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再认识：以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为中心
重读《从理学到朴学》
重读《从理学到朴学》作者：曹鑫来源：《读书》2013年第03期《从理学到朴学》是美国学者艾尔曼先生研究中国学术史和社会思想史的名著。
与传统著作的思想史研究理路不同，艾尔曼更注重哲学的框架，以中日学者研究成果为基础，把曾经促使十七、十八世纪江南学术共同体繁荣的内在观念史变化与外在社会政治机制结合到一起考察。
艾尔曼通过分析大量的中外研究资料，叙述了十八世纪前后的中国学术史。
同时，在分析考据学形成的理路时，使用了书信、札记等前人较少利用的材料，引起了后来学者的注意。
但是，艾尔曼在分析和运用史料的时候，也存在一些可供讨论之处。
兹以一九八五年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为底本，谨述如下：第11页：“清代文禁是政治性的，很少涉及思想学术领域。
”按：其实不然。
《四库禁毁书研究》一书指出，思想文化上的禁锢不能不影响到《四库全书》的编纂以及当时的学术思想。
任何时代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四库全书》的编纂和禁毁，都是严格按照最高统治者的意志进行的，既不是自由的学术活动，也不是文化长河自然演进的结晶。
乾隆禁书有严格标准，首先是禁毁那些在政治上反对清廷统治的图书；其次是禁毁那些在思想上拥护前明的图书，明末清初的史籍和诗文集是禁书重点；第三是禁毁那些在学术上离经叛道或不符合传统观念的图书，比如清代抚州生员刘震宇，著有《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一书，仅因其中指出朱熹注错误若干，并请贬关圣封号、祀典及更衣制度，乾隆闻讯，将其人即斩、其书板查明销毁。
而且在历朝历代的文禁中，除了政治性的学术倾向和道德性的文字描写之外，思想文化也是文禁的重点。
第12页：“在乾隆朝的官方文化中，朝廷的目标设想为考据学运动提供了支持。
政治和学术通过庞大的修书工程结合起来，这些工程表明，清廷的主张与当时学术思潮的主流基本上是一致的。
”按：虽然很多学者对《四库全书》的修纂宗旨都是汉学的主张，如张维屏《纪昀与乾嘉学术》云：“《四库全书总目》可说是一部富有尊汉抑宋色彩的学术思想专著”，但是，清廷纂修《四库全书》的初始设想并不是有意发展考据学以繁荣汉学，而是保存文献。
明清史专题明清史参考书目
明清史参考书目1、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
2、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5年。
5、戴逸《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8、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1989年。
10、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F129.48/511、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D691.9/612、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F812.948/313、粱方仲《明代粮长制度》。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956]。
F812.948/117、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F129.48/118、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
F729.49/119、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
F129.4/2 21、Elvin, Mark.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22、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
F327.2/126、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K820.9/34 28、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索介然、龚颖译。
中华书局，1997年。
B248.05/430、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
31、粱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B249/113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
B249.05/13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
C092/1/134、艾尔曼（Benjamin Elman）：《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从理学到朴学
从思想史到社会史——《从理学到朴学》读书笔记王元力51112905017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接下来就是清代朴学。
中国历史的发展一直伴随的着对于儒家经典的不断再阐释。
每一代学术史的发展历程，折射的是社会史的发展历程，同时影响着政治史进程的发展。
所谓理学，是指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思潮。
又称道学。
