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毕业论文：明朝文学与朝鲜文学的交流沟通方式及影响
中国古典文学对朝鲜半岛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
中国古典文学对朝鲜半岛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作者：凌云志来源：《北方文学》2019年第09期摘要：在东亚文化圈中，日本、韩国、朝鲜和越南的文化都是源自于中国，从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到生活习俗都深受中国影响，尤其是高雅文化无处不体现着中国文化。
中国古典文学和朝鲜半岛文学是源与流的关系，朝鲜半岛文学创作中中国古典文学占有根本性的地位，可以说，没有中国古典文学，就不会有朝鲜半岛的文学。
本文结合朝鲜半岛文学发展的历程，深入分析了中国古典文学对朝鲜半岛文学创作的影响，准确地掌握中朝古典文学上源与流的关系。
关键词：中国古典文学;朝鲜半岛;文学;创作中国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长期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儒家文化圈，朝鲜半岛是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区域。
以日本为例，日本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经由朝鲜半岛传播到日本列岛，从王仁将儒家典籍带到日本开始，日本正式使用汉字，后来创建假名，在这个过程中，韩国、日本和越南这些国家都是阅读四书五经等汉文典籍作为教材，文学作品上也是采用中国文化的教材。
在文学创作上，无论是矛盾冲突，人物刻画，情节设定，还是抒情叙事，都有着中国古典文学的特征。
比如享誉朝鲜的《春香传》和《西厢记》有着一定相似之处，《玉楼梦》有《红楼梦》的影子。
尽管今天韩国民族情绪高涨，在文字和文学上都有“去中国化”的倾向，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其古典文学是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创作的，只有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够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找到正确的方向。
一、中国文化对朝鲜半岛的深刻影响（一）语言的影响早在几千年前，朝鲜半岛就有着高度繁荣的文化和文明，但是直到公元三世纪才正式使用汉字作为文字，在此之前，商人和各种其他团体其实已经将汉字传入朝鲜境内使用。
朝鲜半岛历史上和中原王朝联系紧密，北部地区数次并入中原王朝，今天韩国所在的南部地区的汉化程度也非常深。
创立表音文字之前，朝鲜半岛官方一直是使用汉文的，文学典籍也都是汉文，这种情况直到训民正音的发明，但是因为朝鲜半岛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依赖中原王朝，因此汉文典籍的影响力始终存在。
论文范文：《燕行录》中明代朝鲜使臣诗歌用汉典研究
论文范文：《燕行录》中明代朝鲜使臣诗歌用汉典研究第一章朝鲜使臣诗用事典分析在朝鲜使臣诗歌中，援引前代流传下来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来吟咏古人古事、感慨历史兴亡、抒发个人思想感情，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现象。
通常，我们把此类典故称之为事典。
朝鲜使臣在诗歌中运用了大量事典，我们在这里将其分成两大类：历史人物类事典和神话传说类事典。
这些历史故事与传说架起了古今之间、中朝之间沟通与交流的桥梁，让我们看到了异域文人眼中的中国历史与文化。
（一）历史人物类事典作为中朝两国友好往来的使节，明代朝鲜使臣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故事与事件烂熟于心，所以他们诗歌中的历史人物类典故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纵观这些人物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有四类是朝鲜使臣浓墨重彩去描写的。
