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摄影艺术

中国摄影艺术摄影属于视觉艺术的范畴，主要通过照相机和感光材料（或感光元件）完成静止的二维空间画面捕捉，以具体、直观的瞬间形象，直接诉诸于人们的视觉。

一、早期中国摄影（1900—1949）1、摄影进入中国摄影术诞生于1839年，以法国科学家达盖尔的银版法摄影术为标志，揭开了人类观察世界和记录世界的全新模式，从而为人类史的纪录提供了无可匹敌的视觉范本。

摄影术很快在世界各地迅速普及，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

然而摄影在中国闭关自守的格局背景下，一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后来的清朝统治者曾经这样认定摄影：奇技淫巧，坏人心术。

从而以封建主义的仇视立场，拒摄影于国门之外。

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在中国境内的摄影，主要是一些国外的摄影师对中国的记录。

最早对中国城市投以关注并且被认为是第一位到过中国的西方摄影记者是费利斯·A.比托。

他出生于威尼斯，后来加入英国国籍。

1860年，他以摄影记者的身份在中国旅行，并且报道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战役后期的主要事件，记录了北京附近皇家颐和园的破坏和对天津的占领。

美国摄影师约翰·汤姆森也是最早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画面传播到西方的摄影家，并且收获颇丰。

1873年到1874年，汤姆森出版了《图说中国和它的人民》一书，200幅胶版印刷的照片和说明文字，是他近5年的辛勤结果。

他的足迹遍及大陆内地和香港、台湾，除了人物肖像和场景外，还有很多世俗的生活场景，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艺术的萌芽中国自己的摄影艺术萌芽和发展，始于20世纪初期。

当时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为慈禧太后拍摄“御照”的年轻摄影师勋龄。

勋龄为东三省满族人，曾随父亲到摄影的诞生地法国学习陆军，酷爱摄影。

1903年回国后，带回全套摄影器具，任慈禧的摄影师。

在1903年入宫到1905年离去的两年间，为慈禧及其宫眷拍摄了大量照片，并流入民间。

这时候的清朝政府已经一改对摄影的敌视态度，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促成了摄影在中国的普及。

“西法造像”不仅在中国的城市成为一种新兴行业，以商业为目的的流动摄影师在穷乡僻壤也时有所见。

摄影在中国不断普及发展，逐渐由一门科学演变为人们公认的艺术样式。

1910年在南京举办的第一次南洋劝业会上，通过评选，湖北钟大声和天津刘治平拍摄的照片获得银牌奖，杭州二我轩照相馆选送的《杭州西湖各景》照片一册，经评审并由“皇帝钦定”为金牌奖。

这一时期中国摄影发展的主流是工艺与商业相结合，与欧洲19世纪50年代摄影的发展特点相似，尽管晚了半个多世纪。

同时，这些“师夷之技”的中国摄影师，比起到中国猎奇的外国摄影师来说，他们所留下的作品和表现出来的才华，并不逊色。

辛亥革命前后，由于风起云涌的战争背景，中国摄影回应科学与民主的呼声，在报道摄影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具有进步思想和敏锐观察力的摄影家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瞬间。

革命志士喻培伦、从事战地摄影的李白贞等人，都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报道摄影画面。

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摄影家高剑父受孙中山先生委托，成立了“中华战地写真队”，总部设在广州，经常深入部队拍摄战事进展情况。

这一时期随着印刷术的成熟，国内还出版了许多摄影专集和时事摄影明信片。

其中最具影响的就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大革命写真画》，以及华北照相馆编辑的《天津水灾纪念全图》等。

3、艰难的起步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尽管整个中国社会处于“兵连祸结”的战乱背景之下，但是中国摄影却在艰难中起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1920年前后，我国最早的新闻图片社“中央写真通讯社”成立。

1921年，钱景华在家乡江苏常熟组织摄影团体“乐社”，并与俞采生共同举办了中国摄影史上最早的联合影展。

1922年，我国最早的摄影期刊《摄影杂志》在广州创刊。

1923年，陈万里等发起成立“艺术写真研究会”，后改名为“光社”，成为中国摄影史上最著名的业余摄影家组织。

1925年，林泽苍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摄影学会”，创办《摄影画报》，“号称会员数千人”。

同年，上海美术团体“天马会”举办第七届展览，首次陈列了陈万里的摄影作品，标志着中国摄影进入了艺术的殿堂。

紧接着，1926年夏，摄影家吴中行的处女作《归牧》入选英国伦敦摄影沙龙，并被收入《英国国际年刊》，吴中行也于同年成为加入英国皇家摄影学会的第一位中国摄影家。

1927年，北京光社成员刘半农，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出版了《半农谈影》——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摄影理论著作。

1930年，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摄影团体“黑白影社”成立，标志着中国摄影艺术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这样一个成熟的摄影环境中，造就了一大批我国早期著名的摄影家，如郎静山、王小亭、方大曾、吴印咸、沙飞、陈万里、张印泉等。

这些摄影家或是在纪实摄影领域，或是在艺术摄影领域，为中国摄影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4、进入战争时期进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摄影更多地呈现出图片报道的模式，一些著名的军事将帅也和摄影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叶挺将军用他的徕卡相机，留下了许多具有文献价值的照片。

新四军领导人张爱萍将缴获的蔡司相机和手枪随身携带，成为著名的战争摄影家。

1942年，为了纪念抗战五周年，《晋察冀画报》创刊。

到1948年为止一共出版了44期，3万2千册。

随后《山东画报》、《华东画报》、《胶东画报》、《晋热辽画报》、《东北画报》相继问世，为中国图片摄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新中国的摄影艺术（1949—2000）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摄影家石少华、罗光达、侯波等14人担负了开国大典的报道，童小鹏拍摄的“毛泽东讲话”，成为新中国第一幅彩色照片，揭开了中国摄影新的一页。

