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学术史
出土文献与学术史
1 出土文献与学术史
考古发现对学术研究的兴起和推动
郭店楚简、上博简，使得简牍帛书突然成为“显学”→“重写学术史”。
古文献：传世的古书。 包含了古文字学的研究材料和古文书的研究材料、古书的研究。
出土文献主要指对古书的研究。
王国维，1925，《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古来新学问的兴起都由于新发现，汉之壁中书、晋之汲冢书均其著作也。”进入二十世纪后发现的“古器物图籍”，“中国纸上之学问有赖于地下之学问。”殷墟甲骨文；敦煌赛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六朝唐人所书之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境内外古外族遗文。
汉之壁中书：《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与今文大有出入，引发“今经古文之争”。孔安国整理，比流行的《尚书》多16篇。未能立入学官，只能在民间流传。刘歆确立了古文经的地位。
晋之汲冢书：不準盗魏襄王墓。古佚书16种。漆书蝌蚪文。张华、荀勖、束皙、林预整理，收入《中经》。《逸周书》、《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较》。
甲骨文：对商史研究提供最重要资料。
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罗振玉整理，档案学的创立。
中国古代文字的分类
以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分类。
书写材料：硬材料：石、陶、金（青铜）、竹、木、甲骨。 软材料：帛、纸。
工具：刀、笔。刀只能用于硬材料，笔则软硬兼顾。
中国古代文字可分为铭刻类、书籍类两大类。
铭刻类：石器刻文、石刻；陶器、玉器、铜器刻文；玺印类、货币；兵器、铜镜刻文。
书籍类：竹简、木牍、木简、竹牍、缣帛、纸卷。
铭刻类：
石器题铭：石、玉器上，最早出现于商代。纪念性长篇石刻东周才出现。碑铭、墓志最多。长篇题铭秦汉以后才猛增。石鼓文：唐初发现，共10块，上刻文字为籀文即大篆，全为四言诗，每块刻10首诗，时人以为是歌颂周宣王的；宋代又断定为周成王时的；郑樵认为与秦文字相似故断定为秦人作品；金代马定国认为是北周时作；金代以后断定为秦刻，内容乃狩猎、游乐；欧阳修仅考订出485字；清乾隆时重新复制、拓印，即新石鼓文，藏于故宫。诅楚文：战国时秦昭襄王诅楚怀王之罪而作，历数其罪行上报神灵；欧阳修《文忠集》曾对其有记载。秦怀后磬：宋代发现，吕大临《考古图》中有著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也有著录；原器已失；其主人为春秋时秦公夫人，记载了夫人身世，内容为怀念周王后。印章等文字很少。
陶、器题铭：商周直至现代均有，主流为刻款，也有印款和用毛笔书写的，一般为工匠题记。印款与封泥有较大关系。玺印的伴生物。
铜器题铭：玺印、货币、铜镜、兵器四类。西周中晚期以后出现以铁、钢刀刻上之文字，如晋侯苏钟。玺印多反映为封泥，方形多于圆形，文字印多于图形印。 出土文献与学术史
2 甲骨题铭：骨卜可上溯至5000多年前，龟卜则于商代出现；延续时间极长。始终不是古文字的主体。
安阳曾出土六件铜刻刀和六件玉刻刀。
书籍类：
竹木帛纸之上，以毛笔书写。
竹木简牍：目前可见最早实物是曾侯乙墓之遣册。木牍之发现均为战国秦汉魏晋，最早为秦青川木牍，前304年。
缣帛：只发现两批，一批为长沙子弹库（战国时）；一批为长沙马王堆（西汉）。延续至公元6、7世纪，只出现后，未能完全代替帛书。
纸卷、纸册：魏晋时期纸大量推行。
毛笔很早就有，仰韶时应当已有，但笔、墨、砚的实物目前发现最早的为战国时的。
简帛的埋藏与发现
一、简帛的埋藏。 多在墓葬中发现，与当时的礼制、习俗、丧葬制度有关。遗址中也有发现，如甘肃、新疆、内蒙的屯戍、烽燧、邮驿遗址，多为简牍，帛书目前只发现两件且为书信，一位1908年斯坦因发现的1世纪时的，一为1990年甘肃敦煌悬泉县发现的西汉成帝时的信件，简牍多为文书类。 居延——甲渠候官——破城子：居延新简，以有别于20世纪30年代发现的居延汉简，一半出于障坞中，共7000余枚，有900枚是完整的40册；障坞外灰堆中出土另一半，当是废弃的；还有一部分出于厕所中，即厕简，作厕纸之用。 敦煌马圈湾，以及悬泉，一部分是从当时的厕所中出土。 据推测当时简牍文书档案的保存期限为13年。许多地方只见封泥不见简册说明废弃文书被烧毁。 湖南龙山县里耶的枯井中发现20000余枚秦简，说明秦有洞庭郡。 长沙走马楼，井中，三国吴简。 许多封泥坑。 商、西周、春秋都是空白，可能是保存条件差，也可能没有找到埋藏地点。 春秋战国以前是否有私人藏书？早期官方藏书能否找到？汉代最著名的藏书之所在兰台；石室金匮，石室中以包金属的樟木箱藏书，青海海晏，王莽时期的西海郡有实物发现，北京明清皇史宬亦有实物发现。 随葬的形式只能在后期才出现，兵书、日书、医书等，多为私人家藏，比较兴盛。 郭店出土16种古书。 秦禁私学，六艺、诸子为禁书，故秦时随葬书籍种类有限。 秦《挟书律》。 云梦睡虎地，法律文书。 江陵王家台秦墓，法律、医书及《归藏》。 天水放马滩秦简亦相似。范围未超出《挟书律》。 汉惠帝四年废《挟书律》。 张家山汉简，可与云梦秦简相对照。 文景之后，黄老之书出现。 官文书也有，但为墓主人生前未处理完者。 古书也有，当为墓主人生前所喜。 出土与墓之大小无关，也即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无关，个人化。
