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澳门总口研究 》学术史回顾
中国清代外销画研究回顾与展望

外销画,画师们称之为“洋画”,外国购买者统称为“中国画”,20世纪中期西方艺术史研究者则称其为“中国外销画”(Chinese export paintings )或“中国贸易画”(China trade paintings )。
它的含义已基本成为学界共识,即指18世纪至20世纪初,在中国广州等地绘制,专门售给外国商人和游人等的画作。
其他藏于国外,但不专以外销为目的各类中国画,不属于外销画的范畴。
这些画数量庞大,绝大多数藏于国外,收藏机构遍及世界六大洲。
a 中国除香港、澳门外,罕有见存。
近些年,广州等地的一些文博机构也开始注意外销画的收藏。
外销画的题材极其广泛,几乎涵盖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社会生活、民俗与自然生物等方方面面。
它的画种有:油画、纸本水彩画、纸本水粉画、通草纸水彩画、通草纸水粉画、纸本线描画、反绘玻璃画、象牙细密画、壁纸画。
其绘制方法,除部分油画外,基本上是结合中国传统绘画技法与西方透视画技绘制。
总体而言,这些画的写实性很高,是颇富价值的图像史料。
b*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海外藏珍稀中国民俗文献与文物资料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16ZDA16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雅新,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助理教授(广东 深圳,518060)。
a 仅罗莎莉·波尔所知的公开收藏机构便有123家,分布于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北美,见Rosalien van der Poel, Made for Trade-Made in China, Chinese export paintings in Dutch collection: art and commodity , 2016, pp.275-279。
又据《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 )记载,外销画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就常规性地出口到南美洲,见李世庄《中国外销画:1750s —1880s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3页。
简论《澳门记略》及其作者

作者: 赵春晨
出版物刊名: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页码: 42-47页
主题词: 庞尚鹏;西方殖民者;野获编;广东通志;香山县;印光任;中外关系史;郭棐;沈德符;张汝霖
摘要:<正> 澳门是我国最早遭受西方殖民主义侵占的领土,也是在中外关系史上曾经占据重要地位的一个城市。
但是关于澳门历史的文献资料,在中文古籍里保留的并不算多。
这大概是由于澳门一地的兴盛发展,时在西方殖民者占居之后,而中国人自己对它反觉陌生的缘故。
然而澳门毕竟是中国土地的一部分,它的兴衰去留是不会不被国人所关注的。
从明代起,中国若干官、私著作里即有关于澳门的记述,例如万历年间郭棐纂修《广东通志》的《澳门》条、沈德符著《万历野获编》的《香山澳》条以及庞尚鹏、郭尚宾诸人的有关奏稿等。
到了清代,有关的记载和专论在一些政书、方志、笔记里更显增多,。
澳门美术研究综述

澳门美术研究综述作者:王霞霞来源:《书画世界》2019年第07期内容提要:笔者通过对“澳门美术”相关关键词进行搜索,并到澳门本地公共图书馆进行馆藏书籍查询,对澳门美术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归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对比分析。
从钱纳利、高剑父到缪鹏飞,一批美术家对澳门美术发展做出了贡献。
国内学者通过对澳门美术起源、美术家流寓到创作风格交融的研究,展示了澳门美术作为中西方文化艺术传播重要渠道的独特魅力。
同时,在对比分析中,笔者发现研究的差异性,一并提出并希望得到专家学者的准确考证。
关键词:澳门美术;研究综述;钱纳利;高剑父一、澳门美术的研究历史背景从16世纪中叶开始,中西文化在澳门交汇,历经400多年的碰撞、过渡、融合而形成的澳门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为主体、中葡文化交汇、多元共存的文化,是东西方文明的结晶、历史的见证。
葡萄牙人进入澳门,带来了文艺复兴后的欧洲美术。
伴随《圣经》的印刷和普及,西画以最易于流行的方式渗透到最基层的民众之中。
