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汉文学交融中的元代蒙古族诗歌研究
元代蒙古人对汉族文化的接受和影响
元代蒙古人对汉族文化的接受和影响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呈现出了独特的文化现象。
蒙古族统治者在接管中华大地后，并没有完全推翻汉族的文化体系，反而积极融入其中，并吸收、发扬汉文化。
这一历史现象，被誉为“元代融合”。
元代蒙古人对汉族文化的接受和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蒙古人对汉字的认识和使用在元代，蒙古人对汉字进行了大规模的认识和学习，并且开始使用汉字。
这是元代文化交融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由于蒙古语不存在与汉语相同的书写体系，因此蒙古人使用汉字写作成为了必要的选择。
除此之外，蒙古人还通过汉字训练获得了汉语知识以及汉字的美感，使得汉文化开始深入人心。
二、蒙古人对汉学的推崇和提拔元代蒙古人十分推崇汉学，在官员选拔中，几乎所有官员都需要参加考试，以确保其汉语、文化水平以及对现代制度的了解。
其中汉学是必修科目，并且取得高分是选拔官员的关键。
此外，蒙古人也开始支持汉学的发展，为其提供了巨大的资金和资源。
除了官员选拔之外，蒙古人还推崇汉诗、汉文学。
蒙古帝王忽必烈更是亲自撰写汉诗，并推动汉诗的发展。
这些表现出了蒙古人对汉文化的推崇，并且为文化融合奠定了基础。
三、蒙古人的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蒙古人在向汉文化借鉴的同时，也将自己的民族文化带入到中国大陆。
比如，元代在曲艺方面表现出来的独特性和创新性，其民族特色深受人们喜爱，算得上是中国曲艺文化的珍品之一。
此外，蒙古族歌词、音乐、服装等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元代蒙古人对汉族文化的接受和影响是多方面的。
他们不仅借鉴了汉文化中的诗词、礼仪、饮食等传统文化，还将自己的民族文化发扬光大。
这种跨民族文化的融合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进步和发展，表明了文化在世界历史瑰宝中的独特价值。
元朝的文化交融与融合
元朝的文化交融与融合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文化的交融与融合更是引人注目。
在元朝的统治下，不同的民族和文化相互影响、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元的文化景观。
本文将从语言、文学、艺术和宗教等方面探讨元朝的文化交融与融合现象。
一、语言的交融与融合元朝统一了全中国的土地，统一了语言文字。
作为蒙古族的执政王朝，元朝在语言的交融与融合方面具有独特的特点。
首先，元朝实行的是多语制度，除了蒙古语之外，汉语、西夏语、兀鲁思语等各种民族语言也在不同程度上使用。
这种多语制度为不同民族的交融提供了语言上的便利，也为元代文化的多元性奠定了基础。
其次，元朝创制了蒙古文和汉文两种文字体系。
蒙古文主要用于官方文件和蒙古族的日常交流，而汉文则用于文人学士和汉族社会的文字表达。
这种双语制度促使蒙汉两族在语言上相互借鉴、交流，使得元代文化呈现出独特的双重风貌。
二、文学的交融与融合元朝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多元文化的交融决定了元代文学的独特性和丰富性。
元代文学既有蒙古族文学的影响，也有汉族文学的传统延续，同时还汇集了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学元素。
元朝文学在形式、题材和风格上表现出多样性和包容性。
在元代文学中，以元曲最为突出。
元曲是融合了蒙古族、汉族、西夏族等多种民族文化要素的戏曲形式。
元曲既吸收了蒙古族叙事诗的特点，又继承了宋代文人的传统，取得了蒙汉两族文学的交融与融合。
元曲以其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三、艺术的交融与融合元朝的艺术融合了蒙古族、汉族等多种民族的艺术风格，形成了丰富多样的艺术景观。
元代绘画融合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构图技法，同时吸收了蒙古族的马匹画法和西域文化的影响，开创了具有元代特色的绘画风格。
元代瓷器则充分融合了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以及波斯、阿拉伯的艺术元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元青花”。
四、宗教的交融与融合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信仰多元的一个时期，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不同宗教在元朝统治下发展并相互影响。
元朝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元朝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朝代。
元朝是由蒙古族的成吉思汗建立的，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主导的中央政权。
元朝统治期间，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成为了一个显著的特征。
本文将探讨元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对中国历史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蒙古族与汉族的融合元朝的建立标志着蒙古族群体在中国历史中的崛起。
为了更好地统治中国，元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蒙汉民族之间的融合。
首先，元朝设立了行省制度，将全国划分为行省和路，由行省和路都统治者来实施地方管理。
这种制度使得原本分散的蒙古族群体能够更好地融入汉族地区。
其次，元朝实行了宽松的民族政策，鼓励蒙古族与汉族通婚，并采取了儿子继承父亲的制度。
这使得蒙古族的贵族与汉族的地主阶级产生了血缘联系，加强了蒙汉之间的联系与融合。
蒙古族与汉族的融合不仅在政治上体现，在文化上也有深远的影响。
元朝的文化融合表现在文学、艺术以及生活方式上。
元朝时期出现了众多的汉诗作家，他们成为了中国文坛的佼佼者。
同时，蒙古族也吸收了汉族的文化，使得元代的文学艺术呈现出蒙汉文化独特的风貌。
二、蒙古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融合除了蒙古族与汉族之间的融合外，元朝还促进了蒙古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
元朝时期，蒙古族于西亚和欧洲建立起了强大的帝国，统治范围涵盖了很多不同民族的地区。
蒙古族与这些地区的民族进行交流与融合，推动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例如，元朝与波斯、阿拉伯等地区的文化交流十分活跃。