他们或是形象各异的帝王；或是战功显赫的忠臣良将；或是怀才不遇的有志之士；或是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纵的隐士，放浪形骸、率真洒脱的名士。
朝鲜使臣对这些历史人物有着不同的认识与评判，他们凭借自己独特的视角与价值观念对他们进行了形态各异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朝鲜文人笔下的中国形象。
1. 帝王类（1）秦始皇秦始皇是朝鲜使臣笔下出现次数非常频繁的帝王之一。
关于秦始皇的典故主要有两个，其一是秦始皇东巡求仙的故事，其二是修建万里长城的故事。
关于秦始皇东巡求仙这一典故，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记载：“既齐人许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
从《史记》记载秦始皇东巡求仙的活动范围来看，三神山应该在今天的蓬莱沿海一带。
《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上有仙人，宫室皆以金玉为之，鸟兽尽白，望之如云，在渤海中也”。
秦始皇听信了徐福等方术之士的谣言之后，坚信渤海中的三神山上有诸仙人及不死药，于是从公元前219年开始，先后数次派遣徐福率众童男童女东渡入海访求仙药，直到最后死在寻找神山而未果的路途中。
对于秦始皇这一荒唐可笑、劳民伤财的举动，朝鲜使臣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与批判。
明代中外交往中的文化交流与影响
明代中外交往中的文化交流与影响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达到了一个高峰，同时也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一个重要时期。
在明代中外交往中，文化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明代中外交往中的文化交流与影响。
明代时期，由于中国与世界各地都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因此文化交流也得到了非常有力的促进。
中国在此时期的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极为丰富多彩，包含了许多传统文化和先进文化。
而与此同时，也许正是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突破。
首先，明代时期中外交往中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书信往来。
明代时期，由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逐渐加深，因此书信往来成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形式。
明初国与国之间的书信往来较为冗长，而到了明中期，则逐渐变得简短有力，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优雅和精练。
同时，在书信往来中，中国人也学习到了外国的礼仪和风俗习惯，这为中外之间的交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明代时期中外交往中的文化交流也表现在灯谜和杂技方面。
在明代时期，灯谜和杂技艺术非常盛行。
明代时期的灯谜主要是由宫廷记载下来的，这些谜语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俗习惯，又反映了当时的文学风格和创作水平。
而杂技则是中国民间的一种体育和娱乐形式，很早以前便广为流传。
而在与各国的交往中，中国的灯谜和杂技艺术受到了很大的欢迎，也传到了许多国家。
再次，明代时期中外交往中的文化交流还表现在诗歌、绘画和文化艺术方面。
明代时期是中国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而外国也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同时，中国的绘画艺术独具特色，风景画、山水画、人物画以及花鸟画在这个时期都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也深深地吸引了许多国家的人们。
最后，在明代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和宗教也得到了发展和传播。