大众传媒的图像文本与独具风格特征的创作教学活动,分别从两方面带动了中国近代美术的变革,不仅奠定了澳门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的地位,而且奠定了澳门主流美术形态发展的基础,如版画、油画、水彩与速写。
1757年,清政府关闭全国对外通商口岸,只允许广州对外贸易。
许多外国商旅渐渐集结于澳门、广州地区。
当时有一批西方画家经澳门进入内地,其间创作了较多素描、水彩和油画作品,大多是以澳门、珠江三角洲和中国沿岸的地方风貌为题材,带有纪游性质。
他们的画作被制成各类版画广泛印行,成为西方人了解东方风物的视觉媒介。
抗日战争期间,广东及香港先后沦陷,一批岭南美术家避居澳门,澳门的文艺气氛顿然浓厚起来。
岭南画派画家的美术活动和富有时代气息、思想性、战斗性的创作不仅繁荣了澳门画坛,使澳门成了他们进行抗战美术创作、中国画创新与展示的基地和大本营,也使澳门成为中国“新国画”的重镇,成为岭南画派强盛、人才脱颖而出的一方沃土。
《历史研究》学术规范

《历史研究》学术规范《历史研究》关于⽂献引证标注⽅式的规定《历史研究》关于⽂献引证标注⽅式的规定为了便于学术交流和推进本刊编辑⼯作的规范化,在研究和借鉴其他学术期刊有关规定的基础上,我们对⽂献引证标注⽅式进⾏了修订,并将从2002年第1期开始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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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图书引证内容及顺序为:①责任者与责任⽅式;②书名;③卷册;④出版者与出版时间;⑤版本;⑥页码。
(⼀)责任者与责任⽅式1、责任者可能是个⼈,也可能是团体、组织、机构。
责任者⽆法确定时,⽤“佚名”表⽰。
2、责任⽅式有多种,如果是撰著,在姓名之后加冒号表⽰;如果是“编”、“主编”、“编著”、“整理”“校注”等其他责任形式,直接跟书名,不空格,不加冒号。
如:朱汉国:《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研究》,⼭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3、两个或三个责任⽅式相同的责任者,⽤顿号隔开;有三个以上时,只取第⼀责任者,其后加“等”字,如:徐寿凯、施培毅校点《吴汝纶尺牍》,黄⼭书社,1990年。
许毅等:《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
4、责任⽅式不同的责任者,⽤逗号分开;译著的翻译者及古籍的点校者、整理者等可放在书名之后。
如:严修⾃订,⾼凌雯补《严修先⽣年谱》,齐鲁书社,1990年。
A . 施阿兰:《使华记(1893---1897)》,袁传璋、郑永慧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
欧阳兆熊、⾦安清:《⽔窗春呓》,谢兴尧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
(⼆)书名1、书名的副标题应⼀并标注;如书名较长,再次引证时,可⽤简称,但须在⾸次标注时注明。
2、书名中原有的补充说明等⽂字,应放在书名号内,如: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民出版社,1983年。
徐⿍新、钱⼩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三)出版者和出版时间1、⾮公元纪年的出版时间应照录,但1949年以后不⽤民国纪年。
澳门论文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对管理澳门的影响摘要: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是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后,随着中外关系形势逆转,清政府的无能,即使在中法战争中打了胜仗也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因此中国逐渐处于不利地位。
为此,葡萄牙人企图破坏中国对澳门的管辖权,改变其在澳门的地位,甚至想从居留者变成统治者,开始实施侵略方针,最终于在列强的威逼利诱下,清政府授权奕勖、孙毓汶于1887年12月1日,中葡签署”和好通商条约》条约。
”和好通商条约》对澳门在经济政治上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澳门;和好通商条约;管理;前景1.澳门的历史背景及葡萄牙开始进入澳门的历史背景1279年,元朝灭南宋,在此战乱期间,南宋张世杰率领宋军及民兵五十万人,船舶二千多艘,簇拥幼主端宗赵罡,几番周折,来到路环、氹仔一带海面,遇狂风吹袭,御船翻沉,帝罡得病一卧不起,损失惨重,只好上岸栖居。
及后元兵追至,宋军依仗澳门妈阁山及路环高地,水兵列阵十字门,同元军作生死大战,击退元军。
自此以后,澳门始稍有人烟,但由于地方小,耕地缺,物产少,立足生活繁衍后代并不容易。