元代的波斯文学和阿拉伯文学对中国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元代的文学流派也在波斯和阿拉伯等地传播开来。
这种蒙古族与波斯、阿拉伯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使中国文化得以纳入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
三、元朝文化对后世的影响元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对于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元朝时期的文学艺术成就为后世所推崇，对明清时期的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元代以来，诗、词、文言小说等文学形式逐渐兴盛起来，为后世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科尔沁民歌研究综述——以21世纪汉文撰写的硕士论文成果为例
研究交流科尔沁民歌研究综述——以21世纪汉文撰写的硕士论文成果为例岑霞西北民族大学摘要：蒙古族民歌在蒙古族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科尔沁作为蒙古族民歌广泛流传的地区之一，其民歌除了与蒙古族民歌具有共同特点之外，又具有自身独特的特色。
本文以21世纪汉文撰写的硕士成果为基础，对科尔沁民歌进行梳理和总结，找出存在的问题，为以后的专家和学者研究科尔沁民歌提供参考。
关键词：科尔沁；民歌；研究；综述科尔沁民歌作为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具有鲜明特色的艺术珍宝，在蒙古族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学术界关于蒙古族科尔沁地区的民歌研究成果，总体而言以蒙文撰写的成果较多，汉文相对较少。
本文根据所收集到的资料，在汉文撰写的基础上，从叙事民歌、长调民歌和短调民歌三个角度入手，对科尔沁民歌展开综述，欠缺之处，期望研究科尔沁民歌的专家、学者们进一步研究、改进。
一、科尔沁长调民歌研究蒙古族长调民歌是蒙古族音乐和文化的一种重要传承方式，其曲调悠扬、蕴含哲理丰富，在内蒙古历史上繁荣一时。
根据所收集到的资料，对材料进行梳理、归纳和总结如下：王兴斌在《科尔沁地区蒙古族长调民歌保护与传承》[1]一文中指出，以氏族为单位的游牧行动是长调民歌形成的根本原因。
科尔沁长调民歌演唱技巧上以高亢、舒缓冗长的旋律和诺古拉为主，多用真声唱法而很少运用假声唱法。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尔沁长调民歌得到广泛传播，逐渐向城市音乐趋近。
李姝在《科尔沁蒙古族歌唱艺术特征分析》[2]一文指出，科尔沁乌尔汀哆(长调民歌)多严肃性题材的歌，有长于抒情和风格丰富多样等的特点。
演唱方法上以独特气息为基础，多运用诺古拉等演唱技巧。
这种说法从大方面简单的方面概括了科尔沁长调民歌的状况，没有全面展开论述。
吴云在《科尔沁乌日汀哆研究》[3]一文中指出，科尔沁民歌多运用倚音进行装饰；演唱技巧以努古拉为主，浩来努古拉运用数量最多，膛乃努古拉次之；多运用衬词拖腔和短拖腔；有一对二的、一对三、一对一和“对唱式”叠唱腔词结构等。
元朝的历史文化汉蒙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元朝的历史文化汉蒙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元朝（1271年-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王朝，也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背景的时期。
在元朝的统治下，汉蒙文化融合与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
本文将从政治、宗教、语言、艺术等方面介绍元朝时期汉蒙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一、政治融合与发展元朝是由蒙古族的成吉思汗建立的，政治上以蒙古族的统治为主导。
然而，在元朝兴起后，汉族文化逐渐被吸收和融合，形成中央政权的基石。
元朝政府推行分封制度，以蒙古贵族为主导的官员占据重要职位，但在地方行政和军事上，却主要依靠汉族官员。
这种政治融合促进了汉蒙两族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进一步巩固了元朝的统治。
二、宗教融合与发展元朝的宗教文化也是汉蒙文化融合的重要方面。
元朝政府在统治中采取了宽容的宗教政策，允许各种宗教并存。
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传入中国，形成多元的宗教文化格局。
其中，佛教对元朝的文化影响最为深远，元朝皇帝更是崇尚佛教，并亲自主持佛事。
佛教在元朝时期达到了鼎盛时期，对于融合和发展汉蒙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语言融合与发展元朝时期，作为蒙古族的统治者，元朝政府推行蒙古语是汉蒙两族之间交流的工具，但与此同时，元朝也广泛使用汉语，尤其在行政和文化领域。
元朝的官员除了要学习蒙古语，还要掌握汉语，以便更好地进行统治。
这种语言政策促进了汉蒙两族之间的语言融合与发展，元朝成为了蒙古语和汉语并存的时期。
四、艺术融合与发展元朝时期，融合与发展的文化不仅表现在政治和宗教方面，还表现在艺术领域。
元朝的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形式吸收了汉族和外来文化的因素，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元代艺术。
元朝的绘画崇尚大写意，强调笔墨骨法，与宋代的细腻写实风格有所不同。
在建筑方面，元朝借鉴了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文化，将帐篷结构运用到建筑中，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蒙古包建筑。
综上所述，元朝的历史文化汉蒙文化的融合与发展体现在政治、宗教、语言和艺术等方面。
元朝政府在统治过程中实行了政治融合的策略，促进了汉蒙两族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宗教方面采取了宽容的政策，形成了多元的宗教文化格局；语言领域侧重蒙古语的使用，但汉语在行政和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艺术方面则吸收了汉族和外来文化的因素，形成了独特风格。
元朝的民族融合蒙古族与汉族的文化交融
元朝的民族融合蒙古族与汉族的文化交融元朝的民族融合——蒙古族与汉族的文化交融元朝（1271年-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多民族国家，由蒙古族人建立，而后融合了众多民族，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蒙古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融。
