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圈的形成
汉字：中华文明的精神支柱
汉字：中华文明的守护者习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它们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和重要载体，汉字既集中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又参与塑造了这五个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这与汉字作为持久稳定、绵延不绝的文字符号系统密不可分。
一、汉字，中华文明的象征汉字是世界三大自源文字体系之一，也是唯一持续使用至今的文字体系。
文字学家黄德宽指出：“汉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持续稳定且历久弥新的自源文字符号系统，这一特点从根本上保证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的完整保存和持续传承。
”汉字体系的悠久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使得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得到完整记录、保存和传承，形成了世界上保存数量最多的古典文献。
汉字记录了中国波澜壮阔的辉煌历史、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中华优秀传统道德观念、璀璨的文学艺术、灿烂的发明创造、生产生活的智慧等，使中华文明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汉字贯通古今，通过汉字典籍可以神交古人，理解和掌握中华文明的内核和精髓。
汉字本身也承载和保存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通过准确揭示和科学阐释其中蕴藏的内涵，可以直接理解中华文化的核心，展示中华文化传承有序的历史。
汉字是中华文化传承的标志，这种传承是真正的中华基因。
无论历史长河经历多少曲折，汉字体系一直保持基本稳定，犹如定海神针，维系了中华文化的根脉，推进了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和传播。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汉字不仅鲜明体现了这一特性，而且推动了中华文明的有机更新。
汉字是中华文化自主孕育的智慧结晶，彰显了中华民族锐意创新的精神。
汉字体系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而不绝，就在于其能够不断适应时代发展变化，完善文字构造方式，丰富字词表达。
汉字形体由不规则的块状逐渐演变成正方形的进程，映照着中华文明发展进步的历程。
汉字由产生之初的象形文字为主，发展出指事、会意、形声等造字方法，再到形声字为主，突破以形表意，体现出中华民族由形象思维到复杂抽象思维的发展演变。
汉字与传统文化
汉字与传统文化摘要：汉字，既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伟大结晶，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佳载体。
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孕育催生了汉字，反过来，汉字又传承弘扬了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所以我们既可以通过以汉字这一载体传承下来的传世文献来了解悠久的传统文化，亦可以通过汉字尤其是对古汉字形体的分析研究来了解古代社会，了解古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从中汲取精华，从而为弘扬悠久的传统文化、建设新文化和加强文化交流服务。
关键词：汉字传统文化传承文明载体一、关于汉字在“汉字”一词出现以前乃至以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古代中国人把自己所使用的书写符号只叫“文字”。
例如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铮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
”这里虽然讲的是文字的社会功能，但使用的是“文字”这一概念，而不是“汉字”。
那么，什么是“文字”呢？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
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文者，物象之本也；字者，言孳乳而寝多也。
”又曰：“独体为文，合体为字。
”这就是说，文是描摹事物的外部形象、形状而创造出来的书写符号，所以“文”一般都是独体的。
而字则是由独体的文与文按照不同的方式组合而成的，所以“字”一般都是合体结构。
