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一）散章静嘉张读书笔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者梁启超，又任公，斋于饮冰室。
由文首作者解释，这是一部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的讲义。
上追晚明，即清代学术的先河，下至民国十年，晚清学术之末，终始之间约三百年，故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说起来任公个人著作我之前读的不多，倒是在他列的国学入门书单指引下读过几本书。
但这样一个在近代有重要地位的大学问家，不论因为学术影响或者政治原因及其他，我们大多在心里对他有些印象。
学生梁实秋为任公写过一篇流传颇广的《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说任公上台讲课前第一句话是”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的”,说完眼睛上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真是谦逊而又自负的话。
先生他博学强记，讲课旁征博引能大段地背书，有时候卡住停下来用手指敲打着自己的秃头，学生们都紧张地屏息，直到他随后又流利地背诵起来。
更有趣的是，任公讲演到兴致高潮，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
讲到《桃花扇》的”高皇帝，在九天，不管，”任公当一众学生涕泪交错不能自己，学生们也被引入情境，心有所悟。
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任公在涕泪中又大笑了。
我看到有学者讨论治学境界说过一段话，其大意为如果忽略体认自得的实践而空谈理论，那就无法掌握学问的真谛，而就学术实践而言，如果只是研究阐明，不能用切至的功夫去体认终究无法得起真髓。
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才能有所得失，不作隔阂之论。
我想梁任公定是有足够的学问境界，怀陈寅恪所言”同情之了解”,才有如此动人的魅力。
所谓二流的学者看能力，一流的学者看胸怀，大致如此。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起首一节为《反动与先驱》先由明代阳明学末流讲起，王学自形成起一代代支流颇多影响甚大，从学术发展规律上来说每一学问发展缘起都有其生气勃发开阔明朗的时候，而后学问思想形成稳定便趋于陈腐衰微。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中国人民漫长而又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一段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段不可缺少的历史。
这段历史，既有活跃的学术文化交流，也有挫折和失败的迹象。
本文就以《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为标题，简要阐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发展脉络。
近三百年以来，中国的学术文化发展史经历了从“中国学”到“新学”的转变，也面临了从外的考验。
从八世纪到清朝，中国各朝代的思想，科技，文化等都确立了多种元素，融会贯通，逐渐形成了一套中国文学和学术传统。
从明朝开始，受到欧洲技术、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出现了变化，出现了新的学术流派。
各式各样的学术流派及其相应的思想形式，得到了大量的讨论和探讨，从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近三百年来，中国文学及学术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各种研究领域不断出现，流派不断繁荣。
这些发展都是以清朝文人雅士、书法家、诗人、学者和音乐家为中心。
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文艺创作，使中国文学及学术文化得到了巨大发展。
其中，包括了清朝李渔、蔡邕、黄景仁等人的诗文，题材丰富多彩，风格多样，表达了不同的精神情感和思想意蕴，极大的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此外，清代杨万里、窦晨光等学者们的经学著作，也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学术文化。
至于新式学者和新学派，尤其是19世纪出现的洋务派，他们孜孜不倦地研究西方科技和文化，并以此作为借鉴，从而推动了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发展，使中国从封闭的传统中出现了开放的观念。
他们的研究和实践，使中国的学术文化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中国的中古文学史，也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一部分，此时正以更快的步伐发展着。
一方面，一些杰出的文学家如鲁迅、陈独秀等，建立了以新文学为代表，以语言、思想、文体、情感和艺术形式为主题的文学流派，使中国文学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改革家，也推进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探索新的学术思想，促进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把中国告诉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最新中山大学清代学术概论第一节清代学术史研究回顾幻灯片课件
• （三）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
• 学案体：每派立一学案，先以小序作概括性说明，
其下分列各学者。叙述学者传略，摘录其重要著 作或语录等，以具体的材料表明各学者的思想见 解，间有作者自己的意见。
• 唐鉴字镜海，湖南善
化（今长沙）人。嘉 庆进士。学宗程朱理 学，反对陆王心学， 曾主讲于金陵书院。
• 《国朝学案小识》15卷。仿黄宗羲《明儒
• 江藩：“乃知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
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 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於吴中，江永戴 震诸君，继起於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 沉霾，一朝复旦!”