二、简帛的发现
（一）、西汉：
1．汉初张苍发现《春秋左氏传》。张苍，阳武人，今河南原阳人，魏国人，汉代传《春秋左氏传》第一人，师承荀子。三晋写本。
2．河间献王刘德，汉景帝时，在其封国河间即今河北献县，得一批古书。《周官》即《周礼》、《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周官》、《礼记》为其独有。三晋写本。
3．孔壁中书。景帝时。《尚书》、《礼》、《礼记》、《孝经》、《左传》、《论语》。应为鲁文字书写，也有可能是楚文字书写。公元前256年楚灭鲁，公元前213年《挟书律》颁布，故使用楚文字的可能性也比较大。今经古文之争的开端。
4．淹中本。古《礼经》。当时鲁国曲阜淹中里，武帝时出土，战国鲁写本。 出土文献与学术史
3 5．河内女子。是河内郡，今河南武涉县。《易》、《礼》、《春秋》。三晋写本。
6．中书本。《古文易》。朝廷秘府所藏。晚期。
7．费氏本。《古文易》。以古文字写成，同于中书本。
8．其他古文书写：《谍记》、《春秋厉谱谍》、《世本》、《国语》、《孔子弟子籍》。
（二）、东汉。 杜林，漆书《古文尚书》，时西州，今甘肃陇县。漆书乃是用一种特殊的墨。用隶书转写的古文本。
（三）、西晋
1．汲冢书。 晋武帝太康元年，汲郡，今河南汲县，不準盗魏襄王墓。《竹书纪年》、《易》、《易繇阴阳卦》、《卦下易经》、《公孙段》、《国语》、《名》、《师春》、《左传》、《琐语》、《缴书》、《穆天子传》、《周书》。三晋写本。
2．东汉零简。哀册、遣册一类，汉明帝陵墓中的。仅一枚。
（四）、南北朝
1．蝌蚪书《考工记》。南齐，湖北襄樊古墓，可能是楚王墓，被盗墓者拿来点火照明，仅剩数十枚。长47cm左右。实际应当是遣册。战国楚文字。
2．项羽妾冢书。 北齐，永平五年，彭城即今徐州。《老子》、《孝经》。可能是西汉写本。
3．居延汉简。北周，579~581年，勃鲁古氏部落在一古房子废墟中发现，应为木简。载于唐代李德裕《玄怪录》。。
（五）、唐代。 帛书本《古文孝经》。大历年间，李士训锄地时于“灞水之上”得石函，内有绢书《古文孝经》，22章，1872字。载于郭忠恕《汉简》，引李士训《述忆》。中国帛书出土最早记录。与后来的武威汉简《孝经》字数大致相当，应为东汉写本。
（六）、20世纪以来。 30余次，300余种。
1．1901~1949。主要为西北汉晋简牍。新疆尼雅、楼兰，甘肃敦煌，内蒙古居延，东汉、魏简。 古书有限，主要为文书。 1942年，长沙子弹库帛书，阴阳家，数术。
2．1949~1970。1957年，长台关竹简，河南信阳，楚简。 1959年，武威磨咀子汉简。
3．1970~1990。1972年，银雀山汉简，兵书为主。 1972年，武威旱滩坡汉简。 1973年，马王堆简帛。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简。 1973~1974年，居延新简。 1975年，睡虎地秦简。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 1977~1988年，敦煌新简。 1981年，湖北九店楚简。 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 1986年，放马滩秦简。 1986年，湖南慈利石板村楚简。
4．1990~现在。 1992年，湖北沙市周家台秦简。 1993年，连云港尹湾汉简。 1993年，郭店楚简、上博楚简。 1999年，湖南沅陵虎溪山汉简。 2000年，湖北隋州孔家坡汉简。 2000年，香港中文大学藏战国楚简。
楚简：战国中期，公元前390~公元前278年。子弹库帛书、长台关楚简、九店简、石板村简、郭店简、上博简。
白起拔郢后的秦简：放马滩简、睡虎地简、周家台简。
西汉初~武帝：马王堆简帛、张家山简、双古堆简、虎溪山简、孔家坡简、银雀山简。
西汉中期后：八角廊简、磨咀子简、尹湾简、旱滩坡简、敦煌简、居延简。
东汉~魏晋：楼兰、尼雅。
文书简帛：包括朝廷和地方文件，簿籍（账本、统计表格等），档案，屯戍、津关、驿传出土的相关材料，私家文籍。
文献简帛：书籍，包括《汉书.艺文志》所载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记，以及《艺文志》未收的法律类。
简帛的形制和使用 出土文献与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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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牍：战国已有。王充《论衡.量知篇》：“破筒为牒”、“断木为椠，片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
一、竹木简： 材料多松、柏、杨、柳。
1． 取材和修制。 杀青：用火烤去水分，使材料变湿为干。木简可能涂有特殊材料。
2． 简形。 简端有齐头或圆头的。书写一般在黄面上，简背也有书写的，多为篇题。写于篇头第二简或偏尾第二简。
3． 简长。 王国维：“简六牍五”，简为秦制，牍为汉制；六，即尺寸以六为基础；长简二尺四寸，当为周三尺，抄经书；中简一尺二寸，抄传记、簿籍；短简八寸，抄诸子；六寸简，符算，符即通行证，算即算筹；册祝、册命，一长一短编联成册。 所见多尺简。
