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的佛教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积极推崇佛教的时期，佛教的影响深刻地渗透进了当时的社会、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佛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1. 对婚姻、生育的影响佛教强调菩提道场，主张修行者必须生活在清净无垢的环境中，因此禁止出家人结婚生育。
这导致许多有志于修行的男女出家为僧尼，进而避开了婚姻和繁衍后代的责任，造成了社会上的一定程度的人口流失。
2. 对阶级关系的影响在佛教的教义中，一切众生平等，因此贵族和平民在佛教的环境下不再有明显的阶级区别。
此外，佛教信仰的强调对于尘缘和名利的离弃，也培养了人们追求平和、淡泊的心态，许多绅士大族出家为僧尼，以此告别尘世的财富和权力。
3. 对文化艺术的影响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文化艺术的影响十分深刻。
在诗歌、书法、石刻、绘画等方面，佛教元素都有所体现。
其中石窟壁画和石刻佛像更是成为了中国石窟艺术的代表作品。
二、佛教在文化方面的影响佛教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社会生活方面，还深入到了文化领域中，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佛教与道家、儒家的相互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道家、儒家的思想交流日益频繁。
佛教强调的无我、空性、菩提心等思想与道家的自然观、无为而治的思想相通。
而佛教看重的菩萨的慈悲之心、普度众生的理念也与儒家注重的仁爱、成就天下的思想有一定的共通之处。
这些思想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中国哲学和文化在相互融合中不断发展。
2. 佛教的语言文学方面的影响佛教的经典、教义著作，以及佛教的禅宗、律宗等派别所提倡的策福、律咒等，都对中国文学和语言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如《法华经》、《般若心经》等被誉为佛教大经典，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及语言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语言方面，佛教衍生的一些词汇以及翻译经文的方法都对汉语言言的形成和演变产生了影响。
三、佛教在艺术方面的影响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艺术领域的影响也很明显。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研究与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研究与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这个时期政治动荡，社会变革，文化交汇。
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佛教在这个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这种文化现象对中古时期的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被称为“佛教艺术之源”。
本文就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研究与影响出发，探究佛教对这个时期的影响和发展。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这个时期，佛教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和发展。
这种文化现象对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大乘起信论》和《涅槃经》的传入，对佛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发展。
1、《大乘起信论》的传入和研究《大乘起信论》是佛教的一个重要经典。
它的传入对中国的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该经典传入中国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学者对《大乘起信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这种研究不仅有利于佛教的宣传和传播，也有利于佛教的自身发展和壮大。
2、《涅槃经》的传入和研究《涅槃经》是佛教的另一个重要经典。