这就是许慎“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的意思。
从地下出土的大量古文字材料来看，许慎所说基本上市符合文字的实际情况的。
“汉字：一词，最早见于《元史》。
《元史·兵志·马政》中可见在元代”汉字“是为了区别于蒙古、回族文字而得名的。
所谓“汉字”，本来指中原汉族人所使用的文字。
虽然在元代已经出现了“汉字”一词，但在以后的几百年中，中国的读书人习惯上仍把自己所使用的字叫做“文字”，而不叫“汉字”。
二、关于文化在中国，“文化”一语最早当源于《易经》。
后来又见于西汉刘向《说苑·指武篇》，其辞曰：“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
关于汉字和汉字文化圈的认识
关于汉字和汉字文化圈的认识课程名称：汉字文化学号：**********姓名：***专业：商务英语系院系班级：商学院2012级商英班关于汉字和汉字文化圈的认识摘要：汉字由中国流传至东南亚各国，经过千年时光的流逝，在东南亚各国形成了相似却不同的汉字文化，它们独具特色，却也互相影响。
汉字文化圈是指以中国为主体，包括韩国、日本、东南亚在内的使用汉字的国家，这些国家自古以来在文化、历史、经济等方面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共同创造了辉煌的文明。
关键词：汉字、东亚、汉字文化圈、一、汉字的起源一般认为，文字的出现是社会进入文明、脱离野蛮的主要标志之一。
关于汉字的起源，说法众多——仓颉造字说、结绳说、起“一”成文说、八卦说、众人造字说、原始图画说等等。
这些说法都是学者们提出的，也都存在不少拥趸，但在《汉字文化漫谈》[1]一书中，作者刘国恩认为这些说法有的只是传说，有的是错误的，有的是片面而不全面的。
殷墟甲骨文是至今可考的最早出现的成熟文字，而在甲骨文之前已经出现了更为古老的文字，它们来源于远古陶器上的符号。
1993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山东的一座古城遗址中发现了刻有至少11个文字的陶片，这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古文字，是一种比甲骨文还要早一千年的古老文字。
目前考古资料可证明，汉字已有四千多年历史，但并不能断定汉字只有四千年历史。
二、汉字的传播和汉字文化圈的形成古代中朝交通水陆两便。
自殷朝起，古代中国便和朝鲜形成了交通。
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十分利于沿海民族的文化交流。
日本和古代中国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流。
古时，日本人从海路先抵达朝鲜，再从朝鲜北上，自辽东半岛南下到达当时中国的首都。
由此也可见，朝鲜成为了汉字文化传播到日本的重要枢纽。
越南和中国山川相连。
由四川南下云南，便可通过一条天然大走廊直抵越南。
中越之间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也是十分频繁的。
中国与这三国的有利地理条件为汉字的传播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汉字东传至朝鲜、日本，南传至越南。
部编版道德与法治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知识点归纳
部编版道德与法治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知识点归纳一、知识点及解析（1）丰富多样的文字1.我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的国家，出汉字外，还有藏文、蒙文、维吾尔文、朝鲜文等几十种文字。
这些文字都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他们共同书写了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我国的文字及其重要性】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过语言文字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
”【推广普通话，规范汉字】（2）古老而优美的汉字3.汉字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字之一。
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特别是早期汉字，直观形象，生动多姿。
【最古老及特点】4.汉字与绘画同出一源，早期汉字与以写意为特点的中国绘画有异曲同工之妙。
汉字的这种写意性形体使得人们很容易根据字形去判断它所表达的意义。
【汉字写意性】5. 汉字形体优美，具有十分独特的审美价值。
从甲骨文到楷书，每一个阶段的汉字都呈现出不同的字体风格，构成了中华文化历史上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汉字形体优美】6.汉字的书法艺术更是绚烂多姿，异彩纷呈，是中华艺术宝库中的重要元素。
