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南北朝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积极推崇佛教的时期，佛教的影响深刻地渗透进了当时的社会、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佛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1. 对婚姻、生育的影响佛教强调菩提道场，主张修行者必须生活在清净无垢的环境中，因此禁止出家人结婚生育。
这导致许多有志于修行的男女出家为僧尼，进而避开了婚姻和繁衍后代的责任，造成了社会上的一定程度的人口流失。
2. 对阶级关系的影响在佛教的教义中，一切众生平等，因此贵族和平民在佛教的环境下不再有明显的阶级区别。
此外，佛教信仰的强调对于尘缘和名利的离弃，也培养了人们追求平和、淡泊的心态，许多绅士大族出家为僧尼，以此告别尘世的财富和权力。
3. 对文化艺术的影响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文化艺术的影响十分深刻。
在诗歌、书法、石刻、绘画等方面，佛教元素都有所体现。
其中石窟壁画和石刻佛像更是成为了中国石窟艺术的代表作品。
二、佛教在文化方面的影响佛教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社会生活方面，还深入到了文化领域中，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佛教与道家、儒家的相互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道家、儒家的思想交流日益频繁。
佛教强调的无我、空性、菩提心等思想与道家的自然观、无为而治的思想相通。
而佛教看重的菩萨的慈悲之心、普度众生的理念也与儒家注重的仁爱、成就天下的思想有一定的共通之处。
这些思想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中国哲学和文化在相互融合中不断发展。
2. 佛教的语言文学方面的影响佛教的经典、教义著作，以及佛教的禅宗、律宗等派别所提倡的策福、律咒等，都对中国文学和语言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如《法华经》、《般若心经》等被誉为佛教大经典，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及语言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语言方面，佛教衍生的一些词汇以及翻译经文的方法都对汉语言言的形成和演变产生了影响。
三、佛教在艺术方面的影响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艺术领域的影响也很明显。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研究与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研究与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这个时期政治动荡，社会变革，文化交汇。
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佛教在这个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这种文化现象对中古时期的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被称为“佛教艺术之源”。
本文就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研究与影响出发，探究佛教对这个时期的影响和发展。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这个时期，佛教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和发展。
这种文化现象对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大乘起信论》和《涅槃经》的传入，对佛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发展。
1、《大乘起信论》的传入和研究《大乘起信论》是佛教的一个重要经典。
它的传入对中国的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该经典传入中国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学者对《大乘起信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这种研究不仅有利于佛教的宣传和传播，也有利于佛教的自身发展和壮大。
2、《涅槃经》的传入和研究《涅槃经》是佛教的另一个重要经典。
它的传入也对中国的佛教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个时期，中国的佛教学者对《涅槃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他们对该经典进行了解读和注释，使得这个经典被更多人所了解和接受。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对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特别是在艺术领域，佛教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这个时期的佛教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佛教文化对儒道文化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与儒道文化发生了交集和相互融合。