这一文化交融不仅影响了元朝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也对蒙汉两族的艺术、语言和习俗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融合蒙古族与汉族的文化交融在元朝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元朝的政权组织大体上保留了蒙古人的体系，但是蒙古人为了巩固统治，逐渐吸收了汉族文化。
首先，元朝采用了汉人的科举制度，使得汉族士人也能在政府中有发言权。
其次，元朝的法律体系也吸收了汉族的传统，实行了元律和行皇明府执法，使得法治制度更加完善。
此外，元朝还废除了蒙古族原有的部落制度，实行了地方官员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
二、艺术与文化的交融元朝时期，蒙古族与汉族在艺术和文化方面的交融可谓是互相借鉴，相互影响。
在绘画艺术方面，蒙古族的传统风格与汉族的绘画技巧融合，形成了元代绘画的独特风貌。
蒙古族绘画注重奔放豪迈，强调线条的挥洒，而汉族绘画则注重细节的描绘和色彩的柔和。
这种融合使得元代绘画在整体风格上独具一格，展现出宏大和谐之美。
在文学方面，蒙古族采用了汉族的文化方式，开始使用汉语而非蒙古语进行创作和交流。
蒙古族的各个阶层都积极学习汉语，使得汉语成为了元朝的官方语言。
蒙古族的贵族也开始模仿汉文化，创作了大量的汉诗和散文，这些文学作品在风格和技巧上都明显受到了汉族文学的影响。
三、语言和习俗的融合元朝时期，蒙古族与汉族之间的语言融合不仅仅体现在汉语的普及上，还体现在互相借词方面。
元代蒙古族人开始使用汉文进行书写，逐渐吸收了汉字，同时也将蒙古语中的一些词汇融入到汉语中。
这种语言融合为蒙汉两族之间的交流带来了方便。
此外，蒙古族与汉族之间的习俗也发生了许多的交融。
在蒙元时期，蒙古族和汉族的民众开始相互交往，从而带来了饮食、服饰、婚俗等方面的交流和互动。
胡仁乌力格尔对汉文小说说唐全传的蒙古演绎
２０２３年第４期(总第１９９期)㊀㊀㊀㊀㊀㊀黑龙江社会科学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Ｎｏ.４ꎬ２０２３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１９９民间文学胡仁乌力格尔对汉文小说«说唐全传»的蒙古演绎冯㊀文㊀开(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ꎬ呼和浩特０１００７０)摘㊀要:胡仁乌力格尔是蒙汉文学艺术交流的结晶ꎬ是中国各民族文学文化互鉴融通的范例ꎬ其既展现了汉文小说对蒙古族文学的影响力ꎬ也体现了蒙古族对汉文小说吸收和消化的能力ꎬ以及其间蕴藏的美学情趣和创造精神ꎬ对引导中国各族人民生动而深刻地认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具有独特的价值与示范作用ꎮ布仁巴雅尔说唱的胡仁乌力格尔«隋唐演义»按照蒙古族民间叙事传统的惯例对汉文«说唐全传»的结构体制进行适应性的调整ꎬ根据蒙古族的社会风俗㊁日常生活经验及审美情趣重构了汉文 说唐故事 的叙事资源ꎬ使其说唱的人物和情节内容具有鲜明的蒙古族文化特点和审美特色ꎬ为汉文小说在蒙古族民众中的传播与接受注入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ꎬ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现实依据和文化支撑ꎮ关键词:胡仁乌力格尔ꎻ汉文小说ꎻ隋唐演义ꎻ«说唐全传»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㊀㊀文献标志码:Ａ㊀㊀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４９３７(２０２３)０４－０１１６－０９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史诗研究百年学术史 (１８ＺＤＡ２６７)ꎻ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创新团队发展计划支持(ＮＭＧＩＲＴ２２０９)作者简介:冯文开ꎬ１９７４年生ꎬ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ꎮ㊀㊀清中叶后期ꎬ随着蒙汉民族交往与交流的加强ꎬ明清时期的汉文小说逐渐传入蒙汉民族交融密切的内蒙古东部地区ꎬ融入叙事民歌㊁好来宝㊁胡仁乌力格尔等诸多蒙古族民间文学样式中ꎬ对蒙古族说唱文学的丰富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ꎮ其间ꎬ胡仁乌力格尔是明清时期的汉文小说在蒙古族说唱文学中传播的主要形式ꎮ胡仁乌力格尔(俗称 本子故事 )是蒙古族民众在接受与吸收明清时期的汉文小说的基础上创造出的具有蒙古族特色的口头说唱艺术形式ꎬ胡仁乌力格尔的说唱艺人被称为胡尔奇ꎮ 说唐 系列故事在胡仁乌力格尔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ꎬ是胡仁乌力格尔的代表性曲目ꎬ在胡仁乌力格尔说唱传统中形成了一个宏大的 二十四代唐朝演义 的循环叙事结构[１]ꎮ而汉文小说中的说唐故事通过胡尔奇新的选择和组合成为蒙汉共享的文学故事ꎬ在蒙古族文学文化中呈现出新的生命形态ꎬ具有了异于汉文小说的新品质和新性格ꎬ形象地展现了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之间互动交融而构成的一个共生的动力学系统ꎮ在接受㊁欣赏和认同明清时期汉文小说所反映的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和思想的同时ꎬ胡尔奇依循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ꎬ将它有机地融入民间叙事传统中ꎬ并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将它继承和发扬光大ꎮ而正是在这种交流交往的过程中ꎬ胡仁乌力格尔对汉文小说的口头演绎逐渐成了蒙汉民族互动交融中最为深沉㊁最为牢固的精神纽带和共享的文化符号ꎬ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ꎮ优秀的胡尔奇布仁巴雅尔说唱的胡仁乌力格尔«隋唐演义»取材于汉文小说«说唐全传»[２]ꎬ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ꎬ真切地体现了蒙古族的审美情趣ꎬ深深地烙上了蒙古族文化底蕴和说唱艺术传统的印记ꎬ受到蒙古族民众的喜爱ꎬ推动了蒙汉文学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ꎮ２０世纪８０年代ꎬ布仁巴雅尔在哲里木盟广播电台(今内蒙古通辽市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胡仁乌力格尔«隋唐演义»ꎬ２０１３年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将这个说唱录音进行了较为完整地刻录ꎬ其说唱时长为７０小时ꎬ收藏于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资料室ꎮ这里将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收藏的布仁巴雅尔«隋唐演义»和清代６１１鸳湖渔叟校订的«说唐全传»并置ꎬ阐述布仁巴雅尔演绎明清时期汉文小说的说唱特征ꎬ归纳胡尔奇演绎明清时期汉文小说的某些创编规律ꎬ阐明蒙古族对明清时期汉文小说吸收和消化的能力及其间蕴藏的美学情趣和创造精神ꎬ挖掘存在于其间的多民族文学文化交融互动的通则ꎬ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现实依据和文化支撑ꎬ对推进中国各民族文学文化互鉴融通研究亦有所助益ꎮ㊀㊀一、结构体制的适应性调整在演绎过程中ꎬ胡尔奇根据蒙古族特有的传统艺术形式对明清时期汉文小说的结构体制进行加工调整ꎬ在遵循汉文小说的基本情节框架的基础上使其结构体制符合蒙古族的说唱文学传统ꎬ呈现出新的形式和新的特点ꎮ以诗词或韵文开篇是明清时期汉文小说在体制上共有的结构特点ꎮ汉文«说唐全传»的开篇为一首七律: 