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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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现代学术范式的历史生成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现代学术范式的历史生成【内容提要】小说评点这一传统小说研究的基本方式，在晚清开始走向衰落。

俞樾从传统学术方法中寻找小说研究新路，代表了从内在理路寻求突破的尝试；梁启超力图借助西方经验，通过大力提倡新小说而行启蒙之实；而真正开拓现代小说学术研究的第一人，则是不仅广泛接受和深入研究西方理论，并且深入反思中国传统学术之弊的王国维。

通过胡适的章回小说考证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研究的基本范畴和主要方法开始明晰，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现代学术范式也基本确立。

【关键词】古代小说研究现代学术范式历史生成我国古代小说研究在20世纪初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向现代学术范式转型的过程，本文力图揭示小说研究转型过程中，现代学术范式建构的具体历史过程，特别重视和讨论这一过程中，包括晚清学者所做出的贡献，尤其是发掘那些长期被“五四”新文学叙事模式所压抑和埋没的声音，以推进研究的深入和细化。

一、小说评点的困境、衰落与新方法的萌芽传统小说研究的基本方式——小说评点，从清嘉庆以后就呈现颓势，但从数量和影响上仍然占据主流话语，这从清代几个主要时期小说评点的数据统计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顺治年间，有评点本11种；康熙年间，有评点本31种；乾隆年间，有评点本17种；嘉庆年间，有评点本11种；道光年间，有评点本10种；光绪年间，有评点本36种①。

可以看出，小说评点在康熙、乾隆达到繁荣高峰后，就一路衰落下来，道光以后，小说评点逐步进入尾声。

但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评点余波不绝，尤其是清中叶以来的《聊斋志异》、《红楼梦》和《儒林外史》，吸引着大量的文人评点家，小说批评呈现表面繁荣。

《红楼梦》的评点有几十种，《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也有多种评点本问世，《镜花缘》、《儿女英雄传》、《荡寇志》、《花月痕》、《青楼梦》等新作，刊本也都附有评点。

但是这个时期的小说评点真正有成绩、有特色的是《儒林外史》的评点②，其他大多是平庸之作，理论上无多创新。

光绪年间表面繁荣的数目，实质上大多是旧瓶装新酒。

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2006年第5期N o.5　2006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 nal of Sichuan Unive rsity(Socia l Science Editio n)总第146期Sum N o.146§学术史研究§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4)[摘　要]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

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

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应把清代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关键词]学术史;道咸“新学”;乾嘉汉学;章太炎;刘师培[中图分类号]K249;B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6)05-0005-11 新文化运动期间,老革命党人张继曾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中国政体虽变,“戏剧文学仍照满清帝政时代的样子”,可知其“思想仍是历史传来的家庭个人主义”;而“风俗如婚宴丧祭,与非洲的土人相去不远”,可以说“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1]。

他所关心的,是思想风俗与政治的关联①。

所谓中国“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颇能代表很多老民党对民国代清这一政治鼎革的整体失望,或有些“故意说”的成分。

然而张氏关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却有所见。

从最粗浅的层面言,当不少人开始整体反思一个时段的往昔之时,这“一个时代”大约也就真正成为“历史”了。

与张继的观察不同,在“思想”和与其关联密切的“学术”方面,民初中国实际处在一个典范转移的时期。

“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萌生

龚云：“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萌生作者：文章来源：团结报点击数：854 更新时间：2014年04月03日“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系列文章之一：“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萌生编者按：伴随着20世纪中国政治主题的变迁，对近代中国历史主题的不同判断和研究主体的现实政治诉求，形成了主导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种研究范式——“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

可以说，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史，就是“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萌生、形成、发展的演变史。

本文作者以“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为中心，将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做了深入的分析。

1、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学术界通称为中国近代史。

近代中国历史是自1840年起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赢得翻身、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历史。

从另一个意义说，也是中国由被动到主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

“中国向何处去”是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主旋律。

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百年中国主题的回答，是先现代化，还是先革命，不仅决定于近代中国的客观进程，也与对近代中国的客观进程的历史考察相关。

中国近代史研究是直接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主题而产生的。

作为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继承了传统中国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传统——“资治”。

从其一开始产生，就不仅仅是一门单纯的学术，而且深受现实中国政治语境的影响，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被纳入现实主流意识形态中，为现实的统治阶级提供合法性依据。

在民族、阶级斗争紧张、激烈的时代里，近代史研究者集学者和政治代理人两任于一身，将学术研究当作救国和政治斗争的工具。

他们借中国近代史研究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他们构筑的近代史研究范式，折射了当时中国政治主题；他们的政治理念，深深地渗透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文本中。