它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中期以后逐渐衰落，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各种不同学派；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即程朱理学。
而朴学，是指清代的传统学术研究从以求实切理为帜志，并崇尚朴实无华的治学风格。
朴学以汉儒经说为宗，从语言文字训诂入手，主要从事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注疏和诠释文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证地理沿革等等，少有理论的阐述及发挥，也不注重文采，因而被称作“朴学”或“考据学”，成为清代学术思想的主流学派。
从表面上看，从理性到朴学只是学术思想史的嬗变演进，然而作为历史学家的艾尔曼却敏锐地看到，从理性到朴学，学术史发展的背后折射出历史发展的两条暗脉，一条是，自19世纪以前，中国的社会权威及权利结构、儒家精英阶层的凝聚力业已开始土崩瓦解；另一条则是基于书院为基础的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以及儒家思想话语解读体系的重构。
前一条暗脉上承17世纪心学发展的学术潮流与明朝灭亡的历史巨变。
后一条暗脉下启清末经世思潮与变革思潮的发生。
从话语体系分析，传统的思想史研究过于重视观念和知识本身的连续性发展, 虽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的论断在西方史家来看有点武断, 犯了物质决定论的错误, 但是,抛开社会物质条件去空谈思想与学术似乎成了空洞之言。
我们既要避免曼海姆式的社会阶级定意识形态的过度决定论, 也不能因噎废食, 只在纯粹的观念层面探讨思想的变迁。
艾尔曼在《从理学到朴学》指出他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时候, 主张“语境化”，即把思想史研究同经济、政治、社会的背景相关联。
十八世纪是几几年十八世纪的学术与思想
十八世纪是几几年十八世纪的学术与思想据科林伍德(RobinCeorgeCollingwood)说，历史是历史学家在心灵中重温往事的一门学科。
可是说实在的，回忆并不太可靠，有时历史仿佛是一棵进入冬天的树，随着时光流逝，盛夏的绿叶渐渐地落去，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当人们试图追忆它的时候，总难以恢复它夏天的生动和茂盛，历史也是一样，时间越久，记忆的遗失就越多。
于是，有的被反复提起的事件就越发凸显，而有的被忽略的事件就仿佛根本没有存在过似的，历史就在这有意无意的强化和淡化的记忆中变了模样。
思想和学术的历史也一样，思想史家叙述过去的思索，学术史家记述过去的学问，依托的都是旧时的文献和前人的评价，常常想不起当年那些思索和学问曾经活生生存在过的环境，于是，他们笔下的思想史或学术史好像总是“悬浮”在白纸黑字之间，读者所看到的那些哲人或学者就好像汤碗里的死鱼而不是水中的活鱼，不明就里的读者睁大了眼睛恍然大悟：哇，鱼原来是和葱姜一道横躺在汤碗里的！当他们再度听到“鱼儿离不开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就会立即联想到鱼安然地卧在汤碗中的情景。
思想史和学术史著作常常教导我们，清代考据学曾经笼罩了十八世纪，在文字狱的大背景中它不仅充当了那一百年间学术史的主干，而且也是那一百年间思想史的主线。
自从龚自珍的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由一种夸大的感慨被升格成严肃的论断，我们的印象似乎都是这样的，好像清代的文化人都在书斋里皓首穷经，他们没有自由的浪漫的思想，但都很有学问，精通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从北京到安徽，从扬州到常州，人人都沉湎在书本知识中寻章摘句，真是“可怜文士舔故纸，堪叹书生蛀虫鱼”。
可是，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一书却告诉我们，清代“多数士大夫没有参与或推进考据学的发展”，真正从事考据的学者“人数不多，只占士大夫阶层的极小部分”(著者初版序，中译本，第2页)，他们主要生活在江南即如今的江苏、浙江和安徽，依靠官方、半官方及私人的资助，凭借书院的讲学、书信的切磋、部分著作的刊刻等等在学界传播他们的学术，赢得学者的认可和一定的名声，从而在一部分文化人中形成了后人看起来似乎弥漫整个十八世纪文化界的考据学风气。
历史趣谈清朝时期的学士之风为何不如明朝同期？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清朝时期的学士之风为何不如明朝同期？导语：清代中期的管同(1780-1831)曾指出明清风俗之异。
他说明代时大臣专权，而清朝即使是大学士和地方督抚也不过是奉命行事;明代时言官竞相言事，清代中期的管同(1780-1831)曾指出明清风俗之异。
他说明代时大臣专权，而清朝即使是大学士和地方督抚也不过是奉命行事;明代时言官竞相言事，而清朝的御史们都可有可无;明代时的读书人讲学结社的甚多，清朝则完全见不到这样的事例;明代的士大夫能够主持清议，清朝则在科举考试的时候就淘汰了那些胆敢议论时政的人。
管同总结说，明代的风俗是“官横而士骄”，清代虽无此弊端，然而士大夫只知道仰承上意，缄默畏葸，于是上行下效，在社会上养成一种不负责任的风气，这是不良政治的根源(《拟言风俗书》，《因寄轩文初集》卷四)。
管同身在清朝统治之下，用词婉转，对明清两代的风俗各有贬斥，但他的倾向是很明显的。
清末的刘师培就要激越得多，他说明代的读书人虽然“疏于考古”，但是“切于通今”，取得功名的人对于国家的典章制度、政治得失都烂熟于心，相比之下，清儒“廉耻道丧，清议荡然”，只求其是、不求致用，完全丧失了儒家士大夫的淑世情怀。
(《清儒得失论》)道光朝以下，像管同、刘师培这样批评清代士风的论调层出不穷，在政治道德主义的语境下，清代士风败坏似乎成为一种共识。
