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宗教最初都产生于原始自然宗教

一切宗教最初都产生于原始自然宗教。然而要从原始的自然宗教转变成真正的宗教，还需要一定的条件。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到文明社会，如果原始社会沿袭下来的群体意识不被打破，那么原始自然宗教就会随着自然知识和生产技术的发展而逐渐褪色、老化和变质，即被群体意识的非幻想的形式如伦理、政治所取代。如颛顼和尧时的两次“绝地天通”，宗教变成了政治。孔子其实是这一倾向的继续：对神话的世俗化、日常化解构。

但如果原始群体意识被摧毁，形成了独立的、与原始群体意识相抗衡的个体意识，那么尽管自然知识发展了，孤独的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仍然有宗教的需要，他们就借用自然宗教的现成框架，加以改造，构成了社会性的神灵系统，即纯粹在精神生活（政治、道德、法律、知识、文艺等）中起作用的神系，如希腊人就是如此。旧神（泰坦神族）和新神（奥林普斯神族）的斗争。

但这还不够。神人同形同性进一步发展就是无形无象的神，如犹太人的神已经是纯粹精神性的超越之神，他创造一切（自然、人、社会），但无须凭借自然力，而是凭借精神力、语言（圣言），无中生有。一切精神生活都归结为一种即信仰，多神成为一神。因为多神摆脱不了外部形象，只有一神是纯粹精神的。

基督教则更进一步，意识到了一神与个体灵魂的关系。基督教的形成与西方人的自我意识和个体独立意识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基督教的上帝，实际上就是个人独立的一种异化形态。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指出过这一点。上帝其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在上帝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形象，不是人的外部形象，而是人的精神形象。什么样的精神形象呢？就是独立人格，独立的个体。

上帝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自由的个体。上帝的自由意志决定一切，他不受任何其他东西的束缚，这恰好反映出基督教产生的时候，当时的社会人们有一种个人精神独立的意识，如斯多亚派。上帝就是人的楷模，人要向上帝学习。上帝是孤独的，而且充满着心灵的痛苦，特别在耶稣基督身上体现出来。个人要独立起来，那当然就是孤独的，而且要跟社会脱离某些关系，比如说血缘关系。这对个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需要一个上帝来安身立命。

所以真正的精神性的宗教以基督教为例，它是建立在个人独立意识之上的。个人独立，他就需要一个上帝，需要一个超验的、彼岸的精神来支撑自己。从心理上说，自我意识要把握自己，必须后退一步把自己视为对象；而这种后退有一种无限的趋势，最后就退到不能再退的上帝那里，上帝是绝对的自我、真我。

中国人为了证明统治者的自然血统的神圣性也运用神的观念，如“真龙天子”，同时也是为了向神祈福，如龙神是管降雨的（至今民间还有传说：中国几代领导人名字都带水字旁）。各种神佛都有救苦救难的功能。但中国没有古希腊那种职司法律和正义之神（宙斯）、智慧和理性之神（雅典娜）、婚姻之神（赫拉）、爱神（阿芙洛蒂忒）、文艺之神（阿波罗和缪斯）、交通信息神（赫美斯），所有这些神职在中国都是由凡人或圣人来代表（包公、诸葛亮、梁祝、诗圣诗仙、画圣塑圣乐圣），供人效法。世俗主义精神一开始就排斥了宗教精神。

最典型的是孔子，他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解构神话，如“黄帝四面”、“夔一足”。他虽然“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但“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还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中国人讲“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讲“信则有，不信则无”、“诚则灵”，都是从功利上考虑的一种人生策略。

中国人信财神、信观音、信“八字”、信风水、信“祥瑞”、信“命”，都不是真信仰，而是生活技术。吃斋念佛，则是相信“好人一生平安”，或者死后解脱轮回，往生“极乐世界”。基督教也有功利一面，但更注重内在的精神生活，因而更能承担人生的苦难。新教徒把承担痛苦视为上帝赋予个人的“天职”。“人格”（person）或“角色”的概念。

中国人鼓励人积极进取的信仰都是世俗信仰，相信历史（“汗青”），修齐治平、光宗耀祖，或者相信某个人，某个权威。而凡是超越世俗的信仰都是抑制人的行动欲望的，是化解人的人格的。所以在信仰问题上，中国人要么是世俗主义、“唯物主义”，要么是虚无主义。

这都是由于个人陷在世俗关系中（与自然的关系和与人的关系），而未达到人格独立，人跳出关系就什么都不是了。因此中国的道德并不需要神和对神的信仰来保证，只要恢复他本来所处的关系就行了。所以中国人很难理解西方人没有上帝所带来的无家可归之感，因为他从来就住在“家”（包括“国家”）中，没有宗教需要，一切痛苦都可以在“家”中摆平，获得补偿（平反昭雪）和安慰。

西方18世纪的启蒙运动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使西方宗教的地位遭到了极大的冲击，甚至产生了大批自然科学的无神论者。但这种冲击在当时就受到了抑制，启蒙运动中代表主流的是自然神论，由此而在科学理性面前保留了人性和道德的地位。“即使没有上帝，也要造一个出来！”（伏尔泰）康德则是通过区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来保留信仰的位置，提出“理性范围内的宗教”。

上帝虽然作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对人有压抑作用，但与自然科学的机械论比起来，反而保留了更多人性的东西，并非完全反人性的。因此自然科学的发展并没有摧毁宗教的基础，反而使现代人在“上帝死了”之后仍然感到一种宗教的需要，宗教在变换着形态适应现代社会，如杜威的“宗教性”（religiousness）。

这并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情感问题、人性问题，更是一个文化心理问题。由这一问题所建立的中西文化心理模式可以概括为：中国是“天-人”关系的二元结构；西方是“神-人-自然”的三维结构。中国是将人最终归于天，西方是三方互不归结、互相对立和互相观照，其焦点则在人。

通常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天人合一，西方文化则是天人相分或对立，不确。应该说，中国文化是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都有，但最终归于天人合一，直到天人未分的浑沌；而西方文化是神、人、自然三者从未分到分化，最终目标也是重新合为一体，但三者必须经历对立过程，不能退回到未分状态。

原始时代，世界各民族恐怕都是“天人合一”的（合乎列维·布留尔的“互渗律”），而“天”在此时既是自然，也是神，所以是“自然宗教”，因而自然、神、人是浑然一体的。在希腊神话中，代表自然的旧神（泰坦神族）和代表精神生活的新神（奥林普斯神系）开始有了分化，神从自然中来而凌驾于自然，有了“神-人-自然”三元结构的雏形。这种模式在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里得到了初步的定形。

在中国，远古“天人合一”或浑混未分的状态并未被改变，而是沿袭下来。神和自然在此一体而合称为“天”（包括“天命”、“天道”、“天理”），其中，神方面和人合为一体则成为“圣人”，自然方面和人合一则叫做“真人”、“仙人”。儒家主张做“圣人”，道家主张做“真人”，这是两种不同意义的天人合一。

佛家主张成“佛”（即“觉悟”），从自然和人求解脱，破除“人执”和“法执”，归根结底是破除“我执”。这种破除并非和人与自然作斗争，而是将它们都看作“我”的执着幻相而加以看透，以超越“我”的方式达到虚无主义。但这种虚无主义并不否定什么，它是一种高级的虚无主义（不同于尼采），仅仅是一种对日常生活“看破”而又放任的心态，这就是禅宗。禅宗把儒家和道家的两种天人合一都容纳进来，尽管把两者都看破了，却“揣着明白装糊涂”，泰然任之。三教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