4． 编联。 丝线多用于竹简，西北之木简多用麻绳。 方式有三道编、两道编。三道编将简分为端、尾、上、下四部分，两道编将简分为上、中、下三部分。有的长简甚至有四、五道编。简边修三角形契口，用以固定编绳。出土简不见编绳，但留下了痕迹，用以重新编联成册的依据。
5． 收卷。 编联以后切齐，之后可以收卷或展开。收卷可以首为心也可以尾为心。收卷后外有套称帙。
6． 卷长。 出土完册少见，如磨咀子《永元兵物簿》。一般不会太长。
7． 缮写。 先编后写或先写后编，先编后写者较多。 字体各时代、封国、地域不同。 注意书写着个体差别。
8． 版式和容字。 多为从上到下等。个别情况有分栏写的，在郭店和睡虎地有见。容子与简长、字体大小不同，但同一抄手同一书每支简子数大体相同。一般8~40字不等。郭店简一般25~30字。银雀山一般35字。磨咀子一般60字。
9． 符号。 不固定。按功能粗分为四类：篇号，分篇，┗，√，一般在篇尾，其下空一字再开始另一篇。章号，分章用，章首，□、■、○、●、▣、▢。句读，分句，·、。重文、合文号，=。
10．题记。官本当有大题，但出土者无。出土者仅部分有偏题。古人抄书重视字数，往往于篇尾标字数，但不记重文。有的在篇尾标序号。
出土文献所见楚国的史官学术与“老庄学派”“黄老学派”
幽土文献所见笺国的吏官学术与
¨老庄掌派 ¨黄老学派＂
口江林昌（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教授烟台 ２６４００５）
摘要：由于很少受到中原礼制文化的影响，楚国的原始巫史传统直到西周以后仍能保
留发扬。这一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孕育了楚地的道家文化。道家思想自战国初期形成到战
国中期发展成“老庄学派”和“黄老学派”两个分支，并同在楚地发展，一直延续到汉初。
同时，在战国中期，当地的“黄老学派”还发展到齐国稷下，成为北方的重要一支，也一
直延续到汉初。有关这些事实，在《汉书・艺文志》本来有所反映，然而，由于东汉以后相
关文献的佚失，遂使后人只知北方齐国稷下黄老学派的发展，而对南方楚地的黄老学派的 本源发展反倒无所知晓了。值得庆幸的是，自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以来有关考古材料出现后，
这一学术缺憾终于可以重新弥补了。
关键词：楚国；巫史传统；简帛佚籍；老庄学派；黄老学派 中图分类号：Ｋ２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０６）０９—００８７—０８
考察道家学派，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是 道家人物大多出于楚国。《汉书・艺文志》著录
道家学派３７家，其中《鬻子》、《老子》、《蜗 子》、《庄子》、《长卢子》、《老莱子》、《鹗冠
子》、《曹羽》、《楚子》共九家，均为楚人，占
了四分之一。而且，鬻子是道学学派的先驱者，
老子、庄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可见道家学 派的核心在楚国。《艺文志》还录有“《黄帝四
经》四篇”，班固注日： “亡”。而１９７３年长沙
马王堆汉墓里出现了《黄帝四经》。这不仅使失
传了二千多年的《黄帝四经》得以重见天日，而
且还暗示其书可能原来即出于楚国。１９７３年长
沙马王堆汉墓所出帛书，还有《老子》甲本、乙
本。到了１９９３年，湖北荆门郭店又出现了战国 中期下葬的竹简《老子》甲、乙、丙三组，同时
出土的还有道家佚篇《太一生水》。１９７７年，在
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了《庄子》书中的
出土文献所见战国时期儒学的传布
出土文献所见战国时期儒学的传布
魏衍华
【摘要】汉代以来，人们逐渐接受《韩非子・显学》所谓战国儒学为“世之显学”的说法。限于文献记载的阙如，此
时儒学发展及“传布”的真实状况并不为后世所认知，甚至遭到疑古学者的质疑。汉墓文献、平山三器、郭店简以及 上博简等新出土文献的大量面世，为重估战国儒学乃至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契机。此类新出土文献不仅反映了战国中 晚期儒学的发展高度，而且展现了此时儒学传播的大致地域范围。
【关键词】战国儒学；出土文献；平山三器；郭店简；上博简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１）０５—０１０４—０４
孔子在世之时，儒学就开始以鲁国为中心向四
周传播。如果可以将孔子游说列国视为儒学的第一 次“南传”，那么，战国时期儒家通过与诸子论辩、
开坛授学、著书立说等形式，不仅融合了其他诸子
的思想与智慧，为儒学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而且 也促使儒学在当时更大的范围内传布开来。只是由
于传世文献的缺失，给研究此时儒学是怎样的“显
学”带来诸多困难。所幸的是，近年来新出土文献
的大量问世，则为研究战国时期儒学传播的状况以 及儒学与社会的关系带来新的契机。从出土文献材
料的分布地域来看，不仅涉及到北狄的中山国，而
且还包括曾被视为“蛮夷”的南方楚地。其实，儒
学在各地的传播与影响力的扩大，既使它成为战国
时期的“显学”，也逐渐成为支配人们思维方式的重 要理念。同时，儒学影响力的提高，应是汉代董仲
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能顺利地 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文化主干的社会基础。
