱、慈悲与智慧的倡导；佛教的影响则体现在寺院兴起、信仰的普及以及社会习俗和艺术创作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传播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文化传播的重要时期，当时佛教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对于当时的社会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佛教在魏晋时期的传播从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传说时期、译经时期、确立时期。
传说时期是指佛教刚刚传入中国时，佛法只是口耳相传，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文字记载。
根据传说，佛经是借助于外部神力，如播音天或金刚力士等帮助，传达了佛陀的教诲。
在这个时期，佛教还没有在中国得到真正的传播。
译经时期是指佛教教义开始通过文字的形式传播到中国，由志士愿意前往印度神学院专门学习佛法，再翻译成中文传到中国。
在这个时期，因为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传播，中国对佛教的理解和认识得到了不断提高。
在确立时期，也称佛教汉化时期，佛教已经在中国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学术地位，学者开始将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并形成了具有本土特点和风格的佛教文化。
2.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社会影响随着佛教经书和学派不断涌入中国，佛教逐渐成为了魏晋南北朝社会文化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首先，佛教为人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思想和宗教理念。
佛教强调无我、空、缘起等思想，让人们对自己的人生和人生目的有了全新的认识。
其次，佛教规定清净四德：慈、舍、戒、净，对于当时治乱不安的魏晋南北朝社会起到了一定的疗愈作用。
最后，佛教在当时的社会文化中起到了重要的观念和文化交流作用，致力于促进各地区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3. 佛教在当时的文化产生了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既具有独特的意义，又通过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形成了有趣的文化现象。
佛教教义通过汉译佛经进入中国，在语言和文学上与中国先民的思想和内涵有很多相通之处，甚至有一些交融的必要性，因为汉语的演变和于佛教教义理念上的互补相辅，使佛教思想不断进一步汉化。
佛教经典中有许多关于文学、美学、音乐、美术等方面的卓越论述。
经过无数志士的努力，佛教逐渐被接受和认识，成为一个广泛的艺术、思想和文化交流平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入与信仰转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入与信仰转变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并且在这个时期经历了一定程度的信仰转变。
这一时期的佛教传入与信仰转变，既受到了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影响，也受到了社会需求和思想观念的转变的影响。
以下将从不同角度探讨这一时期佛教传入与信仰转变的历史背景、原因以及影响。
一、历史背景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各界出现了大量的思想和文化的融合与碰撞。
这一时期，由于政治动荡、社会变革，以及文化交流的加深，中国社会对于新事物的接受度逐渐增加。
佛教正好顺应了当时社会的需求，通过传入中国，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超越世俗的信仰和理念。
二、佛教传入的原因1.政治动荡：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不安。
这种动荡的政治局面导致人们对世俗生活的失望和迷茫，寻求精神寄托成为当时社会的共同需求。
佛教的传入为人们提供了逃离世俗困境的可能性。
2.文化交流：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汉末年以来佛教与中原地区有了密切接触，当时北方各匈奴小国的王子、商人、宗教家等也陆续前往西域和印度求学或传教。
这种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佛教的传入变得更为顺利。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经典的翻译和弘法活动使佛教信仰更加深入人心。
三、佛教信仰的转变1.理论依据：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经典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使得佛教的理论体系逐渐形成。
中国文化对于佛教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本土化的处理，将佛教的思想和道德观念与中国的儒道思想相结合。
这种本土化的处理使得中国的佛教信仰与印度原始佛教产生了一定的差异。
2.文化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深入的交融和融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
佛教的艺术、哲学和禅宗融入了中国传统艺术和哲学，对中国文化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佛教传入与信仰转变的影响1.文化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入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佛教的诞生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拓展和开放，对中国建筑、绘画、雕塑、文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2.社会和政治影响：佛教在这一时期的传入也对社会和政治产生了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与艺术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与艺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佛教文化和艺术也备受关注。
