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之变迁及其结果

清代学术之变迁及其结果往古学术无一成不变之理,盛极必衰,穷极必通。

如中国学术史上正统之孔孟学说,揭橥仁义礼乐,为博大精深之规模的建设，统一人类之思想与行为。

其后不能不有先秦诸子之分裂,巵言异说,百喙竞鸣,其后遂有始皇之坑儒焚书,两汉学术复兴,儒术复归于统一,经学极盛,尤以三礼及易学为最。

郑康成礼学集先儒之大成,而同时即有王肃之破坏,虞仲翔易学于象数最密。

后来便有王弼之破坏,王弼一扫汉易卦气消息爻辰纳甲之学,而以老庄说易,开放学者之思想。

其时儒学渐衰,老庄玄虚之学大兴,佛教西来,故魏晋六朝学者往往三教并修,至唐复欲以儒学统一思想,故以帝王之力颁行《十三经注疏》。

然六朝以后,学者多喜诗歌,文章气节不修,以致五代之乱。

宋兴则周程张朱诸理学应运而起,此天演循环，自然之公例也。

宋明诸儒严气正性,养成独立自尊之人格,陆王诸大儒尤富于豪杰性,然以末流高谈性命空疏,无具此时物极必反,乃入于今日所讲清代学术之问题中矣。

清代学术何以勃兴？第一由气运转变之趋势;第二乃是朝廷鼓励之助力,盖清初大儒大都生于明季理学,如孙夏峰、李二曲、颜习斋、陆桴亭。

经学如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张稷若、阎百诗以及博学鸿，词科诸文人大都明代人物，惟其因气运将开而生，故诸儒之人格无不伟大，其学术无不精博，卓然开国气象而且富于创造性，适用科学法，今以理学经学分述如次。

理学分程朱陆王两派，往往相攻击。

如仇雠孙夏峰独沟通二家不立门户，其学以居敬慎独为主，其弟子之贵显者有汤文正公，治效见于吾苏。

陆王派是尊德性，程朱派是道问学；陆王既近于禅，程朱偏重书本，然亦从事静坐。

颜习斋出起一大革命，将程朱陆王一切推翻，提倡直接孔孟，以四德九容六府三事为教，颇似今日之行为派，而且最适用于现在之中国二十年前。

鄙人早提倡两个学者：一顾亭林，二颜习斋，奉为宗师。

近来梁启超亦提倡习斋矣。

然夏峰之学至汤文正后遂绝习斋。

两大弟子李刚主兼从毛西河学乐，故亦无考据，依旧注重书本。

王昆绳好谈政治，习兵法，文章颇似魏叔子理学家，居敬崇礼之风渐失，再传亦绝，此其故何也？一由清代学术趋势向考据方面进行，势力极大，而习斋主张实习不多读书。

二由于康熙尊重朱学而习斋攻击宋儒。

三则习斋以下无大弟子。

如习斋之人格魄力，然其学说之潜势力影响于后世极大。

一则戴东原攻击宋儒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两书影响于今日社会政治教育者不小，其立论暗用习斋其详别论之。

