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话”的前世今生——关于贵州方言与贵州文化的访谈

“贵州话”的前世今生——关于贵州方言与贵州文化的访谈主持人:贵州日报记者王小梅嘉宾:杨昌儒贵州省民族研究会副会长,贵州民族学院副校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杜国景贵州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副主编、教授、硕士生导师汪文学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贺又宁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绘图/陈柏融主持人语在我国,绝大多数省、市、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话,很多情况下,这种地方话甚至能成为这个省、市、区的标志性方言,凭这种“标志性”方言的差别,很容易就能识别出他(她)是哪里人。

比如湖南、河南、天津、上海等等,都是能够“以话识地”、“以话识人”的。

相比之下,贵州比较特殊。

贵州各地的地方话虽然也各不相同,但显而易见的是,很难凭地方话的“标志性”差异,对“贵州”或“贵州人”进行识别。

日前,本报记者有了这次关于贵州方言的对话。

杨昌儒（绘图/陈柏融）1主持人:在我国,绝大多数省、市、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话,凭这种“标志性”方言的差别,很容易就能识别出他(她)是哪里人。

相比之下,贵州比较特殊,外界很难凭地方话的“标志性”差异,对“贵州”或“贵州人”进行识别。

对这个问题,应该怎样看?杨昌儒:现在贵州方言的分区,大体与历史沿革与汉族移民来源一致。

川黔方言区与四川有密切关系；黔东南方言与湘方言、湘鄂西南官话有明显相同的地方；黔南方言其音素与湘赣方言也有一些相似之处。

贵州没有自己明显标志的方言,这一现象与贵州历史沿革、民族地理分布密切关联。

第一,汉族、少数民族城乡二元结构及特征在贵州建省目的的物化结果中,体现了可用民族差距标识的城乡二元结构。

明初大通道的打通,以汉族移民为主体,沿驿道设屯置堡,在通道上以哨铺、驿站等功能性机构,保障物流与人流的畅通。

城镇便以此为依托慢慢形成。

最早出现的安顺城、明朝中期出现的贵阳城、以及之后出现的遵义城,都是这一机理运行的结果。

卫城同构,或驿铺扩展,其人口构成的基础,是与王朝共进退的汉族；后移民进入城镇,多是经商者和手工业者,亦是汉族。

这样,城镇人口中汉族人口占绝大部分的格局便得以形成。

第二,通道与边沿(边缘)差序结构,实质上就是通道与边沿(边缘)的民族二元结构。

明代之前,聚居于“贵州”边缘的各少数民族因地缘与民族同源关系,与毗邻省的同族之间还存在一定的交往关系。

例如黔东北的土家族与湘西、四川土家族的部分地区同隶于田氏土司世袭地；黔西北的彝族与云南彝族存在家支体系的交往等等。

而在“贵州”地域内,因山地的封闭、河谷的切割、民族文化的异源、社会发育的局限,各区域里生存的不同民族都是一个个孤立的单元,从平面空间上看,亦是板块的铺陈。

明朝建省,能标示这个政区有内在关联,并直接受控于地方政府的,即是贯通全省东西境域的大通道及驻扎于此的汉族军士、家属和其他来源的汉族移民。

无论从通道对贵州政区的意义,还是附着于通道生存的汉族移民与政府的亲缘性关系,通道无可置疑地成为贵州建省,政区功能实现的载体,其轴心线的性质与汉族移民的民族性便以地域、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的强势安排,将板块拼凑的各少数民族沿中轴线再切一刀,使之在原有自我封闭的空间中更加碎片化、边缘化,以更小单元的弱势,附着在通道中轴线的边沿。