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成为当时文化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将从佛教文化和艺术两个方面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与艺术。
一、佛教文化1.佛教的传入与传播佛教起源于印度，最早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汉朝。
但是，真正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带来深远影响的佛教，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的。
当时，佛教的传播有多种途径，既有通过中亚和西域传入的东晋佛教，也有通过南海传入的南方佛教，并在中国本土逐渐发展壮大。
佛教博大精深的思想和文化，受到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青睐和追捧。
2.佛教思想的影响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对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佛教主张“空”、“无我”的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有为”、“有我”思想产生了很大冲击。
佛教的禅宗思想，强调内心的平静和反思，影响了中国后来的文学、艺术和哲学等方面。
同时，佛教也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产生了密切联系，为当时的社会提供了一种精神寄托。
3.佛教文学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学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和特点。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楞严经》和《法华经》。
这些经典作品，不仅具有很高的思想内涵，而且语言和结构上都具有独特的特点。
此外，《大智度论》、《华严经》等佛教文学作品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
二、佛教艺术1.佛教造像佛教典故表现的造像被晋代人深刻理解并在造像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佛教造像通常以佛陀本身为其主题，也可以是佛祖的不同化身。
这些造像不仅在当时的艺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对后世的佛教艺术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佛教壁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壁画也得到了广泛发展。
佛教壁画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浅浮雕、浮雕、线刻等多种表现形式。
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敦煌艺术”，这种艺术形式将浅浮雕、刻线、彩绘相结合，在视觉上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效果。
3.佛教建筑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建筑得到了广泛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佛教建筑的出现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与演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与演变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十分特殊的一个阶段，这个时期的历史地位也非常的重要。
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同时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
在这个时期，佛教文化不仅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且还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本文就来探讨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与演变。
一、佛教文化的传入和发展作为一种宗教信仰，佛教最初是从外来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
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和发展。
特别是晋代，朝廷的宣传和推广，使得佛教文化得以进一步的普及和深化。
佛教文化的传入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文化，它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
佛教文化强调四谛、八正道、烦恼和涅磐等概念，这些概念对于人们的生活、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有很大的启示和帮助。
同时，佛教文化还对中国文学、艺术、哲学和科学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了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佛教文化的演变和变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虽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也不乏一些争议和问题。
特别是在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的演变和变革显得尤为明显。
首先，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的教义和学术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在这个时期，佛经译注和经论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创新，人们对于佛教的学术和教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同时，佛教文化也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民间信仰等文化相互渗透和影响，进一步丰富了佛教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其次，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的实践和传承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特别是在北魏时期，佛教徒由于受到限制和压迫，开始向南方迁移和传播，从而使得佛教文化在中国南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影响。
