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与朝鲜在历史疆域问题上的分歧

浅谈中国与朝鲜在历史疆域问题上的分歧
图：长白山天池
朝鲜、韩国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将整个“朝鲜通史”划分为以下几个历史阶段：旧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青铜时代——古朝鲜（新金属时期、卫满朝鲜、汉的郡县）——诸联盟王国（高句丽、辰国与三韩）——三国时期（高句丽、百济、新罗）——南北国时期（新罗、渤海）——高丽——朝鲜——韩国。

还有一种非学术意味更多一些的观点，则是以传说中的“檀君朝鲜”，来标记青铜时代和古朝鲜时期。

对于这个历史延续关系的表述，中国学者的观点与朝、韩学者有着很大的不同。

首先，朝鲜半岛的青铜时代比中原大约晚了2000年。

正是青铜时代的中原居民将青铜文化带入了朝鲜半岛，从而才开创了那里的文明史。

公元前11世纪，箕子（名胥余，殷商王族）在朝鲜
半岛北部建立了“箕子朝鲜”，其政体是西周王朝的一个侯国。

箕子朝鲜、卫满朝鲜以及汉朝设置的诸郡县之间，有着确凿
无疑的历史传承关系。

箕子朝鲜的存在与否，关系到朝鲜半岛文明史的起源和民族国家的源流等关键问题。

如果我们把箕子朝鲜、卫满朝鲜、汉四郡时期称为“古朝鲜”时期，那么这个“古朝鲜”与现在的朝鲜、韩国古代民族国家显然并无直接的渊源关系。

而这恰恰正是朝鲜、韩国一些人极力否认“箕子朝鲜”历史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高句丽、渤海诸民族源出我国东北地区。

在某些历史时期，它们的活动范围或者政治统治范围曾经扩展到朝鲜半岛的中部。

但高句丽和渤海国仍属于
古代中国地方民族政权，沿袭的是汉四郡的统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句丽史和渤海史研究被人为地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其核心就是归属问题。

高句丽古国是公元前1世纪勃兴于浑江、鸭绿江中上游一带的古代中国地方民族政权。

最初，其无论从政治、种族以及地望上都与朝鲜半岛南部的居民没有直接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句丽日益强大，向西扩张到辽河流域，向南则进入了朝鲜半岛。

它首先攻击乐浪郡，迫使其内徙，然后才开始与半岛南部的土著城邦小国发生直接联系。

迫于中原王朝的压力，高句丽于公元427年将都城迁移至平壤城（今朝鲜平壤），但这并不说明它摇身一变就成了一个朝鲜古代国家。

除地望相接外，高句丽与百济、新罗
的政体和种族完全不同。

作为古代中国的一个民族政权，高句丽政治上隶属于，经济和文化上依附于中央王朝，其管辖范围内仍有大量包括汉族在内的原“四郡”居民。

迁都后的高句丽与百济、新罗确实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不管这种关系是以和平的还是以对抗的形式出现的。

其实质类似于后来辽金王国与高丽王国的关系，即古代中国民族政权与古代朝鲜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时的百济、新罗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古代朝鲜民族国家。

高句丽建国后，夫余等古代部族与生活在这个地区的汉族居民相融合，从而形成了古代高句丽民族。

与此相似的还有古代渤海民族。

唐宋以降，高句丽、渤海国相继灭亡，古代高句丽民族和古代渤海民族的一部分又重新融入到汉民族之中。

还有一部分融入到了古代朝鲜民族中去，这就给今天紧抱民族主义史观不放的某些人，造成了混淆历史真相的机会和借口。

20世纪80年代以后，朝韩史学界极力提高高句丽、渤海国在朝鲜古代民族国家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价值。

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虚拟的“檀君朝鲜”与统一后的新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历史空白需要填充。

事实证明，“古朝鲜”（包括箕子朝鲜、卫满朝鲜、汉四郡时期）、高句丽和渤海政权对朝鲜半岛的统治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仅就区域史而言，这些历史应当属于朝鲜半岛文明史的一部分，但并不属于朝鲜古代民族国家史的范畴。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六点结论：
鲜民族才真正形成。

其后在漫长的古代朝鲜民族发展历史中，仍延续着大范围的民族迁徙和融合进程，包括女真、汉、蒙古、日本等民族在内的许多民族，都是构成今天朝鲜民族的重要源流。

第四，历史上的中朝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十分牢固的宗藩关系。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朝鲜民族从贵族到贫民都自觉地接受了传统礼治思想，认同并实践以儒家纲常学说为基础的封建礼法制度。