1、50年代的中国摄影5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犹如童话般充满美好记忆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摄影还远未普及，从事摄影工作的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从解放区过来的长期从事战争摄影报道的随军记者，以其鲜明的立场和丰富的报道摄影经验，很快成为新中国摄影界的骨干力量。

另一类是曾经在国民党统治区为报社工作的摄影记者，以及大批从事照相馆经营的摄影人员，拍摄风格主要延续了唯美主义的摄影方式和情调，具有较强的民间色彩。

1950年，第一本大型的以图片报道为主的八开彩印杂志《人民画报》正式创刊。

第二年，另外一本相同规模和印刷质量的图片类杂志《解放军画报》创刊。

这两本画报和后来在1955年创刊的《民族画报》呈三足鼎立之势，并将此格局一直保持到80年代中期。

它们在摄影报道和图像传播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并不亚于世界一流的杂志《生活》、《观察》或是《巴黎竞赛画报》。

50年代的摄影一方面以社会纪实为主，著名的代表作有齐观山的《斗地主》，时盘棋的《烧地契》，高亚雄的《上甘岭战斗》，蔡尚雄的《修建高炉》，张其军的《鼓动》，李仲魁的《在结婚登记处》，李曙的《农民诗人王老九》等。

这些作品从今天看来，都已经成为一个时代最具象征意义的视觉记录和图像符号。

另一方面，以人像、花卉、静物和风景为主要题材的拍摄，也在一些著名摄影家的努力下得到了健康的发展。

如郑景康的《画家齐白石》，黄翔的《黄山雨后》，张印泉的《静物》，熬恩洪的《油菜花》等。

这些以情感和趣味表达为主要特点的作品，延承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特色，以“写神”为主，奠定了中国摄影界“艺术摄影”的美学标准，甚至一直影响到今天。

50年代摄影界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在1959年为国庆10周年编辑制作的大型画册《中国》。

这部编入了172位摄影家的464幅摄影图片、重达8公斤的里程碑式的画册，如同一部史诗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10年间的精神面貌。

其中最具影响的作品有吕厚民的《欢送志愿军归国》，孟宪全的《送别亲人》，田原的《炼钢能手李绍奎》，茹遂初的《要把洮河引上山》，陈勃的《冒雨奋战》，袁毅平的《东方红》等。

2、时代重压下的摄影60年代前期，在整个政治空气尚不紧张的背景下，中国摄影家开始将自己的人生哲学与摄影拍摄协调起来，将自己的审美情趣与摄影的服务功能尽可能和谐地糅合在一起，诞生了这样一些有代表性的摄影作品：牛畏予的《跟我走》，陈文辉的《我是一个兵》，陈复礼的《漓江早渡》等。

接下来，50年代那种花花草草的摄影已经被逐渐认为是脱离时代的小资情调；风景不再是纯粹的风景，而是祖国大好河山和呈现出社会主义新气象的新农村；任何个人的表现都被认为是可耻的。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飙突进，摄影家个人已经成为整个历史的一部分，个人价值完全消失在历史价值之中。

摄影在精神方向上的一致性，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惊人景观。

摄影界“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的创造方法盛行一时，“坐在家里想画面，到了现场摆画面，群众当演员，我来拍照片”，成为当时摄影创作的真实描述。

然而也有一些忠实于历史真实的摄影家坚守着自己的立场，以客观的角度纪实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面貌。

这些画面对于了解中国历史的演进，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76年，“四五”运动敲响了“四人帮”的丧钟，也给中国摄影界带来了历史性的转机。

1月8日和4月5日，在纪念周总理的悼念活动中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大量现场照片，成为中国当代摄影史上值得永远记取的一幕。

随后，参加“四五”运动摄影的吴鹏、高强、罗小韵、李晓斌、王志平等发起编辑的“四五”运动摄影画册，直到1979年由叶剑英元帅题写书名《人民的悼念》后，才得以正式出版。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吴鹏的《团结起来到明天》、罗小韵的《力挽狂澜》、王立平的《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等。

“四五”运动摄影为推进中国社会变革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因此涌现出一批摄影新人。

时隔三年，以这伙年轻人为主组成的新中国第一个民间摄影团体“四月影会”成立，并于1979年4月5日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了《自然·社会·人》艺术摄影展第一回，展出了50位作者的300幅作品，25天接待了7万多观众，惊动了北京城。

展览锋芒毕露地对极左的文艺思潮遗风、对神性的权威提出了挑战，浓郁的人情味和生活气息是首展作品最显著的特色。

同年7月14日香港著名摄影家陈复礼的摄影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以画意摄影的风格吸引了六七万观众的目光，颠覆了“重大题材”或“长官意志”对摄影界的统治，对中国摄影在新时期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3、蓬勃发展期80年代的中国摄影，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历史的巨大变化毫不留情地给摄影文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群众性的摄影活动的普及和开展，无疑给中国摄影的复苏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一方面，作为中国最高级别的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从1982年的第12届一直到1988年的第15届，主要以唯美的创作风格倾向扭转了摄影曾经是作为一种说教的偏差，从推动群众性的摄影创作和加快摄影的普及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另一方面，一种作为潜在的对现有摄影文化的自觉突围，都只是处于一个非主流的状态——在展览形式上，有第二回《自然·社会·人》展览，《现代摄影沙龙》85展、86展，《太阳·人》影展，《80平米影展》，王氏四兄弟的《广场漫步摄影展览》，以及规模盛大的《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以及优秀作品展，其观众之多、反应之大、都超过了权威的国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