• 《宋学渊源记》三卷。分南学和北学二卷、
附记一卷。正编按地域分卷，附记以杂学 合编。卷上传10人，均为黄河中下游地区 陕、豫、鲁诸省的学者；卷下传21人，均 为长江中下游江浙皖赣诸省的学者。
友吴廷燮等人集体编纂的，1938年刊刻行。 全书共208卷，分为“正案”、“附案”和 “诸儒案”三部分，共介绍了1169人，对 清代学术情况做了一次总结。
• 本书不存“汉学”、“宋学”的门户之争，
搜罗人物众多，材料很丰富，收录清代学 者著作在万种以上，但编纂得不精密，内 容芜杂。
《清儒学案》
• 钱穆对《国朝学案小识》与《清儒学案》
• 清末民初学术界的三对“师徒”学者对比：
• 康有为与梁启超 • ——政主改良，学开风气； • 章太炎与黄侃 • ——政治激进，学术保守； • 罗振玉与王国维 • ——政治保守，学术求新。
（六）梁启超在清代学术史研究领 域的开拓性贡献
• 梁启超（1873 ～1929），字卓如，号
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 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 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戊戌变法(百日 维新)领袖之一。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启蒙 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新闻 报刊活动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民初清华 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 “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 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道咸_新学_与清代学术史研究_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_导读
2006年第5期No15 2006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总第146期Sum No1146§学术史研究§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4)[摘 要]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
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
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应把清代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关键词]学术史;道咸“新学”;乾嘉汉学;章太炎;刘师培[中图分类号]K249;B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6)05-0005-11 新文化运动期间,老革命党人张继曾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中国政体虽变,“戏剧文学仍照满清帝政时代的样子”,可知其“思想仍是历史传来的家庭个人主义”;而“风俗如婚宴丧祭,与非洲的土人相去不远”,可以说“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1]。
他所关心的,是思想风俗与政治的关联①。
所谓中国“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颇能代表很多老民党对民国代清这一政治鼎革的整体失望,或有些“故意说”的成分。
然而张氏关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却有所见。
从最粗浅的层面言,当不少人开始整体反思一个时段的往昔之时,这“一个时代”大约也就真正成为“历史”了。
与张继的观察不同,在“思想”和与其关联密切的“学术”方面,民初中国实际处在一个典范转移的时期。
1.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学术与文化：变迁、整理与再造——读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札记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人教091 陆琦杨17 一梁启超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将目光投注到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即明清之际到民国初年的知识界，洞察学术演变中的潮涌和暗流，捕捉文化发展的大端与细节。
任公这一部讲义的第一节《反动与先驱》中开宗明义，指出其目的在于“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
”全书的结构就是在这一写作和讲演总目标的设定下组织、展开的。
从“纵”的时间流动来说，清朝三百年“学术变迁之大势”主要勾画的是前近代星空下中国知识思想界亦即“学者社会”翻涌着的内在思潮和鲜活着的外向特征；以“横”的共同时空的角度着眼，清儒之学术并非宋明时期朱子、王学的自然承绪和单纯膜拜，而因明清易代、儒林分化、西学输入和人心思变等因素综合作用发酵，以致破除旧障、别创新境，以新的学者、新的方法、新的眼光、新的精神开有清一代学术风气，导三百年文化发展之主流，终如伟大漫长的地质造山运动，于战火焚天、兵燹屠城的时代荒虚之中隆起一座座奇崛瑰丽之文化巨峰——其于中华数千年文化史之“贡献的分量和价值”重逾泰岳，殊具特色。
梁任公这部大书正是以这三百年的学术风云为线索，以明清至民初之学林诸巨擘大师为主体，纵论数百几至千种学者论著，为当时学生、后辈小子公允评述了清代学术各门类的成就，清晰勾划出清儒苦心孤诣用力之诸学科概貌。
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分十六节，计二十余万字。
通观全书，可以明显看出梁氏将十六节内容划分为相互联系的三大部分，着重论述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包括第一讲至第四讲，凡四节。
在这几节中，任公擎笔指向清代学术变迁与当时政治环境、社会条件变化之影响（侧重于政治方面），将三百年间的学术流变总趋势提挈明。
