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研究的独特视野——李帆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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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有很大问题的，所以，要强调多重史料。古史研
究所继承的，就是王国维先生倡导的二重证据法，文 献资料和地下史料的结合。近现代史的史料，也有这 样的问题，精英层面的研究，虽有很多文献史料作依 托，但也不能仅单一运用这类材料，一旦进入到大众 层面的研究，就更得在传统文献之外，多用边缘史
料、口述史料等，这种文献史料和其它史料的结合，
刘先生要求我触类旁通，这不完全是北大的特
色，老清华学风，也很强调这一点。刘先生是在１９４８ 年进入岭南大学政治历史学系学习的，当年底陈寅 恪先生进入岭南任教，他随陈先生学习了近丽年。 １９５０年秋，他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１９５２年，他毕业 那一年，清华历史系的主体，并入到北大。在清华。他 所受教的几位名师，如雷海宗先生、邵循正先生，是 在陈寅恪先生之外，也对他的治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的学者。清华历史系的学术风气，就是主张“通”。培 养学生，要求掌握多种语言；研究问题，倡导建立在 多种语言基础上的多种文献、多重证据的考察；在研 究视野和方法上，是多种学科、多种路径相交汇。实 际上，陈寅恪先生、雷海宗先生、邵循正先生的治学 都是如此。 刘桂生先生对我的期望和要求，也是基于上述 情形。他当年的家境很好，所受到的语言教育也较充 分，掌握了好几门外语，所以，他带学生，非常重视语 言训练，希望学生能懂得更多的语言。当今的中国史 研究，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已经是一门国际性 的学问了，仅仅局限于中文世界来看问题，是很不合 适的。所以，一定要有国际视野，掌握多种语言。史学 研究。无论是哪个领域，文献史料都是最基本的东 西，但是如果对文献史料只从单一的角度来理学术史研究的独特视野
——李帆教授访谈录
李卫民
导
语：学术史研究是新兴的史学分支学科。与以往的哲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不同，学术史研究，虽有借鉴西
方学术规范之处，但主要是一种本土化、原生态的历史研究，是史学深入发展的必然产物。学术史研究的成果，能够使 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的背景更加靖晰，线索更加明确，有助于人们更漾刻、更全面地看待历史发晨。 李帆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研究，他的学术视野开阔，研究过程中，注重古今中西的会通，得出深 入、坚实的结论，他的研究成果受到很多国内外学者的好评。此次，李帆教授接受本刊采访，深入解析学术史研究的重 要功能，对学术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做了展望，对促进相关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
我的学术史研究的起点——寅Ｉ师培研究
我在北大学习期间，为了力图打好以古今中西 兼通为目标的学问基础，抓住中国古典学术与现代 西方思想这两头，在中文系文献专业选了孙钦善教 授开设的“乾嘉考据学研究”课，在政治学系选了李 强教授开设的马克斯－韦伯著作研读课。北大所开的 研究生课程，有一个特点，针对具体问题，很前沿，也 很深入，尽管可能不是很系统。这两门课程对我的影 响也较大。一方面，通过乾嘉考据学来把握中国古典 学问，是一个非常好的入手处。因为中国古典学问博 大精深，从先秦开始，历经两千多年，内容非常繁杂， 但清人的学问，集中国古典学问之大成，是总结性 的。乾嘉学派，无论是考经、考史还是考子，都是集大 成的，我们现在读的很多典籍，大量是经乾嘉学者整 理过的，比较可靠。所以从清人的学问做起，肯定是 通晓中国学术的最佳入手处。另一方面，在现代西方 思想家中，马克斯・韦伯是个博大精深的集大成者之 一，而且对中国也有研究，有不少真知灼见，尽管不 是汉学家，却被人称为“伟大的外行”。在韦伯著作研
现代史的研究，有什么样的启示。我当时对美国的中
国近现代史研究还比较熟悉，像费正清的“冲击一回
应”理论、列文森的“传统—近代”理论等都有较多接 触，我发现他们的观点与韦伯的观点之间，有一些内 在关联。韦伯认为，中国内部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 只有在外来冲击之下才有可能促成中国内部发生变 化。费正清的思路也是外来冲击、本土回应。所以，经 过审慎思考和艰苦的资料搜集整理，这门课的课程 作业我就写了一篇长文《韦伯学说与美国的中国研
究——以费正清为例》，阐发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
中国学家与韦伯之间的学术关联。这篇文章请刘先 生看后，他很高兴，认为确是达到了学科前沿水平。 随后，这篇文章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 在我攻读博十学位期问，不论是北大，还是中国 学术界，人文学科中都出现了关注学术史的现象。我 也很注意这样一种现象，并且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预 流”的领域。所以，在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时，我就本着 “预流”原则，依据自己的学术“基原”，选择了一个学
文集《中国学术：古典与现代之间》、《古今中西交汇