它的传入也对中国的佛教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个时期，中国的佛教学者对《涅槃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他们对该经典进行了解读和注释，使得这个经典被更多人所了解和接受。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对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特别是在艺术领域，佛教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这个时期的佛教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佛教文化对儒道文化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与儒道文化发生了交集和相互融合。
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接受，是因为它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联系。
这种联系使得中国的佛教文化与儒道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
这种融合不仅有助于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2、佛教艺术对中国艺术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发展迅速。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佛教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魏晋南北朝时的佛教
魏晋南北朝时的佛教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盛原因一.政治方面1.社会动荡,民生困苦佛教虽两汉时传入,但因当时社会安定,并没发展余地。
至东汉末三国时代始开始兴盛,至魏晋南北朝更普遍为人民所接受。
此现象之产生,是由于汉末黄巾之乱,州牧割据,国内大乱,人民生活痛苦,加上战争频仍,使他们对现实感到失望。
而此时完成之道教,仅以方术之运用作为吸引手段,但方术有时会用尽,加以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久己变成没有灵魂之空架,故闻有如来的救苦救难,谁不愿托身自庇？2.君主杀戮太多,借信佛以赎罪当时军阀互并,一旦得帝位,便屠杀前朝子孙。
许多时君主都因疑而惧,因惧而思悔,恰好佛教专讲因果报应,他们怕自己入地狱,也怕子孙受祸,遂向佛求怜愍。
但他们更有一种心理:只要他日放下屠刀,便可立地成佛,故现今就算如何作恶,只要在最后能向善,便可到西方极乐世界。
有些君主有竟出现先忏悔,后杀人的情况。
南齐书临贺王子岳传:“延兴、建武中,凡三诛诸王。
每一行事,高宗辄先烧香火,鸣咽涕泣,众以此辄知其夜当相杀戮也。
”而人民见佛家思想使执政者较为宽仁,认为佛教即使未验于来生,但已见效于当时,乃纷纷信佛以求庇护。
3.君主弘法,上行下效三国时吴国孙权因康僧会之灵异,在建业设建初寺,是为佛教传入江南之始。
东晋元帝时曾诏佛僧入内殿讲经,后世君主多仿效之。
南北朝时,君主多信佛,如宋文帝用慧琳,武帝用法显参与朝政,时人称之为“黑衣宰相”,以其时之僧穿黑衣也。
又如梁武帝皈依佛法,迎达摩于广州,大弘佛法,且三次舍身同泰寺,陈文帝亦因常幸佛寺而不理朝政。
南朝的齐高帝、梁武帝、陈武帝,北朝的魏孝文帝、齐文帝、宣帝、周文帝、均曾舍其宫苑,以造佛寺。
甚者,北朝的胡太后恣行淫秽,鸩杀孝明帝,而为了赎罪,大力建设佛寺,不惜减少百官俸禄十分之一。
北方之后赵石勒信佛图澄,以之为国师,后秦姚苌奉鸠摩罗什,北魏诸帝(道武、明元、文成)均崇佛,以僧人为国师,大力建寺造塔。
文成帝更凿山西云冈石窟,孝文帝开洛阳龙门石窟,与敦煌石窟同列世界三大佛教艺术,可见北朝佛教之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思想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思想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佛教的思想得到了不断地传播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文化和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的发展，从佛教的传入、汉地佛教的兴盛、佛教译经及其思想贡献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佛教的传入佛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汉武帝时期，当时佛教还只是一种外来的宗教，而且还没有在中国社会中建立起来。
这种情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改变。
在这个时期，佛教在中国社会中开始渐渐扎根并发展壮大，并成为了中国文化、思想和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据史书记载，魏晋时期有许多外来的佛教僧人来到中国，他们将佛教的宗教信仰传播给了中国的民众。
这些佛教僧人中不乏卓越的学者，他们对佛教教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解释，并通过译经的方式将佛教经典传达给了中国的读者。