一、从汉墓文献看儒学传播
秦代的“焚书坑儒”及《挟书律》的颁布，不
仅使儒者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而且使战国时 期儒学所形成的“显学”地位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
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 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
遂灭。”唐代学者孔颖达《尚书正义・序》亦说：
史料考证对先秦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利用出土文献对先秦史进行考证
2012年12月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Dec.,2012
第30卷第6期JOURNALOFSOCIALSCIENCEOFJIAMUSIUNIVERSITYVol.30No.6
史料考证对先秦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利用出土文献对先秦史进行考证
刘建明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230039)
[摘要]先秦史是中国历史的源头,各个时期的学者都比较重视对先秦史的研究,但是时至今日,先秦史的研
究仍然还有很多的盲点需要进一步探究,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先秦存世文献的稀缺;二是因年代久远,先秦文献
的真伪难辨。加上近代以来学术界形成的孤证不立的共识,因此,对先秦历史文献的史料考据的任务变得尤为紧
迫。随着近百年来大量地下出土文献的发现,利用出土文献来考据先秦史的研究具有非常突出的意义。本文从先秦史研究的现状入手,通过梳理近百年来出土文献的发现对先秦史研究的贡献,进一步揭示出土文献在对先秦史料
进行考证方面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出土文献;考证;先秦史
[中图分类号]K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882(2012)06-0127-03
对于什么是先秦史,学术界历来有两种观点:一种
是广义的先秦史,是指秦王朝一起的一切历史,不仅包
括夏商周以来中国的文明史,还包括在此之前在中国这
片地域上生活过的一切人类活动(人类的野蛮时代);另
外一种是狭义的先秦史,仅仅指我国进入文明时代后的
秦王朝以前的历史,主要是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历史。[1]本文讨论的先秦史的范围,是指狭义的先秦史。
最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中国正式进入文明时代,且奠定
了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文化基石,同时,它是中华文明历
史有文字记载的开始。
一、出土文献与先秦史研究的现状
民国以前,对于先秦史的研究延续了自汉朝以来的
研究成果,在其他方面并无新的创新,只是根据各自时
代的需要,做了不同的诠释。在清代乾嘉考据学派鼎盛
时期,很多学者都专注于先秦存世文献的校勘、训诂和
出土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
龙源期刊网
出土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
作者：胡可先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0期
［摘 要］ 文学史上的中古时期指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利用新出土文献研究中古文学，有助于重新审视各个时段的文学背景、文学演变、文学主体以及文体形态，纠正长期以来文学史研究偏重线性梳理的缺失。首先，出土文献对于扭转区域文学史研究的薄弱局面具有重要作用；其次，通过出土文献可以发掘被历史掩埋的一些文学史现象；再次，出土文献对于文章学研究意义重大，尤其能够促进应用文为主的文体形态研究的深入。但因出土文献的发现具有偶然性和零星散乱的特点，故研究过程中应该与传世文献比照参证，在对出土文献文本复原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的社会文化学观照，以揭示文学生成与发展的原生状态。
［关键词］ 出土文献； 北朝文学； 中古文学; 唐代文学； 文学主体； 文体形态； 文学背景
Unearthed Documents 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
Hu Kexi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Wei,Jin,Southern and Northern,Sui,Tang and Five Dynasties are known as the middle