【汉字的书法艺术】（3）意蕴隽永的汉字7. 汉字是我们的祖先在生产劳动中创造出来的，每个汉字都熔铸着先人的智慧和灵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力。
【意蕴隽永】8. 汉字形体与其所表达意义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它与中华文化的众多元素相互融通、神合意随，在中华文化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汉字之中有故事，汉字之中有文化。
从汉子的形体中，我们往往可以体味出中华民族传统的思想观念。
【汉字体现中华文化】9. 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每一个汉字都蕴含着丰富的古代文化信息。
一个个字符就如同中华文化的活化石，传递着来自古代社会的音讯，描绘了中华文化发展的轨迹。
【蕴含着丰富的古代文化信息】（4）影响深远的汉字10. 汉字不仅是维系中华文明的重要纽带，也是世界人民共同的财富。
汉字很早就传入了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对促进中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圈”的时空解读
“中华文化圈”的时空解读作者：李喜所南开大学所谓“文化圈”，是指某一大的地区以某种特定民族的文化为母体文化，不断创新发展、衍生。
也就是说，这一地区各国的文化虽然各具民族特色，但最初的文化源是相同的。
人们习惯上讲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圈、中东伊斯兰教文化圈以及印度文化圈等，就是这个意思。
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大体在隋唐时期，包括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广大地区，是东方文化中最大的一个文化圈。
这个文化圈的共同特点是：(1)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为基础，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取向和思维方式；(2)努力接受和传播中国式的佛教文化；(3)以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模型为社会运行的基本机制；(4)接受或吸收汉语的文字范式而创造出本国或本地区的语言文字。
这种文化共同体的出现，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大体从公元前3世纪即中国的战国时期开始涌动，至公元7世纪左右基本形成，对世界文化格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发展日本民族非常善于学习外国文化。
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日本就不断从中国取经。
公元285年，《千字文》、《论语》等文化典籍的输入日本，使日本出现了文字。
此后，即通过多种渠道，输入儒学，请专家讲授中国文化。
至隋唐达到了高潮。
公元600年，日本首次派遣隋使到中国，实地考察研究中国文化。
接着日本圣德太子仿效中国进行了“推古朝改革”，初步确立了中华式的社会体制。
公元645年，日本又推出全面引进和效仿唐朝文物典章制度的“大化革新”，同时19次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
有的遣唐使为了深入研修中国典籍，可以留下来学习三五年不等，人们习惯上称他们是“留学生”。
中国的留学生一词即由此产生，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到了奈良时期，加大了引进中国文化的力度，中国的文学、艺术、绘画、建筑、医学、科技、生活习俗等都涌进了日本。
中国式的佛教文化也在日本植根，鉴真和尚的东渡，成为日本佛教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到公元9世纪左右，日本基本上具备了中国文化的雏形，并以此为基础发展日本的民族文化。
《汉语“文化圈”》阅读答案
《汉语“文化圈”》阅读答案汉语的书面语言任凭口语的差异流变，几千年不变如一，既是人类最古老的语言，也是人类最普遍使用的语言。
17、18世纪欧洲人最初接触汉语时，以为汉语曾经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世界性语言。
1669年，英国思想家约翰韦伯出版《关于证明中华帝国之语言有可能为人类最初语言的历史评说》，这部试图证明人类建造巴别塔之前讲的那种统一的语言就是汉语的著作，轰动一时。
半个多世纪以后，塞缪尔·舒克福特更加确定地重申了这一观点：“在地球上确实存在着另一种语言，它似乎有着某些标记，表明它是人类最初的语言，这就是汉语……”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扩张之前，汉语确实是最具有“世界性”的语言。