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接受，是因为它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联系。
这种联系使得中国的佛教文化与儒道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
这种融合不仅有助于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2、佛教艺术对中国艺术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发展迅速。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佛教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论魏晋南北朝时的佛教
魏晋南北朝时的佛教姓名：张丽周班级：2010级历史学专业学号：20100301056 佛教在中国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期佛教初输人中国，以后汉为中心，约当西元第一、二世纪，这时期的佛教对中国影响并不大，只能说是外来的文化。
第二期是瑰晋南北朝，约第三到第六世纪，佛教逐渐兴蛊起来，成为中区文化，这是承先启后的重要时代。
第三期以唐朝（西元六—九到九〇七年）为中心，佛教大蛊，加人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成为有力而创新的内区文化。
那么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是如何发展的呢？它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一、佛教的传入（一）佛教输人中国的原因中国在佛教传人之前，文化发展已经相当发达。
从传说中的五帚、尧、舜，直到夏商周三代，段墟甲骨、铜器、铁器的古物出土，都可以证明中国文化有相当自主而系统的承脉。
昕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都充满了文化的优越感，汉朝又是声威远播的时代，佛教这个外来文化能整个融入中国，甚至影响住后千百年，发展出属于中国的佛教，实非偶然。
第一，佛教发源地的推动，印度高僧越山航海的传教热忱。
其中，尤以印度摩揭陀国阿育王（西元前二六四年～二二七年），继承孔雀王朝的正统，更是佛教的保护者，派遣高僧分赴叙利亚、埃及、锡兰、西藏和印度全境，传播佛教，对后世影响深远。
佛教也就随著高僧的脚步传遍西亚、中亚各国，最后来到了中国。
第二，交通的便利。
古时交通和传播异常不便，后经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出使大夏，身历大宛、月氏、大夏、康居四国，甚至葱岭以西的奄蔡、安息、条支、黎轩、身毒五国，葱岭以东的乌孙、于阗、楼兰、车师五国。
匈奴降伏后，各国使节往来不绝，于是西域五十余国，几乎无不与中国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中西交通也因此大开，较古昔更为便利。
当时西域已经有许多佛教国家，张骞闻身毒国有浮图教，即为佛教。
东汉明帝与和帚时，班超征服西域各国，更架起中西、中印之间的桥梁，文化交通更为方便。
第三，魏晋时代，五胡南移，元瑰入主北中国，北方胡族多信佛教，于是带进大批信佛的胡人，当时边境胡汉杂居，佛教便渐渐深入民间生活而成为正式的信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思想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思想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佛教的思想得到了不断地传播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文化和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的发展，从佛教的传入、汉地佛教的兴盛、佛教译经及其思想贡献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佛教的传入佛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汉武帝时期，当时佛教还只是一种外来的宗教，而且还没有在中国社会中建立起来。
这种情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改变。
在这个时期，佛教在中国社会中开始渐渐扎根并发展壮大，并成为了中国文化、思想和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据史书记载，魏晋时期有许多外来的佛教僧人来到中国，他们将佛教的宗教信仰传播给了中国的民众。
这些佛教僧人中不乏卓越的学者，他们对佛教教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解释，并通过译经的方式将佛教经典传达给了中国的读者。
二、汉地佛教的兴盛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发展，汉地佛教逐渐兴盛起来。
