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翻译的新探索
《2024年翻译的跨文化解释——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模式》范文
《翻译的跨文化解释——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模式》篇一翻译的跨文化解释——哲学诠释学与接受美学模式的深度探究一、引言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翻译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活动，而是跨文化交流的桥梁。
它需要处理的是语言间的转换，同时也是文化、社会和历史的融合。
在这个过程中，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撑和解释框架。
本文旨在探讨这两种理论在翻译中的跨文化解释。
二、哲学诠释学与翻译哲学诠释学是一种研究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其核心观点是理解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方式。
在翻译中，这种理论强调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理解和解释。
因此，翻译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原文的背景、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含义，寻求准确的传达原作的精神。
在跨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哲学诠释学对于翻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方面，它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再创造”和“重新解读”过程。
译者应超越简单的文字对应，去探索原作背后隐藏的含义和文化背景。
另一方面，哲学诠释学要求译者充分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和特殊性，实现文化间的平等对话。
三、接受美学模式与翻译接受美学模式关注的是读者对文本的接受和理解过程。
在翻译中，这意味着译者不仅要考虑原文的意图和形式，还要考虑目标读者的期待和接受能力。
因此，接受美学模式强调翻译的“可接受性”，即翻译应尽可能地使目标读者理解和接受原作的信息和文化元素。
跨文化视角下，接受美学模式对于翻译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它要求译者具有强烈的读者意识，对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阅读习惯和期待有所了解。
其次，接受美学模式强调翻译的动态性和交互性。
译者应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理解对原文进行再创作，使其更加符合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标准。
四、哲学诠释学与接受美学模式的融合在跨文化翻译中，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模式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相反，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影响。
哲学诠释学为翻译提供了深入理解和解释原作的理论基础；而接受美学模式则强调了翻译应符合目标读者的接受能力，保证信息传递的顺畅和有效。
“哲学美学，相互阐发”的散文翻译对比研究——以张培基、朱纯深的《匆匆》英译本为例
“哲学美学，相互阐发”的散文翻译对比研究——以张培基、朱纯深的《匆匆》英译本为例摘要：散文翻译一直被视为最能体现译者水平的翻译文体，许多MTI学生看到散文翻译就如临大敌，尤其是中译英，译者常常会心怀敬畏，怀疑自己是否能做到信手拈来、举重若轻。
而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将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学瑰宝”推介出去，则非译者不能成事。
因此，本文以张培基、朱纯深的《匆匆》英译本为例，以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中的“哲学美学，相互阐发”为理论基础，探讨两个译本在字词、语篇、音韵等各方面的差异。
以期可以为散文翻译实践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散文；翻译；哲学；美学一、引言《匆匆》是朱自清的早期散文，写于1922年7月28日。
文章充满诗意，对时光的消失深表感叹和无奈，流露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忧伤情绪。