直至十六世纪中叶,即明世宗嘉靖年间,澳门仍是荒凉一片。
人烟稀薄,只有舟船寄泊。
15世纪末16世纪初,欧亚直通航线的开辟,开始了东西方文化与贸易的新时代。
葡萄牙开始了一系列的殖民扩张。
葡萄牙在占领印度果阿之前就已经关注中国。
葡萄牙于1513年开始陆续对华航行贸易,并获得巨大利润,中葡关系开始发展,然而,葡人开始无视中国法律和风俗习惯,在屯门擅自修建要塞,架起火炮,还下令在附近的一个小岛上竖起绞刑架,将一名水手吊死在那里。
他们甚至掠劫旅客和他国商船,绑架和拐买了许多儿童。
他们的种种暴行,破坏了已经建立起来的中葡关系。
1521年,中葡爆发屯门之战,中方战胜,葡萄牙被驱逐出屯门,但葡萄牙并不甘心失败,重新集结舰队再次对中作战,大败,被迫逃回马六甲。
明朝政府驱逐葡萄牙人后,遂宣布重新实行海禁,不准各国商船前来贸易。
《清史论丛》总目(第一辑至2010年号)

《清史论丛》总目(第一辑至2010年号)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史室第一辑编者:《努力加强清史研究工作》吴量恺:《清代乾隆时期农业经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刘永成:《清代前期佃农抗租斗争的新发展》刘子扬、朱金甫、李鹏年:《故宫明清档案概论》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以“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到“摊丁入亩”》孙毓棠、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袁森坡:《试论清代前期的多伦会盟》金成基:《清入关前八旗土地制度试探——兼论后金(清)社会性质》周远廉:《关于16世纪40-80年代初建州女真和早期满族的社会性质问题》杨向奎:《清代的今文经学》第二辑韦庆远、吴奇衍、鲁素:《清代奴婢制度》刘永成:《清代前期的农业租佃关系》韩恒煜:《略论清代前期的佃仆制》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兼论农民军的联明抗清》冯佐哲:《嘉庆年间五省白莲教大起义》许曾重、林易:《刘之协在川楚陕农民大起义中作用的考察》张捷夫:《论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孟森遗稿:《关于刘爱塔事迹的研究》附商鸿逵:《赘言》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论》李格:《关于多尔衮拥立福临问题的考察》商鸿逵:《清“孝庄文皇后”小记》(清史札记一则)王钟翰:《沈阳锡伯族家庙碑浅释》袁森坡:《清代口外行宫的由来与承德避暑山庄的发展过程》张崟:《计六奇与〈明季南北略〉》谢国桢:《清代卓越的史学家全祖望》《编后记》第三辑郭松义:《论“摊丁入地”》吴量恺:《论鸦片战争前清代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主要原因》王鈺欣:《明清两代江西景德镇的官窑生产与陶政》林永匡:《清代的茶马贸易》李格:《多尔衮与清朝统治的建立》吴伯娅:《试论清初逃人法的社会影响》周远廉:《关于八旗制度的几个问题》李新达:《入关前的八旗兵数问题》许曾重:《论论评价王聪儿的几个问题》张捷夫:《清代土司制度》袁森坡:《喀尔喀蒙古南迁的过程与原因辨析》鞠德源:《请代题奏文书制度》关嘉禄、张锦堂、王桂良:《乾隆四十年库页岛满文文件翻译订正》任道斌:《关于方以智的晚年活动——美国余英时教授〈方以智晚节考〉、〈新证〉、〈新考〉读后》何龄修:《关于柳敬亭的生年及其他——与陈汝衡先生商榷》读史札记:史志宏:《山西省地丁合一完成的年代》李尚英、王政尧:《北京杨起隆起义简论》第四辑王方中:《清代前期的盐法、盐商和盐业生产》薛宗正:《清代前期的盐商》韦庆远、鲁素:《清代前期的商办矿业和资本主义萌芽》郭松义:《清代国内的海运贸易》许曾重:《清世宗胤禛结构继承皇位问题新探》冯佐哲、杨乃济:《有关珅出身、旗籍问题的考察》王思治:《宗族制度浅论》袁森坡:《康熙的北部边防政策与措施》郭成康、刘建新、刘景宪:《清入关前满洲八旗的固山额真》李新达:《关于满洲旗制和汉军旗制的始建时间问题》周远廉:《努尔哈赤与明朝政府的关系——〈满文老档〉研究之二》蔡家艺:《十八世纪中叶准噶尔同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略述》陈祖武:《顾炎武与清代学风》任道斌:《方以智简论》第五辑何龄修:《掉念谢国桢先生》黄冕堂:《略论清代农业雇工的性质与农业资本主义的萌芽》周远廉、谢肇华:《清代前期的实物分租制》[美]李中清:《明清时期中国西南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郭松义:《清代的人口增长和人口流迁》薛瑞录:《清代养廉银制度简论》许曾重:《曾静反清案和清世宗胤禛统治全国的大政方针》季士家:《浅论清军机处与极权政治》杨乃济、冯佐哲:《雍正帝的祥瑞观与天人感应说辨析》李新达:《洪承畴述评》赫治清:《论天地会的起源》张捷夫:《关于雍正帝西南改土归流的几个问题》《编后记》第六辑郭