二、汉地佛教的兴盛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发展，汉地佛教逐渐兴盛起来。
与此同时，佛教团体和寺庙也纷纷涌现，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新兴力量。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团体和寺庙的建设也得到了官方的支持。
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南朝梁、陈等政权的承认和支持，佛教的信徒人数也迅速增加。
在北魏时期，佛教得到了孝文帝的支持，隋唐时期佛教进一步兴盛，并成为了中原地区的主要宗教之一。
三、佛教译经及其思想贡献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和兴盛不仅体现在佛教团体和寺庙的建设上，更重要的是，佛教的教义在中国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并作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融入了中国社会。
在这个时期，佛教翻译家们不断将佛教经典译成汉语，并在中国推广。
他们努力回答中国人民的疑问和关切，并将佛教的思想与中国先贤的思想融合在一起，产生了许多富有灵魂的文化。
同时，佛教的思想在中国社会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影响。
佛教思想中的慈悲、非暴力、色心乱想的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成为了中国人民心中的一个重要价值。
四、结语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佛教得以在中国社会中渐渐扎根，并发展壮大，成为了中国文化、思想和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播与信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播与信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传播与信仰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佛教逐渐从外来宗教转变为中国本土信仰，同时也与当地文化相融合。
本文将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途径、佛教的信仰特点以及佛教在当时社会中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
一、佛教的传播途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外来传教士的传授，二是通过译经活动。
随着佛教的不断传播，一些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将佛教教义传授给中国人，并建立起一些佛教寺院。
与此同时，随着佛经的译出，佛教的教义也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佛教的传播途径多样化，既通过口述传授，又通过书面文字的传播，使得佛教的信仰逐渐深入人心。
二、佛教的信仰特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信仰特点日益显现。
一方面，佛教鼓励个体的修行与解脱，提倡人们放下尘世纷扰，寻求内心的宁静与解脱。
佛教倡导世间诸行无常，追求涅槃。
另一方面，佛教也强调世俗事务中的慈悲与智慧。
佛教教义中的慈悲观念对于中国社会起到了很大的影响，慈悲精神在人们的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倡导。
三、佛教在当时社会中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信仰逐渐融入当时社会，成为一种重要的宗教信仰。
首先，佛教的寺院逐渐兴起，成为人们参与宗教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成为人们寻求内心平静的道场。
其次，佛教的信仰理念对于文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佛教宣扬的慈悲、智慧、谦逊等思想与当时充斥着争斗和权谋的社会氛围形成鲜明的对比，引起了人们对佛教的关注和倡导。
此外，佛教的信仰也影响了社会习俗和艺术创作。
比如，佛教所倡导的对生命的尊重和世间万物的平等观念，使得人们对待他人和动物更加关切；佛教的艺术主题和形式也开始渗透到当时的绘画、雕塑和文学作品中。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传播与信仰的重要时期。