他指出“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2 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1以及还有一个较为特殊的支流“排斥理论，提倡实践”，认为其有着“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时代的先驱”之重要意义。
浅析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浅析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者：郭璐霞来源：《卷宗》2019年第06期摘要：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梁启超可以说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晚年研究清代学术的重要成果。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十分重视社会政治环境对学术的影响。
他从清学是对宋明理学反动的角度全面总结了清代学术的发展状况，而这也正是他与钱穆同名作的最大差异之处。
关键词：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清代学术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清代学者们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
一方面，清代学术上承宋明理学，总结了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成就，成为传统学术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清代学术下启近代学术，成为近代学术发展的源头，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清末民初，中华文明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强烈冲击，遭受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古老的中华文明也日渐衰落。
由此，在民国时期，出现了整理国故运动，引发了一批学者研究整理清代学术的热潮。
其中，梁启超是研究清代学术最有影响、成就最多的学者之一。
梁启超研究清代学术的著作，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但此书并不完整，并且只有第八章论及清代。
第二个是《清代学术概论》，此书是他对清代学术发展研究的精要概括，作为一步纲要式的著作，侧重于“论”。
而第三个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发展做了比较完善的研究和总结。
与《清代学术概论》相比，《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更加侧重于“史”，内容更加丰富、全面和充实，直到现在仍然作为我们研究清代学术和学术史的必读之作。
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写作过程中，十分重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此外，与钱穆的同名作著述宗旨也不相同。
1 重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梁启超十分注重整个社会政治背景对学术走向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从第一到第四章，梁启超以“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为题，主要叙述了明末清初的学术变迁及政治对其的影响，从政治角度指出了清代学术发展曲折的原因。
论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成书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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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 日期］２０ — ３ ０ ０６ ０ — ２ ［ 作者简介］武少民（９４ ， 黑龙江佳木斯人 ， １ 一）男， ６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 事 中国史学史研 究。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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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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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近人对梁氏书似多失持平之论 ，实则在 ‘ 五四’运动后 ，梁氏论学各书各文均有一读之价值也。ｌ ” ６ Ｊ 针对梁启超论述清代学术的某些观点而发难 ，这在钱穆书中屡屡 出现 ，其 中最值得关注者有 四。 其一 ，在关于清代学术与宋明学术关系上 。梁启超认为是对宋明理学的全面反动 ，使清代学术走上了一 条与宋明学术完全不同的道路 ；而钱穆认为清代学术渊源于宋明理学 ，指出学者言汉学溯源必溯诸于晚明诸 遗老，然而这些遗老如黄宗羲 、王夫之 、顾炎武等人无不寝馈于宋学 。继此而降 ，如李球、方苞 、李绂 、全 祖望诸人都于宋学有甚深契诣 。到乾隆时 ， 汉学之名 ，始稍稍兴起 ，但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 ，亦往往视其所 得于宋学之高下 以为判。道咸以下 ，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 ， 但也多尊宋贬汉 ，“ 故不识宋学 ，即无 以识近代 也。＂所 以钱穆认为有清一代 ，与汉学相伴的还有追求义理 的宋学，其对清代汉学产生的影响 ，亦不可小 ” 觑。