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为承水器

盘为承水器。商周时期贵族宴会时，宴前饭后要行沃盥礼，沃盥时往往盘、匜配合使用，即用匜浇水于手上，用盘接洗手后的废水。如《礼记·内则》谓：“进盥，少者奉槃，长者奉水，请沃盥。”东汉经学家郑玄注：“槃，承盥水者。”西周中期前段流行盘盉相配，西周晚期到春秋战国多为盘匜相配。战国以后，沃盥之礼逐渐废弃不用，盘也被“洗”代替。

青铜盘出现于殷商早期，但为数不多，至商代晚期才流行起来。商代盘的形制多为敞口、圈足、无耳。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史墙盘以及200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的逨盘是著名的青铜盘。散氏盘又称夨人盘，西周后期青铜器。高圈足，有二附耳。盘内有铭文375字，记述夨划田给贵族散氏，利用山、川、路、树等自然标志标定田界，并列举见证人，宣誓信守契约。散氏盘是研究西周后期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虢季子白盘是西周中期青铜器。长方形，四面各有二兽首，衔环，四足为矩形。装饰有环带纹，是迄今所见最大的铜盘，曾为私人所占有。铭文111字，记录了虢季子白受周王之命征伐西北少数民族猃狁，因有功受到周王赏赐的事情。虢季子白盘铭文为研究西周政治、军事提供了重要史料。墙盘又称史墙盘，西周中期恭王时器。1976年陕西扶凤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出土，与其出土的青铜礼器有一百多件，均属微氏家族器具。圆腹双附耳，圈足。腹饰垂冠分尾长鸟纹，圈足饰窃曲纹。腹内底有铭文284宇，宇体秀美规整。墙盘铭文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做器者是担任吏宫的微氏家族中名墙的人，故名墙盘，或吏墙盘。铭文分为前后两段，前段历数周代文武、成康、昭穆各王，并叙当世天子的文功武德，这在铜器铭文中是不多见的。其中记述的昭王南伐荆楚之事，可以印证和补充历史文献。铭文接着叙述自己祖先的功德，讲述了微史家族的发展史，从高祖甲微、烈祖、乙祖、亚祖祖辛、文考乙公到史墙。铭文颂扬祖先功德，祈求先祖庇佑，是典型的追孝式铭文。人们从微氏家族的发展史中，可看出周王朝对殷商遗民采取的政策。盘铭对研究西周历史有重要参考价值。逨盘是2003年１月２９日在陕西眉县出土的２７件青铜器之一，盘铭文达372字，比著名的《史墙盘》青铜器铭文还要长，是建国以来出土铭文最长的青铜器。铭文中记录的周王有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等１２代王（时王为宣王），几乎是完整的西周诸王世系表。这个世系和《史记·周本纪》的记载一致，因此，以前学者提出的存在“周公纪年”的观点，就得不到金文材料的支持，有关“共懿孝夷”王序的争论也由此迎刃而解。对研究西周史中的重要问题有重要价值。铭文主要记述单氏在西周八代世系，并记载逨及其父亲因伐戌和治理林泽有功，受周王室册封奖励之事。

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的27件青铜器是２００３年中国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２１世纪的重大发现。这批２７件青铜器，出土于陕西省眉县杨家村的一个窖藏里，是当地村民取土时发现的。这批珍贵的青铜文物不仅成套，而且件数多。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大规模出土的铭文青铜器。它们主要有鼎、盘、壶、盂、鬲、盉等，其中包括四十二年逨鼎两件，四十三年逨鼎十件，单叔鬲9件，逨盘、逨盉一对，叔五父匜一件，单五父壶两件，（天字型金文）盂一件，铭文共8套。鼎最大者直径约有六七十厘米，部分以大套小地叠放着。这批青铜器造型精美，保存完好，铭文遒劲古朴，且件件都有述事铭文，铭文总数目前统计已达4000余字。这批青铜器属于西周单氏家族的逨、叔五父、单五父、单叔。西周青铜器出土过许多次，但这次出土的青铜器价值是空前的。许多学者都对铭文及反映的历史进行了研究。李零《读杨家村出土的虞逑诸器》《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3期探讨了作器者的名字、身份、世系，认为其中（天字型金文）盂年代比较早，不是同一家族的铜器，其它都属于一个职官为虞，私名为逨的人所作。作者以“逑”为氏，在铭文中有匹配之意，行辈为“叔”，字“五父”，可能是另一种名、字互训（“五”读为“伍”，伍亦有匹配之意），是单氏家族的一个分支，是“灵伯”和“懿仲”的后代。他还认为，逑的七世祖考，其中的（上彖下皿）是重要人物，其祖父是成王前后的王室大臣益公，可见益氏家族也是从单氏分出。另外，从（上彖下皿）器讲养马的铭文以及文献记载虞的职官来看，马政也由虞官负责。王辉《（从

走旁与）盘铭文笺释》《考古与文物》2003年对逨盘铭文进行考释，以为作器者为，此字读如仇匹之仇。他还对单氏家族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考证。单氏家族的最初封地，前人多不清楚，东周时期的单或说在孟津，但西周时期的单则不清楚，他认为从单氏青铜器大量出土于杨家村一带看，单应在附近，且在周文王时已受封。42年、43年两件逨鼎所记历日也引起学者们的争论：若以常用的公元前827年为宣王元年，则四十二年逨鼎记载的“乙卯”历日不能容入宣王年历系统。因此，有学者据此对以往的西周金文历谱以及“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拟订的西周金文历谱提出新的建议（朱凤翰《陕西眉县出土窖藏青铜器笔谈》《文物》2003年第6期）。对于这一问题，有的学者则认为原来排定的宣王历谱依然适用，很可能是鼎所记历日有误（张长寿《陕西眉县出土窖藏青铜器笔谈》《文物》2003年第6期。）还有学者根据逨器修正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对一些器物年代的判定，并认为器铭中所称王号并非生称而为死谥（李伯谦《陕西眉县出土窖藏青铜器笔谈》《文物》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