佛教通过外来传教士的传授和佛经的译出，逐渐在当地得到传播；佛教的信仰特点则体现为个体修行与解脱、慈悲与智慧的倡导；佛教的影响则体现在寺院兴起、信仰的普及以及社会习俗和艺术创作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传播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文化传播的重要时期，当时佛教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对于当时的社会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佛教在魏晋时期的传播从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传说时期、译经时期、确立时期。
传说时期是指佛教刚刚传入中国时，佛法只是口耳相传，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文字记载。
根据传说，佛经是借助于外部神力，如播音天或金刚力士等帮助，传达了佛陀的教诲。
在这个时期，佛教还没有在中国得到真正的传播。
译经时期是指佛教教义开始通过文字的形式传播到中国，由志士愿意前往印度神学院专门学习佛法，再翻译成中文传到中国。
在这个时期，因为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传播，中国对佛教的理解和认识得到了不断提高。
在确立时期，也称佛教汉化时期，佛教已经在中国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学术地位，学者开始将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并形成了具有本土特点和风格的佛教文化。
2.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社会影响随着佛教经书和学派不断涌入中国，佛教逐渐成为了魏晋南北朝社会文化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首先，佛教为人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思想和宗教理念。
佛教强调无我、空、缘起等思想，让人们对自己的人生和人生目的有了全新的认识。
其次，佛教规定清净四德：慈、舍、戒、净，对于当时治乱不安的魏晋南北朝社会起到了一定的疗愈作用。
最后，佛教在当时的社会文化中起到了重要的观念和文化交流作用，致力于促进各地区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3. 佛教在当时的文化产生了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既具有独特的意义，又通过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形成了有趣的文化现象。
佛教教义通过汉译佛经进入中国，在语言和文学上与中国先民的思想和内涵有很多相通之处，甚至有一些交融的必要性，因为汉语的演变和于佛教教义理念上的互补相辅，使佛教思想不断进一步汉化。
佛教经典中有许多关于文学、美学、音乐、美术等方面的卓越论述。
经过无数志士的努力，佛教逐渐被接受和认识，成为一个广泛的艺术、思想和文化交流平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入与信仰转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入与信仰转变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并且在这个时期经历了一定程度的信仰转变。
这一时期的佛教传入与信仰转变，既受到了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影响，也受到了社会需求和思想观念的转变的影响。
以下将从不同角度探讨这一时期佛教传入与信仰转变的历史背景、原因以及影响。
一、历史背景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各界出现了大量的思想和文化的融合与碰撞。
这一时期，由于政治动荡、社会变革，以及文化交流的加深，中国社会对于新事物的接受度逐渐增加。
佛教正好顺应了当时社会的需求，通过传入中国，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超越世俗的信仰和理念。
二、佛教传入的原因1.政治动荡：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不安。
这种动荡的政治局面导致人们对世俗生活的失望和迷茫，寻求精神寄托成为当时社会的共同需求。
佛教的传入为人们提供了逃离世俗困境的可能性。
2.文化交流：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汉末年以来佛教与中原地区有了密切接触，当时北方各匈奴小国的王子、商人、宗教家等也陆续前往西域和印度求学或传教。
这种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佛教的传入变得更为顺利。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经典的翻译和弘法活动使佛教信仰更加深入人心。
三、佛教信仰的转变1.理论依据：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经典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使得佛教的理论体系逐渐形成。
中国文化对于佛教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本土化的处理，将佛教的思想和道德观念与中国的儒道思想相结合。