处的近代学术》。 访谈时间：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５日 访谈地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办公室 采访人：李卫民（以下简称卫） 被采访人：李帆（以下简称帆） 进入北大历史系 卫：请您先谈一谈对北大历史系的印象吧。您进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５—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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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题名即为《古今中西交汇处的近代学术》，这当然 有刘先生的影响因素．同时体现了我的一种追求。我 心里清楚，真正做到古今中西都通，那是一个理想境 界，恐怕是我一生难以企及的目标。尽管如此，我还 是力图抓住两头，一头是中国古典学问的根基，一头 是西方的学术新潮，特别是对于研究学术史、思想 史，起码这两头要抓住，这两头把握不好，要么是根 基不扎实，要么是不知道学术前沿在哪里。
术史个案——窝｜师培的学术，展开研究工作。那么，为
什么要选择学术史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并以刘师培 这样一个人物为突破口呢？我自然是有自己的考虑。 之所以选择学术史，除了因为它是一个前沿领 域外，也是由于在我看来，学术史研究能够成为推进 史学发展的杠杆。举个例子，大家都了解，思想史研 究以往已有很多成果，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简单定 性、望文生义、深度有限等，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对思 想背后的根源探讨不够。思想背后，往往是有学术作 为资源的。思想不是凭空出来的，它是有学理做基础 的。过去我们的研究，不太重视思想背后的学理，只 是关注浮在面上的一些东西。实际上，思想犹如浪 花，下面依托深深的海水，而我们研究浪花比较多，
李帆教授简介：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北 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 任，教育部“新世纪人才”，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学 术、思想史研究。曾多次赴德国、奥地利、韩国、印尼 等国及港台地区进行学术交流，代表作有，论文《韦 伯学说与美国的中国研究：以费正清为倒》、《清末民
入北大历史系之前，已经是辽宁师范大学的副教授 了，是较为成熟的历史研究者了，对学术机构的认 识、了解会更深刻一些吧。 帆：我的北大经历，要从北大、清华两个学校谈 起。我的学习是从两个学校受教，不光是北大。我的 学籍是在北大，但是，我的导师刘桂生教授住在清 华，他长期在清华执教，刘先生调入北大也就是那几 年。所以，我从刘先生那里学到的，除了北大的一些 特色之外，还有不少清华的治学特点。他当时开了两 门课，一门在北大开，一门在清华开，他是北大、清华 的双聘教授。我是两边都要去学，北大、清华也就是 一路之隔，我骑车去清华历史系听课。可以说，北大、 清华两个历史系的学风，对我都有影响。所以，我想 就两边的情况都做一些回顾。 北大历史系实力非常强，中国史、世界史、考古 学，这３个学科都较均衡，实力都很强。北大历史系 的学风，就是建系一百多年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 动以来逐渐形成的。当时有北大史学门，后来又改为 史学系，多年来的学风特点，就是强调扎实的史料文 献基础、过硬的考据功夫。当年，对北大历史系的学 风有较大影响力的学者，像胡适、傅斯年．特别是傅 斯年，他一直倡导的。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 脚找东西”。这样的一种学风、精神，为北大历史系的 师生所传承。北大的老师做研究，都很扎实。在中国
初学术史勃兴潮流述论》、《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戴
震》、《（刘中叔先生遗书）编误举例》、《刘师培与北京 大学》、《民族主义与国际认同之间：以刘师培的中国 人种、文明西来说为例》、《“夷夏之辨”之解说传统的 延续与更新：以康有为、刘师培对（春秋繁露）两事的 不同解读为例》、《从（刘向歆父子年谱）看钱穆的史 学理念》等，专著《刘师培与中西学术：以其中西交融 之学和学术史研究为核心》、《章太炎、刘师培、梁启 超清学史著述之研究》、《清代理学史》（中卷）等，论
北大还特别注重，任何研究都应处在学科前沿，
引领学术潮流。无论中国史的研究，还是外国史的研 究，都是一种国际性的学问，而北大这方面的国际交 流非常多，前沿学术信息皆能及时了解。美国加州大 学在北大设有办事处，加州大学各分校的中国史，大 多做得比较好，那些名教授经常来中国。所以，北大 学者所做的东西，一个是非常扎实，史料、文献十分 孝Ｌ实；另外一个，就是很有新意，重视学术的创新性， 引领学术潮流。当然，北大老师的一个重要特点，就 是外语能力比较强，中国史学者如此，外国史学者就 更不用说了。 刘桂生先生对我的教导 我是１９９６年考入北大历史系的，是刘桂生教授 的第三届博士生。从入学考试，就可以看出来，北大 历史系和刘先生对学生的知识面要求是比较宽的。 我的专业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入学考试除外 语难考外，专业课也颇不易，考两门：中国思想史、西 方思想史，这两门是通下来的，不是断代。从古考到 今。入学之后，发现北大对博十生的要求，是强凋要 有一个比较广博的学术基础，所以，博士生在系内修 两门专业课的同时，还要在相关专业选修两门课，这 主要是根据自己的专业情况和学科需要来定。至于 刘先生那里，是倡导古今中西兼通的。刘先生曾经开 玩笑，说他是开“四通公司”的，就是古今中西都要 通。他特别强调，近代中国思想文化方面的特色，就 是古今中西的交融互释。所以，我最近出的一本论文
关注海水比较少。例如，康有为是伟大的思想家，他 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是思想史上的巨作，
但是从学术源流、学理依据上来考虑，就存在很多问 题，特别是《新学伪经考》，这是一个学术史的角度。 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人手，把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和
读课上我们主要是读两本书：《经济与社会》、《儒教
实际上就体现了用多种史料、多重证据证明问题的 原则。另外，清华史学，在重考据之外，还重义理，认 为不能仅把考据视为基本任务，在考据之上，做出有 哲学意味的史学文章，才是关键。这些都是刘先生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