这篇佳作经常出现在语文教材中，阅读量广泛。
近年来，《匆匆》一文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英译本，也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对比研究不同的译本。
比如闵西鸿从修辞翻译风格入手，对比朱纯深和张培基的译本在拟人、排比、比喻、疑问等修辞上处理的异同。
蔡丹和陈文安从英汉语言音律美的角度出发，对比朱纯深和张培基的译文，探析两种语言的不同音律特征。
吕凌云和母海则对比《匆匆》四种英译本的词汇选择和句子处理。
李琳和刘波建立了《匆匆》的两个英译本的小型语料库，利用软件来对比两个版本的句法特征。
尚未见以“哲学美学，相互阐发”为视角的对比研究。
二、译者介绍张培基（1921年-2021年6月27日），福建福州市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中国当代著名翻译家。
194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同年任英文《上海自由西报》记者、英文《中国评论周报》特约撰稿者兼英文《中国年鉴》(1944—1945年度)副总编。
张培基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担任英文翻译，并亲身经历过东京审判朱纯深，英国诺丁汉大学博士，曾执教于福建师范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曾为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教授，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翻译专业教授。
从海德格尔哲学看翻译理论探索
海德格尔哲学对翻译 理论未来发展的启示 ：关注语言、文化和 存在之间的互动，拓 展翻译理论的研究领 域
未来翻译理论的发展趋 势：在海德格尔哲学的 基础上，探索翻译理论 的多元性和跨学科性
未来翻译理论的实践应用与海德格尔哲学的关系
海德格尔哲学对翻译理论的影响：强调语言、 存在和理解的相互关系，为翻译理论提供了 新的视角和思考方式。
海德格尔的“解释学”思想对翻译理论中的解释和理解问题产生了影响，强调翻译过程中的理解和 解释应以文本为基础，同时考虑语境和文化因素。
翻译理论在海德格尔哲学中的体现
海德格尔哲学强调 存在与语言的关系， 认为语言是存在之 家，翻译是对语言
的解读和重构。
海德格尔认为翻译 不仅仅是语言的转 换，更是对原作意 义的追寻和再创造， 体现了翻译者的主
海德格尔哲学视角下的翻译理论创新实践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对翻译 理论的影响
海德格尔哲学视角下翻译理论创新 的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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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在翻译理论 中的应用
海德格尔哲学视角下翻译理论创新 的未来展望海德格尔哲学视角来自的翻译理论创新意义添加标题
深化对翻译本质的认识：海德格尔哲学强调存在与语言的紧密关系，认为翻译是对存在之真 理的探索和传达，从而深化了对翻译本质的认识。
未来翻译理论的创新发展与海德格尔哲学的关系
海德格尔哲学对 翻译理论的影响： 强调翻译的本质 和意义，推动翻 译理论向更深层
次发展。
未来翻译理论的 创新方向：结合 海德格尔哲学， 探索翻译的内在 规律和价值，推 动翻译理论不断
创新。
海德格尔哲学对 翻译理论发展的 启示：从海德格 尔哲学中汲取智 慧，为翻译理论 的发展提供新的
翻译与哲学的关系
翻译与哲学的关系1.从哲学角度看翻译爱因斯坦认为哲学是所有学科之母。
对翻译本质的哲学认知甚至也可追溯至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对语言的思考，他在《修辞学》一书中针对不同民族间语言的转换（即翻译）就有过哲学的阐释，“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
各个民族的口语和文字都是不同的。
然而，虽然各个民族的语言有不同约定，但内心的经验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相同的，由这种内心经验所表现的对象也是相同的。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思维和存在不仅是人和世界关系的两个最本质的方面，也是两个哲学上最高的范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反映着人与世界关系的最根本的方面。
翻译是以客观存在为标准而进行的思维活动。
因此，翻译思维和翻译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翻译研究的基本范畴，即如何处理翻译主体与翻译客体的关系问题。