ancient ag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The newly unearthed documents will contribute to a
reexamination of literary background, literary evolution,literary ontology and stylistic form of these
论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之源起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第３３卷第６期 河北学刊 Ｈｅｂｅｉ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Ｎｏｖ．，２０１３ Ｖ０１．３３ Ｎｏ．６
论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之源起
葛志毅
（大连大学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中心，辽宁大连１１６６２２）
［摘要］１９８０年代，因中外文化交流日益深入，学术观念较前发生重大转变，加之众多出土文献不断呈现于学者面前，陆 续有人提出重写学术史的动议。那么，什么是中国学术史？其源起及发展状况如何？它原来是何种写法？现在应当如何 重写？这些似乎皆应予以探索和深究。本文从分析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的源起入手，对之提出一些个人看法，以供时贤 参考。 ［关键词］学术史；学术文化起源；学术史研究源起 ［作者简介］葛志毅（１９４７一），男，黑龙江哈尔滨市人，大连大学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 代历史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Ｋ０６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７０７１（２０１３）０６—０００１—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一ｏ７—２３
一、学术史研究与古代学术文化的起源
学术在中国古代又称“道术”，乃圣贤治天下大 经和大法所托寓，故可谓学术研究的实质相当于探索 治天下的要旨大义。于此可见学术史在中国古代文
化研究中的特殊地位与意义。古人治学，系在模拟治 天下或国家，孔子谓“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
・微子》），孟子谓墨者夷之欲以薄丧之道“易天下” （《孟子・滕文公上》），皆可为证。也就是说，学术史 研究关乎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及历史文化本质属性
的理解和认识，这可以儒学史的研究说明之。若不注 意研究中国古代儒学史，不理解儒家提倡的内圣外王 之道，便无法真正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历史文化的
本质属性，以此可见学术史研究之重要。 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学术史的研究目的是以 “求道”、“明道”为本；亦或提出，学术史的研究理念
以“道”为体，以“史”为用。那么，何谓“道”，便成为 中国学术史必须解决的问题。道是宇宙世界的本原， 古人将“道”分为天道、地道与人道。人们“求道”、
1试论出土文献对古代史研究的重要作用
1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课程班课程论文
课程名称： 中国古代史
任课教师： 张荣强 教授
授课起止时间：
学生姓名： ***
研究生院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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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出土文献对古代史研究的重要作用
一、出土文献的历史学研究意义
李大钊在其《史学要论》中说：“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
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人类历史是建立在人类生产活动基础之上的人类自我完美的自然发展过程。