即便今日跳出王朝本位的史观，研究者也都承认，从晚明到清代前中期，社会风气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而士大夫政治定位的不同，则是这个转变的重要表征。
至于转变的推力，自然首在清代前期严酷的文化高压政策，但是像禁书与文字狱运动这样的文化管控行为，究竟如何作用于一般读书人的思想世界，并进而引起士林风气的转变，在以往的历史生活常识分享。
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习入门的参考书目
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习入门的参考书目今天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网站上找着的，希望对于有益于想查找资料的吧友。
我准备有时间看看这里的推荐书目。
（也不知道国内北大是不是清史领域的NO.ONE,书目的入门参考价值还是有的。
）明清史研习入门课程号：02132400课程名称：明清史研习入门周学时：2 学分：2先修课程：中国通史（古代史）基本目的本课讲授明清史的基本线索、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七个专题，使高年级学生学生阅读部分基础文献，进行科研基本训练，激发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由基础课学习向断代史研习转变，提高分析能力，为撰写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打下基础。
二、内容提要及学时分配（共32学时）第1－2周：一、研习明清史初步1、认真阅读明清史名著，掌握明清史的基本框架――精读孟森《明清史讲义》等。
2、阅读明清史的主干文献，熟悉基本史料――《明史》、《明史记事本末》，《清史稿》、《圣武记》等。
3、学习作专题研究的学术史，关注中外学术前沿动态。
4、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第3－4周：二、明清史的基本线索1、政治与政治制度2、赋役制度与商品货币经济3、社会动荡与转型4、“心学”、理学与汉学、宋学5、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巩固6、“封贡”外交体制与中西文化交融实践活动：任选《明史》或《清史稿》中的一篇“本纪”，与相应一朝的《明实录》或《清实录》对照，编写一份某帝王简表。
第5－6周：三、如何利用明清史研究的工具书1、纸本工具书的种类。
2、纸本工具书的利用。
3、网络信息的查找。
实践活动：选择一部自己家乡所在县（或府）明清时期的一部方志，概述该方志的主要内容和纂修特点。
第7－9周（8周运动会）：四、明清制度史研习什么是制度？内容包括政治制度（中央至地方机构、军事、法律）、经济制度（包括赋役、水利、钱法、商税、海关等），以及民族、宗教、边疆、宫廷、外交等。
制度研究的基本文献，以具体制度说研究方法。
实践活动：任选《大明会典》（万历）或《大清会典》（乾隆）中之一种，与《明史·职官志》或《清史稿·职官志》的一部分对比，条陈其异同。
中国哲学史泛读书目
陈少明：《〈齐物论〉及其影响》、《等待刺猬》
附：外国学者中译著作
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
史华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
列
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三松堂学术文集》、《贞元六书》（主要为《新理学》）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
汤用彤：《汤用彤学术文集》（主要为《魏晋玄学论稿》）、《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两卷本）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国学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卷本）、《朱子新学案》
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庞朴：《良莠集》、《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
余英时：《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诠释》、《论戴震与章学诚》、《士与中国文化》、《钱穆与中国文化》、《现代儒学论》、《朱熹的历史世界》（上下篇）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两卷本）、《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
何怀宏：《良心论》
杨国荣：《心学之思》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的和谐》
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争论》
王凡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
陈立胜：《王阳明“万物一体”——从“身—体”的立场看》
杜维明：《儒家思想新论》、《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论儒学的宗教性》
成中英：《中西哲学的会通》
林毓生：《中国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黄俊杰：《孟学思想史论》（三卷本，已出二卷）、《东亚儒学的新视野》
刘小枫：《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第四编
中国哲学研究书目