同时，佛教文化的实践方式也从传统的出家僧侣转向了在家信徒，佛教文化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愈发密切。
最后，佛教文化的演变还伴随着一些新的问题和困惑。
比如一些佛教徒的腐败和世俗化，一些佛教活动的超商业化和虚无缥缈化等，这些都是佛教文化面临的新的挑战和难题。
三、佛教文化的影响和启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发展，对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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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的佛教姓名：张丽周班级：2010级历史学专业学号：20100301056 佛教在中国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期佛教初输人中国，以后汉为中心，约当西元第一、二世纪，这时期的佛教对中国影响并不大，只能说是外来的文化。
第二期是瑰晋南北朝，约第三到第六世纪，佛教逐渐兴蛊起来，成为中区文化，这是承先启后的重要时代。
第三期以唐朝（西元六—九到九〇七年）为中心，佛教大蛊，加人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成为有力而创新的内区文化。
那么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是如何发展的呢？它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一、佛教的传入（一）佛教输人中国的原因中国在佛教传人之前，文化发展已经相当发达。
从传说中的五帚、尧、舜，直到夏商周三代，段墟甲骨、铜器、铁器的古物出土，都可以证明中国文化有相当自主而系统的承脉。
昕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都充满了文化的优越感，汉朝又是声威远播的时代，佛教这个外来文化能整个融入中国，甚至影响住后千百年，发展出属于中国的佛教，实非偶然。
第一，佛教发源地的推动，印度高僧越山航海的传教热忱。
其中，尤以印度摩揭陀国阿育王（西元前二六四年～二二七年），继承孔雀王朝的正统，更是佛教的保护者，派遣高僧分赴叙利亚、埃及、锡兰、西藏和印度全境，传播佛教，对后世影响深远。
佛教也就随著高僧的脚步传遍西亚、中亚各国，最后来到了中国。
第二，交通的便利。
古时交通和传播异常不便，后经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出使大夏，身历大宛、月氏、大夏、康居四国，甚至葱岭以西的奄蔡、安息、条支、黎轩、身毒五国，葱岭以东的乌孙、于阗、楼兰、车师五国。
匈奴降伏后，各国使节往来不绝，于是西域五十余国，几乎无不与中国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中西交通也因此大开，较古昔更为便利。
当时西域已经有许多佛教国家，张骞闻身毒国有浮图教，即为佛教。
东汉明帝与和帚时，班超征服西域各国，更架起中西、中印之间的桥梁，文化交通更为方便。
第三，魏晋时代，五胡南移，元瑰入主北中国，北方胡族多信佛教，于是带进大批信佛的胡人，当时边境胡汉杂居，佛教便渐渐深入民间生活而成为正式的信仰。
第四，虽然中国本身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但在佛教输入时，儒学已混合了阴阳五行和谶讳之学，成为有宗教意味的学术，与民间追求神秘境界和超现实的心理相通。
同时，汉代哲学也有宗教迷信的一面，讲趋吉避凶，当时的道教兴起，也讲吐纳守一，吃药飞升以廷寿命，混合了先秦方士的思想。
佛教在这样的思想和时代背景下传入中国，它所提出的人生观、因果关系，不生不减和极乐世界等思想，系统严密，仪式隆重，足以填补当时以谶讳、神秘为主的思想空虚。
当时的中国人并不真正了解佛法，只把它当成民间信仰，以为佛就是中国所谓的神或超人，将佛教夹杂在中国原有的信仰和思想文化中。
（二）佛教的输人与流布佛教输入中国的时与地，有多种不同的说法。
有人以为最早可能在周朝末年。
例如《列子》说：“孔子曰：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
”说明周末已知西方有圣者。
又如，《历代三宝记》引《朱士行经录》说：“秦王政四年（西元前二四三年），西域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始赍佛经来华。
”《魏书》释老志也说：“按汉武帚元符中（西元前一世纪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臬兰，过居廷，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
护其金人，帚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
金人率丈余，不祭祀，但烧香拜佛而已。
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
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
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
哀帚元寿元年（西元前二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
”（注一）汉明帚求法的故事更多，大概来说：明帝因梦见金人，知道西方有佛，因而遣使到西域求法。
使者在印度取得经像以后，并邀请两位印度高僧来华，在洛阳建寺译径，《四十二章经》即为当时昕译。
另外，在东汉桓帚时，有两件大事与佛教有关。
一是帝王已信佛；《后汉书》载襄楷上疏桓帝，说“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
二是佛教的译经运动已正式开始。
根据《高僧传》记载，安世高，安息人，名清，桓帚初年到中国，译《安般守意经》等经论三十九部。
为安世高任笔受者，有临准人严佛调，敏而好学，自撰《十慧经》一卷。
（注二）在东漠灵帚、献帚时代，译经的人更多。
以上所举佛教进入中国的时代，从春秋至汉末，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其中，以东汉明帝时代最为可信，这些故事虽然缺乏历史的确切性，却不能说没有文化的真实性。
至于最初佛教输人的地点，向来治佛教史者，总以为佛教经西域陆路传人中国，先盛于北方。
康僧会则由交趾人吴，为江南有佛教之始。
初期东来的西域高僧，以大月氏、安息和康居三国最多。
安息善海上贸易，安士高行迹逼达九江、会稽、广州一带。
至东汉，日南檄外从海外兽贡，会稽、交趾均有海上贸易，交趾牟子著论为佛法论辩。