钱穆关于清代学术渊源于宋明理学的这一观点 ，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赞同 ， 他们在钱穆的基础上 ，又有所 订正和发展 ，如张舜徽认为清代学术来源于宋学。张舜徽所说的宋学既包括宋代理学 ，也包括宋代学者整理 史料的伟大成就和对 自然科学的卓越贡献。 其二 ，在关 于顾炎武与黄宗羲在清代学术地位的评论上。梁启超赞扬顾炎武为汉学开山，认为顾炎武的 治学方法对乾嘉考据学风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 ，“ 论清学开山之祖 ，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ｌ钱穆并不否认顾 ” ８ 炎武的杰出贡献 ，但认为梁启超把清代汉学开山归于顾炎武一人之功 ，这未免过于偏颇 ，是失真之论 。钱穆 认为顾炎武之外 ，黄宗羲对清代汉学的兴起也有难以磨灭的功绩 ， 他说 ：“ 梨洲矫 晚明王学 空疏 ，而主穷经 以为根柢 ；此等处其影响后学，岂在亭林之下？而后之汉学家不复数说及之者 ，正以亭林 ‘ 经学即理学 ’一 语 ，截断众流 ，有合于后来汉学家之脾 胃；而梨洲则以经史证性命 ，多言义理 ，不尽于考证一途 ，故不为汉 学家所推也。然 因此遂谓汉学开山，皆顾 氏一人之力，则终不免为失真之论耳 。ｌ为此 ，在 《 ” ９ 中国近三百年 学术史》 中，钱穆第一位论述的学者就是黄宗羲 ，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钱穆对黄宗羲在清代学术开山地位 的肯定 。 其三 ，在乾嘉学派考证方法及成就的定位上 ，梁启超和钱穆对乾嘉考据学的评价也大为迥异。梁启超虽 然指出乾嘉考据学的不足，如烦琐考证 ，以及缺少清初学者经世致用的博大气象 ，但对考据学的学术成果 ， 梁启超在 《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中用 ｌ 多万字 ，近一半的篇幅进行 总结 ，并且梁启超对 他们的治学方法 ０ 大加称赞 ，认为清代学者治学纯用归纳法 ， 纯用科学精神，还对其具体步骤进行分析 ，如首先 由个别到一般 的归纳法研究 ，然后再 由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法研究 ，“ 凡今世一切科学之成立，皆循此步骤 ，而清考证家之 每立一说 ，亦必循此步骤也。【 与梁启超对乾嘉考据学的治学方法高度赞扬 的评价截然不 同，钱穆批评乾 ”】 刚 嘉考据学者只知埋首书斋，专事训诂考据，而丢掉了清初学者学以致用 、体国经野的胸怀 ，这种局面的出现 真是可悲可泣 ，他说 ：“ 清初诸老讲学 ，尚拳拳不忘种姓之别 ，兴亡之痛 ，家国之治乱 ，身世之进退 。而乾 嘉以往 ，则学者惟 自限其心思于文字训诂考订之间，外此有弗敢问。学术思想之转变 ，亦复迁移默运 ，使屈 膝奴颜于异族淫威之下而不 自 ，是尤可悲而可畏之甚者 也。Ｌ 针对梁启�
1.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1)
学术与文化：变迁、整理与再造——读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札记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人教091 陆琦杨0901081017一梁启超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将目光投注到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即明清之际到民国初年的知识界，洞察学术演变中的潮涌和暗流，捕捉文化发展的大端与细节。
任公这一部讲义的第一节《反动与先驱》中开宗明义，指出其目的在于“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
”全书的结构就是在这一写作和讲演总目标的设定下组织、展开的。
从“纵”的时间流动来说，清朝三百年“学术变迁之大势”主要勾画的是前近代星空下中国知识思想界亦即“学者社会”翻涌着的内在思潮和鲜活着的外向特征；以“横”的共同时空的角度着眼，清儒之学术并非宋明时期朱子、王学的自然承绪和单纯膜拜，而因明清易代、儒林分化、西学输入和人心思变等因素综合作用发酵，以致破除旧障、别创新境，以新的学者、新的方法、新的眼光、新的精神开有清一代学术风气，导三百年文化发展之主流，终如伟大漫长的地质造山运动，于战火焚天、兵燹屠城的时代荒虚之中隆起一座座奇崛瑰丽之文化巨峰——其于中华数千年文化史之“贡献的分量和价值”重逾泰岳，殊具特色。
梁任公这部大书正是以这三百年的学术风云为线索，以明清至民初之学林诸巨擘大师为主体，纵论数百几至千种学者论著，为当时学生、后辈小子公允评述了清代学术各门类的成就，清晰勾划出清儒苦心孤诣用力之诸学科概貌。
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分十六节，计二十余万字。
通观全书，可以明显看出梁氏将十六节内容划分为相互联系的三大部分，着重论述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包括第一讲至第四讲，凡四节。
在这几节中，任公擎笔指向清代学术变迁与当时政治环境、社会条件变化之影响（侧重于政治方面），将三百年间的学术流变总趋势提挈明。
他指出“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1以及还有一个较为特殊的支流“排斥理论，提倡实践”2，认为其有着“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时代的先驱”之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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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第5期N o.5 2006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 nal of Sichuan Unive rsity(Socia l Science Editio n)总第146期Sum N o.146§学术史研究§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4)[摘 要]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
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