历史学能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为人类的发展指明方向，而历史学为人类提供借鉴作用的大小则取决于它的客观真实性程度。所以史学是求真的学问。“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 1。“历史”有自己的特点，与其他学科研究的对象有所不同。历史随时随地在发生，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消失，其客观性也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或者改变。历史认识涉及相互影响的三个方面：客观的历史实际、历史资料、历史研究者。这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自然科学工作者可以对研究对象反复观察，重复实验，研究者能够直接观察研究对象。历史研究者所研究的历史过程不能重演，大多数情况下，历史研究者并不能亲眼看到客观的历史实际，他要认识历史实际，必须通过历史实际遗留下来的遗迹——史料来进行。也就是说，史料是历史研究者认识历史实际的中间介质。这就是历史研究比其他研究特殊的地方。传统史学的研究，多依据传世文献，因纸质文献不易保存，在流传过程中，受各种人为因素（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制约，总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歪曲和变异。而考古获得的文字资料就不一样，它是我们能直接看到的古代原始遗存（也有极少数出土文物为后代仿前代的），因此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2。现代考古学产生、发展以来，不断发现的大量出土的文化遗存中的文献资料，为史学特别是古代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材料，为历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
试论出土文献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以《史记》《编年记》的研究为例
2020-08文艺生活LITERATURELIFE文学新论试论出土文献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以《史记》《编年记》的研究为例王文（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西安710100）摘要院出土文献是文献研究的重要资料，极具价值。本文通过举例论证探寻出土文献对《史记》研究的价值体现，发现出土文献可以解决研究者存在的一些问题，为《史记》研究提供依据；纠正《史记》中的错误；扩充了原有的《史记》文献资料范围。关键词院出土文献；文献价值；《史记》；《编年记》中图分类号：R21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20）23-0011-01DOI：10.12228/j.issn.1005-5312.2020.23.007一、前言在20世纪之前，学者们研究文献典籍主要是利用传世文献之间互相佐证。有力的支撑材料大部分是由出土材料提供的；在文献研究中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考证也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学者们利用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①对《史记》②进行研究，研究成果颇多，如陈直的《史记新证》、韩兆琦的《史记笺证》等。二、出土文献为《史记》的研究提供的佐证（一）名称的来源时间司马迁的《史记》原本并不是“史记”，“史记”一词本为古代历史类典籍的统称③。司马迁的《史记》名称产生时间也有多达数种说法。根据《隶释》④中记载的“秦东门”与《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的三十五年秦始皇在东海胸界中立石，建立秦东门的事情相对应。据考证，在“东海庙碑”中记录的就是司马迁的“太史公书”，这是到目前为止关于《史记》的名称的最早的一条文献。陈直在其著作《太史公书名考》中也有相关记录。⑤（二）内容涉及体例学界有不少学者对司马迁将陈涉归为世家而引发争议。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中，记载了从秦始皇元年（前246年）到汉文帝三年（前177年）五星运行位置。在纪年表中，大概在秦二世的时期上记载“张楚”，其后为汉代的纪年。“张楚”在《刑德泄书的干支表》中得到了印证。出土文献为学界争论的陈涉收录在世家的问题提供支撑材料。三、出土文献纠正《史记》中的谬误在《史记》的研究过程中，出土文献可勘正《史记》中的错误。《编年记》⑥逐年记述了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6年）的事件，它可以勘正《史记》中的相关错误记载。如《编年记》中记载秦于昭王十七年，攻打了垣、枳。而在《秦本纪》中记载秦十五年攻打垣后，将垣还魏，十八年攻垣。《秦本纪》里收录的是在十六年，左更错取辍及邓。《六国年表》中记载在十八年客卿错攻击魏国，《史记》中对攻打枳的时间记载有出入。出土文献可以使学者确定秦十五年攻打垣后，十七年攻垣、枳，更正了原有的错误。四、出土文献扩充了《史记》的史料《论语·八佾》中记载了孔子对于出土文献的看法，可见，文献典籍的匮乏让研究者手足无措。而出土文献是对传世文献的扩充补足。《编年记》中详细的记载秦在昭王六年攻打新城后，在八年归还新城。而《秦本纪》只记载了昭王七年，夺取新城，与《编年记》中记录的“昭王七年，新城被攻陷”是一致的，但没记载后续。据白起为左庶长在十三年，带兵攻打新城的记载可知，秦曾将把新城归还给韩。《编年记》在这里补充了《史记》中遗落的记载。