繁华消长似浮云ꎬ不朽还须建大勋ꎮ壮略欲扶天日坠ꎬ雄心岂入驽骀群ꎮ时危俊杰姑埋迹ꎬ运启英雄早致君ꎮ怪是史书收不尽ꎬ故将彩笔补奇文ꎮ [３]１它颂扬了英雄及其不朽的丰功伟业ꎬ感慨世事沧桑和人生悲凉ꎬ预示着将要讲述的内容ꎬ起到了入话的功能ꎮ在说唱隋唐故事的开场时ꎬ布仁巴雅尔将它直接置换为程式化的段落:㊀㊀ｈａｓｕｎｅｒｄｅｎｉｄａ即使是像玉这样的宝物ｈａｙａｎｇｃ㊅ｉｎｅｇｅｊｕｊａｇａｎｕｒｇｕｂａｃ㊅ｕ虽有墙壁般厚实ｈａｇａｌａｊｕｊａｒｕｈｕüｇｅｉｂｏｌｂａｌ但不加以修饰并利用它ｈａｓｂｉšｉｈａｄａｃ㊅ｉｌａｇｕšｉü..那么便不是美玉ꎬ而是石头ｈａｇｕｃ㊅ｉｎｃ㊅ａｇｕｎｕｃ㊅ｉｒｇｅｔｅｌｅ即使是过去的事情ｈｅｊｉｙｅｄｅｈｅｌｅｈüüｇｅｉｂｏｌ永不提及ｈａｒｈｉｓｊｉｒｕｍｙｉｅｒｙａｂｕｇｓａｎｙｉｅｎ那么奸佞小人所做的事ｈｅｊｉｙｅｄｅｂａｌａｒｈａｉ将永远模糊ｙｕšｉｅｒｄｅｎｉ玉石珍宝ｅｂüｄｅｇｃ㊅ｉｎｅｇｅｕｒｇｕｈｕｄｕ即使是长到人的膝盖那么高ｅｂｄｅｌｅｇｅｄｊａｒｕｈｕüｇｅｉｂｏｌ如果不雕刻并利用它ｅｒｄｅｎｉｂｉšｉｃ㊅ｉｌａｇｕšｉü便不是珍宝ꎬ而是石头öｎｇｇｅｒｅｇｓｅｎｎｕｕｃ㊅ｉｒｇｅｔｅｌｅ虽说是过去的事情ｅｇüｒｉｔｅｈｅｌｅｈüüｇｅｉｂｏｌ永不提及üｎｅｎｈｕｄａｌｙｉｅｒｙａｂｕｇｓａｎｎｉ那么这世间的黑白正义öｎｉｔｅｂａｌａｒｈａｉ就会被永远颠覆ｇａｌｂａｒａｇｃ㊅ｉｓａｎｄａｎｕｒｇｕｌａｉ珍贵的檀木ｇａｊａｒｙｉｅｎｈａｔｇｕｇｓａｎöｎｄöｓöｔｅｉ植根于土壤ｇａｒｇａｊｕｈｅｌｅｈüüｌｉｇｅｒｂｏｌｂａｌ现在要讲述是ｓüｉｔａｎｇｕｎｄｅｂｔｅｒ隋唐的故事①这段程式化的描述阐发了朴素的人生哲理ꎬ预示了将要说唱的内容ꎬ是布仁巴雅尔为了使自己的说唱适应胡仁乌力格尔文体而对汉文原著做出的改编ꎮ它符合蒙古族民众的审美习惯ꎬ是布仁巴雅尔演绎明清时期汉文小说时对胡仁乌力格尔结构体制和叙事惯例的自觉遵守ꎮ这也见于他说唱的«三国演义»«薛刚反唐»«吴越春秋»等汉文小说的故事中ꎬ而且琶杰㊁毛依罕㊁劳斯尔等许多胡尔奇对明清时期的汉文小说进行口头演绎时也遵循同样的叙事惯例ꎮ②一般而言ꎬ置换明清时期汉文小说中开篇的７１１ ①②布仁巴雅尔:胡仁乌力格尔«隋唐演义»ꎬ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录音ꎬ２０１３年ꎬ第１个小时１分３５秒至２分１０秒ꎮ参见琶杰说唱的«武松打虎»和«程咬金的故事»㊁毛依罕说唱的«鲁智深大闹桃花村»㊁劳斯尔说唱的«程咬金行医»等ꎮ诗或词的程式化段落以蒙古族的曲艺形式好来宝呈现ꎮ它通常由胡尔奇在现场即兴创编出来ꎬ灵活性非常强ꎬ伸缩性很大ꎬ可长可短ꎬ长则数百个诗行ꎬ短则数十个诗行ꎮ布仁巴雅尔说唱«隋唐演义»使用了２０个诗行ꎬ琶杰说唱«程咬金的故事»使用了２８个诗行[４]ꎮ同一胡尔奇说唱不同的汉文小说时在开场使用好来宝呈现的程式化段落篇幅也不同ꎮ布仁巴雅尔在说唱汉文«薛刚反唐»时将其开篇的诗歌置换为程式化段落仅使用了８个诗行ꎮ①同一胡尔奇在不同时期说唱同一汉文小说的故事时开篇使用的程式化段落也会不同ꎮ劳斯尔在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３日说唱的«程咬金行医»使用了２４个诗行ꎬ在２００７年说唱这个故事时使用了１６个诗行[５]ꎮ作为可辨识的句法结构单元ꎬ胡尔奇在说唱明清时期汉文小说的开篇呈现的程式化段落通常押句首韵ꎬ形式多样ꎬ或八句一押韵ꎬ如布仁巴雅尔«隋唐演义»开篇的第１ ８个诗行押 ｈ 的韵ꎬ呈现的韵律图式为ＡＡＡＡＡＡＡＡꎻ或四句一押韵ꎬ如布仁巴雅尔«薛刚反唐»开篇的第１ ８个诗行押 ｍ 和 ｔ 的韵ꎬ呈现的韵律图式为ＡＡＡＡＢＢＢＢꎻ或三句一押韵ꎬ如布仁巴雅尔«隋唐演义»开篇的第１０ １２个诗行押 ｅ 的韵ꎬ第１７ １９个诗行押 ｇ 的韵ꎬ第１０ １９诗行呈现的韵律图式为ＡＡＡＢＡＣＢＥＥＥꎮ这显现出胡仁乌力格尔押句首韵的丰富多彩ꎬ增强了诗行的节奏感和往复回旋的韵律美ꎬ也展现出胡尔奇高超的连韵技巧ꎮ除了开端之外ꎬ诗词或韵文也常见于汉文«说唐全传»和明清时期汉文小说的其他地方ꎬ或评论ꎬ或概述ꎬ或预示接下来要描述的内容ꎮ胡尔奇在口头演绎汉文«说唐全传»和其他汉文小说时将它们进行了艺术性的删改ꎮ这是因为对胡尔奇而言ꎬ这些汉文诗词与韵文不具有叙事功能ꎬ而且将它们翻译成蒙古文非常困难ꎬ蒙古族民众对它们不甚熟悉ꎬ删掉它们不会影响故事情节的发展ꎬ反而有助于说唱活动的通畅ꎬ易于蒙古族民众对明清时期汉文小说的接受ꎮ另外ꎬ布仁巴雅尔在说唱«隋唐演义»时整体上将汉文«说唐全传»在体制上转换成韵文ң散文ң韵文ң散文ң韵文的韵散交替使用的形式ꎮ布仁巴雅尔对«隋唐演义»中上朝㊁备马㊁着装㊁点将㊁出征㊁安营扎寨㊁交战等场景使用韵文(诗歌)形式吟唱出来ꎮ同时ꎬ他使用散文形式推进故事发展ꎬ加快说唱故事的进程ꎮ可以说ꎬ韵散相间是胡仁乌力格尔的重要文类特征ꎬ琶杰㊁毛依罕㊁劳斯尔等许多胡尔奇都以这种艺术形式完成对汉文小说的口头演绎ꎬ如琶杰的«景阳冈武松打虎»和«程咬金的故事»㊁毛依罕的«鲁智深大闹桃花村»㊁劳斯尔的«程咬金行医»等ꎮ这种韵散相间的艺术形式使胡仁乌力格尔的说与唱相得益彰ꎬ生动有趣ꎬ充满活力和生命力ꎮ当然ꎬ因才华㊁说唱的技艺㊁说唱的语境等方面的不同ꎬ韵文和散文在不同胡尔奇演绎的汉文小说中所占的比重会有所不同ꎮ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胡尔奇相较ꎬ现在的胡尔奇说唱技艺整体水平普遍下降ꎬ大都只能 说讲 胡仁乌力格尔ꎬ无法使用韵文吟唱和建构胡仁乌力格尔故事ꎬ散文体的叙事占据他们说唱的胡仁乌力格尔大部分篇幅ꎬ韵文体的叙事在他们说唱的胡仁乌力格尔中所占的比例明显下降ꎮ在对明清时期汉文小说的接受过程中ꎬ胡尔奇在结构体制上借鉴和运用蒙古族民间叙事传统的说唱技艺ꎬ对它们进行艺术形式上的创编ꎬ使其适应胡仁乌力格尔的文体特点ꎬ契合蒙古族民众的接受心理ꎮ开篇的程式化段落和韵散相间的艺术形式是胡尔奇运用蒙古族口头传统的叙事技巧演绎明清时期汉文小说的显见表征ꎬ是明清时期汉文小说和胡仁乌力格尔作为两种不同文体在结构体制上最大的差异ꎮ进而言之ꎬ它们是胡尔奇说唱汉文小说的叙事惯例ꎬ是胡仁乌力格尔作为一种文学艺术样式可辨识的文类特征ꎬ是书面的汉文小说转换成说唱的胡仁乌力格尔的重要特征ꎮ当然ꎬ它们是蒙古族民众对汉族文学借鉴和吸收的结果ꎬ是蒙汉民族文学文化交流中创新性交融的重要体现ꎬ也是蒙古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具体实践ꎬ加深了蒙汉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ꎬ铸牢了中国各民族共同组成的 你中有我ꎬ我中有你 