整个东亚与东南亚部分地区，经历了漫长的文化同化过程，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超越政治国家与民族、超越战争与敌意的“文化圈”。
礼制天下、世界大同的儒家思想，为这个文化圈奠定了普世主义理想，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这个“文化圈”，就是以汉文字为媒介而拥有共同价值体系的文化共同体。
汉字构筑的东亚文化共同体在现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出现解体的趋势，但其内在的共同价值却没有彻底失落。
汉语日渐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出现在西方现代扩张高潮过后。
今日中、日、韩三国的经济规模总量直逼北美西欧，如果没有冷战后遗留在这一地区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隔阂，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从世界人口结构看，中、日、韩以及散居在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5000多万华人，已占世界总人口的30％。
这是古老的“汉字文化圈”为汉语作为一门世界性语言提供的可能性基础。
一种语言超出本国或本民族范围向外辐射，称为语言“出超”。
当然，语言的“出超”，有着比较复杂的历史原因。
而今天海外兴起的学汉语热潮，是中国和平发展的结果，是中国文化魅力的吸引使然，是海外学习者的自愿选择。
“汉语热”折射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巨大热力。
面对中国提供的巨大商机，如同曾经“学英语”一样，许多海外人士开始“学中文”。
部编版小学道德与法治五年级上册8《美丽文字民族瑰宝》练习试题含答案解析(共3套)
人教统编版小学五年级上册道德与法治8.美丽文字民族瑰宝习题（含解析、答案）1一、填空题1．除汉字外还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
2．国家推广（______），推行（______）。
3．在今天这个（______）、（______）的时代，古老的汉字正焕发出新的活力。
4．汉字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是世界最（______）的文字之一。
汉字是（______）体系的文字，特别是早期汉字，直观形象，生动多姿。
5．我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的国家，除汉字外，还有藏文、（______）文、维吾尔文、（______）文等几十种文字。
这些文字都是中华民族智慧的（______），它们共同书写了祖国悠久的（______）和灿烂的（______）。
6．（______）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是我们的祖先在（______）中创造出来的，熔铸着先人的智慧和灵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______）。
它不仅是维系中华文明的重要组带，也是世界人民的（______）。
7．保护世界遗产，需要人类的共同努力。
我们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同样需要保护。
（______）爱护生态和（______），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8．中国的文字最初是从（____________）演变而来的，与世界上许多民族文字逐步演变为拼音文字不同，我国的汉字始终保持了既有形又有声的（____________）特点。
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______），推行（______）。
”10．我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的国家，除汉字外，还有（______）、（______）、（______）等几十种文字。
这些文字都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们共同书写了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二、选择题11．（）发明了激光照排系统。
A．毕昇B．王选12．（）被称为世界屋脊上的文字。
汉字文化圈
二 “汉字文化圈”的演变和发展
• 正当越、朝、日三国使用汉字进入巩固期 时，进入“汉字文化圈”的民族和国家有 所增加，“汉字文化圈”出现了扩大的迹 象。
• 这种迹象的重要标志就是契丹字、女真字 和西夏字等仿汉字文字的面世。
契丹字