1、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鲍世斌：《明代王学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
3、蔡仁厚：《王阳明哲学》，台湾三民书局，1974年版。
4、蔡仁厚：《孔孟荀哲学》，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
5、蔡尚思：《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蔡尚思：《中国礼教思想史》，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版。
7、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陈来：《有无之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陈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0、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11、陈鼓应、辛冠杰、葛荣晋：《明清实学思潮史》，齐鲁书社，1989年版。
12、陈荣捷：《朱子门人》，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
13、陈荣捷：《朱子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
14、陈荣捷：《朱子新探索》，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
15、岛田虔次：《朱子学与阳明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16、范寿康：《朱子及其哲学》，中华书局，1983年版。
17、方克立：《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8、冯友兰：《贞元六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
20、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1、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985年版。
22、东方朔：《刘宗周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3、东方朔：《刘蕺山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4、董平：《浙江思想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25、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台湾黎明文化公司，1985年版。
26、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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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講：清代學術史與思想史的再認識：以艾爾曼《從理學到朴學》為中心
引言：清代学术和思想研究的问题在哪里？
一、清代学术史的学术史
一百年來，关于清代思想和学术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些典范。
（一）1904年，章太炎《訄书．清儒》（重订本）。
（二）1904年，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近世之学术》一节。
（三）1907年，皮锡瑞《经学历史》。
（四）1907年，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
近一百年里面，最重要的典范性著作：（一）中国：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21）、《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1926）、钱穆《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二）日本：狩野直喜《支那哲学史》、《清朝的制度与文学》（均为1920年代的京都大学讲义）、森木竹成《清朝儒学史概说》（东京，文求堂，1930）。
两种典范：
（一）“外缘影响”论————从社会背景来讨论清代学术的缘起。
（二）“每转益进”论————从内在的资源、转化和启迪方面讨论清代学术起源。
————以欧洲文艺复兴作背景的历史脉络，使关于清代思想和学术史研究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
二、艾尔曼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
艾尔曼的三部著作：
《从理学到朴学》。
《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
《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第一，他相当注意从经学内部的分歧中，看到思想史的变化、差异和冲突。
第二，他相当注意科举制度和文化人的身份、角色，在思想史上的意味。
第三，他在清代思想史研究上，非常注意家族、地域、通信以及政治事件对思想与文化的作用。
——这就是“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结合，它和侯外庐的社会史與思想史，相差很大。
三、对于艾尔曼的批评：以《从理学到朴学》为例
第一个问题，考据学是江南共同体吗？
【A】北京