松义、何龄修:《掉念商鸿逵师》商鸿逵遗稿:《述孟森先生》吴奇衍:《清代前期牙行制试述》戎笙:《明清租佃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周力农:《清代台湾的“胎借银”》黄乘矩:《关于雍正年间养廉银制度的若干问题——与日本学者佐伯富博士商榷》杨珍:《关于康熙朝储位之争及雍正继位的几个问题》任道斌:《清代嘉兴地区胥吏衙蠹在经济方面的罪恶活动》张玉兴:《范文程归清考辨》薛瑞录;《清初赣西棚民起义领袖朱益吾的籍贯和反清活动》陈汝衡:《试论柳敬亭的生年问题》李新达:《关于孙可望降清问题》李格:《许定国事迹研究》王永谦:《靳辅治河述论》何冠彪:《书全祖望“答诸生问〈思复堂集〉帖”后》陈祖武:《从清初的反理学思潮看乾嘉学派的形成》陈祖武:《王船山〈双鹤瑞舞赋〉为尚善而作说辨》杨向奎;《论费密》第七辑戎笙:《清代社会各阶级处理主佃矛盾的对策》冯尔康:《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中叶江南商品经济中的几个问题》周力农:《清代台湾的土地制度长租佃关系》郭松义:《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杜家骥:《对清代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某些考察》李新达:《关于洪承畴降清问题》李格:《山海关之战前夕吴三桂与农民军的关系》韩恒煜韩恒煜:《陈名夏“南党”案述略》黄乘矩:《论雍正年间的吏治》赵云田:《哲布尊丹巴和清朝对喀尔喀蒙古的统治》许淑明:《清代前期的中俄贸易(1689-1840)》(香港大学)何冠彪:《浙东学派问题平议——兼辩正黄宗羲与邵廷采之学术渊源》陈祖武:《吕留良散论》樊克政:《关于龚自珍生平事迹中的几个问题》第八辑何龄修:《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试论孟森的清史研究成就,为纪念他的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罗仲辉:《孟森先生〈明清史讲义〉的编撰特点》戎笙:《萧一山和他的清史研究——纪念他逝世十周年》戎笙:《孟森小传》戎笙:《萧一山小传》郭松义:《清初的更名田》韦庆远:《论清代的典当业与官僚资本》袁森坡:《试论康雍乾时期北疆的官营牧场》郭松义、李新达:《清代蠲免政策中有关减免佃户地租的规定的探讨》李格:《清初关于夺取江南地区的战略决策及其变化》韩恒煜:《关于李漱芳获遣的几个问题》孙海泉:《清初吕梁山区农民抗清斗争》郑秦:《清代州县审判试析》朱勇:《清代族规初探》岑大利:《努尔哈赤家族与女真各部及漠南蒙古的联姻》许曾重:《太后下嫁说新探》郝镇华:《斯帕法里〈出使清帝国报告〉辨析》陈祖武:《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研究的贡献》1992年(九)刘秀生:《清代国内商业交通考略》彭雨新:《清王朝偏宠满旗的一贯政策及其消极后果》陈柯云:《明清徽州的族山》杨余练:《论清代东北经济发展的特点》陈金陵:《简论清代皇权与侍卫》谢中凡:《清初闽粤藩王大吏的构成及其统治特点》苏钦:《清律中旗人“犯罪免发遣”考释》姚念慈:《论满族八旗制国家的建立》杨珍:《允禵储君地位问题研究》吴伯娅:《关于康熙平定三藩的几个问题》杨启樵:《康熙遗诏与雍正篡位》季士家:《蔡牵述论》薛瑞录:《关于尚之信叛清的几个问题》黄谷:《康熙朝中荷官方交往》陈祖武:《徐世昌与〈清儒学案〉》秦国经:《我国各地所藏明清档案概述》《编后记》1993年(十)顾诚:《顺治十一年——明清相争关键的一年》张玉兴:《明末清初“九义士”述论》何龄修:《杨鵾空敕案——清初江南又一起复明运动》韦祖辉:《和尚和“隆武入粤”——对朱纪敦同志〈晚明两大迷案〉之质疑》吴伯娅:《傅弘烈与尚之信——兼论康熙的平藩策略》杨启樵:《雍正文、允禵武最佳两搭档两昆仲——康熙在接班人安排中有这样企图吗?》高虹、徐彻:《〈热河密札〉与“辛酉政变”》喻松青:《清代〈观音济度本愿真经〉研究——一部假借观音宣传民间秘密宗教教义的经卷》胡珠生:《洪门会书的综合研究》赫治清:《再论天地会起源》罗炤:《天地会的两个源头》常建华:《清代啯嚕新研》郑秦:《论清代的秋审制度》冯佐哲:《略论清代中日文献典籍交流》杨大业:《清代北京牛街志书〈冈志〉研究》陈祖武:《孔子仁学与阮元〈论语论仁论〉》《编后记》1994年庆祝杨向奎先生八五华诞专辑(十一)李尚英:《杨向奎先生学术研究及其著作编年》黄冕堂:《清代粮食价格问题探轨》李华:《清代河南商品经济与商人——清代地方商人研究之十一》郭松义:《清前期内河航船考略》刘永成:《明清时期永佃制的发展及其演变》官美堞:《清代山东黄县的发展》陈支平:《福建省“摊丁入地”时间补订》朱金甫:《清代胥吏制度论略》王戎笙:《顺治遗诏与清初权力斗争》杨大业:《明清回族进士考略(续)》罗炤:《试论天地会初期的性质——兼与戴逸、秦宝琦先生商榷》马里千:《李长祥遗事钩沉》吴伯娅:《孔四贞研究》杨珍:《康熙朝隆科多事迹初探》冯佐哲:《康熙、乾隆二帝与传教士关系比评》薛瑞录;《太平天国贞得王考——兼谈天德王死后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