与此同时，佛教团体和寺庙也纷纷涌现，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新兴力量。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团体和寺庙的建设也得到了官方的支持。
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南朝梁、陈等政权的承认和支持，佛教的信徒人数也迅速增加。
在北魏时期，佛教得到了孝文帝的支持，隋唐时期佛教进一步兴盛，并成为了中原地区的主要宗教之一。
三、佛教译经及其思想贡献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和兴盛不仅体现在佛教团体和寺庙的建设上，更重要的是，佛教的教义在中国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并作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融入了中国社会。
在这个时期，佛教翻译家们不断将佛教经典译成汉语，并在中国推广。
他们努力回答中国人民的疑问和关切，并将佛教的思想与中国先贤的思想融合在一起，产生了许多富有灵魂的文化。
同时，佛教的思想在中国社会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影响。
佛教思想中的慈悲、非暴力、色心乱想的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成为了中国人民心中的一个重要价值。
四、结语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佛教得以在中国社会中渐渐扎根，并发展壮大，成为了中国文化、思想和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契合
摘要 ：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继春秋战 国时期思想的 又一大思想解放时期，各学说 并行 ，玄学的兴起 ， 佛教的兴盛 ， 道教 的风行 ， 使汉代唯儒独尊的现象相对衰微。 尤其是此时期的佛教 ，在 宗教里更算得上是迎来 了空前的繁荣。统治者大肆兴建寺庙 ，同僧人 来往 ，佛教为魏晋 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 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 在历 史行程中，无疑是重要的进步 ，有力地促进 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文学艺术的发展。音乐、舞蹈、绘画、雕 塑、书法乃 至园林建筑尤其是诗歌 ，在这一时期都发生 了重大的变化 。在文 学史上 占据 了重要 的地位 。 关键 词：魏晋 南北朝 ；佛教 ；文学 ；诗歌
春秋 战国时期 ，在中国文学史上 占有重 要 一席 之地 的即是先秦 散文 。 当时百花 齐 放 、百 家争鸣 的文化 氛围促 进 了文学 的繁 荣 ，也迎来 了文化光辉灿烂 的时代 ， 尤其是 儒 、墨 、道、法几家学说 ，奠定 了中国传 统 文化 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是继战 国 “ 百 家争 鸣 ”以后 ，我 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解放 的时 代 。这一时期 ，在文学思想 、文学 的题材 、 体裁 以及整体风貌上 ， 都 呈现出许 多新 的变 化 。各种学说 同时并兴 ， 某些异端思想也得 以流行 ， 这就带来了社会思想 和学术文化 的 相对 自由及多元化。玄学的兴起 ， 佛教 的兴 盛 ，道教的风行 ，使汉代 唯儒独尊 的现象 相 对衰微 ， 尽管这些思潮不可避免有 明显 的局 限性 ，但是在历史行程 中，无疑是 重要 的进 步， 有力地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艺术 的发展 。音乐、舞蹈 、绘画、雕塑 、书法乃 至 园林建筑尤其是诗 歌， 在这一时期都发生 了重大的变化。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 宗教里 主要是道教 和佛教的发展是最 为活跃 的。 在这里我想分 析 一下佛 教的兴起 和发 展对 于魏晋 南北朝 时期文学的影响。 大约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 ，释迦牟尼 在古 印度创 建了佛教 。“ 汉 哀帝元 寿 元年 （ 公元前 ２年 ） ， 博 士弟子景卢受 大月 氏国 王使伊存 口授 《 浮屠经 ’ （《 三国志・魏 书 乌丸鲜卑 东夷传 》裴松之注引 《 魏 略・西 戎传 》 ） ，这是 中国佛教初传的历史坐标。 佛教的传人和佛经的大量翻译 ， 在 当时 引起了震动 ， 其震动所波及 的文化领域包括 思想 、政治 、经济 、文学、绘画、建筑 、音 乐 、风俗等 。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 ， 就可 以 看 出佛教影响之大。 今存 的古寺 名刹 中有许 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 如 甘露 寺、灵 隐寺 、 云冈石窟、少林寺、 寒山寺等等。北 魏末 。 寺 院约三万馀座 ， 僧尼约二百馀万人 （ 见唐法琳 《 辩证论 》卷三、唐道世 《 法苑 珠林 》卷一 二ｏ ） ｏ再从佛教与政 治的关系 方面来看 ， 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 佛教 ， 梁 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人 寺。