中国在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诸如火器制造、航海技术、纺织技术等很多的成就。
而在哲学和宗教方面，佛教、道教和儒教等传统文化的传播也得到了很大的促进。
明朝与朝鲜诗赋外交历程及原因探析
明朝与朝鲜诗赋外交历程及原因探析作者：樊宇然佟波来源：《商情》2019年第33期【摘要】诗赋外交是明鲜外交上的一个特色，极大促进了明鲜两国的关系，通过了解诗赋外交的发展历程，探究诗赋外交出现的原因，其中作为诗赋外交结晶的《皇华集》也是明鲜文化交流上的重要著作，体现出明鲜两国不仅在文化上有一定的相似性，还有长久以来密切关系以及友好往来。
【关键词】诗赋外交明鲜关系宗藩关系诗赋外交是明朝与朝鲜王朝外交关系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虽从我国春秋时就出现了“诗言志”的外交形式，但在这一时期才发挥着重要作用。
史学界前辈们对此虽有所涉猎但学术成果并不多，其中在王克平的《诗赋外交在明朝与朝鲜关系史上的作用》，《朝鲜与明外交关系研究——以“诗赋外交”为中心》中，探析了诗赋外交的起源、发展情况以及作用影响，其余多借权近“表笺事件”或对《皇华集》的研究引出诗赋外交。
但“诗赋外交”在明鲜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不是偶然的，本文即从诗赋外交本身入手，探析这一现象出现的深层次原因。
一、明朝与朝鲜诗赋外交发展历程目前众多学者公认的明朝与朝鲜“诗赋外交”的开端是洪武二十九年（1396），权近赴明解开“表笺事件”的误会，做应制诗二十四篇。
《朝鲜王朝实录》中对这一事件的过程有着详细的记载。
到了明惠帝（1398-1402）时期，由于皇帝本人雅好文风，多派遣饱腹文学之士出使朝鲜，并与朝鲜文士进行诗文唱和，明鲜两国的诗赋外交也在这一时期形成。
但明成祖朱棣喜用宦官，因此在永乐（1403-1424）至宣德（1426-1435）年间，这一外交现象呈现削弱的形式。
随后的“土木之變”明英宗被俘，也引起了作为宗属国朝鲜的疑惑和慌乱，倪谦等人在此时出使朝鲜，不仅成功打消了朝鲜的疑虑，诗赋外交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
天顺元年（1457）英宗发动“夺门之变”复位并派使臣出使朝鲜，陈鉴等人不仅传达了英宗复位的诏书，还与朝鲜文士进行诗文唱和，朝鲜方面更是“陈、高等凡所杂兴，一寓于诗，合若干首，并本国人所和，印而赠之，名曰《皇华集》”，此后将每次双方唱歌的诗文汇编为《皇华集》，便作为一种传统保持到明末。
关于中韩古代小说理论的对比研究
关于中韩古代小说理论的对比研究比较文学关于中韩古代小说理论的对比研究洪永权延边大学摘要：中韩两国的古代文化交流较为密切，在古代小说理论发展中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文章主要以朝鲜李朝时期和中国明清时期的古代小说理论进行对比，探讨中韩古代小说理论的异同之处，并分析其原因。
主要采取案例研究方法，以相关作品或文学评论为依据，增强文章论述的说服力。
关键词：中韩小说；古代小说理论；异同比较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小说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受传统儒学观念影响，在很长一段时期被视为“小道”和“末技”。
中国传统文化传入朝鲜后，对其文化发展也产生较大影响。
而且朝鲜李朝统治者对小说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这种两国国情的差异，使两国古代小说理论在同源相似性的基础上，又各具特色，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一、中韩古代小说理论的相似之处(一)文化观点的一致性中韩两国的古代小说理论具有许多相似性，虽然在古代时期，两国都没有出现关于小说理论的系统性论述专著，相关理论见解多见于小说的批注、序跋和读法等文字中，但是也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两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发展历程。
其中，两国古代小说理论的相似性，是基于一致的文化观点及思想体系的必然结果。
比如程朱理学是朝鲜李朝时期和中国明清时期共同信奉的官方哲学，两国士人都以孔孟之道作为思想和行为准则，并自幼研读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著作。
