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雄观—安东卫专题展

山海雄观—安东卫专题展前言安东卫,地隶青齐，距淮临海。

因为海防首冲要地、南北孔道，故明初，信国公汤和创筑卫城，添设墩台，分给屯田，防御器械无一不备。

“卫”，围内防外，其即京师之外屏，一方之保障。

东海汛地，设卫最多，而安东方者，莫逾于此，故名“安东卫”。

历史名城—安东卫概述安东卫位于日照城南40公里，居绣针河口北岸，东距岚山海口3 公里。

这里东枕老爷山，西依绣针河，南临沧海，北锁关山。

“安东卫虽僻处海隅，然山环水绕实为齐南之胜地也”、“地隶青齐，距淮临海……其地为海防守冲要地”(清康熙十二年《安东卫志》)。

安东卫在春秋(前770 ～前476)时代为纪障城。

“莒邑东海，赣榆东北，有纪障城，今安东卫即其地”(《日照县志》，光绪十一年版)。

安东卫城东之“教场”，相传为战国齐将孙膑操练兵士之所。

安东卫明代以前的历史和建置沿革情况，因史籍湮没，暂时无法考证。

今将明代以来的概略介绍如下：“安东卫”命名的由来安东卫以其地理位置和军事地位而命名。

“卫去海五里，按字义，‘卫’围也，防也。

京师之外，屏一方之保障。

东海汛地，设卫最多，而安东方者，莫逾于此，故名”(《安东卫志·里志篇》，康熙十二年版)。

卫是明代的军事编制，每卫5600 人，均设于要害地区。

“安东卫”的建置时间明代定鼎之后，因倭寇窜扰，遂在沿海各军事要地，设置很多卫、所，计有防海卫、防运卫十九处和所十五处。

所由卫领，卫由都司领，皆属中央五军都督管辖。

安东卫，就是明初十九卫之一的防海卫，可见“安东卫”之名，最迟在明初已经出现。

至于建置的具体年代，诸说不一。

《日照县志》（光绪本）说：“于县南九十里置安东卫”，注作：“洪武十七（1384）年置”。

《安东卫志·建置篇》说：“建自洪武季年”。

县人丁恺曾著的《西海徵》（乾隆二十三年本）记有：“明志以安东卫为洪武三十五年置，非也。

“经查阅明代的纪年表，洪武在位只有三十一年，即1368年至1398年。

所谓洪武三十五年，可能是明志把“建文”四年并入而得。

建文四年，是惠帝朱允文国破身亡的一年，焉能顾得设置卫、所之事？安东卫儒学署李甫在《卫志》序言中说：“洪武十有六（1383）年，日本陆梁，出没剽掠，不可控制，始命信国公汤和，于东海诸边，严设城堡，辖隶臬司（即按察使），选练墩卒，棋布守御，倭寇始而得戢安东遂成重地。

”据此，安东卫的设置，当在洪武十六、七年，与光绪本《日照县志》注文所记，庶几相符。

安东卫建置及设卫原因元末明初，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在战争中失败的南朝诸侯组织武士、浪人(倭寇)出没于中国沿海，劫人掠财。

由于适逢元末农民起义，万里海疆一时岛寇倭夷横行，出没剽掠。

他们始犯辽东，继犯江浙，后犯山东。

日照乃山东海防前哨，安东卫又为山东东南门户，在安东设置防海卫，对于防御倭寇入侵有着重要意义。

明代之初，山东沿海抗倭事宜由山东指挥使司统一负责，下设登州营、文登营和即墨营3大营11 卫14 所，20巡检司,243 墩,129 堡，安东卫和石臼所属即墨营所辖。