高虹、徐彻:《论慈禧新政》董守义:《奕訢首倡“自强”和“振兴中国”》冒怀辛:《论方以智的〈物理小识〉》陈祖武:《孙奇逢与〈理学宗传〉》何龄修:《明清的隔壁戏》《编后记》1995年(十二)张研:《明清寺观田产》许檀:《明清时期山东集市的发展——兼论农村集市的功能和作用》杜家骥:《清前期茶法论述》陈柯云:《雍正五年开豁世仆谕旨在徽州的实施——以〈乾隆三十年休宁汪、胡互控案〉为中心》杨海英;《明末宗室瑞昌王考》秦晖:《关于贺珍与清初陕南抗清运动的若干问题——与童恩翼同志商榷》韦祖辉::《明末社会变动和明遗民东渡日本》冯尔康:《清初吉林满族社会与移民》定宜庄:《内务府完颜世家考》李尚英:《乾嘉时期几个秘密教门的再探讨》吴伯娅:《乾隆朝大教案与中西交涉》王戎笙:《清初科场案研究》杨大业:《明清回族进士考略》(续二)陈祖武:《钱宾四先生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札记》徐彻:《论光绪之死》高虹:《则天女皇与慈禧太后》《编后记》1996年(十三)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的房屋买卖——根据契约文书进行的考察》江太新:《清前期的垦荒政策考察》许檀:《明清时期山东的城镇与城镇人口》高虹:《清代沈阳城发展的原因及其历史作用》徐明德:《论清代乍浦国际贸易港的发展与繁荣》姚念慈:《多尔衮与皇权政治》杨珍:《索额图研究》吴伯娅:《尹继善与袁枚》晏子友:《清朝世决世职制度》杨向奎、吴锐:《论曹雪芹与〈红楼梦〉的作者》吴锐:《仪征刘氏春秋学研究》汪学群:《试论顾炎武的经学思想》《编后记》1999年(十四)高翔:《五十年来的清史研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万明:《清朝前期对澳门的治理》陈生玺:《史学大师郑天挺先生的宏文卓识——纪念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曹贵林:《为教学与科研奋进的一生——郑天挺教授生平述说录》杨珍:《盛世初叶(1683-1712)的皇权政治——对明珠晚年的个案分析》宋军:《嘉庆“癸酉之变”后京畿地区流言浅析》李世愉:《清代两次大规模增广学额之比较研究》吴伯娅:《从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看耶酥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何龄修:《清初京师吸烟风等几个问题》郭松义:《清代的寡妇转房》汪学群:《王夫之易学中的经世思想》《后记》2000年(十五)高翔:《纪念杨向奎先生》何龄修:《风范长存——掉念杨向奎先生》陈祖武:《杨向奎先生与〈清儒学案新编〉》蔡家艺:《清代蒙古族的封建等级》李治亭、黄松筠:《论康乾盛世“大一统”与西北地区的统一》刘凤云:《试论康熙中期官僚集团的党争》王思治:《清承明制说内阁》陈连营:《关于清中期的吏治腐败问题》元廷植:《清中期福建的族正制》杨海英:《清初“故国之思”现象解读》王跃生:《清中期的分爨分产与立嗣继产的方式与冲突》丘涛:《张骞的盐业改革思想和实践》秦国经:《清代的奏折》李世愉:《科举制度与清代文化》汪学群:《王夫之易学中的人性论》林存阳:《清安溪李氏三礼学》张玉兴:《诗是山西老将雄——略论陈廷敬诗作之历史地位》常建华:《清代的文昌诞节——兼论明代文昌信仰的发展》2001年(十六)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的茔地与祭田——根据碑刻进行的考察》定宜庄:《家族组织与八旗制度之间——清代盛京内务府户口册与旗人家谱的对比研究》陈宝良:《清代的无赖层与地方社会》汤熙勇:《清代中国救助朝鲜难船的方法:以闽台地区为中心》杨海英:《清初朝鲜通事考——以古尔马浑(郑命寿)为中心》高翔:《谢济世散论》汤开建:《顺治时期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吴伯娅:《蒋友仁与中西文化交流》恽丽梅:《康熙帝公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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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十三行研究评析

20世纪以来十三行研究评析冷东• 2012-11-23 15:36:32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3期十三行是清代中期外贸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乾隆二十二年(1757)停止其他海关与西方国家的外贸职能,通过粤海关建立“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广州制度,十三行成为清代中期与西方国家贸易的贸易体系,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退出历史舞台。