五、结语通过对比例证，可知出土文献对学术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佐证、纠正、扩充，可以帮助学者解决相关问题，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同时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古籍。如果我们充分利用出土文献研究文献学，定会有更多的新发现。注释：①《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中曰：“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②引用的《史记》都为中华书局1982年版。③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七》：“古者，列国之史，俱称史记。”④原文为：“碑阴：阙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门。阙事在《史记》。”（宋·洪释《隶释》中华书局1986）⑤陈直《太史公书名考》用出土文献东汉碑刻和传世文献相互佐证的“二重证据”。杨明照：“据此，以史记专名《史公书》今可考信者，宜以是碑为称首。”⑥《编年记》出自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秦简牍合集·睡虎地简牍》。参考文献：[1]陈直.太史公书名考[J].文史哲,1956(06).[2](清)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3]苏安国.出土文献在史记研究中的文献学价值[J].渭南师范学院报,2010(06).[4]陈伟.秦简牍合集·睡虎地简牍[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的作用
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的作用
古代历史的研究主要依靠出土文献，出土文献是对古代社会、历史事件、人物活动等进行研究的重要材料。它们包含了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的信息，如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文化、宗教、军事等等。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出土文献提供了对古代社会的客观记录。在古代没有现代记录手段的情况下，古代人民通过文字等途径记录了他们的生活、思想和活动，这些文献在长时间的保存后被出土，成为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依据。周武王灭商后，制定了《商周革命》，成为了史书中的传说，后来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许多甲骨文，其中就有一些记载了商周革命的内容，为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出土文献对于校正、补充经典文献具有重要意义。古代经典文献由于历史原因，存在着复写、污损和遗失等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完全依靠经典文献进行研究。而出土文献往往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完整性，可以通过与经典文献相互印证，修正其中的错误，补充遗漏的信息。以《诗经》为例，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竹简和帛书中记载的古诗，与《诗经》中的记载具有一致性，使我们对该经典文献的认识更加准确和完整。
出土文献有助于解释古代社会现象。古代社会的制度、风俗、宗教等多种因素对人们的行为和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但这些因素的具体表达和影响机制往往无法通过经典文献完全解释。而出土文献中记载的各种制度法令、商贸文件、礼仪规范、祭祀文书等，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古代社会中的各种现象的具体表现形式和背后的意义。通过出土的商代甲骨文，我们可以了解到商代社会中的宗教信仰、贸易往来、部族制度等材料，从而对商代社会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解释。
出土文献具有广泛的学术价值。出土文献中所记载的文字、符号等，不仅反映了古代社会的语言文字变迁和演化，也是研究古代文字学、语言学等学科的重要材料。出土文献中的艺术作品、工具等，也为研究古代艺术、技术等领域提供了重要的素材。正因为如此，出土文献的发现成为了考古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什么是出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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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出土文献
出土文献的定义：