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应把清代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关键词]学术史;道咸“新学”;乾嘉汉学;章太炎;刘师培[中图分类号]K249;B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6)05-0005-11 新文化运动期间,老革命党人张继曾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中国政体虽变,“戏剧文学仍照满清帝政时代的样子”,可知其“思想仍是历史传来的家庭个人主义”;而“风俗如婚宴丧祭,与非洲的土人相去不远”,可以说“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1]。
他所关心的,是思想风俗与政治的关联①。
所谓中国“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颇能代表很多老民党对民国代清这一政治鼎革的整体失望,或有些“故意说”的成分。
然而张氏关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却有所见。
从最粗浅的层面言,当不少人开始整体反思一个时段的往昔之时,这“一个时代”大约也就真正成为“历史”了。
与张继的观察不同,在“思想”和与其关联密切的“学术”方面,民初中国实际处在一个典范转移的时期。
最明显的一个表征,便是许多时人动辄曰“近三百年”、“三百年来”的称谓来表述刚刚过去的昨天②。
不论表述者自觉不自觉,时人有意无意间已感到思想学术等“世风”到了该做总结的时候了。
这方面梁启超仍然是开风气者,他在1923 -1924年间开出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课程,随即出版了同名的讲义③。
此后蒋维乔、钱穆、龙榆生等人的思想史、学术史以及词选,也都沿其例冠以“近三百年”④。
词选不必论,在①②③④这是那一代人常思考的问题,如梁启超便曾说,“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1904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38页)。
但他随后就更强调“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皆其子孙”(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59页)。
类似的思虑曾经缠绕着许多近代读书人,从“新民”到“新文化”再到“新生活”等的持续努力与此密切相关,此不赘。
胡适就是其中的一个,他那时讲话写文章很爱使用的时代分段就是三百年,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中华书局,2006年,160-161页。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以下径引书名)。
此书较好的版本是朱维铮校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中所收者,惜亦增添了少许“现代”手民之误。
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我所用的是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重印本);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年)。
有意思的对比是,当年讨论政治军事外交的则常用“近三十年”、“近百年”这样的时代分段,如上海太平洋书店在1930年便出版了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后扩充为《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和刘彦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
当然,这只是就倾向而言,如稍后郭湛波便有《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后扩充为《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大北书局,1935年)。
[收稿日期]2006-06-12[作者简介]罗志田(1952-),男,重庆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146期学术史思想史方面,后来影响最大而多次再版者,则为梁、钱二氏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早在1902-1904年间即著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中1904年所著的《近世之学术》一部分,约占全文三分之一,已开始通论这一时段的“学术思想”[2]1-104。
1920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字数上比前论扩充一倍有余①;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不仅分量大增,立意上也稍别。
用他自己的话说:该书旨在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之所以“题目不叫做清代学术”,是“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故“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
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3]1。
从其三次论述看,最后一语看上去似乎不过由“清代”返回早年的“中国”,但前次表述时还在清季,对一般人而言“中国”与“清朝”基本就是同义词;此时则已在民国,其特意表明“不叫做清代学术”,并用西历之世纪来标举“中国学术史”的时段,在力图表述得更“科学”的同时,多少也有些“去清朝化”的涵义在;与近年西方汉学界特别强调“清朝”的“非中国”特色,看上去适成对照,背后的思虑或也有相通之处。
梁启超三次论述的另一变化,即其最初所论是“学术思想”,后两次则仅言“学术”,而不及“思想”。