第三,民族分布区域自然环境差异性结构。

例如,黔西北建省前以彝族为主要民族的区域特征,到清末时已经变为汉夷杂处、以汉为主的民族区域性特征。

黔东南苗族、侗族地区虽在明清500年变迁中民族主体未变,但其经济活动方式已经从建省前单一型农耕变为林粮兼种的立体型开发。

黔中地区建省前是多个少数民族杂居相处,在不同海拔高度的土地上粗放耕作,清末以降,黔中地区则变为汉族作为主要民族,商贸也逐渐发展,成为西南重要商品集散地之一。

杜国景:贵州“标志性”地方方言缺失的后面,值得关注的问题太多。

夸张一点说,贵州“标志性”地方话的缺失,对民族学、人类学、方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学科而言,恰恰凸显了一种“活化石”的“标志性”价值。

因为任何一种“标志性”的地方方言的形成,总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总会蕴含着太多的、超乎语言史意义的信息,而在贵州,建省近600年,这种“标志性”地方话居然没有形成,这究竟是为什么?一种“标志性”地方话的形成,除了语言自身和文化因素,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如,一个地区性行政中心的建立,对一种“标志性”地方话的形成究竟能产生怎样的作用?这种“标志性”地方话一旦形成,又将给予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怎样的影响?语言(方言)是独立于社会,还是服务于社会?总之,我认为这些问题是值得去研究的,这是“贵州建省六百年研究”应该关注的问题。

对贵州“标志性”地方方言缺失的研究,大致属于社会语言学或文化语言学范畴。

它所关注的主要不是句子或篇章,不是语言本体,而是要通过语言来解释社会文化。

尤其在建省较晚的贵州。

在贵州不同文化的碰撞里,在移民社会的语言渗透里,在语言不平等和政治权力大小的关系里,在多民族地区的交往用语里,或许都能为一种“标志性”地方方言的形成亦或缺失寻到某种答案,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杜国景（绘图/陈柏融）2主持人:贵州方言和贵州人的文化身份有什么关系?杜国景:毫无疑问,贵州“标志性”方言的缺失,会给贵州人的文化身份带来一点尴尬,最起码会导致文化自信的缺失。

这是因为,方言总是忠实地反映着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积淀。

或者说,方言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本身即可被看作一种文化载体,具很强的文化凝聚力。

所谓强势方言与弱势方言之区分,除了使用人数多寡,传播与分布范围大小外,它本身所反映的经济文化成就,也是一个不可忽略因素。

一段时间以来,“粤语”行情看涨,就是与珠三角地区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分不开的。

相比之下,弱势方言心理凝聚力与文化整合力则比较有限。

很长一个时期以来,贵州方言与贵州人的文化身份,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民族想象关系,由于没有“标志性”或“代表性”地方方言的整合,贵州各地的方言往往自成体系,且发展不平衡,很多时候,这些方言是在受着不同的民族语言的改造和整合,这当然有它的合理性,只是如此一来,“标志性”方言的缺失也就不可避免了。

贺又宁（绘图/陈柏融）3主持人:贵州方言的特点是什么?有什么区别于四川、云南方言的现象和例子?贺又宁:在我国八大方言的划分中,贵州、四川、云南都属“北方方言”的次方言区。

贵州、云南、四川话过去都叫“西南官话”,也叫“上江官话”。

“上江”是长江上游的意思,“官话”则指官方标准话,也含有文雅、正式、通行或流行的意思,所以古代官话又被称为雅言、雅音、通语、正音。

明清以后才称官话,清代、民国称为国语,1956年改称普通话。

除了贵州、四川、云南,西南官话还分布在湖北、陕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广西北部和湖南西北部、南部。

西南官话由于内部一致性较高(主要是声调调形的同一性较高),彼此都能接受对方的口音,所以通用性较广。

贵州方言可以分为三个次方言:川黔方言、黔东南方言和黔南方言。

川黔方言分布最广,覆盖贵州省北部、西北部、西部、西南部、中部以及东北部。

贵阳、遵义、安顺、毕节、六盘水、兴义等,以贵阳话为代表；黔东南方言主要分布在黔东南州大部分地区和铜仁部分地区,以凯里话为代表；黔南方言主要分布在黔南州大部分地区和黔东南小部分地区,以都匀话为代表。