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也随之成为翻译界研究的热点。
实践总是先于理论的形成。
西方译学的奠基人霍尔姆斯在哲学家亨普顿经验科学与非经验科学分类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翻译是一门经验科学，并指出译学研究涉及两大主要目标：一是按照我们在经验世界中所观察到的翻译即翻译作品的现象进行描写；二是能够对这些现象进行预测和解释的普遍原则。
如果从哲学的形而上学立场来看，一切自然规律和真理都属于客观规律，与个人主观意志无关。
比如，柏拉图强调意义具有普遍性，且在经过语言传递前后都具有安全性。
即一个事实（实际意义）在跨过语言边界后，其本身意义依旧可以保持“原汁原味”，并未因为受到语言的影响而产生丝毫的扭曲。
这显然是不可实现的，我们无法通过不同的语言版本来理解最“原汁原味”的西方哲学思想，正如外国人无法通过中文以外的语言形式完全接受中国的“之乎者也”。
因此，柏拉图在阐述这一哲学思想时并未从翻译层面加以考虑。
如果从认知的立场来看，正如以康德为代表的哲学家认为，人通过自身感受器官感知世界，只能认识到非常主观的事物表象，而不能接触到世界的本质。
翻译中的哲学问题
翻译中的哲学问题翻译中的哲学问题是一个充满挑战的领域，其中涉及到语言、文化、思维方式等多个方面。
在翻译工作中，我们会遇到一些哲学问题，例如语言的意义、文化的差异、思维方式的不同等，这些问题都会对翻译产生影响，而且在翻译中还涉及到更多哲学上的思考与探索。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讨论翻译中的哲学问题，并探讨其对翻译工作的影响。
我们需要理解翻译中的哲学问题是什么。
翻译是一门十分复杂的学科，相关于众多学科，如语言学、文学、文化学、哲学等。
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需要考虑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的差异，尤其涉及到语言中文化、认知、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这些都是涉及到哲学问题的翻译难点。
源语言中可能会有某些词汇、短语、句式等，它们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所承载的意义可能是不同的，这就需要翻译者去思考如何在目标语言中表达出等效的意义。
我们需要理解翻译中的哲学问题对翻译工作的影响。
翻译中的哲学问题会对翻译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它会影响到翻译者对源语言及目标语言的理解。
翻译者需要对源语言的语言结构、语法规则、语义关系等方面有深入的了解，同时还要对目标语言的语言文化、认知方式、价值观等有足够的理解。
他们需要思考如何将源语言的信息转化为目标语言的信息，如何在目标语言中准确地表达源语言中的意义。
这就需要翻译者具备一定的哲学素养，去探讨语言、文化、思维等方面的哲学问题。
翻译中的哲学问题还会影响到翻译的质量。
由于语言、文化、思维等方面的差异，翻译中有时会出现信息丢失、误解、混淆等现象，导致翻译的质量下降。
这就需要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认真思考，对翻译中的哲学问题进行充分的分析和把握，以确保翻译的质量。
我们需要理解翻译中的哲学问题需要如何应对。
针对翻译中的哲学问题，翻译者首先需要拥有扎实的语言基础、文化素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等。
他们需要具备一定的哲学素养，去探讨语言、文化、思维等方面的哲学问题。
他们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翻译实践，通过不断地积累经验、总结规律，来不断提升翻译能力。
康德哲学文本汉译探究
康德哲学文本汉译探究作者：满虎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5年第06期内容摘要：康德哲学具有抽象性、思辨性、深刻性，因而使其穿越历史，经久不衰，康德哲学文本的汉译宜准确、凝练、富有可读性。
译者应熟稔两种语言的差异，化形合为意合，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同时，译者应关照原语和译语读者认知，发挥能动性，运用创造性翻译，为译入语增添新的表达和思想，从而达到异质思想和文化的交流。
译文还应关照现实，进一步彰显翻译的社会功能。
关键词：康德哲学翻译形合意合社会功能一.引言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哲学是众科学之门，其抽象性、思辨性、深刻性使其穿越历史，经久不衰，康德哲学便是典范。
著名翻译家H.B.Nisbet由德语翻译到英语的康德的哲学著作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以其所用英语语言形式和风格契合康德德语的表达而备受好评。
纽马克在其1988年出版的《翻译教程》中将文本分为了三种类型即信息型文本、表达型文本以及呼唤型文本。
他将哲学文本放在了表达型文本之列。
主要功能是传递原文作者的思想感情。