东晋名僧 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 事件 。但总 的看来历 代帝王 还是 扶植佛 教 的。由此可 以看出 ，佛教 已经为魏晋南北朝 文学营造了一种新 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 佛教传人 、佛经汉译对 文化各领域 、各 社会阶层产 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同时佛教 的世界 观 、价值 观深 深 的影 响 了当时 的文 人。 文士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相传曹植 曾为 月氏人 支谦 详定 所译 《 太子 瑞应本 起 经》 。又游东阿鱼山 ， 忽 闻岩岫里有诵经声 ， 清通深亮 ， 即效而则之 。 “ 今之梵唱 ，皆植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文化的繁荣和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9年)，是中国佛教文化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的政治动荡、社会变革和文化融合，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适宜的环境，造就了许多杰出的佛教思想家和文化精英。
在这个时期，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的兴盛和发展，与当时社会政治的变革密切相关。
中国历史上自古就有佛教的传播和影响，但正式进入中国是在东汉时期。
由于汉朝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使得佛教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和发展。
但随着汉朝的衰落和分裂，佛教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阻力。
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才真正成为一种与中华文化相结合的宗教文化。
佛教在这个时期的传播和扎根，受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
其中最突出的因素是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动荡，使得周围的各种文化和思想相互碰撞和融合。
佛教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的推动。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社会生活日益繁忙。
佛教的出现和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一种心灵的安宁和思想的寄托。
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教团为例，当时的佛教教团可以轻松地穿越国界，将佛教思想和文化传播到各地。
佛教教团通常由一些有着不同背景和信仰的人士组成。
这些人士不仅掌握了佛教经典的精髓，还对当时中国的经济社会情况有着深刻的了解。
他们以佛教教义为核心，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既理性又富有情感的佛教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也在思想框架、宗教庙宇、艺术表现、文学创作等方面表现出了丰富多彩的特点。
佛教思想家如竺法深、慧远、慧灯等在经学、哲学和逻辑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
一些寺庙建筑、雕塑、壁画等文化遗产，不仅是艺术上的珍品，而且也是佛教文化在建筑和艺术方面的表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学创作，擅长于描写情感，通常把佛教的思想融入到文艺作品之中，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与演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与演变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十分特殊的一个阶段，这个时期的历史地位也非常的重要。
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同时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
在这个时期，佛教文化不仅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且还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本文就来探讨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与演变。
一、佛教文化的传入和发展作为一种宗教信仰，佛教最初是从外来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
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和发展。
特别是晋代，朝廷的宣传和推广，使得佛教文化得以进一步的普及和深化。