的命运共同体ꎮ８１１①参见布仁巴雅尔:胡仁乌力格尔«薛刚反唐»ꎬ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录音ꎬ２０１３年ꎬ第１小时第１分２４秒到第３分２１秒ꎮ㊀㊀二、叙事的重构明清时期的汉文小说在内蒙古地区流传的过程中ꎬ胡尔奇使用增补㊁删减㊁置换等艺术手段对其人物和情节内容进行了重构ꎬ体现出胡尔奇在接受明清时期汉文小说中的主体性和选择性ꎬ并在差异和一致的交互中进一步巩固了蒙古族与汉族文学文化交流的纽带作用ꎬ从文化根基上铸牢了中华民族深层的一体性关系ꎮ布仁巴雅尔的«隋唐演义»直接蹈袭汉文«说唐全传»ꎬ但并不是一味地模仿和蹈袭ꎬ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对汉文«说唐全传»的人物和情节做出增补㊁删减㊁置换的艺术处理ꎮ布仁巴雅尔«隋唐演义»中的秦琼㊁程咬金㊁单雄信㊁罗成㊁尉迟恭㊁徐茂公㊁伍云召㊁杨林㊁宇文成都㊁李元霸㊁李世民㊁裴元庆等主要人物与汉文«说唐全传»保持一致ꎬ删减了马赛飞㊁盖世雄㊁孙天佑㊁东方煌㊁雷赛秦㊁雷十朋㊁雷胜秦㊁弥天道人等一些次要人物ꎮ当然ꎬ布仁巴雅尔是在不影响隋唐英雄故事的基本构成的基础上对这些次要人物做出删减ꎬ因为他们对隋唐故事主要情节的展开无甚紧要ꎬ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叙事意义ꎮ布仁巴雅尔的«隋唐演义»删减了汉文«说唐全传»中的某些故事情节ꎮ鸳湖渔叟校订的«说唐全传»共计６８回ꎬ每回由两个情节构成ꎬ如果将一个情节作为１个母题ꎬ那么鸳湖渔叟的«说唐全传»便由１３６个母题构成ꎮ以此而言ꎬ布仁巴雅尔本删减的有 谋东宫晋王纳贿 混世魔一星探地穴 犯中原塞北鏖兵 尉迟恭识破假首级 黑煞星误犯紫薇 马赛飞独擒程咬金 罗成力擒马赛飞 咬金脱难见秦王 八阵图大败五王 高唐草射破飞钹 秦叔宝力斩鳌鱼 秦琼建祠报雄信 赛秦假冒尉迟恭 叔宝活擒黑面将 照妖镜识破妖孽 等１５个母题ꎬ其余的母题皆出现在布仁巴雅尔的«隋唐演义»里ꎮ不过ꎬ删减这１５个母题并不会对隋唐故事的整个叙事产生结构性的影响ꎬ因为布仁巴雅尔仍然保有汉文«说唐全传»的基本母题ꎬ而故事情节的推进正是建立在这些基本母题的基础之上ꎮ因此ꎬ删减这些无关紧要的母题反而使整个故事情节的推进更为紧凑ꎬ故事的主线更为突出ꎮ换而言之ꎬ秦琼㊁柴绍㊁王伯当㊁齐国远㊁李如辉并非一定要在李靖的法力帮助下逃出长安城ꎬ只要他们依靠自己的武艺逃出长安城ꎬ接下来的故事便能继续展开ꎬ至于他们逃脱的方式ꎬ反而不重要了ꎮ同时ꎬ布仁巴雅尔的«隋唐演义»对汉文«说唐全传»中的某些情节进行了扩充ꎬ 罗成奋勇擒五王 的母题便是一个显证ꎮ鸳湖渔叟的«说唐全传»使用了１５００余字描述这个母题ꎬ而它在布仁巴雅尔的«隋唐演义»中的篇幅要长得多ꎬ以翻译成汉文的字数计算ꎬ使用了６９００余字ꎬ为前者的４倍多ꎮ在原有情节的基础上ꎬ布仁巴雅尔合理地增补了罗成与殷王和齐王打赌㊁罗成战前着装㊁罗成要殷王和齐王兑现赌注㊁罗成放过殷王和齐王等情节ꎮ与鸳湖渔叟的«说唐全传»相比较ꎬ布仁巴雅尔本更加详尽地描述了罗成擒拿五王过程中的骁勇善战和勇猛无敌ꎬ更加精心地呈现了战斗前后罗成与其他英雄各自的心态㊁情状等ꎬ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了罗成的少年气盛ꎬ以及对秦王的忠心耿耿ꎬ从而使罗成的性格和形象更加丰满充盈ꎮ在 咬金说降小罗成 的母题里ꎬ布仁巴雅尔增添了程咬金以使者的身份进入洛阳城ꎬ佯装与王世充㊁单雄信商议和解事宜ꎬ用计戏耍王世充和单雄信ꎬ将罗成的家眷接出洛阳城等ꎬ以及与程咬金相关的情节ꎮ这些情节增强了布仁巴雅尔«隋唐演义»的趣味性ꎬ凸显了程咬金粗中有细的性格ꎮ程咬金劫皇杠 是 说唐 系列故事中较为典型的故事情节ꎬ在鸳湖渔叟的«说唐全传»中占有的篇幅为６７１字ꎬ在布仁巴雅尔的«隋唐演义»中ꎬ以翻译成汉文的字数计算ꎬ占有的篇幅为１３１０字描述ꎮ布仁巴雅尔的«隋唐演义»和鸳湖渔叟的«说唐全传»在情节结构上基本一致ꎬ布仁巴雅尔主要增添了小喽啰的心理描写ꎮ相较而言ꎬ鸳湖渔叟«说唐全传»中的小喽啰显得没有个性ꎬ没有活力ꎮ在鸳湖渔叟«说唐全传»中ꎬ小喽啰在受到程咬金的呵斥之后ꎬ便 不敢言语 了[３]１３２ꎮ在布仁巴雅尔的«隋唐演义»中ꎬ小喽啰虽然不敢在言语上怼着程咬金ꎬ但是布仁巴雅尔描述了他们胆战心惊的内心活动ꎮ①这些细节的９１１①参见布仁巴雅尔:胡仁乌力格尔«隋唐演义»ꎬ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录音ꎬ２０１３年ꎬ第１８小时第４６分４秒到第１８小时第４７分０秒ꎮ增添呈现了 程咬金劫皇杠 中小人物的细腻情感ꎬ使小人物的形象更为鲜活ꎬ虽然延缓了叙事进程ꎬ但是容易使蒙古族受众加深对说唱中人物的印象ꎬ并与他们在情感上产生共鸣ꎬ拉近了胡尔奇与蒙古族受众的距离ꎮ英雄的打斗场景是鸳湖渔叟的«说唐全传»和布仁巴雅尔的«隋唐演义»中较为常见的典型场景ꎮ对罗成与尉迟恭的打斗ꎬ鸳湖渔叟«说唐全传»较为简略地写道: 把手中长矛一摆ꎬ 耍 的就是一枪ꎮ罗成把枪隔过ꎬ回手也是一枪ꎮ尉迟恭未曾招架ꎬ 耍 的又是一枪ꎬ连忙隔得住ꎮ耍 耍 耍 一连三四枪ꎬ这尉迟恭手忙脚乱ꎬ那里来得及ꎬ叫声 不好! 兜转马就走ꎮ [３]３０７而布仁巴雅尔首先借助艺术化的夸张手法使用与山㊁海等有关的骇人的自然现象来衬托凶猛壮观的打斗场面:㊀㊀ｅｄｅｈｃｙａｒｖｎｅｎｅｅｄｕｒｖｎｔｖｌｖｌｄｖｇａｎｂｃｌｖ￣ｇａｄｃｒｖｇｓａｎ今天二人的交战ｔａｉｓｈａｎａｇｖｌａｈａｇａｒａｊｖｂａｉｈｖｄｖａｄａｌｉ如泰山崩裂一般ｔａｎｓｉａｎｇｖｎｎａｂｑｉｊｖｌｇａｒａｊｖｂａｉｈｖｄｖａｄａｌｉ如檀香树叶凋落一般ｔａｂｖｎｈｕｉｎｖｓｖｂｖｑａｌｖｇｓａｎａｄａｌｉ五湖流水煮沸一般ｄｕｎｇｙａｏｔａｉｓｈａｎｄｅｌｂｅｒｅｊｕｂａｉｈｖｄｕａｄａｌｉ东岳泰山崩裂一般ｄｕｒｂｅｎｄａｌａｉｖｎｖｓｖｎｅｉｌｅｊｕｉｒｅｈｕｄｖａｄａｌｉ四海的流水交合一般ｎａｎｙａｏ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ｙｅｇｕｒｅｊｕｉｒｅｈｕｄｖａｄａｌｉ南岳衡山摔落一般ｎａｉｍａｎｇｃｃｌｖｎｖｓｖｎｄｖｒｕｙｅｒｂａｇｖｇｓａｎｄｖａｄａｌｉ八条河的流水泄洪一般而后ꎬ布仁巴雅尔极尽铺张之能事ꎬ突出了罗成和尉迟恭打斗的紧张激烈ꎬ赋予了两位英雄超凡的力量和高超的武艺ꎮ他们的双眼闪着寒光ꎬ杀气冲天ꎻ他们的兵器相交ꎬ发出似天空响雷一般的声音ꎻ他们的坐骑在宽阔的空地上奔驰ꎬ似是射箭星落一般的迅捷ꎬ似在冰上滑动的车一般闪闪发亮ꎮ布仁巴雅尔用鹰㊁虎㊁龙等动物作为喻体将罗成与尉迟恭的动作之快之猛形象地呈现出来了:㊀㊀ｈｃｙａｇｖｌａｓｃｌｉｎｓｃｌｉｎｓｃｌｉｌｑａｇａｄｄｃｂｔｖｌｖｇａｄｉｒｅｊｕｂａｉｈｖ二人交错而过ｓｕｍｂｕｒａｇｖｌａｉｎｏｎｑｖｇｔｉｂｖｎｈａｄａｎｅｑｅ像在须弥山的边角上ｓｕｌｉｇｇａｒｂｖｇｖａｒｓａｌａｎｓｃｌｉｌｊｖｂａｉｈｖｄｖａｄａｌｉ鹰和虎交错一般ｓｕｎｄａｌａｉｉｎｖｓｖｎｖｇｕｎｅｑｅｇｅｎｅ横河的深渊中ｍａｔａｒｊｕｇｅｉｇａｌｊａｇｖｒｑｉｇａｄ鳄鱼癫狂一般ｇａｌｌｖｖｉｎｊｖｌｊａｇａｇａｌａｂｄｅｌｅｈｅｉｇｉｅｒｇｅｎｔｃ￣ｇｌａｊｖ火龙的幼子在三界游玩ｇａｌｖｎｂｏｍｂｏｇｅｂｃｌｉｙａｊｖｂａｉｈｖｄｖａｄａｌｉｈａｎ抢夺火球一般ｇａｌｔａｉｐｖｖｎｖｕｎｄｅｇｅｇａｊａｒｔｖｓｖｇａｄ装火的枪弹落地后ｇｅｎｅｔｅｇｅｎｄｅｌｂｅｒｅｊｕｈａｇａｒａｊｖｂａｉｈｖｄｖａｄａｌｉｈａｎ突然崩裂一般他们的打斗也是惊天动地ꎬ风云为之变色ꎬ激烈异常ꎬ凸显了罗成和杨林的力量ꎬ迎合了蒙古族受众尚武的审美心理ꎮ①显然ꎬ与鸳湖渔叟的«说唐全传»相比较ꎬ布仁巴雅尔将打斗过程演绎得更为绘声绘色ꎬ更加富有刺激性ꎬ创造了一种崇高壮美的风格ꎬ让蒙古族受众感受到说唱所营造出来的英雄的阳刚之美ꎬ为罗成与尉迟恭的英雄气概而热血沸腾ꎮ配合使用蓝天㊁乌云㊁高山㊁河流等自然现象和龙㊁虎㊁狮㊁鳄鱼等动物夸饰性地描述英雄打斗场景是蒙古英雄史诗常用的程式化表达ꎮ布仁巴雅尔自觉地使用这一手法将汉文小说中的英雄塑造成符合蒙古族审美理想的英雄人物ꎬ凸显了英雄打斗的激烈ꎮ这是布仁巴雅尔遵循蒙古族英雄史诗演述传统将汉文小说史诗化的表征ꎮ０２１①参见布仁巴雅尔:胡仁乌力格尔«隋唐演义»ꎬ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录音ꎬ２０１３年ꎬ第５９小时５５分４１秒至第５９小时５７分４９秒ꎮ需要指出的是ꎬ布仁巴雅尔并非对鸳湖渔叟的«说唐全传»中的每个母题或情节都进行了扩充ꎬ也存在着对一些母题进行压缩的现象ꎮ如鸳湖渔叟本使用了１６００余字描述 