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DOC）

⼆⼗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DOC）⼆⼗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周晓光刘道胜安徽师⼤编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七）⼆⼗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周晓光刘道胜明清两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长期以来，有关明清史的研究，是史学界最关注的研究领域之⼀。

近百年来，特别是建国50多年以来，在明清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研究内容涉及明清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化、地理、民族、宗教、中外关系、⽂学艺术、思想⽂化、历史⼈物等诸多⽅⾯。

因限于篇幅，兹将其中若⼲问题的研究概况，分述于下。

⼀、关于明史与清史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明朝建⽴于1368年，灭亡于1644年，先后传12代，历太祖、建⽂帝、太宗（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泰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毅宗）16帝，共计276年。

学术界将这⼀段历史⼤抵分为三个时期：第⼀时期，从14世纪60年代到15世纪30年代。

该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主义专制制度⾼度发展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和巩固明朝统治⽅⾯实⾏了⼀系列的措施，主要表现在：废⾏中书省，改设⼗三布政司，分设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分掌地⽅民政、刑法和军事；废中书省及丞相，设置直属皇帝的六部；设刑部、⼤理寺、都察院三法司分掌司法、监察⼤权；分兵权于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在民间实⾏⾥甲制、关津制等，严格户籍管理；制定《⼤明律》，从法律上保障封建统治秩序；亲⾃颁写《⼤诰》，并先后制造了“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蓝⽟案”、“南北榜案”以及⽂字狱，以打击功⾂与豪强；分封诸⼦为藩王，分镇各地，以巩固朱⽒的统治等。

这些措施使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达到了空前强化的程度。

与此同时，朱元璋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执⾏“休养⽣息”的政策，如解放匠户、奴婢，迁徙农民，⿎励垦荒，实⾏屯⽥，承认农民对⼟地的所有权等。

这些措施有利于缓和阶级⽭盾，促进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朱元璋死后，建⽂帝朱允炆实⾏削藩，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在北平起兵，通过三年战争夺取了皇位。

历史学的研究方向与范式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第４４卷　１２月号学术月刊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Ｄｅｃ，２０１２Ｖｏｌ．４４　Ｎｏ．１２中青年专家访谈录历史学的研究方向与范式———曹树基教授访谈●曹树基 ○刘诗古 ●曹树基，祖籍江西省鄱阳县，１９５６年生于江西省南昌县。

１９７８年考入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１９８２年获历史学学士学位；１９８２年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１９８４年获农学硕士学位；１９８６年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师从谭其骧教授，１９８９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先后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农业遗产研究室）、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工作，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２００９年２月聘为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聘为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曾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田家炳访问学者（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及台湾“中研院”访问学者（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４年）。

曾任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ＥＨＥＳＳ，２００２年）、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２０００年）和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ＵＣＬＡ）历史系（１９９４年）客座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１）中国移民史与中国人口史；（２）环境史与疾病史（担任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史系教授，招收本方向博士研究生）；（３）社会经济史；（４）中国近现代史。

著有《中国移民史》第五、六卷（１９９７），《中国人口史》第四、五卷（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大饥荒：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的中国人口》（２００５），《鼠疫：战争与和平———１３２０—１９６０年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第一作者，与李玉尚合著，２００６），主编有《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２００７）和《石仓契约》第一辑第１—８册（２０１１）。

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月刊》、《历史研究》、《新史学》、《中国人口科学》、《近代史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近百篇。

清代经济史研究的范式及新视角

清代经济史研究的范式及新视角清代经济史可真是一片宝藏啊，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提到清代，大家脑海里可能浮现的是那些穿着华丽旗袍的人，还有那满头花白的老爷爷们，没错，那个时期的经济可不是简单的买卖而已。

清代经济发展的可谓是风起云涌，各种现象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

想象一下，那时候的商贩在市集上叫卖，卖的是各种各样的好东西，真是热闹得像过年一样！不过，咱们今天不光是看热闹，还要深挖一下，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深意呢？清代的经济啊，真是让人感叹。

农业是基础，工商业也开始兴起。

那时候，咱们的祖先们可真是聪明。

他们开始学会了如何利用资源，像是开垦土地、修水利，甚至还有手工业的兴起，什么纺织、制陶、冶炼，样样都来。

这种变化，简直就像是在点燃一把火，结果越烧越旺！小镇上的小作坊，慢慢地变成了大商行，大家都在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努力。