除此之外,贵州境内还有几个所谓的“方言岛”:安顺二铺一带的“屯堡话”,黔东南天柱的“酸汤话”,黔西南晴隆、普安的喇叭话,它们在特征上比较接近湘、赣方言。

贵州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上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以贵阳话、凯里话、都匀话为例:贵阳话的主要语音特征是声母不分平翘舌、边鼻音,前后鼻韵母有部分混淆等,如贵阳话中,周/邹、吃/词、诗人/私人、女客/旅客、鲇鱼/鲢鱼。

贵阳话还有一系列“方言土词”,从而形成自己的词语特征。

例如:悄悄咪咪勒,我走哦!就呛我悄悄咪咪嘞来!我轻轻地甩哈衣袖,不带走一坨云!语法方面,贵阳话的特征是有特殊的重叠词、有特殊的“把字句”,如:瓢瓢,碗碗,盒盒,杯杯。

他把来哦。

玻璃把烂哦。

凯里话:主要语音特征是除了同样不分平翘舌,鼻、边音有混淆,前后鼻韵母有部分不分之外,典型的特征有“h”、“f”在某些词语发音中混淆。

例如:地方/地荒、发红/花红、凡是/环视、花费/花卉。

都匀话:在语音上突出的特征在于有“腭化辅音”,没有“an”类韵母等。

贵州方言与四川、云南等方言在语法上区别不明显,在语音上“声调”较为一致,“声母”区别也不很突出,韵母的区别相对明显一点。

如,“an——ang”:贵阳话区分很清楚,四川、云南方言不是很清晰,再如,四川方言有“儿化”,贵州大部分地区没有。

贵州方言与四川、云南方言区别最明显的应该是“词汇”,三地方言均存在特色土语。

这些特色土语,正是它们的标志。

汪文学（绘图/陈柏融）4主持人:看来,地方方言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息息相关。

汪文学:一个文化自我认同意识比较强的民族或群体,当他们谈及自己的文化时,必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或者说,文化的自我认同意识与文化上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是成正比关系的。

老实说,长期以来,贵州人对贵州文化是缺乏自觉意识的,因此其文化上的自我认同意识也是比较淡薄的,这主要在于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心。

钱理群先生在《贵州读本》“前言”中说:“鲁迅当年曾经谈到,近代以来,中国常常处于‘被描写’的地位,这是一个弱势民族、弱势文化在与强势民族、强势文化遭遇时经常面对的尴尬。

而无可回避的事实是,在现代中国文化的总体结构中,贵州文化也是一种弱势文化,也会面对‘被描写’或根本被忽视的问题。

这正是许多贵州有识之士痛心疾首的:人们对贵州岂止是陌生,更有许多误会与成见,并形成了有形无形的心理压力；而黔人的‘自我陌生’则造成了文化凝聚力的不足,更是贵州开发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这是每一位思考贵州文化发展的贵州人都应当认真面对和反思的问题。

加强贵州文化建设,重塑贵州文化形象,彰显贵州文化的优势和特色,建立贵州人对贵州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自我认同,这是当代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杜国景: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广大观众对赵本山的小品和《乡村爱情》等电视连续剧的追捧,“东北话”行情看涨,各地方言剧一时热闹起来,这其中就有同属西南官话次方言区的四川、重庆的影视剧,李伯清的散打评书,昆明的方言动画片《小米喳》等。

也许正是受着这股潮流的推动,贵州的一些媒体也相继陆续推出了一批大致是“以贵州中部语音为标准音、以贵阳话为基础方言”的频道、栏目、电视剧、影视配音、音频或视频广告,欲打造“贵州方言”品牌,如早期的《天天摆故事》,后来的《蓝色档案》,2010年的中天城投杯多彩贵州小品大赛中的“黔味小品”等,我认为这是一个“文化自觉”的信号,表面看它与“推广普通话”是矛盾的,但它所传达的那种贵州人的文化自信,还是让人精神一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