安东卫设卫后，辖左、中、右、前、后五个千户所，前所、左所均驻安东卫城，后所驻卫城东北90 里，名曰石臼寨，后称石臼所，有专城，实为分汛要地。

后调中所去天津卫，调右所去徐州卫。

属安东卫只有前、左、后三个千户所，每所都设正副千户、百户等职。

明代，安东卫地属青州府，设通府、通判、经历、教授、训导等职。

清初，由兵部选守备任安东卫事，凡城池、民社、学校、钱粮均与州县相同，仍设经历教授千总(武官)和百总各一员，石臼所设千总一员。

顺治十五年(1685)总督张铉锡巡查海防至安东卫，特立安东卫都司营，专守本汛土地。

乾隆七年(1742)裁卫并于日照县。

安东设卫，皆因地处要冲、军事需要。

时任宪副的赵鹤龄曾作《安东形胜》一诗(《安东卫志·文苑》康熙十二年版)：城本安东筑向西，地分南北不相迷。

门严锁钥连淮海，铁作藩篱障鲁齐。

才薄岂堪兼武备，时清仅独有诗题。

叮咛守御诸军长，边境勿忘肃鼓鼙。

卫所是明朝兵制的产物。

在明初山东半岛东部先后设立完善了营、卫、所防御倭寇的军事体系。

在当时交通通讯不发达的情况下，各营能就近快速地传达军令，便于各卫、所及时策应，以应对海上的突发侵扰事件。

安东卫城安东卫城临东海，当南北之冲。

明初汤信国建城皆用砖石，周围五百三十丈，高二丈一尺，垛口一千三百，门楼四座。

城上除门楼外，另有五铺。

四门内俱有门房以藏兵器，四大街设八铺，小巷四铺，依时巡更，以防盗贼。

古说安东卫方圆八里。

按照卫城遗址，参考东西南北四街长度，应为方圆3600 米，7华里多。

城墙高约11 米，下底宽约13 米，顶宽10 米，可容八骑并行，城头每2.8米设一垛口，共1300 个。

卫城上有大铜炮8 门，小铁炮4 门，三眼铁铳4 杆。

岚山头海口设有大铁炮9 门，中铁炮4 门，小铁炮5 门。

从康熙初年(1662)的安东卫城区图看，当时城内主要建筑有公署、按察司、守府、卫衙、经历司、镇抚司和儒学等常设机构，卫堂东是武器库，卫堂西为镇抚司，卫堂后有巡检司，南门里西南角上盖3 座监牢局，北门里东有火炮局，北门外西街建千总署。