说到这里，真有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咱们再聊聊贸易。

那时候的贸易，简直是畅通无阻，南北各地的货物可谓是琳琅满目。

无论是北方的粮食还是南方的茶叶，都是珍贵的“宝贝”。

大家就像是在拼图，一块一块地把经济这幅大画拼起来。

你想想，那时候的丝绸之路可不是浪得虚名，贸易往来，让世界各地的文化和商品交融，简直就是一场盛宴。

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这过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哇，真是受益匪浅。

不过，清代的经济发展也不是一路顺风。

想想那些遭遇天灾人祸的农民，真是让人心疼。

地震、洪水一来，辛辛苦苦种下的粮食全泡汤，结果就是一夜回到解放前。

那些年头，正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日子。

再加上相关部门的统治，有时对地方的压榨，商人们为了生存可真是想尽办法。

就像那句老话说的，“人心不足蛇吞象”，有的人就趁机大发横财，给社会带来了不少不和谐的音符。

咱们也不能只看到阴暗面。

清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文化也逐渐升温。

那些书生们开始了对经济的研究，像是商法、税收、金融，逐渐成为学术的热门话题。

古典文献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论探析

古典文献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论探析古典文献学是一门研究古代文献的学科，旨在通过对古代文献的研究和分析，揭示历史的真相和文化的内涵。

在古典文献学的研究中，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对于有效开展研究、获得准确的结果非常重要。

本文将探讨古典文献学研究的范式和方法论，以期深化对这门学科的理解。

一、古典文献学的研究范式古典文献学的研究范式主要包括文献批评法、文本学和意义论。

1.文献批评法：文献批评法是古典文献学的基础方法，旨在从文献本身的角度进行研究。

通过对文献的批评和校勘，分析文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作者的动机等问题。

在这个范式下，研究者通过比较不同版本的文献，揭示其中的异同并进行推敲。

这种方法注重原始文献的准确性，对于恢复文献的原貌和真实意义十分重要。

2.文本学：文本学是古典文献学的重要研究范式，注重对文本本身的分析和解读。

研究者通过对文献中的文字、语法以及修辞等方面的研究与解码，揭示文本的意义和信息。

在文本学中，研究者可以运用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等工具，分析文本中的词汇、结构和修辞手法，以深化对文献的理解。

3.意义论：意义论考察文献中蕴含的深层意义。

研究者通过对文献的阐释、解释和理解，揭示文献所反映的社会、思想和文化背景。

这种方法注重对文献背后的普遍意义和价值观的把握。

意义论的研究范式可以运用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如结构主义、符号学等，帮助揭示文献中的隐含意义。

二、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搜集、考证、比较分析和解释。

1.文献搜集：文献搜集是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基础工作。

研究者需要广泛搜集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古代文献，包括书籍、手稿、碑铭等各种载体上的文献。

搜集的文献应尽可能全面，并经过严格的筛选和校勘，确保研究的可靠性。

2.考证：考证是对文献的真实性、作者和时间等方面的研究和证实。

通过对文献内部的矛盾与对外相关史实的核对，研究者可以对文献的可信度进行评估和鉴定。

考证需要运用历史学、古文字学等学科的方法，对文献中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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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的历史考察陈居渊【提要】　本章通过对章太炎的“反满说”、梁启超与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等五个重要理论观点的形成及其基本涵义的历史考察,探讨了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在20世纪的变迁。

文章认为,基于国粹意识的“反满说”,开拓了研究的新方向。

“理学反动说”则是在此基础上的继往开来,并注入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科学的方法论思想,成为20世纪研究的重要范式。

“每转益进说”与“内在理路说”,试图以继承与发展的观点重新解释,从而对“理学反动说”提出了新的挑战。

“早期启蒙说”则勾划出由17世纪早期思想启蒙到19世纪近代思想启蒙的一条主线,首创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清代学术的新范式。

文章指出,上述研究范式之间的起伏消长,反映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而这种社会思潮的起伏消长反过来也影响甚至决定了研究范式的变迁。

【关键词】　清代　学术史　范式　变迁20世纪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在中国学术史研究领域中,堪称成果最为丰硕,理论观点可谓绚丽多彩。

章太炎的“文字狱说”、梁启超、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以及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等,它们作为清代学术史的研究范式,在近百年的学界中影响深远。

本篇试图通过回顾与评述上述五个重要理论观点的形成及其基本涵义的诠释,探讨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在20世纪的转换与变迁。

一、国粹与科学:从“文字狱说”到“理学反动说”将清代学术产生的原因,归结于清廷频繁兴起的文字狱,始自章太炎。

1902年因遭清廷通缉追捕而流亡日本的章太炎,在重订《书》时新增的《清儒》篇中指出:清代学术之所以由宋明理学转向汉代经学、考证学,它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知识分子深受满洲贵族的压迫,论学撰文不敢触及学术问题,因此不得己转向经典考证一途。