乾隆十九年（1754）——北京，进士考试（甲戌科），秦蕙田主持，成为进士者有朱筠、王鸣盛、王【永＋日】、钱大昕、翟灏、纪昀，《纪晓岚文集》卷十六《前刑部左侍郎松园李公墓志铭》“此科最号得人……，皆称汲古之彦”。
乾隆二十年（1755）——北京，戴震入京。
【B】扬州
乾隆二十年间（1756-1765）——扬州。
卢见曾幕：惠栋、王昶、沈大成（1700-1771）、朱福孙、戴震、朱筠、江声、余萧客。
【C】安徽
乾隆三十年代，朱筠、朱珪兄弟为中心，“太平使院”，章学诚《与族孙汝南论学书》：“近从朱先生游，亦言甚恶轻隽后生【】腹空谈义理，故凡所指授，皆欲学者先求徵实，后议扩充，所谓不能信古，安能疑经”。
先后有戴震、邵晋涵、颜九苞、洪亮吉、章学诚、王念孙、汪中。
【D】北京
乾隆三十八年（1773），北京开四库全书馆，成为学术的中心，有戴震、翁方纲、邵晋涵、周永年、余集等等。
第二个问题是，艾尔曼对清代考据学的评价，是根据历史的叙述还是来自后设的追认？
断定清代考据学使得中国传统学术与思想出现了崩溃：
“对帝国正统学术的批判，早在十八世纪已达到高潮，传统儒学经典一度拥有的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在那时即受到知识阶层日益尖锐的挑战”(初版序，1页)。
那个时代的学者“在学术上反对迷信权威，追求更高层次的一致性……他们认为，只要正确研究并恢复古代经典的纯洁语言，就会建立这种永恒秩序”(5页)。
还原古典和批评考辩，就像欧洲文艺复兴“能唤起一种批评意识，向过去至高无上的经典权威挑战”。
“考证是义理的最终裁定者”(21页)。
问题：（1）学术上的这些变化，真的一定可以引起思想、文化甚至社会的变化，让人们看到“新时代即将来临的序曲”吗？（2）表面上和欧洲古典学一样的清代考据学，真的能像反抗中世纪神学那样，发掘除古代的资源来反抗另一宗教神学，让清帝国走出中世纪吗？（3）如果清代考据学只是“江南”的“一批”捍卫古代经典的文人学者的共同体，他们能够形成整个中国的文艺复兴吗？
第三个问题，如何超越文献透视历史？
“把文献当历史”的问题。
三种不同的话语：（一）公开的政治语言：翁方纲：“博综马郑，勿畔程朱”；段玉裁《致陈寿祺》“专订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
（二）学术圈子里使用的“学术话语”，它是以知识的准确和渊博为标准，在专业领域赢得声誉。
（三）在家庭、朋友之间使用的“私人话语”，王鹄亭：“清人入主中国，阴察学术宗主之所在与夫当时趋向之众寡，于是从众而力主之。
升享朱子于十哲之列，而号于天下曰：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学也，遂天下洽然悦服者有之，缘饰希世者有之……其所以动遵朱子者非他也，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天下之士大夫率被其愚胁，区区自泥于仪文节目之中而莫之能觉也”。
结语：作为思想史资源的学术史
“学术”与“思想”的分野。
在清代学术史或思想史研究中，始终有这样的误解，即把学术史与思想史不那么合适地“对接”，把事后的思想资源当成了当时的思想活动。
第一，不要把可以引申、解释和发挥的“学术资源”（如清代考据学）和直接能够作用于社会政治和生活的“思想观念”（走出中世纪）画等号。
第二，学术资源（清代考据学）有它的资源意义。
第三，资源要等待历史环境的刺激，才有可能再度进行“现代的解释”，从而真正影响社会，改变时代。
【参考文献】
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从理学到朴学》，赵刚中译本，江苏
人民出版社，1995。
（參看：葛兆光《十八世纪的学术与思想》，《读书》1996年第6期，
后收入《域外中国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及
艾尔曼《再说考据学》，《读书》1997年2期）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原出版于1926年，现收入《梁启超
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原出版于1937年，中华书局重印
本,1986。
森木竹城《清朝儒学史概说》，文书堂，东京，1930。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齐鲁书社，1985年以后。
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载《历史与思想》，联经出版事
业公司，1976,1981。
余英时《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载《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
释》，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
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
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中译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张维屏《纪昀与乾嘉学术》，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98.
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山井涌《明清思想史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
近藤光男《清朝考据学の研究》，研文出版，1987。
滨口富士雄《清代考据学の思想史研究》，国书刊行会，1994。
木下铁矢《清代考据学とその时代——清代の思想》，创文社，1996。
冈本さぇ《清代禁书の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