因此，在译文具有可读性的基础上，译者应尽力保留原文的表达形式和作者的个性特征。
以下本文从康德经典哲学著作的英译本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出发，从冠词的翻译、代词的翻译、长句的翻译以及译者创造性翻译四个角度来分析哲学翻译应关注的重点和相应策略，以期对康德哲学翻译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
二.康德哲学文本中冠词的翻译上面提到，英语是重形合的语言，这首先体现在冠词的使用上，定冠词the有确定指代的作用，而不定冠词a/an起泛指作用。
在哲学语言中这种准确性更应在译文中体现。
题目是文章的眼睛，是对文章主题的概括和总结。
同时对于读者还要有吸引力，因此，题目的翻译至关重要。
《2024年翻译的跨文化解释——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模式》范文
《翻译的跨文化解释——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模式》篇一一、引言在跨文化交流中，翻译是一项重要的桥梁。
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递。
为了更好地理解翻译的本质和目的，本文将从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的角度对翻译进行跨文化解释。
二、哲学诠释学与翻译哲学诠释学是一种理解与解释的理论，强调理解者与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翻译过程中，这种互动关系同样存在。
翻译者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者，更是文化的诠释者。
他们需要通过理解源语言文本的内涵，将其转化为目标语言，同时保持原文的文化信息。
在跨文化背景下，哲学诠释学为翻译提供了理论支持。
首先，翻译者需要理解源语言文本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以便准确理解文本的意义。
其次，翻译者需要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对文本进行诠释和解释，使其在目标语言中得以再现。
最后，翻译的结果应该能够被目标语言读者所接受和理解，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
三、接受美学模式与翻译接受美学模式强调读者的接受和感受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
在翻译中，这种模式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翻译不仅仅是将源语言转化为目标语言，更重要的是要让目标语言读者能够接受和理解译文，从而获得与源语言读者相似的审美体验和情感共鸣。
在跨文化背景下，接受美学模式要求翻译者关注目标语言读者的文化背景、审美习惯和阅读期待。
翻译者需要通过自己的理解和诠释，将源语言文本中的文化信息转化为目标语言读者可以接受的形式，同时保持原文的艺术价值和审美特征。
这样，目标语言读者才能够获得与源语言读者相似的审美体验和情感共鸣。
四、哲学诠释学与接受美学模式的结合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模式在翻译中具有互补性。
哲学诠释学强调理解者与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翻译者提供了理解和诠释文本的理论支持；而接受美学模式则强调读者的接受和感受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为翻译者提供了关注目标语言读者的指导原则。
在跨文化翻译中，结合这两种理论模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翻译的本质和目的。
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的传递和交流。
关于翻译中归化和异化的哲学思考
关于翻译中归化和异化的哲学思考引言翻译作为连接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桥梁，在全球化这个时代更加突显出其重要性。
翻译的目的在于传递信息，使得受众能够真正理解源语言文本的意义和信息。
然而，由于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翻译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归化和异化的策略。
本文主要探讨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探究其哲学思考和存在的意义。
一、归化和异化的定义归化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对源语言文本进行调整，使之更加符合目标语言的语法、词汇、语言习惯等方面的特点，从而使译文更容易被接受和理解。