二则嘉道咸间，文士多谈河渠漕政兵法，皆受习斋昆绳之暗示，更进一步而谈变法改制，更进一步而倡革命。

清初大儒如陆桴亭，张杨园确受程朱也。

李二曲确守陆王者也，然桴亭亦尝执贽于刘念台之门，念台则王学巨子也。

梨洲笃守念台乃独事考据，（二曲读书极博著有《十三经纠缪》《二十史纠缪》）其徒万充宗，万季野三礼学史学卓绝一代。

梨洲之弟晦木泽望崇祯中秋试不第，弟兄相约闭关读尽天下书而后出，其魄力可惊，亦见当时博学之风如一大潮流不可抵挡也。

清代经学有正统派，有怀疑派。

正统派以亭林为之魁，实为苏州学派之祖。

其下则惠元龙、天牧、定宇祖孙三人。

世人皆以定宇为苏州学派之祖，与常州徽州鼎足为三顾。

宇先生考古之功固属不小，发明汉易尤有大功，然以徽州之江慎修、戴东原、胡竹村、墨花庄，则苏州较逊色。

定宇弟子余萧客，江声无过人之才，独王西庄，钱竹汀可传耳。

竹汀学问最精，然太仓人非苏人也。

若段茂堂，陈硕甫则受东原之法，乳已成徽学。

而宋浮溪又属常州学系，著以亭林冠苏州。

则徽州之江慎修实师法亭林，其徒弟遍海内，北方学者受亭林学派之影响为不少。

徽州亦正统派也。

顾东原一出风靡全国，其直接间接弟子有孔巽轩，王怀远，段茂堂，郝兰亭。

郝氏之尔雅，段氏之说文皆成空前之作。

王氏之小学几乎绝后，而徽州诸儒大都朴学胜于苏常。

常州为革新派，即今文学也。

庄方耕著《春秋正辞》审密有条理，至刘申受述《公羊学》全祖董。

江都何劭公一时才华之士，颇喜之其徒有宋浮溪，龚定盦，魏默深，戴子高。

子高又笃信习斋学说，由默深而影响湘潭王壬秋。

壬秋传之井研廖季平，季平传之康有为，有为传之梁启超，同时湖南有皮鹿门，谭嗣同，唐才常皆与梁启超友善，唱今文公羊家，言素王改制九世复仇，而革命起清室亡矣。

怀疑派以毛西河为魁，然西河小辩小慧不足服人。

其最有成绩者为阎百诗，断定二十五篇古文尚书为伪，此案确定至今不能平反。

梨洲，晦木，胡东樵力攻河图洛书，先天后天图。

然江慎修独信河洛。

嘉庆间有崔东壁著《考信录三十六卷》中有唐虞夏商丰镐洙泗考信录等，于可疑者备致抉剔。

然皆立说精当，实事求是。

至东原之攻宋儒其人格远不如习斋，其书虽疏证孟子而阴取荀子心先窒碍，故立说触处窒碍朱鼎父无邪堂问答已痛驳之。

总之戴氏一生学问，功罪参半，江问渔《中国人性论》谓为情欲主义派信然，然江氏实崇拜性恶说者也。

疑古之学至康有为而结晶。

康氏有新学伪经考举，古文学中疑似之处一一切以为刘歆伪造，而章太炎反之，以为孔子以后莫如刘歆胡适之。

更走极端彼，以为经史百家多半不足征言，说者以为胡氏用科学方法治国学，怀疑乃第一步工夫，其信然欤。

清初诸儒魄力极大，富有开国气象。

如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朱竹垞等著书种类之多令人可惊。

即一部书如顾震沧之《春秋大事表》徐健庵之《读礼通考》秦文恭之《五礼通考》胡东樵之《禹贡锥指》顾景范之《读史方舆纪要》顾亭林之《音学五书》朱竹垞之《经义考》。

大都博大精审兼而有之。

乾嘉间诸儒学问精审或过于前，然博大不及也。

其间最精者为张皋文之《周易虞氏义》陈硕甫之《诗毛氏传疏》，清代二百数十年专家之书首推此二部。

然虞氏书已散俟，故张氏纂辑发挥苦心经营，尤为不易，可称绝作矣。

清末人才渐耗，似气运将竭，无伟大之著作。

如曲园著书虽多，除古书疑义举例七卷精确可传外，余皆琐碎之作，且表示堕落独孙仲容。

周礼正义号称博大，尚不免芜杂松江，张文远征君著《丧服郑氏学》与曹师复礼先生之《易郑氏笺释确守郑氏家法》既精且博，曹师近成李鼎祚，周易集解注尤为不刊之作，胶东柯凤声《新元史》贯串中西，集诸家之大成，三君子可为清代学术之后劲矣。

清代理学一至中叶无复生气，其时乃别开一派。

江西罗台山，苏州汪天绅，薛皆山，彭尺木皆儒佛双修，彭氏尤皈心净土独为纯。

笃近时佛学大昌而杨仁山居士遂以佛门龙象，唱道东南则彭氏开之也（清代结局佛学得一杨仁山道术，得一四川双江刘止塘沅两大教师也）清代诸儒搜易学术，或掇拾坠绪，发挥光大或创辟蹊径自成宗派，实为中国历史上最有价值之时代。