在共同的思想体系灌输下，两国古代文学认识在许多方面的认识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其中，中国古代小说及相关理论价值观念，也在朝鲜得到广泛传播。
由于尊奉儒学，在评论小说时，两国士人都将孔子文艺观作为评判标准。
同时在实践层面，也都存在支持和反对两种态度。
支持者将“虽小道，必有可观焉”作为立论基础，反对者则将“子不语怪、力、乱、神”作为立论基础，这两句又都出自《论语》。
在相似的文化观点下，中韩古代小说理论必然会出现许多相似之处[1]。
(二)文化传承的一致性在古代时期，朝鲜非常仰慕中国传统文化，而且从多方途径进行学习。
朝鲜半岛的中国文言小说传播发展研究
朝鲜半岛的中国文言小说传播发展研究作者：尹艺颖来源：《新生代·下半月》2018年第10期【摘要】：中国文言小说是跟着汉文化及汉字传入朝鲜半岛的，在中国文言小说的影响下，促进了朝鲜半岛半岛汉文小说的创作，其在表达手段、题材及语言风格方面和中国文言小说基本相同，但是其中也充分表现了朝鲜民族的精神及文化。
【关键词】：中国文言小说朝鲜半岛传播影响古代朝鲜半岛收藏有大量中国古代小说的古抄本和古刊本，甚至于有很多在国内已经失传的古代小说也陆续在朝鲜半岛的图书馆中被找到。
中国古代小说源源不断地流入朝鲜半岛，这对于朝鲜半岛的古代文学特别是汉文小说的创作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而在这其中中国文言小说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最早影响也是最为深远。
中国文言小说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宝库，具有辉煌的发展历史，对于世界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朝鲜半岛。
古代朝鲜半岛在罗末丽初期就有《崔致远》、《调性梦生》等文学小说，其和中国文言小说具有密切的关系。
之后，中国《剪灯新话》、《太平广记》等文言小说对于朝鲜半岛小说发展更加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中国文言小说和其他国家相比具有明显的特点，其对于朝鲜半岛的文学影响都是通过其他作家之手使其特点及精华融合到自身创作中，此在朝鲜半岛原本就使用汉字的国家古代作家中具有明显的表现。
其不仅用自己文字写小说，还用汉字写小说。
中国文言小说广泛流传到朝鲜半岛，影响着朝鲜半岛的文化，也影响着朝鲜半岛小说的发展。
此影响促进了朝鲜半岛汉文小说的发展，还促进了朝鲜半岛汉文小说文体更新及小说艺术的进步。
在汉籍流传在朝鲜半岛的时候，《古记》、《百济书记》等朝鲜史书也陆续的发展，此都属于朝鲜半岛早期汉文叙事作品，也受到了中国史传文学影响。
在公元414年，高句丽长寿王臣琏立了好太王碑，此也是朝鲜半岛叙事性文学的良好发展基础。
一共有1700多字，讲述了高句丽始祖牟王创基的过程。
全文思路较为清晰，并且具有文采，属于三国早期最为成熟的叙事作品。
黄修志：“书籍外交”——明清时期朝鲜的“书籍辨诬”述论
黄修志：“书籍外交”——明清时期朝鲜的“书籍辨诬”述论摘要：明清时期朝鲜的“书籍辨诬”是中朝宗藩关系的特有产物，论文从宗系辨诬、即位辨诬、交倭辨诬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它们彼此交融，共同指向是有助于确立王权正统的宗藩秩序，书籍辨诬在实质上构成了“书籍外交”。
朝鲜四百余年对书籍辨诬投入巨大心血和精力，主要是出于对王权正统与宗藩关系的考虑，也源于朝鲜君臣在政治利益上的一拍即合，这进一步反映了朝鲜王权的脆弱性。
面对朝鲜的书籍辨诬，明清王朝掌控着话语权和主导权，将之作为有效的政治杠杆为自身的皇权正统和两国宗藩关系服务。
“书籍外交”是朝鲜在其“小中华”意识驱使下抢救本国政治话语和维护王权正统的必然体现,也成为“小中华”意识发展和转变的契机。
所以，明清时期的中朝宗藩关系对任何一方来说都是政治性和战略性的。
有明以降，朝鲜王朝基于国内外形势之需，认同明朝乃权力和文化上的“父母之邦”，满清入关后，朝鲜权衡利弊,仍采取现实主义的对清策略，继续接受清朝册封，朝贡不绝，所以一部朝鲜对华外交史可用“事大”二字概括,而明清王朝亦将朝鲜视为最重要的藩属国，恩威并举“字小”待之。
在如此唇齿相依的血肉联系中，朝鲜与明清的宗藩关系就远比越南、琉球、暹罗等藩属国要深刻、紧密、复杂得多，譬如朝鲜对华长达四百多年的“书籍辨诬”活动便是一明证。