这种本土化的处理使得中国的佛教信仰与印度原始佛教产生了一定的差异。
2.文化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深入的交融和融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
佛教的艺术、哲学和禅宗融入了中国传统艺术和哲学，对中国文化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佛教传入与信仰转变的影响1.文化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入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佛教的诞生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拓展和开放，对中国建筑、绘画、雕塑、文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2.社会和政治影响：佛教在这一时期的传入也对社会和政治产生了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与艺术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与艺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佛教文化和艺术也备受关注。
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成为当时文化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将从佛教文化和艺术两个方面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与艺术。
一、佛教文化1.佛教的传入与传播佛教起源于印度，最早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汉朝。
但是，真正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带来深远影响的佛教，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的。
当时，佛教的传播有多种途径，既有通过中亚和西域传入的东晋佛教，也有通过南海传入的南方佛教，并在中国本土逐渐发展壮大。
佛教博大精深的思想和文化，受到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青睐和追捧。
2.佛教思想的影响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对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佛教主张“空”、“无我”的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有为”、“有我”思想产生了很大冲击。
佛教的禅宗思想，强调内心的平静和反思，影响了中国后来的文学、艺术和哲学等方面。
同时，佛教也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产生了密切联系，为当时的社会提供了一种精神寄托。
3.佛教文学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学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和特点。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楞严经》和《法华经》。
这些经典作品，不仅具有很高的思想内涵，而且语言和结构上都具有独特的特点。
此外，《大智度论》、《华严经》等佛教文学作品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
二、佛教艺术1.佛教造像佛教典故表现的造像被晋代人深刻理解并在造像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佛教造像通常以佛陀本身为其主题，也可以是佛祖的不同化身。
这些造像不仅在当时的艺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对后世的佛教艺术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佛教壁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壁画也得到了广泛发展。
佛教壁画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浅浮雕、浮雕、线刻等多种表现形式。
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敦煌艺术”，这种艺术形式将浅浮雕、刻线、彩绘相结合，在视觉上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效果。