• 契丹族是中国古代民族之一，属东胡的一支。公元907年，契丹族首 领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契丹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语族未定。契 丹族建国以前没有自己的文字，建国以后才仿效汉字创造了契丹文 字。 契丹文字可分为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辽太祖神册）五年， 始创契丹大字，诏颁行之。”“汉人之陷蕃者，以隶书之半加减， 撰为胡书。”即指此文字。 契丹大字系表意性汉字式词符文字，其中有些直接借自汉字，字形、 字音、字义完全相同，如“皇帝”、“太后”、“太子”、“太傅” 等等。还有一些仅借用汉字字形和字名，而字音采用契丹语的读音， 如“一”、“二”、“三”、“四”、“五”、“十”、“日”、 “月”等等。 契丹小字是表音文字，表音受回鹘语影响，其方法由模仿汉字反切 而得。契丹族自此始实行双文制度。总的说来，契丹字系“借意” 于汉字，属于再生文字。
•
•
朝鲜人使用汉字的历史
• 汉字是朝鲜人最早使用的文字。朝鲜人使用汉字的历史稍微 晚于越南人。远在纪元以前（约相当于中国西汉末期），朝 鲜人就接触了汉字。 • 到了公元4-5世纪时，汉文已经成为朝鲜的书面语，通用于 高句丽的贵族阶层中； • 后来，又逐渐形成了利用汉字的音或义来标记朝鲜语的书写 形式，叫作“吏读”（亦作“吏道”、“吏头”、“吏 吐”）。一方面，这种书写形式服从朝鲜语的词序；另一方 面，它对实词后有语法意义的附加成分仍然用汉字进行标记。 • 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朝鲜人使用汉字的数量几乎与《康熙 字典》（约四万九千多字）所收辑的字数相等，由此可见汉 字在朝鲜半岛流传之广。这是朝鲜进入“汉字文化圈”的前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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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文化圈的形成作者：井上亘来源：《科学中国人》2013年第10期中国人看到敦煌汉简时似乎不太惊讶，但是皇帝的命令毫无错字地传到边境之地这一事实，对外国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
距今两千年前就建立了这么完美的自顶而下（Top-down）系统，在世界史上这可以说是个奇迹。
既然有了这个系统，谁做皇帝都可以支配全国。
日本人肯定这么想，他们因此努力学习汉字文化、引进律令体制。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开始着手“信息技术史”的研究。
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高度信息化——那就是人类史上未曾有过的信息革命——我认为历史学家有义务搞清高度信息化之前的信息技术。
而现在，我所获得的结论包括了惊人的内容：高度信息化之前的信息技术已在汉代基本完成。
一、“支配”的方法：汉字文化是什么？我先着手居延汉简研究。
汉代人把文字写在竹木简牍上，将其编联为册书。
汉代册书有这样一个特征：《论语》《老子》等书籍用三条细绳编在简的上下与中央三处，谓之“三道二段”。
其他账簿、书信之类用两条细绳编在中央，谓之“二道三段”。
书籍的册书之所以采取三道二段的编缀形式，是为了固定简面以免乱动。
账簿之类册书所采用的二道三段编缀形式与金文“册”字相同（图1），保持了自古以来的册书形式，不仅如此，账簿文字采用这样的书写形式，也同两条细绳将可以写字的部分分成三栏有关。
以向某个单位支给食料的账簿为例（图2），一枚木简中，上栏有成员的职称与姓名，中栏有食料的数量，下栏有领取食料的人名。
每个成员都这样被记录在每枚木简上，总体数量的统计被列在最后一枚木简中，上栏是单位的人数，中栏是支给的总量。
就这样，汉代账簿采取了一简一行、用两条细绳分三栏的表格计算形式，这与我们处理信息时利用的Excel等软件完全相同，《史记》《汉书》的“表”也很明显是以册书的信息处理方式为前提所作的。
隶书的扁平字体也来源于这种信息处理的习惯，汉简通常长一尺（约23厘米），一栏7厘米中书写十数字的情况并不罕见。
然后我收集上栏写有人名的简牍进行调查，通过结果明显可知，此类木简均是对户籍记载的复写，此人到居延后领收什么东西、工作情况如何等等都有记录，这说明汉代已经有了以户籍为起点详细把握吏民生活的信息技术。
居延新简《候史广德坐罪行罚檄》是令人感到害怕的一件（图3），它是呈棒状、长130厘米的木简，在“候史广德”名下不仅列举了他个人的过失，也仔细记录了他所管的第13-18烽燧的过失，因此写下了“督（杖罚）五十”的决定。
这件木简竟是为了打他而特意封缄送来的“杖”本身！现在我理解了司马迁为什么在《史记》中不采用编年体而采用纪传体，因为汉代官吏日常使用的就是以人名为关键词来进行搜索的信息处理方式。
以上是拙文《中国古代信息处理的样式》的概要，然后我发表了《册书的书志学研究》与《汉代的书府》两篇论文，对汉代的信息传达及其管理方式进行探讨。
汉代官厅如何保存账簿？编联册书后的细绳可以系到另外的册书上，如此连结账簿册书就可以卷成案卷（图4），然后把写有账簿名与年月的牌子系在卷头，存在书府里。
案卷用细绳连结，也容易分开。
纸质的档案用糨糊涂上，不容易分开。
可见在使用册书案卷的情况下，建立信息管理的文件夹非常方便。
汉代规定县、郡、中央政府之间往来的文书要写两份，正本发给对方，副本存在书府里。
如此一来寄件人与收件人保存着同一个文件，以防过失与伪造，同时将文件分成案卷进行整理，由此实现流畅的文书行政。