其实他三次所论述的,如其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除具体人、事的去取有差异外,根本观念无大异同[4]1;三者的研究对象基本是一回事,可见明显的继承关系。
则晚年梁氏仅言“学术”而不及“思想”,固可能有更加“精密准确”的自觉意识在,但若说其心目中“思想”与“学术”的关系密切到几乎可以混为一谈或融于一炉的程度,大概也差不多②。
中国传统本不强调学术分科,今日所谓“思想”与“学术”之分,在清人以及清代以前绝大多数历代学人心中,或根本不存在。
故梁启超和钱穆的两本同名著作,一般被视为既存关于清代“学术史”最权威作品,但同时也是清代“思想史”的必读书;若依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或许还更多是思想史著作。
如李学勤先生以为梁启超书基本是学术史,而钱穆书“便实际上是思想史,而且主要是哲学史”③。
有意思的是,陆宝千先生晚近所著的《清代思想史》共八章,其以“思想”名者仅二,以“学”名者凡六④;故其全书虽以“思想史”名,却明显继承了梁、钱二氏的“学术史”取向,颇值玩味。
可知20世纪思想史与学术史著作的“沟通”渊源甚早,影响也相当深远。
马克思主义史家侯外庐关于这一时段学术思想的研究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侯先生先出版了两大本《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⑤,其书名与梁、钱二书接近。
其后此书屡有改易,然1949年后各版本虽多在前书的基础上改写,却明显越来越偏重于接近“哲学”一线的“思想”,而原较注重的“学说”反倒淡化了(这或许是受到苏联学术倾向的影响);后出各衍生版皆无“学说”二字,多称为“思想史”,甚至有径名为“哲学史”者。
如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便是在前书基础上补充修改而成,不过略去了鸦片战争以后的原第三编。
这一修改本后来成为侯先生主持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中的第五卷。
侯先生晚年回顾该卷的修订说他“主要着力于增补鸦片战争前清代社会史的论述:十七世纪启蒙思想之赖以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背景,以及十八世纪汉学兴起和十九世纪上半思潮变向的社会根源”[5]。
·6·①②③④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按《近世之学术》约25,000字,《清代学术概论》则已略超过55,000字。
梁启超早年在与人讨论时,似乎以为若写“哲学史”便当选择性地论述那些“完全”而“有条理”的思想,若讨论“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则必须述及所有“在其时代占势力”而“可以代表一时代一地方之思想者”,而不必计其优劣。
则其论“思想”或更重其社会影响。
参见梁启超:《〈周末学术余议〉识语》(1902年),《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夏晓虹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4-105页。
李先生的原话是:“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概论》,以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真是覆盖了中国学术的方方面面,使我们看到学术史应当是怎样的规模。
后来的一些书,包括大家熟悉的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便实际上是思想史,而且主要是哲学史了。
站在今天的高度上,接续梁启超的学术史研究事业,是当前学术界应该承担的责任。
”参见《怎样重写学术史(笔谈)》,《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10月3日,5版。
我所用的是台北广文书局1983年3版。
原名《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重庆三友书店1944-1945年初版;我所用的是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修订版,上下册。
2006年第5期罗志田: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所论时段从鸦片战争前夕的龚自珍思想到五四时期。
1993年侯先生去世后,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由黄宣民校订的侯著《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内容基本是原来《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被略去的第三编。
后者不仅在书名上从“哲学”回归到“思想”,且开篇即论康有为,黄先生以为体现了侯氏独特的历史分期观点,即学术思想史的分期和社会、政治史可以有不同,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标志的中国近代史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开端,而具有近代意义的早期启蒙思想史可以上溯到明清之际,完整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则应该从康有为开始①。
然而,部分或因其后来偏重“哲学”的倾向,侯书各版在近世学术史领域的影响不甚显著(以下所说的“学术史”,基本在前述与“思想史”互通的意义之上)。
最明显的例子是同样以马克思主义取向治清代学术史的陈祖武先生到20世纪末尚不甚注意侯先生的著作,他在1995年总结近人治清代学术史的成绩说:近人治清代学术史,章太炎、梁任公、钱宾四三位大师,先后相继,鼎足而成。
太炎先生辟除榛莽,开风气之先声,首倡之功,最可纪念。
任公先生大刀阔斧,建树尤多,所获已掩前哲而上。
宾四先生深入底蕴,精进不已,独以深邃见识而得真髓。
学如积薪,后来居上。
以此而论章、梁、钱三位大师之清代学术史研究,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总其成者无疑当属钱宾四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