因为考证一名一物不会触犯学术上的禁忌,从而避免文字狱的迫害,用章太炎的话来说就是“家有智能,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

”同时,章太炎又在《学隐》一文中再度阐明了自己这个基本观点:处无望之世,衔其术略,出则足以佐寇。

反是,欲与寇竞,即网罗周密,虞候枷互。

执羽　除暴,张不可得。

进退跋　,能事无所为,非施之训话,且安施邪?正是根据这一“文字狱说”,章太炎将清代学术发展的主要脉络分为:清初汉学复萌、乾嘉考据学鼎盛、嘉道今文经学、晚清的调和汉宋等四个阶段。

所谓“汉学复萌”,是指清初顾炎武为清学开山,阎若璩、张尔岐、胡渭等人继之,他们提倡汉学,堪称硕儒。

他们的功绩在于开创新的学风,其本身的学术研究与理学乃有藕断丝连的联系。

所谓“乾嘉考据学”,即为章太炎所确认的清学自成系统的初始阶段。

其标志便是吴派与皖派将汉学研究推向极盛。

代表人物是惠栋与戴震,其治学特色是“渊乎古训”、“缜密严”。

所谓“嘉道今文经学”,是指与乾嘉古文经学立异,崛起于嘉道年间的今文经学,代表人物是龚自珍与魏源,其治学特色是“务为瑰意眇辞,以便文士”。

至于晚清的“汉宋调和”,章太炎仅指名陈澧。

其实,早在乾嘉后期的阮元、焦循、凌廷堪等汉学精英对汉学的自我反省中已见端倪。

①这里我们颇能发现,章太炎对清代学术所分的四个阶段,实是由其表彰清代汉学考据传统为出发点的,而这个出发点正是基于他的政治上“反满”与学术上“尊汉”的双重立场。

章太炎“文字狱说”的提出,是有其社会历史原因的。

20世纪初,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动,特别是在1901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后,点燃了多数爱国知识分子救国保民、力挽神州陆沉的热情。

反映在学界的则是倡导“国粹”。

如1905年“国学保存会”在上海成立,出版《国粹学报》,设立藏书楼,搜罗珍贵古籍,广征会友,刊印《国粹丛编》、《国粹丛书》,并拟建立国粹学堂等,从而在学界形成了一股较有影响的学术思潮。

而此时的章太炎也正割掉辫子,公开与清廷决裂,投身反清活动。

这一时期他发表的《正仇满论》就明确指出“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

又如《序种姓》通过对古代姓氏演变的考察,阐述华夏民族的形成史与胡汉姓氏的同化史,藉此唤起种姓意识,大造排满兴汉的革命舆论,声称“上天以国粹付余”,慨然以宏扬中国“闳硕壮美之学”自任,提倡“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热肠”。

可以说,他的“文字狱说”解释清代学术,既有在民族危机中延续民族文化的使命感,也有他强烈的国粹意识。

不过,清代学术与清代政治高压固然有关系,但学术的发展仍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未必单一受其政治的支配。

因此章太炎以“文字狱说”解释清代学术,仅是提供了一种政治性的判断,因而是一种外缘性的研究。

但它作为20世纪研究清代学术史的首出观点,却将研究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并为稍后的梁启超提出“理学反动说”作了重要的铺垫。

1920年,即“五四运动”以后,步入晚年的梁启超一反以往热衷于政治活动的情怀,毅然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九年献身于清代学术的研究,其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广为士林所推重的《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种。

梁启超著名的“理学反动说”就是出自《清代学术概论》一书。

这一理论观点的主要见解是:清代学术的主流是一种经典考证运动,其特征是消除由宋代学者曲解圣人立教的本意而给儒学的原始经典带来误读与理解上的混乱。

在梁启超看来,宋明理学的根本缺点就在于“指鹿为马,淆乱真相,于学问为不忠实”。

就学术本质而言,“乃纯在绍绍灵灵不可捉摸之一物”,这种虚学所带来的直接弊端,便是“学88 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①陈居渊:《论乾嘉之际的汉学更新运动》,《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

问饥饿至于此极,则其反动安得不起?”①4年后,即1924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列举五种学术取向来论证他所提出的“理学反动说”:11王学自身的反动;21自然界探索的反动;31西学输入之反动;41讲学风气之反动;51佛学反禅之反动。