原文化部的“古文献研究室〞编辑了五辑《出土文献研究》，其涵括的研究对象上自甲骨文、金文、战国盟书、玺印、简牍、帛书、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下到明清墓志，还有佉卢文等古民族文字等等。另外，像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制定的出版规划所列的出土文献等，都是用的广义的概念。王国维指出的对中国学术有重大影响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几项发现是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和中国境内的外族遗文，还有内阁档案。这其中，除了内阁档案一般不包括在内，其他都算是出土文献。——这是广义的出土文献。
狭义的概念，一般是指出土的书籍(包括典籍和公、私文书)，主要是指上个世纪大量出土的简牍、帛书和纸质文书等。广义概念中的一些内容，有的已形成了自身的独立的学科，像甲骨文;有的那么成为其他学科的一局部，如金文，现在更多的把它作为器物——青铜器研究的一个组成局部。另外，像墓志、碑铭，那么更多的被纳入传统的金石学的范畴里。
可以看出，不管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概念，都不是一个严格的分类学上的概念。
出土文献的特点：
作为出土文物，尤其是简牍一类的文物，其特点在于：
首先，保存情况差。这些文物在地下埋藏了一二千年，尽管情况有好有坏，一般来说都保存得不好。简牍残断缺损，文字漫漶，是普遍的现象。现在我们知道保存最完整的资料要算是马王堆帛书了(除了敦煌文献)，比起其他的发现来讲，保存得太好了。但即使是这样，到现在也还有相当数量的帛书残片的拼对有困难。像保存较差的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出土时已朽烂成几厘米长的薄片，保护、整理都很困难。
第二，严重扰乱(这主要是指简牍)。一种是自然扰乱。遗弃的简牍自然不必说——本身就是杂乱的。有意埋藏的简牍，原本多是成卷的，埋藏时间一长，也会因编绳朽断，竹简随地下水位上升或下降而在棺内漂移，致使简牍散乱。还有就是人为的扰乱，如盗墓。自古盗墓之风就长盛不衰，因为它能够使
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
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
裘锡圭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咱们依照学术界已有的熟悉和研究功效，简单谈谈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的关系。对所据资料和研究功效的出处，恕不一一注明。
先对“古典学”作一些说明。
我国学术界利用“古典学”那个词，是借鉴了西方学术界的“古典研究”的。古典研究指关于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研究。古典研究以古希腊语、古拉丁语的研究和希腊、罗马时期典籍的整理、研究为基础，涵盖了对希腊、罗马时期方方面面，诸如哲学、文学、艺术、科技、历史等的研究。
咱们以为中国的“古典学”，应该指关于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或许还应加上与先秦典籍关系专门紧密的一些汉代的书，如《史记》先秦部份、《淮南子》、《说苑》、《新序》、《黄帝内经》、《九章算术》等）的整理和研究，似乎也何尝不能够把“古典学”的“古典”就按字面明白得为“上古的典籍”。咱们的古典学的涵盖面没必要如西方的古典研究那样广。这是由先秦时期的语言和历史跟咱们的关系所决定的。 咱们今天利用的汉语、汉字，跟先秦时期的汉语、汉字之间，咱们的现代历史跟先秦时期的历史之间，存在着不中断的传承关系。而古希腊、罗马的语言和历史，对绝大部份从事古典研究的人来讲，却是异民族的古代语言和古代历史，跟他们今天利用的语言和他们的现代历史并无直接的传承关系。
因此，尽管先秦时期的汉语、汉字，跟今天利用的汉语、汉字很不一样，却没有必要把先秦时期汉语、汉字的研究，从汉语言文字学里分割出来，纳入古典学的范围。一样，也没有必要把对先秦时期方方面面的研究都从相关学科里分割出来，纳入古典学的范围。
对先秦典籍的整理、研究应该包括以下内容：搜集、恢复（对在流传进程中有残缺的或本身已经亡佚、只在其他古书中有引文的书和新发觉的散乱的书尽可能加以恢复）、著录、校勘、注释解读和对古书的真伪、年代、作者、编者、产生地域、资料的来源和价值、体例和源流（包括单篇的流传、演变，成部的书的形成进程和流传、演变等情形）的研究。为了做好这些工作，必需对典籍的实质性内容有较透彻的明白得。即以校勘而论，对异文的去取就往往不能只停留在语言文字层面上去考虑，更不用说注释解读等工作了。因此一名好的古典学者，不但要有文献学和文字、音韵、训诂等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良好基础，还要对那些跟所整理、研究的典籍的实质性内容有关的学科有较深的了解。咱们在前面指出，中国的古典学没必要将有关学科中关于先秦的研究全都纳入其范围。可是应该看到，这些学科跟古典学有紧密关系，而且古典学的研究领域，跟这些学科是会有重叠的地方的。有很多问题需要古典学者跟这些学科的学者一起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