秦彝托孤宁夫人 这个母题ꎬ使用２０００余字描述 反燕山罗艺兴兵 这个母题ꎬ而布仁巴雅尔本仅仅在母题 解幽州姑侄相逢 里使用了１００余字概述了这两个母题ꎮ除了删减与增添之外ꎬ布仁巴雅尔在不改变故事情节基本框架的前提下ꎬ对其内部的人物或行为进行了艺术化的置换ꎮ在鸳湖渔叟的«说唐全传»中ꎬ齐国远与李如珪抢劫罗成不成ꎬ反丢了珠灯ꎬ而布仁巴雅尔则描述程咬金抢劫了齐国远和李如辉的珠灯ꎮ鸳湖渔叟«说唐全传»的李密砍杀了杨素ꎬ而布仁巴雅尔«隋唐演义»则是程咬金劈死了杨素ꎮ布仁巴雅尔将鸳湖渔叟«说唐全传»中某些英雄发出的行为置换到另一位英雄的身上ꎬ但是这种行为动作及其功能则是不变的ꎬ正如普罗普所说 重要的问题是故事中的人物做了什么 [６]ꎬ至于是谁做的以及怎样做的则不那么重要了ꎮ因为只要这个行为动作完成了ꎬ接下来的故事便能顺畅地展开ꎮ布仁巴雅尔还将鸳湖渔叟«说唐全传»中的某些情节置换成另一个情节ꎮ布仁巴雅尔将鸳湖渔叟«说唐全传»中袁天罡和李淳风使用法术建成了晋阳宫置换为柴绍负责与督造晋阳宫ꎬ将程咬金探地穴而登上混世魔王的宝座置换为程咬金抓阄登上混世魔王的宝座等ꎮ这些情节置换使布仁巴雅尔的«隋唐演义»更加逼真而贴近现实ꎬ使其故事内容更加生活化ꎮ在鸳湖渔叟的«说唐全传»里ꎬ许多英雄都是星宿下凡ꎬ如秦琼是左天蓬临凡㊁程咬金是土德星临凡㊁罗成是白虎星临凡㊁尉迟恭是黑煞神临凡㊁单雄信是青龙临凡㊁李世民是中天紫薇星临凡等ꎮ而且他们还具有某些超自然的能力ꎬ如土星临凡的程咬金多次被尉迟恭打死ꎬ但他见了土便复活的能力使他每次都能够死而再生ꎮ布仁巴雅尔没有将隋唐英雄们描述成星宿下凡ꎬ而且将他们置换为没有神性和超自然能力的英雄ꎮ换句话说ꎬ布仁巴雅尔«隋唐演义»中英雄的能力虽然远胜于常人ꎬ但是他们仍然是人ꎬ他们在战斗中各自展现了力量与勇气ꎬ以及他们可贵的值得人们敬佩的品质ꎮ李靖㊁铁冠道人㊁弥天道人等拥有法术的道士及其超自然能力在鸳湖渔叟的«说唐全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功能ꎬ他们能够让英雄敬畏的原因在于他们能够运用法术ꎬ知道如何控制超自然力量ꎮ鸳湖渔叟«说唐全传»中的英雄有时不得不面对具有法力的对手ꎬ需要拥有法力的道士帮助他们战胜对手ꎮ但是布仁巴雅尔«隋唐演义»中的英雄人物从法术的世界中解放出来ꎬ他们都没有法术ꎬ考验他们的关键是力量㊁武艺和勇气ꎮ这决定了鸳湖渔叟«说唐全传»中的李靖㊁铁冠道人㊁弥天道人等在布仁巴雅尔«隋唐演义»中被置换为在智谋和勇气上略高于普通人的人物ꎬ而且他们的功能在布仁巴雅尔«隋唐演义»中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淡化ꎬ不再成为决定事件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了ꎮ可见ꎬ布仁巴雅尔对鸳湖渔叟«说唐全传»中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删减㊁增添㊁置换是对汉文原著的再创作ꎬ展示了蒙古族消化和吸收其他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能力ꎮ他们没有刻意抱持着本民族文学文化不放而排斥汉族文学文化ꎬ而是以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与汉族共享共创中华文学文化ꎮ内中虽有对汉文小说的创新与突破ꎬ但胡仁乌力格尔对汉文小说的口头演绎与原著之间的差异要比人们通常所假定存在的差异小得多ꎬ它们之间更多的是在相互欣赏㊁理解和认同的基础上保持着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一致性ꎮ从这个意义上说ꎬ胡仁乌力格尔对汉文小说的蒙古演绎有效地消弭了蒙汉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隔阂和阻力ꎬ从根本上增强了蒙古族民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向心力ꎬ强化了蒙古族民众内心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 一体 意识ꎮ㊀㊀三、再创编过程中彰显的蒙古族审美情趣在对明清时期汉文小说的结构体制㊁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接受和再创编时ꎬ胡尔奇运用蒙古族民众喜闻乐见的语词句法和艺术手法等ꎬ使自己说唱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更加符合蒙古族的社会风俗㊁日常生活经验及审美情趣ꎬ从而更好地得到蒙古族民众的接受和喜爱ꎮ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以明清时期汉文小说为故事题材的胡仁乌力１２１。
关于蒙古族古代文学史研究方法的思考
关于蒙古族古代文学史研究方法的思考作者：娜仁高娃来源：《语文学刊》 2013年第8期［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10XJC751004）的成果。
［作者简介］娜仁高娃，女，内蒙古通辽市人，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娜仁高娃(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2)［摘要］基于目前蒙古族古代文学史研究方法的一般特征和存在的问题，笔者指出蒙古族古代文学史研究方法的未来走向。
［关键词］蒙古族；古代文学史；研究方法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3)08-0020-02当今学术界在研究蒙古族古代文学史的过程中，主要采用些什么方法，其一般特征是什么？调查了解并确切地掌握和估量蒙古族古代文学史研究方法的基本情况，是探索今后改革的基础。
一、当今蒙古族古代文学史研究方法的一般特征及存在的问题我国的蒙古族古代文学史研究历来都十分注意整理历史资料，注意具体问题的史情考证，首先是整理和占有材料，其次是善于辨别材料的真伪。
这种方法也就是历史科学中最常用的考据方法，其最大特点就是可以使研究建立在真实史料基础之上。
这种方法对于今天的蒙古族古代文学史研究者也是主要的基本功之一。
在历史研究的体系中，史料的考证是基础，研究蒙古族古代文学史也不例外。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考据方法的局限性，考据法只能在整理史料阶段发挥它的必要功能，而进入分析综合阶段显然就不够用了。
考证过细，容易走入小胡同而忘却了通衢大道。
过多纠缠于细微末节，很难得出普遍的历史规律，孤立地应用这种研究方法，则表现为：1.重微观，轻宏观的倾向。