所谓“辨诬”（也作“辩诬”，古籍多使用前者），顾名思义,就是对所受冤屈和无理指责进行辨明、辨正、解释和澄清，明清时期朝鲜的辨诬多是朝鲜针对中国的指责及误解而派出辨诬使或陈奏使赴京解释和辨白，这些指责和误解包括流人、犯越、贡品、倭情、女真、废立、书籍记载等。
而“书籍辨诬”则是朝鲜针对书籍记载而展开的对华辨诬活动，多数是由中国书籍的相关记载而引起的主动辨诬，少数是因为中国借朝鲜书籍如《海东诸国纪》的敏感性记载而指责朝鲜所引起的被动辨诬。
如孙卫国所说，朝鲜对误载之史实皆斥之为“诬’，“诬”与“误”虽有一字之差，却大不相同“诬”强调的是撰者的主观意图，好像明知史实却故意写错，而“误”并无主观意图，仅是错误、谬误、舛误。
明代朝鲜朝使臣登州诗歌研究
明代朝鲜朝使臣登州诗歌研究
明代朝鲜朝使臣登州诗歌是中国明代文学史上一个鲜为人知的珍贵
文学宝库。
朝鲜使臣登州诗歌，包括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其中以小
说和散文为主。
这些作品不仅充分展示了当时中国朝鲜使臣的职业、
感悟和情感，但也深刻反映了中国及朝鲜之间深入而持久的历史影响。
朝鲜使臣登州诗歌作品多为文字型作品，主要有小说、散文和诗歌三类。
这些作品都极富创意，大多以韩、宋、蒙三国文化为背景，记录
着中国朝鲜使臣在汉民族语境下的留恋、情怀和生活经历。
除了文学作品以外，朝鲜使臣登州诗歌也有许多其他的文献资料。
在
各种资料中，甘泉宽容的官节贴或征收公福的政令可以揭示当时朝鲜
使臣在中国乡里生活的情况。
同时，也有诮讼朝鲜使臣的嗓音及禁令
的相关文献，为我们理解当时朝鲜使臣在中国权力环境下的政治生活
提供了关键性的信息。
研究朝鲜使臣登州诗歌以及其他相关文献，对于知晓中国历史文化与
朝鲜古国历史文化的联系及朝鲜使臣在当时中国乡里的生活状态都很
有帮助。
而进一步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中朝异文化交流与融合的
认识，从而更好保护历史文化文献，加深两国文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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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文学与朝鲜文学的交流沟通方式及影响中国和朝鲜在地理上山水相连，两国之间的文化关系可以溯源到远古时期。
长期以来，两国在文化上的交往非常密切，而文学就是其中的一大重要方面。
两国在文学上的联系，主要是通过两国之间的使节往来以及两国文人之间的往来交流进行的。
明朝时期，朝鲜恰逢高丽晚期(918年——1392年)和李朝统治时期(1392年——1910年)，中朝两国在社会各领域的联系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文学交流也更是日趋广泛和深入。
与此同时，由于朝鲜印刷技术的提高以及中朝之间联系的深入，当时明朝所产生的许多文学作品都能够大量而迅速的在朝鲜流传。
其结果是，一方面使得朝鲜文人的写作、文学欣赏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另一方面，通过两国的文学交流，有很多朝鲜优秀的文学作品也为中国文人所喜爱，也丰富了明代文学的内容，对明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一、明代中朝两国文学交流的主要方式中朝两国自古以来都有在使节往来中重视文学交流的传统。
比如早在唐代，朝鲜派往中国的使节团就有多种使命，除了首要的政治外交任务外，还担负着学习和掌握中国先进文化的任务。
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朝鲜定期派遣到中国的入唐宿卫，他们既带有外交使命，有往往“准旧例，割留习业”。
他们很多人都是“配唐国子监习业”的太学生，并经常与中国文人接触、交游和酬唱诗歌。
明朝与朝鲜李朝的文学交流，很重要的一种途径也是使节之间的文学交流。
当明朝与李朝经过一系列的内外调整之后，双边关系渐趋稳定，使节往来也日益频繁。
高丽末年，朝鲜开始移植和模仿明朝的政治制度，对已有的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
如1369年，高丽王朝就遣使入明，请明朝的祭服制度，明太祖令工部赐之。
1370年，明朝遣使至高丽，颁布科举制度，诏曰：高丽等国“如有经明行修之士，各就本国乡试，贡赴京师会试，不拘额数选取。
”同年，高丽遣使至明贺正，举子朴实、金涛、柳伯如随行，金涛中科制。
1372年，高丽曾经表请派遣子弟赴明留学，明朝也予同意。
可见明初朝鲜高丽王朝与明王朝的友好关系。