3.佛教建筑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建筑得到了广泛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佛教建筑的出现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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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的佛教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盛原因一.政治方面1.社会动荡,民生困苦佛教虽两汉时传入,但因当时社会安定,并没发展余地。
至东汉末三国时代始开始兴盛,至魏晋南北朝更普遍为人民所接受。
此现象之产生,是由于汉末黄巾之乱,州牧割据,国内大乱,人民生活痛苦,加上战争频仍,使他们对现实感到失望。
而此时完成之道教,仅以方术之运用作为吸引手段,但方术有时会用尽,加以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久己变成没有灵魂之空架,故闻有如来的救苦救难,谁不愿托身自庇？2.君主杀戮太多,借信佛以赎罪当时军阀互并,一旦得帝位,便屠杀前朝子孙。
许多时君主都因疑而惧,因惧而思悔,恰好佛教专讲因果报应,他们怕自己入地狱,也怕子孙受祸,遂向佛求怜愍。
但他们更有一种心理:只要他日放下屠刀,便可立地成佛,故现今就算如何作恶,只要在最后能向善,便可到西方极乐世界。
有些君主有竟出现先忏悔,后杀人的情况。
南齐书临贺王子岳传:“延兴、建武中,凡三诛诸王。
每一行事,高宗辄先烧香火,鸣咽涕泣,众以此辄知其夜当相杀戮也。
”而人民见佛家思想使执政者较为宽仁,认为佛教即使未验于来生,但已见效于当时,乃纷纷信佛以求庇护。
3.君主弘法,上行下效三国时吴国孙权因康僧会之灵异,在建业设建初寺,是为佛教传入江南之始。
东晋元帝时曾诏佛僧入内殿讲经,后世君主多仿效之。
南北朝时,君主多信佛,如宋文帝用慧琳,武帝用法显参与朝政,时人称之为“黑衣宰相”,以其时之僧穿黑衣也。
又如梁武帝皈依佛法,迎达摩于广州,大弘佛法,且三次舍身同泰寺,陈文帝亦因常幸佛寺而不理朝政。
南朝的齐高帝、梁武帝、陈武帝,北朝的魏孝文帝、齐文帝、宣帝、周文帝、均曾舍其宫苑,以造佛寺。
甚者,北朝的胡太后恣行淫秽,鸩杀孝明帝,而为了赎罪,大力建设佛寺,不惜减少百官俸禄十分之一。
北方之后赵石勒信佛图澄,以之为国师,后秦姚苌奉鸠摩罗什,北魏诸帝(道武、明元、文成)均崇佛,以僧人为国师,大力建寺造塔。
文成帝更凿山西云冈石窟,孝文帝开洛阳龙门石窟,与敦煌石窟同列世界三大佛教艺术,可见北朝佛教之盛。
由于君主好佛,天下风从。
当时北朝达官贵人死后,其家人多舍居室以施僧侣,南朝豪门亦常舍其邸宅以建佛寺。
二学术方面1.经学之末流两汉学术,号称极盛,其内容不外儒生之注释经和方士之术数,及其末流,二者又往往揉合术数之支离诞妄,为笃学者所鄙视,其支离破碎者,又岂能满足学人。
正在缥缈彷徨,苦无归宿之际,佛教之输入,正好在学术方面输入生气。
2.清谈玄学有助弘法清谈玄学盛行,使士人长于析理,发明奇趣。
而“佛教本贵悟解,贱迷信”,故析理的风气,有助于哲学味道的佛教传播。
又清谈论老庄外,亦有佛性,故时人亦多与僧侣交游,如王导之子王洽与竺法汰交往极深,使竺法汰名重一时,又当时之学名流如谢安、王羲之等,都与佛教徒支道林来往,支道林精通佛理外,又善老庄之玄学,使佛道二家之学说调和发挥,可见清谈之风正好借作发挥佛理。
3.藉文学和美术吸引知识份子当时之僧人,为求吸引知识份子,许多时都以文学手法表达佛理,如佛像的雕镂、石窟的开凿、绘画佛像等,都深深吸引士人,而对佛法关注。
唐白居易题寄宗上人韵诗:“如来说偈赞,菩萨著论议,是故宗律师,以诗为能事,欲使第一流,皆知子工义,从容恣语言,缥缈离文字,旁延邦国彦,上达王公贵。
先以诗句牵,从令入佛智,人多爱诗句,我独知师意。
”3.西僧之来华及译经东汉末摄摩腾和竺法兰开启西僧来华译经之事业,虽有助于佛教之流传,但当时仅限于一人之力,一经之译,成就不大。
其后有安世高、支娄迦谶等译经,但规模仍不大。
到魏晋时,才有大规模的译场出现,敦煌的竺法护,在长安建寺,专心译经四十余年,从者达数千人,分工合作式的制才出现,共译出了一百七十五部经书,东晋时,道安、慧远等结社译经,稳固了译场组织的基础。
至南北朝,译经事业更进步,翻译人才和工具俱发展完备,翻释亦渐正确,以顺达浅白为先,不硬译原文。
天竺人鸠摩罗什贡献甚,大他主持姚苌的国立译场,此外宋、梁均建译场建业(即南京),北凉、北齐、北魏均曾设译场。
佛经的大量翻译,使佛理流传更广,更容易深入民心。
4.华僧西行取经及译经曹魏时,朱士行以当时小品译本文意隐晦,乃发愿西行,抵于阗,得梵本,遣弟子携经回中土,为西行取经的第一人。
此后,华僧留学天竺蔚成风气,法显远赴天竺,历经水陆二路而取经。
以前佛教经书,均靠西僧翻译,自竺法兰,精通三十六种西域文字及华文,开华僧译经之始,更使<<华严经>>、<<般若心经>>、<<法华经>>等得以广传中国。
后法显取得经,自行翻译,华僧之译经更易为中国人所接受和了解。
5.高僧辈出,宗派创立两晋以降,南北各有大师出,当时北朝佛教由大同、长安移布洛阳,由洛阳而至彭城;南朝则由鸠摩罗什弟子(号称有三千之众)中秀杰之士创立五大派。
一是道生顿悟之学,二是僧肇开创般若宗、三论宗,三是道融,为北地法华宗和涅槃宗之先导,四是慧严,为南地法华宗和涅槃宗之先导,五是僧导,为南派成实宗的祖宗。
北方佛图澄妙解深经,从其学者,均能研悟精,遂使中国佛法事功由译经阶段转到研究佛理的阶段。
道安(支道林)承其学,又生当晋代清谈之世,援引周易、老庄以佛,使佛理更为时人所接受。