蒙古族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民族，其文化属于草原文化系统，具有开放、吸收、融合、凝聚的特色。
如历史上蒙古族除与汉文化发生接触交流外，还与阿拉伯文化、俄罗斯文化、藏文化等发生了广泛的接触交流，但长期以来对这些交流历史的宏观研究重视不够，相关成果很少。
《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明诗研究》范文
《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明诗研究》篇一一、引言在中国文学史上，明代是一个诗歌创作繁荣的时期。
同时，随着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崛起和与汉族文化的交融，蒙汉文学的交融成为了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旨在以蒙汉文学交融的视域为背景，对明代诗歌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其发展脉络、艺术特色及文化内涵。
二、明诗的背景与概述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也是诗歌发展的高峰期。
明代诗歌的创作范围广泛，题材多样，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传统，更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创新。
在明诗的发展过程中，汉族与蒙古族的文化交融为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思路和灵感。
三、蒙汉文学交融的影响在蒙汉文化交融的过程中，两者之间的互相借鉴、吸收与创新使得明代诗歌艺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汉族诗人从蒙古族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如边塞风情、马背上的生活体验等。
而蒙古族诗人也受到汉族文化的熏陶，对诗词的韵律、意境等方面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这种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明代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四、明诗的艺术特色明代诗歌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如古体诗、近体诗、词等；二是内容丰富，涉及历史、哲学、边塞风情等；三是意境深远，情感真挚；四是语言优美，运用修辞手法丰富多样。
这些艺术特色在蒙汉文学交融的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升。
五、明诗的分类与代表作品明诗可以按照题材、风格等分类。
在蒙汉文学交融的背景下，边塞诗、民族史诗等题材尤为突出。
其中，代表作品如郑燮的《山居秋暝》、高启的《春夜洛城闻笛》等，都充分体现了蒙汉文学交融的特色。
这些作品通过生动的描绘和深刻的情感表达，展示了明代诗歌的独特魅力。
六、蒙汉文学交融与明诗的关系蒙汉文学交融对明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丰富了明代诗歌的题材和内容；其次，推动了明代诗歌艺术的发展和创新；最后，为明代诗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创作灵感。
在蒙汉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明代诗歌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
元朝诗歌特点
元朝诗歌特点
元朝诗歌的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题材广泛：元朝诗歌涵盖了广泛的题材，包括政治、社会、历史、人生、自然等。
诗人们通过对各种题材的描绘和探讨，表达了自己对时代和社会的独特见解和感受。
2.民族融合：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多元民族共存的时期，这种背景在诗歌中也有所体现。
元朝诗歌融合了汉族和蒙古族等各民族的文化元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3.诗风豪放：元朝诗歌以豪放著称，诗人们在创作中不拘一格，挥洒自如。
他们的诗歌气势磅礴，意境开阔，充满了激情和生命力。
4.注重意境：元朝诗歌注重意境的营造，诗人们通过对自然景物、人情世态的描绘，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诗歌意境。
这种意境往往与诗人的内心情感相互映衬，使诗歌具有深厚的艺术魅力。
5.语言简练：元朝诗歌语言简练明快，不尚华丽辞藻。
诗人们注重以简洁的语言表达深邃的思想情感，形成了朴实自然的诗风。
总的来说，元朝诗歌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
它不仅承袭了前代的诗歌传统，还在题材、风格、意境等方面有所创新和发展，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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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汉文学交融中的元代蒙古族诗歌研究
作者：孟静
来源：《世界家苑·学术》2018年第05期
摘要：元代是一个民族文化交融和发展的时代，作为统治阶级的蒙古族人，多举并施，十分重视汉文学习。
致使元代蒙古族作家在多民族文化交融中，成绩斐然，作家队伍构成多样化，创作体裁不拘一格。
元初期、元后期代表诗人创作观念、创作风格各异，诸多作品在展现本民族特质的同时，还体现了儒家文化与其民族文化交融的特质。
关键词：元代；民族交融；蒙汉文学；诗文创作
浩瀚历史长河中，元朝是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疆域广袤，民族众多。
元朝时期，女真人、契丹人、唐兀人及部分蒙古人，相继融入到汉人族群，于是各个族群的成分更为兼容多样，就推进了新的民族融合。
民族文化交融的深入，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表现，在文学方面取得的成绩更为亮眼。
作为统治阶级的蒙古族人，初入汉地，十分重视汉文学习，为此多举并施。
致使元代蒙古族作家在多民族文化交融中，取得了较好的文学创作成就。
纵观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历程，不难发现：元代初期诗文的创作主体主要是皇权贵族，风格多不事雕琢，气魄浑大；到了后期，创作主体趋向多元化，作家着重表达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自我观感。