佛教文化的传入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文化，它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
佛教文化强调四谛、八正道、烦恼和涅磐等概念，这些概念对于人们的生活、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有很大的启示和帮助。
同时，佛教文化还对中国文学、艺术、哲学和科学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了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佛教文化的演变和变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虽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也不乏一些争议和问题。
特别是在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的演变和变革显得尤为明显。
首先，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的教义和学术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在这个时期，佛经译注和经论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创新，人们对于佛教的学术和教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同时，佛教文化也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民间信仰等文化相互渗透和影响，进一步丰富了佛教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其次，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的实践和传承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特别是在北魏时期，佛教徒由于受到限制和压迫，开始向南方迁移和传播，从而使得佛教文化在中国南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影响。
同时，佛教文化的实践方式也从传统的出家僧侣转向了在家信徒，佛教文化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愈发密切。
最后，佛教文化的演变还伴随着一些新的问题和困惑。
比如一些佛教徒的腐败和世俗化，一些佛教活动的超商业化和虚无缥缈化等，这些都是佛教文化面临的新的挑战和难题。
三、佛教文化的影响和启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发展，对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佛教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影响
浅析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文学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
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
佛教是在东汉永平年间传入到中国来的，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佛教渐渐与儒学、道教相并列，成为中国古代三大教派。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局面。
这足以看出，佛教的传入，不仅对中国古代政治有着巨大的冲击，同时也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坛。
在汉代，儒家诗教占统治地位，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
可以看出，佛教传入之前的文学基本上是为政治上的教化而服务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西汉时期的“独尊儒术”有关。
儒家所提倡的伦理道德和三纲五常限制了文学作家的创作题材，这一时期的文学展现的多半是规劝教化、经纶致世的文章。
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渐渐出现。
“文学自觉”指的是文学及文学创作主体意识到文学的独立性和价值性，自觉地对文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等进行探讨和认识，促进文学按其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
其实早在东汉时期，文学的自觉性已经开始出现。
这种变化的标志之一是张衡的《归田赋》，赋中虽然尚未显示鲜明的个性，但分明已有一个抒情主人公在，自我意识加强了，个人价值得到了关注。
文学自觉性变化的标志之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玄言诗盛行。
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玄学。
这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哲学上的思考。
玄学不仅是道家的一种思想体现，同时也包含了许多佛学的成分。
佛教在东汉传入后首先被附于黄老之家，魏晋时代则依附于玄学，所以玄言诗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佛学思想的影响。