历代朝鲜王朝都在政治上依附于，经济文化上依托于中原王朝。

历代中原王朝给予了朝鲜最特别的礼遇和利益。

双方关系的主流是和好的。

近代清朝出兵朝鲜，并没有超越传统宗藩关系的界限，是帮助而不是侵略。

第五，从“箕子朝鲜”、卫满朝鲜到“汉四郡”，古代中国中央王朝一直有效地管理和控制着半岛的北部地区。

其后的高句丽和渤海国，进一步延续了中央王朝对此地区的统治。

当时，唐与新罗的疆界确定在大同江至龙兴江（元山湾）一线。

从新罗开始，历代朝鲜王国都采取了领土扩张的政策。

新罗时期自汉江流域扩张至大同江一线，高丽时期则逐渐推进到鸭绿江入海口至咸兴一线。

李氏朝鲜完成了对朝鲜半岛东北部的扩张。

历经800年的蚕食鲸吞，朝鲜在15世纪后期最终将其北部疆界稳定在鸭绿江、图们江一线。

第六，古代史上朝鲜民族在异族压迫下曾出现过三次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

11世纪辽金时期的高丽出现了“三国”说，主张将高句丽纳入朝鲜民族国家历史范畴。

13世纪元代的高丽又出现
了“檀君朝鲜”说，杜撰出“强大的”以“檀君”、“古朝鲜”为名的朝鲜民族国家。

18世纪清代的朝鲜则出现了“南北国”说，将渤海强行纳入古代朝鲜民族国家的历史范畴。

现代和当代朝韩民族主义史观的出现，固然有其长期被侵略、被奴役、南北分裂的历史背景，即朝韩人民需要追崇祖先以加强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

这些都是必然的、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果是以歪曲历史、贬低其他民族为前提，甚至以煽动民族情绪、提出非法领土主权等要求为目的，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在古代朝鲜半岛历史研究，古代朝鲜民族国家历史研究，以及中朝、中韩关系史研究领域，我们应当十分重视非学术化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复活。

对于高句丽的历史归属，中国、朝鲜和韩国的现代学者自20世纪后期以来就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 年建国之后，曾一度将高句丽的历史视为朝鲜历史。

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扭转了这种观点，目前已经基本形成高句丽历史属于中国历史范畴，高句丽国家是中国历史上的地方政权，高句丽民族是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的主流观点。

其依据主要是：高句丽民族和国家的形成在中国的历史疆域范围内（汉朝四郡），其后虽然都城迁移到今天的朝鲜境内、但也并没有脱离汉朝四郡的管辖范畴，而且高句丽灭亡以后又首先成为中国的郡县。

由于高句丽人大多数融入渤海国，小部分流入新罗并构成现代朝鲜民族的
一个来源，持此观点的中国学者通常不反对朝鲜和韩国将高句丽也视为朝鲜民族和国家的渊源之一。

朝鲜与韩国在20世纪实现国家和民族独立之后，分别进行了高句丽史的研究。

其共同的特点是，认为高句丽系朝鲜历史上的一个国家，并且汉朝四郡本来就是朝鲜之地，高句丽曾经英勇地抵抗过中国的侵略。

朝鲜学者认为，朝鲜史只以新罗为主体的叙述是错误的，高句丽、新罗、百济—新罗渤海—高丽才是朝鲜历史的正统传承。

这种史学观点被认为与朝鲜希望确立半岛北方为“正朔”有关。

韩国在建立后的二十年内，主流史学界对高句丽问题均未加以重视。

但是进入七十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腾飞，国力的强盛，一股“高句丽热”骤然兴起。

韩国军方出版的历史读物，声称要追忆“我们民族在满洲原野驰骋的荣光”以及“民族独立和雄飞的历史”。

对于高句丽历史归属问题的争议，目前仍只停留在学术界和民间，中、朝、韩三国政府对此都保持了缄默和不对抗的态度。

朝鲜半岛最古老的土著居民是鸟夷，也被称为东夷、九夷。

大约公元前11世纪，殷商移民迁入大同江流域，与当地住民发生融合，形成了良夷。

半岛其他地区的夷人则发展成为秽人。

自西周中后期开始，生活在北方蒙古草原上的貊系部族逐渐向东、向南迁徙，一支进入了朝鲜半岛，与当地的秽人相融合而形成了马韩。

公元前3世纪初至公元前2 世纪末，中国人大量迁居朝鲜半岛，
移民大同江流域和汉江流域。

公元前1世纪中后期，夫余人东迁、南下，其中一部分进入了朝鲜半岛南部，促使这里形成新的民族格局.
中国历代正史均将高句丽视为中原王朝四围的外夷之一。

后来，是王氏高丽向宋朝奉上了一个将其与高句丽连接起来的“高丽世次”表，正式宣称自己为高句丽之香火传人。

昏聩的中原王朝不辩真伪，居然允之。

于是，自《旧五代史》开始，中国历代正史均承认二者有继承关系。

问题是高句丽灭亡之后几百年，怎么又突然冒出来一个王氏高丽来？史家坦承，“皆不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