还有仪门东的左所，仪门西的前所，北门外西街上的安东营等。

这些建筑经历明清多次兵火和康熙戊申地震，久已圮废。

安东卫墩台与屯田墩台，是古时用以举烽烟、传敌情，以防不虞的军事通讯设施。

安东卫墩台主要设在沿海汛口要地，每个墩台配有旗、锣、烟筒，有警必举。

墩台有军墩、民墩两种。

军墩由巡查军士守护，民墩由民卒守护。

守墩之军民，一遇紧急军情，白日燃起狼烟，黑夜照明信火。

嘉靖三十一年(1552)和三十四年(1555)，倭寇窜犯日照沿海一带，皆被击退。

屯田有军屯、民屯、商屯三种，安东卫所属屯田都属军屯，只使用于驻军。

明制屯田，以正丁应役，余丁耕田，征其税为军饷，缺少部分以屯丁补之。

每屯丁授田二十五亩，岁纳粟三担，征解于仓库东卫屯田，处于诸城、日照境内，共一千六百六十五顷，直到明末，屯政废弛。

清代，安东卫并入日照县，屯田方裁撤，划归诸城、日照两县。

指挥畅通—严密的层级设置明代自京师达于郡县，皆设立卫、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

卫、所分属于各省的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司又由朝廷五军都督府管辖。

有事军人调发从征，无事则还归卫所。

建官分职，必有莅事之所，庶可以动观瞻而敷教化。

卫中治宇虽少，前颇苟完，今俱废驰矣。

揆厥所由，乃风雨一任其飘摇而修葺无主，公私交为之窃取而稽查何人？况两经兵火，颓垣败砌以至于不可收拾，何当戊申地震，复为之摧残殆尽哉。

今即其见存之新构与前废之故址，备录厥制，以俟修复者。

《安东卫志.公署》历史沿革卫所制为明朝的最主要军事制度，为明太祖所创立，其构想来自于隋唐时代的府兵制。

明初争战期间，军队的来源，有诸将原有之兵，即所谓从征，有元兵及群雄兵归附的，有获罪而谪发的，而最主要的来源则是籍选，亦即垛集军，是由户籍中抽丁而来。

除此之外尚有简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

此外，明朝中期以后又有强使民为军的方式，不过都属于少数，卫所制仍然是最主要的军制。

明代自京师达于郡县，皆设立卫、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

也就是说，卫、所分属于各省的都指挥使司，各省的都指挥使司又由中央的五军都督府划片管辖（云南都指挥使司隶属于中央右军都督府）。

都指挥使司下辖若干个卫，卫下辖一定数量的千户所和百户所。

设立及军户制度元朝户部尚书张昶最早提出卫所。

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在全国的各军事要地，设立军卫。

一卫有军队约六千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调发从征，无事则还归卫所。

此法的实行，须有一套能保障军队数目的户籍制度配合，来维持卫所制的运行。

明代的卫所兵制，实乃吸取中国历史屯田经验，是一种寓兵于农，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

明太祖夸口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军户即户籍种类属军籍之户，初期的来源有二，一是元代原本的军户，二是现役军人之户，这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黄册编造之后更加以确立。

军户为世袭，且管理颇严格，除籍十分困难，大致上除非丁尽户绝、家中有人成为高官或是皇帝敕免，是无法除军籍的。

尽管如此，日久军户仍日渐减少,庞尚鹏主张：“清查隐占，均平粮额，开垦抛荒最为目前急务”，因此后来有使因犯罪而充军者入军籍之方法，被称作恩军或长生军。

军户的负担及军人的生活军户的主要的义务，便是出一男丁赴卫所当兵，称作正军，其他的子弟称作馀丁或军馀，正军赴卫所，至少要有一名馀丁随行，以助其生活，由于军户负担沉重，故多给田地，且正军免全部差役，而在营馀丁及原籍下的一丁亦可免差役，以保障其生活并供给正军之生活。

如影响所有民间秘密宗教的罗教创始人罗思孚，本是一名戍军，后来找人顶替之後，才离开军伍。

军丁的分发地点，多以距离原籍地遥远且分散的方式，以防止逃兵，但长途的跋涉加上水土不服，给役卒带来不少痛苦。

正军服役于卫所，必须带妻同行，以安定生活并生儿育女，每一军人有房屋、田地，每月有固定的月粮，但实际情形则常分配不足，行军时则发给口粮，衣装则须自备，武器则由国家以工匠生产。

军士在营，分成守备和屯田二部分，比例不定，按时轮流，屯田固定上交粮食，以供给守备军及官吏，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但明宣宗以后，卫所官侵占军屯田地、私役军士耕种之事，已经常发生，这个目标渐难以达到。

一般正军身死，即以户中壮丁补充，但由于军人生活困苦，逃兵甚多，洪武初年即有逃兵，至洪武三年十一月，逃亡者计47986人，因此有“根补”、“勾补”等方法。

根补即抓回逃军，勾补则由其户中以丁补，但此举既扰民又扰官，亦有军官借此贪污，迫害人民，使乡里间痛苦不堪。

而且逃兵有增无减。

正统三年（1438年），逃亡官军竟达1633664人这时开始有募兵之举。

正德十四年吏部尚书王琼上疏：“天下都司卫所每岁差去勾军官旗不下一万六七千名，计所勾之军，百无一二到卫。

有自洪武、永乐年间差出，到今三十余年，在外娶妻生子，住成家业，通同军户，窝藏不回。

”嘉靖八年，桂萼公布天下兵籍，仅有兵士97万。

军士的逃亡，除生活上的因素外，与其社会位的低落亦有关，明初因需要武力，故较重视军人，其后承平日久，武力不再重要，军人地位就大为降低，加上以罪犯充军，使的军人的形象更为低下。

嘉靖年间，有些卫所逃亡军士达到在籍军士70%左右。

至16世纪初，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已达其总数的80%，许多边地驻军只剩下一半。

嘉靖时期，边患严重，急需兵力，朝廷改采募兵制。

募兵不同于卫所军，不世袭，来去相对自由。

但由于募兵制破坏了早期卫守制“兵帅分离”的构想，内阁必须将兵权下放于将领，明朝无法完全掌控兵权，尤以戚继光的“戚家军”更为有名，中央集权逐渐转变成为个别军官所拥有的势力。

职能管理卫所制度所管理都指挥使司大抵5600名军人为一卫，1120人为一所，一般每卫设左、右、中、前、后5个千户所；120人为一个百户所，百户所设总旗2个（每总旗辖50人）、小旗10个（每小旗辖1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