玄言诗是东晋的诗歌流派，约起于西晋之末而盛行于东晋。
代表作家有孙绰、许询、庚亮、桓温等，其特点是玄理入诗。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佛教与南北朝赋侯立兵内容提要南北朝佛教之昌盛使赋体文学深受浸染。
佛教题材或直接、或间接对赋有所渗入。
就创作主体而言，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赋僧和僧赋。
就创作艺术而论，佛经译传从音韵和修辞等方面丰富了赋的表现手段。
关键词赋佛教南北朝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我国，在与本土的儒家、道家思想融合过程中不断中国化，逐渐成为中国人的重要心理力量。
佛教在中国真正风行是在西晋以后，至南北朝时期尤为兴盛。
南朝各代的帝王及一般文人学士大都崇信佛教。
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南朝佛教兴盛景象的生动写照。
北朝除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其余历代帝王都较为扶植佛教。
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潮，佛教对汉魏六朝赋产生了深刻影响。
本文选取南北朝赋作为主要文本来论述佛教对赋体文学的浸染，而为了考镜源流，间或也论及南北朝前后的一些赋作，尤其是东晋和隋的赋作。
一佛教题材之渗入（一）佛教题材的直接入题佛教思想对赋体文学浸染的最为显著之体现莫过于相关题材的直接入赋，这一般从赋的题目即可判定。
从现存文献来看，南北朝赋直接以佛教题材入题的作品有：梁武帝萧衍的《净业赋》①（《全梁文》卷一）、北魏李颙的《大乘赋》②（《全后魏文》卷二九）、陈江总的《修心赋》（《全隋文》卷十）。
作为梁朝的开国皇帝，武帝萧衍笃信佛教，为了表示对佛教的虔诚，他还多次舍身同泰寺为寺奴。
萧衍以帝王之尊力倡佛教，使得佛教盛极一时，他在位期间把佛教几乎抬高到国教的地位。
据何小莲《宗教与文化》记载，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人，仅建康就有大寺700余座，僧尼信众常有万人。
梁武帝一生撰写了大量的佛教著述，其中就有以赋体写成的《净业赋》[1]。
从赋题来看，此赋是以铺叙清净善业的修习为主旨的。
“净业”乃是佛家之语，指清净之善业，是往生西方净土的业因。
《观无量寿经》一云：“凡夫欲修净业者，得生西方极乐国土。
”修净业，即净修，就是净业的修习，也就是清眼境、净心尘，明心见性的功夫。
从赋的长序看，它在交代为赋缘起的同时，也表现了梁武帝向佛之心的极端虔诚，其中描写自己即位以后坚持素食的一段尤为感人：及至南面，富有天下，远方珍羞，贡献相继，海内异食，莫不毕至，方丈满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辍箸，对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温清，朝夕供养，何心独甘此膳，因尔蔬食，不啖鱼肉，虽自内行，不使外知。
至于礼宴群臣，肴膳案常。
菜食味习，体过黄羸，朝中班班，始有知者。
谢胐、孔彦颖等，屡劝解素，乃是忠至，未达朕心。
[2]为了清除“杀害”和“欲恶”二障，梁武帝不仅“不啖鱼肉”，而且“亦断房室”，不与嫔侍同处四十余年，虔诚之心，可谓至极。
赋的正文则着重阐发自己对于如何修净业的体悟。
赋中首先铺叙人的各种欲望对趋向善道的障碍，所谓“至如意识攀缘，乱念无边。
靡怀善想，皆起恶筌。
如是六尘，同障善道”。
赋家极力阐述了因果轮回思想：人类以“眼、耳、鼻、舌、身、意”六识，追逐“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情欲无节，患累无穷，在现世就会“殃国祸家，亡身绝祀”，而死后将会“轮回火宅，沉溺苦海”。
在阐明净业障碍的基础上，赋家又尽力描述修净业的正确途径，所谓“皇天无亲，唯与善人。
外清眼境，内净心尘。
不与不取，不爱不嗔”。
佛教以为欲望由六根六识生起，所以要灭欲，只有清净六根，明心见性，才能脱离苦海。
不难看出，梁武帝不仅有向佛的虔诚之心，而且对修习佛教清净善业的体认也是非常深刻的。
江总一生历梁、陈、隋三朝，入隋五年而卒，故而一般将其纳入南朝赋家来论述。
又据《修心赋》序言，该赋作于太清年间，当为仕梁期间的作品。
据《陈书》本传记载，此赋当作于侯景之乱之时。
太清二年(548)朝廷曾经准备派遣江总和徐陵出使东魏，以病未行。
不久，侯景反。
次年台城失陷，“总避难崎岖，累年至会稽郡，憩于龙华寺，乃制《修心赋》，略序时事”。
可见，此赋作于遭乱困乏之中。
赋以“修心”名题，佛教主旨很明显。
心，梵语为citta，佛教谓心为真体，是心性，不变之心体。
《传心法要》曰：“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法。
一念离真，皆为妄想。
”所以说，赋的主旨是参悟佛教的明心见性之法。
读赋文亦可感知赋家由于遭难困乏而滋生的伤时之痛，佛家修心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其心灵的慰藉。
其赋有云：岂降志而辱身，不露才而扬己。
钟风雨之掩蔼，倦鸡鸣之聒耳，幸避地而高栖，凭调御之遗旨。
折四辩之微言，悟三乘之妙理，遣十缠之系缚，祛五惑之尘滓，久遗荣于势利，庶忘累于妻子。
赋家以佛教作为心灵苦痛的解救之方，力图达到一种宠辱不惊、遗荣忘累的超脱境界。
李颙的《大乘赋》也是直接以佛教入题，其主旨是铺叙大乘佛教。
佛教有大乘和小乘之分。
在序言中，作者着力阐释了大、小乘含义，所谓“大乘者，盖如来之道场也；故缘觉声闻，谓之小乘”。
而“言法驾之通驰，如舟车之致远也”之句，则言明了“乘”的运载及传送之义。
序言还在比较之中推阐了大、小乘两者之分野，所谓“无无以畅，则乘斯小矣；有有以通，则乘斯大矣”。