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逐步展开对十三行的学术研究,现将百余年的曲折发展简要评析如下。
一、1900—1949年:奠基阶段早在清代中期就保留了十三行的中外文献资料。
道光十五年(1835)梁廷柟所编《粤海关志》中《行商》卷,是国内最早记载十三行的资料,在清代南海、番禺、新会等县志书中也略有行商的记载。
西方资料如杜宁《番鬼在中国1836—1837》(Downing,C. Toogood,“The Fan—Qui in China in 1836—1837”,1838)、《广州的中国人或旅居天国的美国人》(Tiffany Osmond Jr,“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s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Boston and Cambridge, James Monroe and Co.1849),还有在十三行商馆区基督教传教士出版的《中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中国丛报》等,都是有关十三行的早期外文资料。
十三行的学术研究是从20世纪初期开始的,最早的研究成果出自国外。
1902年法国学者高第发表《广州之行商》(法文《通报》第3期,1902年)。
20世纪初期最有影响的成果是马士所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英文版,作者在中国海关长期担任税务司,书中详尽记载了1635—1834年期间英国对华贸易,早期中西贸易、清代前期海关行政以及十三行的历史。
其后日本学者田中萃一郎《广东外国贸易独占制度》(《庆应义塾学报》1912年)及《十三行》(《三田学会杂志》1918年4月),根岸佶《广东十三洋行》(《支那》21-5,1931年),松本忠雄《广东的行商及夷馆》(《支那》1932、1933年),格林比《清代广东十三行行商伍浩官轶事》(《亚细亚杂志》1925年10月号)等,都是国外早期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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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一、选题意义 澳门作为贸易港口,明代在此地设置有市舶司,管理澳门口岸的朝贡和市舶贸易。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是澳门市舶司的管理是“为率良周”,较为完备的。澳门贸易不断发展,形成了澳门贸易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澳门港口的地位也随之变得非常重要,成为16后期和17世纪的国际贸易中心和中转港。1清初,清政府继承了明朝的对澳政策,澳门成为清王朝的唯一对外贸易口岸。鉴于澳门港口的重要地位,清政府在决定开海贸易、设置粤海关的时候,在澳门专门设置了澳门总口和海关监督的关部行台,并派遣旗员防御一员专门管理澳门口岸的贸易,由此正式形成了清政府对澳门口岸的贸易管理机构。 澳门总口是粤海关体系下的一个支口,由于澳门夷人聚集,澳门总口具有特殊地位。因此,对澳门总口进行研究也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第一、“澳门海外贸易是由外国商人租用中国的一个半岛而经营的,中国政府对澳门行驶主权,同时澳门葡人则实行广泛自治。”2这种管理模式决定着澳门总口的设置和运作得受到清政府和澳葡两方面的影响,因此对澳门总口的研究对全面认识中葡关系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第二、澳门口岸允许中国船只、澳葡船只、小吕宋船只以及港
1 黄启臣、邓开颂《明代澳门对外贸易的发展》,载于《文化杂志》1987年中文版第2期
2 张廷茂《明清时期澳门海上贸易史》,“导论”部分,第29页,澳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脚船只贸易,对于其他国家商船,一律饬令湾泊黄埔。3清政府对澳葡实行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海关管理政策,在税收、船只检验、货物交易等方面均与其它国家不同。把澳门总口作为一个对象进行研究,有其事实上的依据和意义。第三、从1684年澳门总口的设置到1849年葡人侵夺澳门的主权、澳海关遭破坏,这一历史过程反映了中葡两国外交关系的变化,由“朝贡体制”转向了条约体制,也折射出十七到十九世纪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值得进行考察。第四、澳门总口作为清政府设立的一个“特殊”的海关机构,它在管理活动上的各个方面经验及弊漏也足以为今天的澳门口岸的海关管理工作提供借鉴。