他又使法相宗和净土宗萌芽,甚至引庄子来释般若,此即<<般若经>>之由来也。
支道林对庄子之逍遥游发表见解:“若谓逍遥即个人依其天赋本性而游,则大盗夏桀,盗跖之辈亦系顺其天赋恶性而作逍遥之游。
如此,必为法所不允,故吾人得将天赋之性提至应有之性,依此较高之性而游,始合逍遥之真义。
”此说令笃信老庄之王羲之大为折服。
梁时,菩提达摩东来,梁武帝迎之于建业,此为禅宗东传之始也。
总括来看,鸠摩罗什始译大乖经论,佛图澄解释佛经旁通世俗,支道林援儒道释佛,菩提达摩传入禅宗,使中国佛教发生重大变化,使佛教宗派产生,名僧相继辈出,使中土之佛法渐创自己的道路,变为更完备和更适合中国的思想,而使佛法流传更广。
三.社会方面1.胡主崇胡教对汉族而,言佛教是外来,其说亦为外来思潮。
对于五胡,因其没有自身的文化,故以自由的立场来接受佛教,统治者在军事上以及其他事件采取决策之际,为求明确之判断,亦欢迎长于咒术或博学多材的神僧为参谋。
又五胡君主,自称胡人,当奉胡教,如后赵石虎曾下书曰:“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
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族,佛是我神,正所应奉。
”2.人民避难所有不少为逃避战乱、兵役或赋税的人都入寺为僧,所以佛教更盛,成为人民的避难所。
寺院因君主崇佛,多加厚待,掌握大量土地和财富,本著佛教慈悲之心,对人民多作布施,故亦吸引贫民。
加上战乱频仍,人民经不起乱祸苦难,心灵无所记托,唯有以佛教来填补空虚之心灵。
3.思想界贫乏当时中国尚欠一个统一全国的大宗教,天子所祭的天地,非普通人民可信仰,而当时之道教仍在始创期,缺乏理论基础,并且经黄巾之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不合上流社会,故只能在下层社会中秘密组合。
相对来说,佛教既有哲理,又说福报,对全个社会都合适,正以其不分任何界限,遂行于中国。
魏晋南北朝佛道之争一.佛道二教同时盛行之原因1.同作为人民的避难所自东汉末以来,整个中国处于混乱之中,战争外,还有政治迫害,杀戮相继,人民生命朝不保夕,实需有宗教来作精神寄托,祈求神佛助其渡过乱世,故任何宗教均受到人民之拥护。
另外,知识份子亦因儒学没落,思想变成真空,故亦借佛教作精神上之寄托,故在这大动乱的三百多年,实在是二教发展的大好时机。
2.同时发展佛道二教虽然一传自西方,一发源于本土,但两者初起时,并未能兴盛。
两者在东汉时仍处于萌芽期,佛教虽已传入,但只被视作为道术之一,而且信奉者多为上流社会人士,并未普及全国。
同样,道教在东汉时只盛行于低下阶层,因为当时道教接近方术,只能靠符咒迷惑信徒,完全缺乏理论基础,直至魏晋时期,道教中人才大造经典,为道教奠定理论基础,从此渐多人信奉。
3.各有君主支持五胡乱华之际,中原杀戮频仍,僧徙普渡众生,以因果报应及轮迥之说,劝统治者戒杀,由于佛教之发扬有助于社会民生安定,所以君主以此作为统治手段之一,大力提倡,后赵石勒、石虎父子重用高僧佛图澄,前秦苻坚重用释道东,后秦姚苌重用鸠摩罗什,梁武帝三次拾身同泰寺等,都可证君主对佛教之尊崇。
另一方面,道教初时只有一股民间势力,但经东晋葛洪的改造,把道家揉合了儒家的纲常名教观念,渐受欢迎。
至魏太武帝,道士寇谦之清整道教,并宣布废除三张伪法,使道教与世礼相准,并成为国教。
二教经过统治阶层的极力推崇,遂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4.各在竞争中进步佛道两家在思想上都有一定程度的出世思想,于是玄学促进道、佛融和,两者互为援引用作解释,更有僧徒创立格义,以佛经之说比拟道家学说,为沟通玄佛义理开辟新路,促进二教的传播。
而道教受佛教剌激,遂仿佛经而大造经典,先后有葛洪的<<枹朴子>>、陶弘景的<<道德太平经>>及寇谦之的<<图录真经>>等,使道教蜕变,渐与佛教成分庭抗礼之势。
南北朝佛道之争的分析一.文化不同之争1.反对佛教者,以为佛教来自印度,乃夷狄之教,夷狄文化低落,不及华夏,故不当信。
如周武帝灭佛诏中云:“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原其风教,殊乖中国。
”2.另一方面乃因一国一族之文化自有其特色,行之他国他族本难适应,如傅奕请废佛僧时即云:“周孔之教,送与西域,而故必不行用。
”他国他族之文化不适用于本国族,夷狄尚不肯接受华夏之文化,华夏为何接受夷狄之文化而信其教？3.华夷文化之不同处,包括以下数项:a)言语不同:如宋道士顾欢<<夷夏论>>中斥印度人之语言云:“...娄罗之辩,犹虫谊鸟聒,何足效述？”而佛教徒对此有辩驳者,有朱广之与释慧通等,以为不当因这语之不同而心存轻视,反对佛教。
朱广之的理由为:言语在于表达,其本身并无良寙分,如其表达之理可信,即当信之,不当因语言之故,卑弃其理。
其次,语言不同,不仅华夷之间有之,即同为华族,各地之间,语言仍不相同,。
b)风俗不同:如顾欢云:“理之可贵者,道也;事之可贱者,俗也。
...若以其邪,道固符合矣;若以其俗邪,俗则天乖矣。
”对于此说,佛教中人谢镇之、朱昭之、朱广之等,均曾作出辩驳。
谢镇之以为中印风格虽小有差异,然无碍者,适之为同。
云:“三才均絻,人理是人,俗训小殊,法教大同。
故卑高殊物,不嫌同道,...不嫌同道,则两施夏夷。
” c.服饰礼仪:顾欢以为佛教无“搢绅之饰,罄折之恭,殒葬之礼。
”于服饰者,则剪发去服,“方衣”、“堕冠”,于敬拜,则“右膝著地”,于丧礼,则捐尸火化,殊异至,此自不可行于华夏。
佛教徒抗辩曰佛教之服饰礼仪,简单纯朴,较诸华夏更近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