而高丽大将李成贵夺取王位，建立李朝过程中，一些中国文士参与了谋划，成为李朝建立的开国功臣，所以李朝与明朝的关系非常友好，于是就经常派出使节出使明朝进一步学习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
而明王朝为了统治的需要也经常派员出使朝鲜。
朝鲜方面每年派遣到明朝的使节除了各种固定的贺使(如贺春节正旦、皇帝的万寿圣节、太子的千秋节等)、贡使之外，还有谢册封、赏赐等时的谢恩使、吊唁丧事时的陈慰使、立储定后时的进贺使、献特殊贡品时的进奉使等等，这些使节“常无定期，或前者未还而后者已至”。
同时，明朝也派出使节前往朝鲜，并且这些使节在朝鲜也会受到极隆重的礼遇，在当时，明朝派遣使节出使李朝大体有如下场合；一是新皇即位、立嗣、立后、皇子诞生时的颁诏使；二是册封朝鲜新国王的册封使；三是追祭已故国王的吊祭使：四是有事时的宣抚使等几类。
中朝两国在选使相聘时都注意选择有才学的官员，使出使官员不辱没本国的威严，而尤其注重诗歌酬唱方面的人才。
如明英宗朱祁镇在位期间就曾多次向李朝派遣过各种外交使节，其中有翰林修撰陈鉴、太常博士高闰、刑部给事中陈夹猷等，这些被选使节都是当世的著名文人。
在1449年明英宗不幸被俘虏后，次年代宗朱祁钰登基，派遣翰林院侍讲倪谦出使朝鲜，颁即位诏书。
倪谦是浙江钱塘人，正统四年(1439年)进士，多年在翰林院供职，以礼部尚书致仕途。
他在朝鲜期间，与当时朝鲜名士申叔舟、成三问、郑麟趾等人关系密切，他们在各种宴席和郊游接访中相互作诗文唱和。
有一次，他同朝鲜友人游览汉江楼时，被同行的朝鲜文人包围索诗，一会儿工夫，他就写好三首，每首写出，众人就聚首争观，佩服不止。
他回国时，朝鲜国王命文臣赋诗送别，编撰成集，让申叔舟等人做序跋，回国后，他撰写《朝鲜纪事》一书，向国人介绍沿途所见所闻和与李朝国王、诸大臣之间密切交往的过程及其朝鲜的礼仪、制度及风俗等。
张宁也是明英宗天顺年间出使朝鲜的文人之一。
他回国以后所撰写的《奉使录》一书，详细的记录了他在出使朝鲜期间的经历、见闻和进行文学交流的情况。
在出使朝鲜期间，他还写下了《赠李观察》、《赠曹观察》、《赠孙寿山》、《赠医官郑次良》、《画作与知印黄致和》等许多赠答诗，这些诗表明了他在朝鲜期间所进行的文学活动之频繁。
其后，弘治年间董岳、嘉靖年间唐皋、隆庆年间许国、万历年间黄洪宪、欧西稷等人先后出使朝鲜，朝鲜文人皆远迎相待，互相唱和酬赠。
如《明诗综》中就记载有朝鲜官员朴元衡赠答张宁的诗《渡大同江次韵》一首：远传丹诏促行装，暂住星槎呗水阳。
江浦雪消春意动，邮亭日暖客怀长。
一杯且可酬佳节，万里无劳忆故乡。
野阔天底山似画，不禁诗思入苍茫。
而一些到中国的朝鲜文人，也与中国的文人相互唱和，既得改错之益，又加强了彼此的联系。
如1626年，朝鲜文人金尚宪出使明朝，在济南与张延登相识，探讨诗文，相交甚厚。
在两国文人的相互交流中，中朝诗人还相互编辑诗文集，使之广为流传。
比如，明朝文人董岳曾为朝鲜文人许宗的诗集作序，为之刊行；万历年间赴朝的文人吴明济搜罗朝鲜新罗以来百余位诗人的作品，编成《朝鲜诗选》；朝鲜文人金尚宪回国后，将自己在中国观光的诗送给张延登，张延登为之作序，并刊行于世，而朝鲜文人也将他们与明朝使者张宁、董岳、唐皋、许国、黄洪宪等人唱和的诗作汇编刊刻为《皇华集》，在朝鲜流通。
正是在中朝两国文人的共同努力下，朝鲜李朝初期至中期的汉诗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有广泛影响的诗人。
李朝初期，汉诗仍以中国的苏黄体为主：“本朝诗学，以苏黄为主。
”在体裁上，如果说高丽推崇四六，则李朝喜好短律，这一时期诗人主要有郑道传、姜希梦、金宗直、李荇、郑以吾、申叔舟、金无鱼等。
比较著名的诗作主要有：李湟的《述怀》、徐敬德的《山居》、申叔舟的《反战诗》、鱼无迹的《流民叹：》等。
李朝中期，汉诗逐渐转为摹唐：“我东诗人，多尚苏黄。
二百年间，皆袭一套。
至近世，崔庆昌、自光勋始学唐，务为清苦之词，号为崔、白，一时颇效之。
”其中有白光勋、崔庆昌、李达被喻为“三唐诗人”。
二、明代时期中国文学对朝鲜文学的影响明代文学中对于朝鲜文学影响最大的当属在小说领域，明代小说的大量传入，不仅给朝鲜李朝文人以很大的启迪，还使朝鲜出现了小说这一新的文学形式。
而且更重要的是朝鲜作家也开始自己独立创作小说，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比如朝鲜作家金时习用汉文创作的《金鳌新话》，就是在借鉴明朝人瞿佑的《剪灯新话》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
中国小说经过唐、宋的发展，到了明代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成为当时文学的主流。