而异化则是指将源语言文本保持其原本的形式和特点，尽可能地保留原汁原味的文化和语言差异。
二、归化与异化的哲学思考归化和异化的存在形式反映了翻译中对文化以及语言本质的不同理解和处理方式。
1、认同和保持差异归化策略体现了一种认同和同化的思维模式。
将源语言文本进行归化调整，旨在使目标语言的受众能够感受到源语言文化气息的相似性，并将其融合到目标文化中去。
从翻译的角度来看，归化能够使得译文更加符合目标文化的行文规范和语言表达规律，使得受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译文所传递的信息。
而异化策略则体现了一种保持差异的思维模式。
异化可以使得受众领略到源语言文化的独特魅力和语言特色。
从翻译的角度来看，异化能够让译文保留源语言文化中的特点和差异，保持译文的独特性。
同时，异化也能激发受众对文化差异的认知和理解，增进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和尊重。
2、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归化策略更加注重在翻译过程中对文化差异进行消解和忽略。
将源语言文本进行归化调整，认为目标语言的受众不可能理解源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将其消解或者简化，使其更符合目标文化的行文规范和语言表达方式。
而异化策略则更加注重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
源语言文本中的文化差异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展现，并且异化技巧会被广泛运用以使译文保留尽可能多的原汁原味的文化和语言不同。
3、审美偏好和消费导向归化策略也体现了审美偏好和消费导向。
目标文化中的受众，通常认为翻译人应该遵循自己的审美偏好，将源语言文本进行适度的调整，以便更好地表达自我以及获得更好的消费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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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翻译的新探索
2004-04-09 作者:苏德超《武汉大学报》第969期第4版（2004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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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武大近十年，连续听邓晓芒老师的课也有五年，自忖对他的翻译理念有一定了解，愿与大家分享，希望对大家理解邓老师和杨祖陶先生的工作有所帮助。
理解先于翻译
如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译本大行天下。
译文的粗劣，不单是初事译业者之通病，连一些著名学者亦不例外。
“孟子”成了“门修斯”，“我思故我在”成了“我知道我存在”，弗雷格代替弗雷泽讲鬼神巫术。
邓老师以“理解先于翻译”来反对这种现象。
而理解，又并非一种自我感觉，而有其具体规定。
这种规定被学生戏称为邓晓芒的“四句教”：替康德辩护；用康德说康德；用康德说哲学史，用哲学史说康德；哲学史就是哲学。
１、替康德辩护。
邓老师不轻易反对康德。
单就康德各个具体立场而言，反驳起来似乎很容易：一是从康德以来又过了几个世纪，新的观点不断提出来；二是其学说被孤立了，各个部分得不到照应。
如果从第一点去反对康德，就只是另一个哲学家在反对，而不是陈述反对意见的研究者在反对。
表面上似乎有思想交锋，其实不过是意见罗列。
热衷于发出不同声音者，在哲学争论面前往往成了看热闹的，而不是看门道的，自然也无从去作裁定者。
如果我们因为孤立康德的某些观点而去反对他，那就更非学术态度。
有许多康德的研究者，要是他们能更耐心地阅读康德著作，就会发现要么康德并没有他所说的问题，要么有这个问题而康德已经在别处解决了它。
研究学问，尤其是公认难啃的康德哲学，不能急躁。
２、用康德说康德。
邓老师要求先把康德文本中的代词、连词等的涵义搞清楚；然后弄透句际关系和段际关系。
若确信理解无问题，还应试着用康德的术语和表达方式来复述一遍。
平常说理解某一文本，意味着可以用自己的话复述。
邓老师认为，学术探讨中每一个概念都有其明确内涵；换概念往往就换了意思。
要深入理解一种思想，循其自身的方式才是上上之选。
他反对那种一看书就激动、一激动就忘了所看的是什么而以为自己已有此种思想或者早就反对这种思想的读书态度。
他不只一次地对我们讲，看书，尤其是学习阶段的读书，应以求异为主，通过获得不同的东西来丰富自己，而不是从别人的书中看出自己的高明来。
读书要有“唐僧精神”，而非禅宗作风，要读出原汁原味。
３、用哲学史说康德，用康德说哲学史。
此即他常说的读书要有“穿透力”。
康德写作有一个思想背景，虽然他常常没有在行文中注出他引用或反对了哪些人的观点，但是研究者必须能看出来。
这就要求有相当的哲学史功夫尤其是对近代哲学史的精熟了解。
在此基础上，对康德以后的哲学史也应有深入的了解。
通过康德文本中的字句，引入后来哲学家的观点，如果能这样读康德，就相当于跟许多哲学家做同学。