元代初期诗文创作以帝王将相、达官贵族为主，因元初民族融合程度低，只有上层人士才有机会学习中原文化，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
最突出的代表是伯颜（1236—1295），蒙古八邻部人，长于西域。
至元初，伯颜奉使至大都（今北京市）奏事，世祖忽必烈见其貌伟，听其言厉，遂将他留用宫中。
……至元二年（1265）伯颜官拜中书左丞相，四年（1267）改中书右丞。
七年（1270），迁同知枢密院事。
此后步步高升。
《元史》本传称其“深略善断”“廉谨自持”。
伯颜有文才，能诗能曲，（清）顾嗣立、席世臣编《元诗选·癸集》（上）存诗《克李家市新城》《奉使收江南》《军回过梅岭冈留题》《鞭》四首。
另附评论曰：“诗文乃其余事。
”正如所评，这些诗歌都是其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所作，虽然数目不多，但堪称佳作，语言上简洁明快、不事雕琢，风格上豪迈雄浑、颇有大将之风。
其《克李家市新城》诗云：“小戏轻提百万兵，大元丞相镇南征。
舟行汉水波涛息，马践吴郊草木平。
千里阵云时复暗，万山萤火夜深明。
皇天有意亡残宋，五日连珠破两城。
”这是诗人率军南征时所作，胜利后的喜悦溢于言表。
再如《奉使收江南》的“剑指青山山欲裂，马饮长江江欲竭。
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
”几句，前两句将“我方”的强大军威展示出来，营造出无惧一切的气势，后两句却笔锋一转，写元兵虽气势傲人却不杀生灵，富有一定的上升意义。
《军回过梅岭冈留题》是这四首诗作中别具一格的一篇，诗云：“马首经从庾岭归，王师到处悉平夷。
担头不带江南物，只插梅花一两枝。
”诗作表露作者在战胜南宋后不取江南任何一物，只留一两朵梅花的忠贞廉洁在心间，诗人的高洁形象顿时跃然纸上，胜过万语千言。
到了元后期，创作主体趋向多元化，除了帝王将相和达官贵族，诸多状元进士、普通文士也都参与到了创作的队伍中来，其中不乏女性诗人的身影，如阿盖、凝香儿等。
作家身份的多元化，也给蒙古族诗文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全新的营养，在创作题材上和书写内容上有了全新的变化。
最突出的莫过于进士萨都剌和状元泰不华，诗歌数量多且内容丰富；以阿盖和凝香儿为代表的女性诗人表明了诗歌创作的深入程度和弹性延伸；诗歌表达方式不再是以皇权贵族为首的上层文人的特权，普通文士包括小官吏甚至不仕者，都成为了创作的一员，平等地表达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自我观感。
萨都剌和泰不华是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成绩最突出的两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
萨都剌（1308—1355），泰定四年（1327）中进士，授镇江录事司达鲁花赤，为官清正。
萨都剌作品富于生活实感，描写细腻，贴切入微。
著有《上京杂咏》《上京即事》《雁门集》八卷、《西湖十景词》一卷。
今存别集一部，名曰：《雁门集》，藏于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
萨都剌的诗作是元代蒙古族作家中数量最多，题材最丰富的。
泰不华（1304—1352），至治元年（1321），赐右榜进士第一，授集贤修撰，累转监察御史。
顺帝初，兴修宋、辽、金三史，擢礼部尚书。
著有《顾北集》，存诗32首。
就其流传下来的汉文诗歌看，无论是五言还是七言，古体还是近体，水平完全不亚于同时代的汉族优秀诗人。
元后期女性诗人的代表非阿盖莫属，阿盖是云南行省梁王巴匝拉瓦尔密之女，大理总管、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段功之妻。
阿盖与段功彼此敬重，倾心相爱，美满欢乐的生活激发了诗人的诗情。
于是在段功击败明玉珍起义军之后，阿盖创作了《金指环歌》：“将星挺生扶宝阙，宝阙金枝接玉叶。
灵辉彻南北东西，皎皎中天光映月。
玉文金印大如斗，犹唐贵主结配偶。
父王永寿同碧鸡，豪杰长作擎天手。
”诗中主要赞颂了段功英勇出战，荣立战功，受到嘉奖及其忠贞不渝的精神，并表示出自己对段功爱情的真诚及其高兴的心情。
对段功的盛赞，对夫君的爱慕，溢于言表。
段功后来蒙受不白之冤屈死，阿盖心如刀绞，悲愤欲绝，乃作《愁愤诗》：“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
心悬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语今三载。
欲随明月到苍山，悮我一生踏里彩。
吐噜吐噜段阿奴，施宗施秀同奴歹。
云片波粼不见人，押不芦花颜色改。
肉屏独坐细思量，西山铁立风潇洒。
”以悼之，殉情而死。
这首《愁愤诗》的风格与众不同，突出表现在语言使用上，混合使用了汉语、蒙语、僰语等，富于浓厚的民族特色，感情真挚凄婉，是我国诗歌史上一首有名的忠于爱情的悲歌。
阿盖的诗作中对于爱情的真实表达，对于夫君逝去的哀悼和心痛，皆是淋漓尽致的，一个敢于抒发喜怒哀乐的女诗人形象跃然纸上，谁能不叹！
聂镛是元后期蒙古族诗人中普通文士的代表，他虽一生未仕，但是通经术，善诗歌，与当时著名文士郯韶、顾瑛、杨维桢等均有酬唱。
聂镛诗歌创作丰富，惜多散佚，留传较少。
今只存下《可诗斋》《和西湖竹枝词》《宫词》等八首。
《和西湖竹枝词》诗云：“郎马青骢新凿蹄，临行更赠锦障泥。
劝郎莫系苏堤柳，好踏新沙宰相堤。
”这首诗作风格意气纵横，铺陈排比，清幽婉丽，刻画细腻，是聂镛工于宫词、竹枝词的代表作，也是他学习萨都剌的创作风格，长于抒情的展现。
纵观元代蒙古族诗文创作，诸多作品在展现本民族豪迈慷慨、率真坦荡等特质的同时，还体现了儒家文化与本民族文化交融的特质，如思想观念的转变、艺术风格趋向温婉等。
他们通过文学创作来表达各自的审美情趣、政治立场乃至自身民族身份的标榜，以期达到对自身民族身份和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发扬，对其它民族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吸收与借鉴。
基金项目：本文系西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研究生项目“蒙汉文学交融视镜下的元代蒙古族诗文作品汇辑整理与研究”成果（项目编号：Yxm201704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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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顾世宝.蒙元时代的蒙古族文学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
[3] 云峰.民族文化交融与元代诗歌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3.
[4] 多洛肯.元明清少数民族汉语文创作诗文叙录（元明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
孟静，江苏连云港人，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2016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