赋的正文，则是着重敷衍大乘之要旨。
由于赋作以推阐佛理为务，故而甚为抽象。
（二）佛教题材的间接引入佛教对赋体文学题材的影响，除了直接入题这种最为直观的方式之外，以佛教故事、语汇、典故间接渗入赋的本文的方式也较为普遍。
这种类型的赋作一般以描摹山水自然或世俗生活为主要内容，结合佛教题材内容的间接进入，表现对佛法的体悟，尤其是对佛教人生境界的向往。
东晋僧人支昙谛的《庐山赋》和《赴火蛾赋》已经表现出这方面的特点，延及南北朝则尤为普遍。
例如，谢灵运《山居赋》的本文以描写山水风物为主要内容，间或也插入一些佛教的内容。
其中有这样一段与佛教相涉的铺叙：苦节之僧，明发怀抱，事绍人徒，心通世表。
是游是憩，倚石构草。
寒暑有移，至业莫矫。
观三世以其梦，抚六度以取道。
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
指东山以冥期，实西方之潜兆。
虽一日以千载，犹恨相遇之不早。
这里描叙的主要是对于佛教思想的感悟，既有“寒暑有移，至业莫矫”的修佛恒心表露，亦有对“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人生境界的企羡。
其中嵌入了诸如“三世”、“六度”、“西方”等佛教词汇，此外还有佛教的典故。
对这段文字赋家自己还作出了解释，其自注曰：谓昙隆、法流二法师也。
二公辞恩爱，弃妻子，轻举入山，外缘都绝，鱼肉不人口，粪埽必在体，物见之绝叹，而法师处之夷然。
诗人西发不胜造道者，其亦如此。
往石门瀑布中路高楼之游，昔告离之始，期生东山，没存西方。
相遇之欣，实以一日为千载，犹概慨不早。
与此同时，一些以佛教场所为创作背景和以佛经讲诵传播为内容的赋作，也是佛教对赋体文学题材的一种扩展。
梁朝王锡的《宿山寺赋》和后梁宣帝的《游七山寺赋》就是以佛教寺院为创作环境的赋作。
萧子云的《玄圃园讲赋》和萧子晖的《讲赋》描绘的都是梁朝法会讲经之盛况。
《玄圃园讲赋》极力铺叙了当时讲经的场景，既人气旺盛而又不失庄重肃穆，可谓一派佛国气象。
赋中有云：于是清宫广辟，宿设宵张，华灯熠曜，火树散芒，敛闪六尺，笼丛九光。
颖若流金之出沙屿，粲若列宿之动天潢。
朝曭朗而戒旦，云依霏而卷簇。
轻辇西园，齐宫北郁（囿）③；文卫济济，僧徒肃肃。
法鼓朗而震音，众香馝而流馥。
……扬散华之飘飖，响清梵於林木。
灯王归而赠筵，香积来而献熟。
似众圣之乘空，若能仁之在目。
（《全梁文》卷二三）在赋中萧子云还言明了时间是在梁武帝天监十七年，亦即公元518年。
讲经的场面如此壮观，当时佛风之盛可以想见。
萧子晖的《讲赋》其文已佚，然从《梁书》和《南史》的有关记载来看，其创作缘起亦在于听讲佛经。
《梁书》卷三五《萧子恪传》附其子《萧子晖传》说他“尝预重云殿听制讲《三慧经》，退为《讲赋》奏之，甚见称赏”④。
二僧赋与赋僧研究佛教对赋体文学之影响，有一个现象不容忽视，那就是自东晋以来僧赋与赋僧的出现。
谈及僧人与文学，学界对于僧诗与诗僧关注甚多，而于僧赋与赋僧则相对忽视。
僧人作赋的源头最早可追溯至东晋。
东晋以降，文人崇尚佛教，僧人雅好文学，渐成风尚。
此种时代环境，有利于激发僧人参与赋体文学创作的热情。
现存最早的僧赋当始于东晋高僧支昙谛⑤。
支昙谛，本康居（古代西域城市国名）人，居吴兴乌程（今浙江吴兴县）之千秋里，后徙故鄣之昆山（今山东诸城县）。
义熙七年(411)卒，年六十有五。
《隋书·经籍志》列有“晋沙门《支昙谛集》六卷”。
严可均《全晋文》卷一六五录其赋作两篇：《庐山赋》和《赴火蛾赋》。
《庐山赋》描写自然之美，从题材而言属于山水赋范畴。
《赴火蛾赋》是一篇短小精悍的咏物赋，取“愚人忘身，如蛾投火”之意，以蛾喻人，托物言志，寓佛理于咏物之中。
其赋有云：翔无常宅，集无定栖。
类聚群分，尘合电移。
因温风以舒散，乘游气以徘徊。
于是朱明御节，时在盛阳，天地郁蒸，日月昏茫，烛耀庭宇，灯朗幽房，纷纷群飞，翩翩来翔，赴飞焰而体焦，投煎膏而身亡。
南朝僧人赋现存惟有释真观的《愁赋》、《梦赋》。
真观，字圣达，俗姓范，吴郡钱唐（今属浙江）人。
陈时，住泉亭光显寺。
入隋，住灵隐山天竺寺。
隋炀帝大业七年⑥(611)卒，年七十有四。
严可均将其作品辑入《全隋文》卷三四，然而，真观一生跨梁、陈、隋三朝，其主要活动时间当在陈，故而本文将其赋作纳入南朝来考察。
《愁赋》这篇描写人的心理情绪的赋作，无论从题材还是从创作手法来看，显然都受到了江淹《恨赋》、《别赋》，以及简文帝萧纲《悔赋》之影响。
其中对于一种情绪的细腻感受和精细区分，所谓“若夫愁名不一，愁理多方”，可以与江淹之“故别虽一绪，事乃万族”（《别赋》）两相媲美。
比较而言，《梦赋》则含有更多的佛教因子，尤其是渗入了佛教的人生态度。
从结构而言，设为梦境，采用问对主客形式展开，在“客”与“余”的问答之中阐释佛教人生境界。
其中有对出家之道的阐述：戒忍双习，禅慧兼修。
天人师范，豪庶依投。
若夫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则道业逾高，益之则学功逾远。
故形将俗人而永隔，心与世情而悬反。
所服唯是三衣，所餐未曾载饭。
从师则千里命驾，慕法则六时精恳。
濯虑于八解之池，怡神于七净之苑。
通过潜心修佛，双习戒忍，兼修禅慧，超越世俗情感，无为无欲，不惧不忧，进而达到“法眼不窥其色，天耳不听其声。
恶言不能加毁，美誉无以为荣”的超脱境界。
其中“三衣”、“六时”、“八解”和“七净”等均为佛教的专门语汇。
北朝的僧人赋，现存有释慧命的《详玄赋》和释慧晓的《释子赋》，严可均将其辑入《全后周文》卷二二，其中《释子赋》仅残存两句。
慧命，俗姓郭，太原晋阳（今属山西）人，住河阳仙城山善光寺。
慧晓，俗姓傅，生平不详。
《详玄赋》纯粹是一篇阐述佛理的赋作，通篇几乎都由佛学话语体系建构而成。
然而，赋家在行文时讲究形式之美，骈偶甚为精工，音韵极为和谐，在阐述抽象的佛理之时，善于使用多种修辞技巧。
如赋的最后一节：道莫遗于始行，暗弗拒于初明。
拟六贼其方溃，冀十军之可平。
昏云聚而还散，心河浊而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