然尚有未竟之工作为甲骨文，二为元史，三为子书。

而子书中之墨子如梁启超，胡适之，章行严，陈柱等皆有校补笺释。

然书中宝藏尚未尽泄也至，如管子一书其价值在诸子之上，尚未有人研究及之耳。

要而言之诸儒中经学守许郑理学，守朱陆皆正统派也。

理学中之习斋尺木。

经学中之常州庄刘革新派也，戴子高之今文学。

阎百诗，太原人也。

崔东壁大名人也，而拜其赐者乃在徽州。

一为戴东原，二为胡适之，皆由怀疑而进于破坏今文学起于常州，由常州而湖南，由湖南而广东，康梁出而旌旗变色，又吸收西方学说，乃释庄子在宥，为自由易，群龙无首，为民主其学说，风靡一世而清乃亡矣。

清之兴焉，以学术其亡，亦以学术今世之唱导学术其宗旨，将使后来生如何之结果，试掩卷而推之，亦有兴味之一问题也。

孔孟学说儒家独尊地位确立之后，整个封建王朝时代它都不曾动摇过，而在近现代社会转型和当代社会动荡时期，它却遭到了不公正的诋毁，之所以这样，与其学说思想当然脱不了干系，其中还包括时代因素的影响。

身为儒家生力军的孟子，其学说曾倍受推崇，围绕其提出的“仁”之学说，学界的探讨相当之多，这些论说精辟也不失公平、客观，但亦有以偏概全和溢美之嫌，时代的发展给我们反思孟子学说和这些观点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仁”之始末和概念辨析最先阐释“仁”的并非孟子，儒家开派始祖孔子对“仁”就有不少宏论。

“仁”在孔子时代仅构成一孤立概念，“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1〕，诸如此类，皆以一“仁”字抒发其思想，很少另用它字与之匹配，这点从下面的引文也能看出。

孔子之“仁”内容极其宽泛，多为个人品德（品性）修养问题。

《论语》开篇《学而》即有“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似乎“仁”之根本在于“孝悌”，此说即便有不当之处，但孔子对“仁”的论述不少是由此而阐发开的。

同章又言“巧言令色，鲜矣仁”〔2〕，“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从以上言论可以看出，“仁”在孔子的眼中是一个如何做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条件）的问题，与《大学》一再言及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有相契合之处〔3〕。

孔子这一思想尤其凸显在回答“仁”为何物问题上，其弟子就“仁”曾多次提问，但孔子的答案从不相同。

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颜渊随而问具体做法，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孔子对“仁”的一种解释，就颜回本人而言，“仁”就在于“依礼行事”，步骤如何孔子说得一清二楚，所以颜回马上回答说“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4〕。

显而易见，这里的“仁”是个人品性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问题，它强调的是个人行为准则，即修身问题〔5〕。

樊迟曾三次问“仁”，孔子在《颜渊》中曰“爱人”；《雍也》中云“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子路》中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可见“仁”之意义因时而异，虽然三次回答各不相一，但其主旨却还是告诉樊迟做人的道理，即如何达“仁”。

孔子曾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又曰“刚、毅，木、讷，近仁”，又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即“恭，宽，信，敏，惠”〔6〕，这里仁与道、德、艺、恭、宽、信、敏、惠是同等的，而这些在孔子的言论中都是个人修身目标。

谁能做到“仁”的要求，便可称为“仁者”，所以孔子对“仁”的解释还有“仁人”的意思，“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7〕，这一点似乎用不着多举例。

“仁”的难易如何？对孔子而言，“仁”似乎轻而易举，“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8〕。

实际情况如何呢？《公冶长》中记有孟伯武问孔子子路、求、赤是否做到了仁？孔子回答“不知道”，随即解释说“由（子路）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知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可见并非易事。

孟子对“仁”的论述远没有孔子繁杂，单独使用“仁”的情况很少，更多的是用“仁义”、“仁政”、“仁术”之语，“仁”成了一个修饰名词，其主体意思也似乎发生了转移。

经过孟子的发挥后，“仁”的含义有了明确指向，可以更具体地理解它，也能加以总结和概括了，这就是学者为什么对“孟子仁学”谈得更多的原因，也是将其“仁”多局限于“仁政”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