二、本课题的研究状况 学术界一般认为印光任、张汝霖编著的《澳门纪略》为澳门历史研究之始。4在该书中反映出来的相关信息有:康熙年间给澳船的税收优待,雍正初年澳船数量的增加,清政府题定澳门额船为25只以及对澳门额船的稽查措施,乾隆早期澳门商船的减少,澳门商船的类型以及葡人在澳门征收的货税等等。值得重视的是该书附有澳门关部行台图和税馆图,为我们认识澳门海关提供了直观形象的材料。5 龙思泰的《早期澳门史》是第一部西文澳门史论著,也是第一本严肃的澳门史专著。该书中有关于清政府澳门设立海关和南湾税馆的记载,说明了“1831年以来从欧洲或澳门来的葡萄牙船的丈量”,1830年澳门港口的贸易现状及若干说明等等。这些记载一方面可以补中国
3 刘芳辑、章文钦校《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第1269件,第649页。
4 吴志良《澳门史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3期。
5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点校本。 史料记载的不足,另一方面则可与之相互印证。为全面认识澳门总口的运作管理提供了重要资料。6 上述两本书籍,既可以说得上是史料书籍,也可以说是研究论著。因为二者都保存了很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同时《澳门纪略》是“第一部最完整最系统论述澳门的中文古典专著”7,《早期澳门史》则充分体现了作者自己的思维框架和观点。 近代中国学者关注澳门史的研究,则是到民国建立以后。这一时期关注澳门贸易的著作很少,对于澳门总口的研究也自然就谈不上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周景濂的《中葡外交史》,在该书中的第五章第二节专门论述了“清代葡萄牙与中国之贸易”,其中有论及到清政府在澳门口岸的贸易管理,同时也为理解清代澳门的贸易管理与贸易运作的关系提供了帮助。8此一时期,西方学者徐萨斯的《历史上的澳门》一书中也有涉及澳门海关的描述,为我们了解葡萄牙学者的观点提供了资料。9 从上述的回顾中可以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没有文章对澳门总口做专门的论述的。从80年代开始逐渐有学者关注到这个问题,并有专文对澳门总口进行研究: 陈树荣的《澳门清代关部行台始末记》10、杨仁飞的《论清政府对澳门的海关管理》11、黄启臣的《明清时期中国政府对澳门的海关管理》12、王东峰的《粤海关澳门
6 龙思泰著,吴义雄、郭德焱、沈正邦译,章文钦校:《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
7 吴志良《澳门史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3期。
8 周景濂《中葡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影印版。
9 徐萨斯著,黄鸿钊、李保平译:《历史上的澳门》,澳门基金会出版2000年。
10 陈树荣的《澳门清代关部行台始末记》,载《澳门日报》,1987年2月17日。
11 杨仁飞的《论清政府对澳门的海关管理》载《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
12 黄启臣的《明清时期中国政府对澳门的海关管理》,载《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总口设立后对澳门贸易的管理》13吴志良《Hopo的词源及其设立年代》14。 杨仁飞文对清政府在澳门设立粤海关正税总口的来龙去脉作了合理的阐释,条分缕析的介绍了澳门总口的管理职能,也清晰论述了澳门总口的衰落与终止。文章最后评论说:“清王朝在清初设立粤海关,澳门总口隶属于粤海关的管辖,清廷在澳门事理关部行台,委派旗员防御、增设澳门同知兼理稽查事务,反映清廷对澳门海关管理有较完整的行政体系和管理功能,亦反映澳门在清朝外贸和海关管理上的地位重要。清廷征对特殊情况采取有区别对待的管理方式,表明清王朝对澳门的管理有其独到之处。在中外贸易集中于广州、澳门地位一落千丈的情况下,清廷在澳门关务的管理上没有放松过,始终将海关主权集于自己手中,直到鸦片战争后被普恩破坏为止。” 黄启臣文在时间段上突破了单独一个朝代的贸易管理研究,把明清两朝结合起来论述,一方面既展现了明清对澳门贸易管理政策的延续,另一方面也突出了清朝澳门海关管理的独到之处。 王东峰文对澳门总口的设立,澳门总口的职官及经费,澳门总口税则情况均有论及,还详细的探讨了广东政府管理澳门贸易的具体措施。可以说该文在澳门总口这一问题上做了更全面和具体的论述。 吴志良文探讨了“Hopo”一词的词源及实际所指对象,也用中西文献相结合的方法证明了澳门关部行台的成立日期为1684年12月份