故初期佛法输入中国的交通有二：一为西域道，一为南海道，南海道之开辟，或更在西域之先。
伯希和曾说：“旧日传说或以佛教轮入，事在哀帚元寿元年（西元前二年）（注三），或以事在明帝永平四年；十八年间（六一至七五），皆属传说而非史实。
《后汉书》天竺书传，志明帝感梦事，亦为传说之一种，殆出袁宏《后汉纪》，亦非实录。
是欲寻究佛教最初输入之故实，应在南海一道中求之。
”（注四）可知，南海道是佛教输入的要途，南海的交趾，犹如西域的干阗。
佛教输入初期，多流行于民间，汉代上流社会人士，如楚王英、汉明帝、桓帝等人因好黄老术，于是兼及浮屠。
在帝王、大臣的推广下，使得佛教的流传加入了强有力的力量。
文人学士如襄楷、张衡，擅阴阳术数，略为述及佛教，其它如北方的安世高、支娄迦谶等人大规模译经，南方则有笮融大起佛寺，会者万人，到了东汉末期，佛教才渐渐在民间流行开来。
二、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佛教是古印度的宗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终东汉一代，没有得到大的发展。
及至汉末，由于战乱迭起，广大群众备受摧残，为宗教的传播造成了有利条件。
在社会思想意识方面，由于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走入了绝路，失去了控制思想的作用，正是儒家以外的思想及宗教传播的良好时机。
故汉末三国时期的佛教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此期间出现的牟子《理惑论》就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佛教的认识。
曹魏统治者并未禁止佛教，至其中期，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来到洛阳，节译了戒律一卷，汉地始有正规戒律授戒度僧。
由于曹魏正始中兴起的贵无论玄学，与佛教大乘般若学的性空说相类似，一些佛教僧侣就有意以般若学迎合玄学，大讲《般若经》。
而当时《般若经》的翻译还很有限，沙门朱士行遂首次西行求经。
孙吴时期，有祖籍西域的支谦、康僧会先后到了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译出了大批佛经。
蜀汉虽无佛教传播的记载，但从本世纪40年代以来，四川境内不断发现汉末蜀汉的佛教出土文物，说明蜀汉时期巴蜀地区已深受佛教的影响。
西晋时期，佛教的般若学更为流行，当朱士行从西域派弟子送回《放光般若经》后，即在僧俗人士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多僧侣、士人都纷纷宣讲、传诵此经。
西晋的佛经翻译，以竺法护翻译的最多最重要。
竺法护于晋武帝时来到中原译经，至西晋末，共译佛经84部188卷。
这些译经范围广泛，包括了大乘佛学的主要部分，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西晋佛教的传播已比较广泛，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以至边地少数民族，都有信奉佛教的。
在民间已有持斋和设斋会之举。
东晋十六国时期，是佛教大发展的时期。
在北方十六国中，尤以后赵、前后秦和北凉最为突出。
这些政权的统治者都是少数民族，他们虽也接受汉文化，但对外来佛教却有特殊的感情。
后赵石虎就曾说：“朕出自边戎，……佛是戎神，所应兼奉。
”加之至后赵的西域僧佛图澄精于法术，遂使后赵统治者石勒、石虎深深崇信。
石虎还正式下令取缔汉魏不许汉人出家的禁令，佛教因此迅速发展起来。
前秦苻坚崇信佛教，在夺取东晋襄阳后，迎得高僧道安。
道安是学识渊博很有影响的名僧，在襄阳时已受到晋孝武帝及朝野名士的崇敬。
至苻秦都城长安后，便成为秦国的学术顾问和政治顾问。
但道安在长安的主要活动，还是弘传佛教与研究佛学。
他对《般若经》特别重视，坚持每年宣讲两遍，并将搜集到的不同译本对比研究，撰成《合放光光赞随略解》等一系列着作。
道安对其他佛经也广为研究，整理撰写了《综理众经目录》。
道安在组织译经中，还总结了前代译经的经验教训，提出“五失本”弊病和“三不易”作到的准则，不仅对当时的译经有指导作用，对后世译经也有很大的影响。
甚至故有意两次分散徒众，使之遍布于大江南北，这对佛教的传播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
后秦姚兴更崇信佛教，在他即位后，为了得到西域高僧鸠摩罗什，竟派兵西伐后凉。
鸠摩罗什至长安后，姚兴即待以国师之礼，甚见优宠.鸠摩罗什在长安主要从事于译经。
在姚兴及其臣僚的大力支持下，鸠摩罗什在长安的11年中，译出大量佛经（包括新译和重译），经现代学者刊定，现存尚有39部313卷。
这些译经主要是大乘经论，对后世影响较大。
其中尤以《般若经》和四论（《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影响最大。
鸠摩罗什所译经论质量很高，得到后世的高度评价。
现代学者也说他的译经，不论技巧和内容正确程度方面，都是中国翻译史上前所未有的。
《肇论》以般若为中心，对魏晋以来的玄学和佛学的主要流派作了系统的总结，建立了较完善的宗教哲学体系，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后秦弘始中还设置了僧官，管理全国僧众，正职称僧主（即僧正），副职称悦众。
在此稍前，北魏与东晋也先后设置僧官，但三方设置的时间很近，可能都是各自设置，没有相互影响。
北凉之佛教，以天竺僧昙无谶至凉州后最盛。
昙无谶在凉州翻译了《大般涅盘经》、《方等大集经》等11部117卷。
其中《大般涅盘经》对当时佛教界的影响极大，使佛教学者从研究般若学转到了涅盘学。
东晋时期，佛教的般若学进一步与玄学相融合，士族名士谈玄论释成为时尚；加之皇权衰弱，士族势盛，故东晋诸帝多崇信佛教，因而佛教高僧也备受尊崇。
如高僧竺道潜、支道林等均受帝王与名士的崇敬。
因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般若学。
又因般若学者将玄学的不同意见反映在般若学中，便出现了般若学六家七宗的不同派别。
这标志着佛教的逐步中国化，发展到后世，便出现了中国自己的佛教宗派。
东晋后期，慧远在庐山建立了南方的佛教中心。
慧远原是道安的弟子，在道安于襄阳分散徒众时，率弟子数十人到了庐山。
当时一些僧侣钻营私利，奔走权门而遭到社会指责，慧远却能在庐山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聚集了不少僧徒和清信士在庐山讲学弘教，使庐山成了南方的佛教中心，为佛教在南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他所倡导的弥陀净土信仰以及念佛三昧的禅学，对后世净土宗、天台宗和禅宗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响。
东晋后期，兴起了一股西行求法热，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法显。
法显回国后撰着的《佛国记》，对西域、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地理、文化等方面作了不同程度的记载，是研究5世纪初这些地区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