所谓“王学自身的反动”,是指明末刘宗周等人以“慎独”观念,对阳明后学(王畿、罗汝芳、王艮)痛加针砭,提倡“舍空谈而趋实践”的新学风。

所谓“自然界探索之反动”,是指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二书虽非儒学专着,但它一洗明人好空谈而不读书的恶习,显示了学者求实求真的精神。

所谓“西学输入之反动”,是指西方传教士如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艾儒略以及汤若望等人传入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开拓了当时学者的知识面。

所谓“讲学风气之反动”,是指明人对先秦古藉、宋元刻本的重视。

如焦　的《国史经籍志》,范钦创建的“天一阁”,毛晋、毛扇父子经营的“汲古阁”等,为当时扭转空疏的读书风气起了关键作用。

至于“佛学反禅之反动”,则指晚明宏、德清、智旭等反对禅宗末流的参话头,背公案,掉弄机锋,而提倡净土宗,以极平实的地方立定,从事极严肃的实践工夫。

总之,这五种所谓的“反动”,也正是梁启超建构其“理学反动说”框架的主要内涵。

正是基于上述五种学术取向,梁启超将清代学术的发展进程分为:复宋之故,对于王学而得解放;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等四个阶段。

按照梁启超的这个四段划分,清代学术的发展程序应该是:首先是打倒王学而恢复宋学,其次是反程朱理学而恢复汉唐经学的活力,再次是推倒东汉的古文经学的权威而恢复西汉的今文经学传统,最后是摒弃一切传注式的传统经学而恢复百家争呜时代的先秦诸子学,这也就是梁启超将其概括为“以复古为解放”的诠释。

依照梁启超这一反动—解放的模式,清初学术是对王学的反动,清代乾嘉时期的考据学,便是汉学对宋学的反动,而晚清的今古文之争,则是今文经学对古文经学的反动,清未诸子学的复兴,又是诸子学对今文经学的反动。

换言之,清代三百年学术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遵循由反动到解放,即经由启蒙、全盛、蜕分、衰弱四个历程递相流转的学术演化史。

正如学者已经注意到的,此时的梁启超正倾注极大的热情研究佛学,而佛典所谓生、住、异、灭的流转也启迪了他藉此比附清代学术的发展。

如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明确指出: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

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弱期(灭)。

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

②然而细加考察,梁启超关于清代学术四段说却另有渊源。

那就是作于1904年的《近世之学术》一书中所提出顺康、雍乾嘉、道咸、光绪为清代学术发展的“四期说”。

就分期的性质而言,它当然比上述“四段说”模糊。

就学术而言,梁启超所作的评价也不高。

如果我们再加追究,更不难发现,梁启超的“理学反动说”,实由章太炎的“文字狱说”脱98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的历史考察①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2页。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胎而来。

论年辈,梁启超长于章太炎,但他研究清代学术史的起步,却在章太炎之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深受章太炎“文字狱说”的影响。

如他在《近世之学术》一书中屡引“余杭章氏谓”,又如《清代学术概论》中也同样注意到了清代学术的发展与政治高压的关系:“吾尝言当时经世学派之昌,由于诸大师之志存匡复。

诸大师始终不为清廷所用,固已大受猜忌。

其后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

然英拔之士,其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

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真所谓于世无争、与人无争,学者可以自藏焉。

”①这与章太炎的“文字狱说”如同一辙。

梁启超虽然吸取了章太炎的观点,但是他所崇尚的是西汉今文经学,而此时的章太炎已经是饮誉四海的古文经学大师。

不同的学术取向,最终导致了梁、章对清代学术评价的异趣。

如被章太炎推尊为清初硕儒的阎若璩,在梁氏看来是“粗枝大叶,瑕类很多”,而清初以批判宋儒图书易学而称名的胡渭则“破坏之功过于建设”,即便是他一生中最为敬慕并且推崇为人师的顾炎武也是“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②等等。

不过,作为20世纪的重要范式,梁启超的“理学反动说”仍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首先,就思想而言,梁氏扬弃了乃师康有为那种神秘的“公羊三世”进化史论,提出了较为客观的兴衰发展观念。

其次,就清代学术的诠释而言,它已由学术的政治性判断逐渐转向学术的价值性判断,无论广度与深度,较之“文字狱说”更为细化,显示其富有原创性与系统性。

也正因此,“理学反动说”并没有因梁氏的早逝而中断,后来在美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胡适便以它为继续研究的起点。

胡适一生对清代学术情有独钟,早年便自称有所谓的“考据癖”。

1921、1925、1928年胡适分别撰写了《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戴东原的哲学》与《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三篇关于清代学术的重要论文,③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对梁启超“理学反动说”的继承与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