13王东峰的《粤海关澳门总口设立后对澳门贸易的管理》,收入汤开建主编,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编:《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七集《迎澳门同归专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4 吴志良《Hopo的词源及其设立年代》,载于金国平、吴志良著《东西望洋》, 左右,文章引征的两份西文资料颇具有史料价值。以上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对澳门总口的设立、管理体系、职能作了较为明晰的阐述,这大大便利了本文的研究。但是美中不足的是,由于受到材料的限制,对于澳门总口在澳门口岸的管理活动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论述,因此这也是本文进一步研究的原因所在。 澳门总口是粤海关管辖下的一个海关机构,因此,对于澳门总口的研究离不开对粤海关的了解。在这方面陈国栋先生作了很精细的研究,其相关文章有:《清代前期(1683—1842)的粤海关》、《清代前期粤海关监督的派遣》、《清代前期(1683—1842)粤海关的税务行政》、《清代前期粤海关(1684—1842)的利益分配——粤海关监督的角色与功能》、《粤海关的行政体系(1683—1842)》。陈国栋的上述文章详细论述了清朝前期粤海关 的行政体系、海关监督职权、海关税收的征收和报解等。大陆学者也有一系列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如邓端本有《鸦片战争前的粤海关》(《岭南文史》1984第6期)。戴和有两篇文章:《清代粤海关税收的考核和报解制度述论》(《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1期)、《清代粤海关税收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李金明有《清代粤海关的设置与关税征收》一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黄国盛先生的《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则是关于清前期海关研究的重典之作,该书详细的论述了清代海关的创立背景与设立经过,全面的理清了清前期海关的各个方面,如海关监督、海关衙门的组织与编制、海关税则、税收的报解等多方面。同时考察了海关对外商、对华商、对朝贡贸易的管理。正 如作者所言,该书是“从多个视角、多个层面去观察和分析问题的。”15以上研究成果对认识粤海关大有帮助。
清政府对澳门的政策及管理方面是应该关注的又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研究以近十年年来硕博士论文为主要研究成果。 主要有:陈尚胜《澳门模式与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龙心刚、彭学涛《论清政府早期的澳葡政策》(《河北学刊》1999年第4期);王东峰《清朝前期广东政府对澳门的管治》(1998年暨南大学硕士论文,电子版);李创娇《试论清前期对于澳门的定位与贸易管理》(2003年山东大学硕士论文,电子版);弭友海《清朝顺康雍时期对澳门的政策与管理》(2005年硕士论文,电子版);刘冉冉《1651—1849年清朝政府对澳门的管制研究》(2007年山东大学博士论文,电子版)。 澳门总口与澳门的海外贸易密切相关,澳门海关的政策变化会影响到澳门贸易的,海外贸易的变化也会直接对澳门海关的管理提出新的要求。因此对澳门总口的研究必然要求对澳门的海外贸易作比较细致的了解。关于清前期澳门贸易的研究,中葡学者都有大量的文章、专著问世。16近年暨南大学张廷茂的专著《明清时期澳门海上贸易史》则为该方面研究的很有价值的的重要成果。该书广泛利用了各类中外文史料,注意到了各方面澳门史料整理的最新成果,同时也广泛的吸
15 黄国盛《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前言”部分,第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
16 譬如,李金明《清代前期澳门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与作用》载于《文化杂志》第三十九期,1999年夏季
中文版。韦庆远《清初的禁海、迁界与澳门》、《澳门通洋贸易与黄埔设港的关系》均载于《澳门史论稿》一书,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黄启臣、邓开颂《明清时期澳门对外贸易的兴衰》载于《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邓开颂《清代澳门的对外贸易及其特点》 载于《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4期。黄启臣《澳门对外贸易的式微(1644—1840年)》载于《学术研究》1988年第4期。马宋芝《清初澳门的海上贸易》载于《文化杂志》第三十九期,1999年夏季中文版。陈文源《清中期澳门贸易额船问题》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