明代所出现的大多数比较有名的作品都陆续传入李朝，给李朝文学以重大的影响。
李朝才得以出现了小说这一新的文学形式，也产生了不少名作与卓越的小说家。
明代小说传入的途径，主要是出使明朝的使臣在中国购得。
明朝人陈继儒说：“朝鲜人最好书，凡使臣之贡限五十人，或旧典新书，稗官小说，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便问，不惜重值购回。
故彼国反有异书藏本。
”明代传入李朝的小说数量众多，仅据朝鲜文史书籍记载，确凿可知者主要有：《剪灯新话》等：“传曰：《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效颦记》、《娇红记》、《西厢记》等，令谢恩使贸来。
”《三国志演义》：“今所谓三国演义者，出于元人罗贯中，壬辰(1592年)后，盛行于我东，妇孺皆口诵说。
”《水浒传》、《金瓶梅》：“传奇《水浒传》、《金瓶梅》为逸传，不熟此传者，保面瓮肠非饮徒也。
”《西游记》、《隋唐演义》、《五代演义》、《西汉演义》、《北宋演义》等：“余得戏家书数十种，除《三国》、《隋唐》外，而两汉、龊齐魏拙、五代、残唐、率北宋略……有《西游记》，云出于宗藩，即玄奘取经记而衍之者。
”李朝不仅从明朝引进了许多小说，还大量翻印，使之广为流传，如《剪灯新话》等书：“《剪灯新话》……校书馆和给材料至于刻板……近来自中原(中国)流布之书不一，薛文清《读书录》亦其一也。
今方印出，议论亦不能无庇。
”同时，李朝还利用创制的训民正音，翻译不少小说。
如壬辰(1592年)战争前后，流传最为广泛的《三国志演义》就有全译本，也有摘译部分章节的单行本，如《赤壁大战》、《华容道》等。
明代小说的大量传入，给李朝文人以很大的启迪，遂出现了小说这一新的文学形式。
金时习用汉文创作的《金鳌新话》是李朝最早出现的一部短篇小说集。
金时习为李朝著名的文学家，他十分喜爱明朝人瞿佑的《剪灯新话》。
金在《题(剪灯新话)》诗中写道：“山阳君子弄机杼，手剪灯火录奇语，有文有骚有记事，游戏滑稽有伦序。
”《金鳌新话》共收有五个短篇小说，多为写艳情、志怪的内容。
它是朝鲜文学史上第一部接近现代意义的短篇小说集，金被誉为15世纪朝鲜小说的开拓者。
《金鳌新话》“无论在构思、意境，或作品主人公的命运归宿等方面，都有借鉴《剪灯新话》之处。
”此外，该书还大量的引用了中国的典故、神话传说(如嫦娥的故事等)以及中国的历史人物(如白居易、韩愈等人)等。
此后，李朝还出现了利用国语(训民正音)创作的小说。
其中最为著称的是《洪吉童传》和《壬辰录》。
《洪吉童传》的作者是许筠。
该书描述了李朝农民起义领袖洪吉童率众起义的故事，它的问世，开创了朝鲜小说从汉文转向朝鲜文的阶段。
无疑，明代此时已经传到李朝的小说《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对其成书有很大的影响，他在创作上不同程度的吸取了这些小说的经验。
《壬辰录》是朝鲜第一部反映朝鲜人民反抗侵略的历史小说。
小说描写了16世纪末朝鲜人民反抗倭寇入侵的正义战争，同时描述了明援军与朝鲜军民并肩作战的深厚友谊。
全书贯穿强烈的爱国思想，着力塑造爱国名将李舜臣的形象，对明援军的描写也很生动。
如描写明援军渡鸭绿江的场面：“李如松等率百万大军进入朝鲜。
旌旗蔽空，剑戟如林，首尾百余里。
前后历时三天，渡江方毕。
援兵屯于义州城，战马成群，伸展绵延达五六里。
”该书描述方法和段落的划分颇似中国的章回小说，看得出深受《三国志演义》的影响。
朝鲜方面对于来自明朝的书籍也是非常重视，如1426年明朝赠送给朝鲜四书、五经、《理性大全》各一部，《通鉴纲目》一部，李朝百官举行贺礼，国王世宗也为此欢宴百官。
1454年明朝赠给朝鲜《宋史》，国王端宗庆告于王室宗庙昭殿之世宗、文宗。
明朝时期，朝鲜除了向中国采购或向中国朝廷求赠外。
有时也自行刊印中国书籍，如1421年世宗命印《资治通鉴纲目》，并命令集贤殿正其谬误。
1428年，世宗认为文章正宗《楚辞》是学者不可以不知道的，所以下令铸字印刷。
正是在中国明代小说的直接影响下，明代的通俗小说对朝鲜的小说出现了几次较大的冲击，第一次是十六世纪初期传入朝鲜的小说《剪灯新话》，其结果是朝鲜出现了金时习用汉文创作的《金鳌新话》；第二次是十六世纪中期传入的《三国演义》和历史演义类小说，受这类书的影响朝鲜出现了《壬辰录》等大量的军谈小说；第三次是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明代的《西游记》、《水浒传》传入朝鲜，其结果是出现了朝鲜第一部韩文小说《洪吉童传》，而受此书的影响朝鲜出现了《沈清传》、《青香传》等社会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