与此同时，应尝试用康德观点来解读哲学史。
在康德可参与处，充当其代言人，与康德达到“神交”。
４、哲学史就是哲学。
邓老师认为，哲学史外无哲学。
唯有顺着哲学史，我们才有可能提出自己的哲学。
在这方面，邓老师已经做出了榜样。
虽然他研究康德、黑格尔的著作是中国这方面的“标高之作”（张志扬语），但他之最爱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初步有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自否定哲学。
他表达个人哲学观点的一些论文被德国教授译成德语在德国重新发表或收藏。
既不屈从于自己的无知，也不盲从于他人的权威，抓住问题、理清脉络并在可能的时候提出自己的见解，此即邓晓芒四句教的真精神。
许多博士生听一段时间的课后，常发现自己多年的阅读还停留在消遣阶段，自己多年的写作还停留在读后感阶段，于研究则尚未入门。
于是乎，也就没有了写论文的胆量。
邓老师的课听者甚众，每个学期开头两周都不得不走马灯似地换教室，但到了期末，交上去的课程论文却相当地少。
有的博士生甚至一年之内也不敢拿一篇论文让他过目。
都是给邓老师的课吓的。
男生皆然，女生就更不用说了。
邓老师的女弟子十分稀罕。
外界甚传是师母管教太严，恐怕系误传。
在直译和意译之外
邓老师并没有自恃是权威，就放纵自己的表达。
在翻译上，他力求忠实于原文。
据他自己说，他有意采用鲁迅“硬译”的传统。
邓老师与杨先生有一个共同的翻译信条：如无必要，勿增勿减。
“如无必要，勿增实体”是哲学上有名的奥康姆剃刀，所以我们不妨将这个信条叫做杨－邓译刀。
这把刀一方面要剃除形式上的增减，就是说，在形式上，译文应尽量与原文一致。
除了逗号（因为德语的从句实在难以处理），邓老师几乎不对康德行文的形式作任何改动。
我们阅读译本与康德原文，会发现在形式上两者高度一致。
倘德语足够好而对康德又颇有研究，然后试着从译本回译成德语，则与原文几无大出入。
从前的译者不断地拆散康德的句子，一句译成数句，以换取可读性。
有的甚至还大段大段地加上译者注，免得读者看不懂。
而在邓老师的译本中，这种现象没有了。
这把刀在另一方面要剃除内容上的增减，就是说，在内容上，译文应尽量与原文一致。
大多数康德用不同词处，邓老师在翻译中都用不同词对应。
在一般译者所忽略的语气方面，邓老师也着力译出。
让人觉得是康德直接在说现代汉语，而不是有人在翻译。
至于歧义与疑难处，译文也尽量译出。
如无必要，邓老师尽量不用自己的理解去取代读者自己的理解，借此来保持康德著作解读的多种可能性。
邓老师希望不通德语的读者可以一字一句地抠译文，就像德语读者抠原文一样。
从形式上看，邓老师的译文绝对是直译；而在内容上能合得如此之好，又非意译不能达到。
邓老师常常说译者首先必须是所译内容的专家，然后对被译语种有较好的把握，然而更重要的，却是对用以译出的语言的把握。
邓老师以康德研究权威和文学批评家闻世。
也许正是由于这些素质，他才敢并且完成了在旁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让原汁原味的康德哲学说现代汉语”的工作。
我从五年前就开始上邓老师的《纯粹理性批判》讨论课，所用教材即其译文，同时还有拿着德文原文、各种英译本和汉译本来比照阅读的。
每次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人用三个小时来抠其中一两段。
当时译文尚是未定稿，而穷全班之力往往一个学期下来不能找到三五处暇疵，倒是常常找出别的译本（尤其是汉译本）的错误。
虽然一帮硕士博士生的水平有限，但能经得起如此折腾的译本，确实少见。
尤其让人称奇的是，最近我拿到一本《纯粹理性批判》的最新英译本，是国际著名的康德研究专家ＰａｕｌＧｕｙｅｒ和ＡｌｌｅｎＷ．Ｗｏｏｄ合译的。
这个以体现“２０世纪后半叶英语世界康德研究水平”为目的的译作居然在翻译原则和具体译文上，与邓老师和杨先生的译本惊人一致。
上述的杨－邓译刀也正是他们的翻译原则。
我和另一位研习康德哲学的博士生从这个英译本任选一些段落，试着按照杨－邓译刀的原则将其译成汉语，我们转译的文字几与邓老师的译文无出入。
这实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至少在康德研究方面，经过一个世纪的积累，我们汉语学术界终于有了与英语世界同样高水平的成果。
杨－邓译刀后的文化哲学内涵
在这里我只能就此略做提示。
邓老师将西方哲学的传统归结为强调既有规定的逻各斯精神和强调自我超越的奴斯精神。
杨－邓译刀对可多可少之增减的剃除显然与邓老师一贯强调的逻各斯精神相一致；而他们翻译的具体实践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现代汉语表达西方哲学之方式的丰富则体现了奴斯精神。
例如，在译本中，为了与康德一致，长句子特别多。
而长句子显然不是汉语特色。
邓老师认为，康德的每一个长句子，都是他的一个意义单位。
拆散固无不可，却失其本来韵味。
句子长，而又要一口气读完不得停顿，这就需要很充沛的精气或者说十足的中气。
句子长，往往读了后面忘了前面，这又需要很好的记忆力。
以上两点都是短句盛行的汉语所无法相比的。
在这方面，邓老师与鲁迅有同样的想法：要“改造”现代汉语，并以此来改造我们散漫随意的思维和行事。
而他们的成就表明，现代汉语原即有此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