有了如此彻底的信息管理制度，才可能有如上所述的中央—边境之间信息传达的准确性。
我认为，以这样的信息系统为基础构建官僚机构，然后对此加以礼乐装饰、律令统制，这就是中国的汉字文化。
本来应该与此对峙的宗教和哲学也被纳入这种政治文化体系中，如道观里的神组织官僚制（请看北京东岳庙的七十六司），僧侣将释迦称为皇帝，哲学家多在政界活跃。
一切都处在国家机构中，国家机构受到汉字文化这种信息系统的支持。
这种体系在汉代完成后，中国曾有过根本性的改变吗？因为汉代的信息系统富有“近代性”，所以在此基础上加入近代电信装置的话，其速度肯定加快，但是这个系统本身不会有更新的必要。
拉丁语之所以曾是中世欧洲的共同语，是因为基督教支配欧洲的缘故。
然而，古代东亚“汉字文化圈”的中心并非儒教，而是汉字文化中所含有的信息系统。
二“读书”的方法依王国维《汉魏博士考》，在汉代有书馆和书师，人们学习《仓颉篇》等小学书与书法，然后有人当史，有人进而就经师读诵《论语》《孝经》，此后更修一经，便可成为儒生。
山东省诸城县前凉台出土的“讲学图”与四川省成都站东乡青杠坡三号墓出土的“传经讲学图”都属于东汉晚期的作品（图5、6），从来无人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差别，但是前者中师生在堂上对坐，后者中包括榻上的师在内，人们都采用了四面对坐的形式，我认为这个差别正好反映出了汉代学术的发展过程（参见拙文《古代日本讲学与其来源》，载于近期出版的《北大史学》）。
诸城讲学图所画的是先秦以来的讲学。
按《管子·弟子职》：“受业之纪；必由长始，一周则然，其余则否。
始诵必作（起），其次则已”，在乡校里从年长学生开始一对一地受业。
《礼记·曲礼上》云：“请业则起，请益则起”，《弟子职》又云：“若有所疑，捧手问之。
师出，皆起”。
可见，当时的讲学由“请业”（诵书）与“请益”（问答）组成，请益时学生“捧手”提问。
郑玄在此引用《论语·子路》一文：“子路问政。
子曰：‘先之劳之’。
‘请益！’曰：‘无倦’。
”《论语》中的对话可以说是当时讲学的纪录片。
汉代经学的发展导致博士家说林立，而且出自孔壁的古文文本又引爆了今古文之争，于是有了确定“五经同异”、统一家说章句的必要，西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召集诸儒举办的石渠阁会议、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的白虎观会议都是著名案例。
成都讲学图所画的应该是汉代郡学举办的经义讲述和讨论的情况。
按《大唐开元礼》释奠与视学的讲学式，助手朗读经文，博士讲述文义，听众向博士提问，且采用了博士面南、助手面北、听众面东、皇太子以下面西的四面对坐形式。
而成都讲学图中前面的三人戴着委貌冠，其他师生所戴的均为进贤冠。
委貌冠是公卿以下在典礼中所用的冠，因此可以肯定他们三个都是听众。
成都讲学图与唐讲学式几乎完全一致，可见唐代讲学的基本形式可以追溯到汉代。
马融之门时，“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即马融只亲自教授“高业弟子”50余人，郑玄则跟随高业弟子读书。
汉代讲学早已将课程分为两部分，这与《唐学令》中所说的“学生先读经文，通熟，然后授文讲义”相对应。
唐代学生里有“读者”与“讲者”之别，按照这个区别设有两种考试：考验读者记忆力的“帖试”，还有考查讲者理解程度的“口试”，读者每十日读经千言，讲者每十日听课六千言。
宋版五经正义的“单疏本”，不引用经注的原文，只写讲解“正义”（图7）。
这是以读者背好经注为前提来为讲者排版“正义”的，因此谓之“单疏”。
从其《正义》的格式与唐讲学式来看，当时采用了助手一章章朗读、博士一句句讲解的讲学形式。
此处讲者的课程相当于成都讲学图所画的讲论，而读者的课程相当于诸城讲学图所画的“请业”。
也就是说，《唐学令》中所见的，由读者与讲者组成的两层课程是将诸城、成都两种讲学形式综合而成的。
换句话说，汉唐学生将经书的文字复制到头脑里，复制完成后，他们一边看自己脑海里的课本，一边听博士的讲义。
所以，学生上课时没有必要展开经书。
讲学图里的学生只手捧简册，无人将之展开，谓之“横经受业”。
他们手中的简册，与他们头上戴着的进贤冠一样，只有装饰的作用。
这样的学习方法进入宋代后彻底改变了。
唐代进士基本上通过帖试录用。
安史之乱后，虽有人主张废止帖试、重视讲义，但是因“习俗既久，重难改作”而未被采纳。
宋代以后，准用禅宗清规设置太学三舍法，其考试内容就是“经义”与“论策”。
宋代印刷术发达，版本得到普及。
与此相对，卷子本不容易展开，而且简册很重。
如此看来，汉唐学生之所以背诵经书，可能是因为卷子本不方便的缘故，宋朝不采用读者课程，也可能是版本很方便查看的缘故。
三、“著作”的方法宋代，朱熹为表明自己的思想，倒换《礼记·大学》的章序，写成《大学章句》。
与此相同的事情，汉代以前并不罕见。
例如，《礼记·缁衣》唐开成石经本25章与郭店楚简、上博楚简本23章的顺序颇有出入（图8）。
还有《礼记·乐记》本是从原本《乐记》23篇中取其11篇编入《礼记》的，将刘向《别录》的篇目与今本《礼记》、《史记·乐书》的文本进行对照，篇章的顺序果然不同。
“篇”是册书的数量单位，“卷”是卷子的数量单位。
因此，将1篇册书卷起来也算1卷，连结几篇册书的案卷也算1卷。
例如，汉代《诗经》28卷305篇，可见1卷中有十几篇。
“章”是指在册书上用“分章符”隔开的文章，除此之外，还有如下的例子：阜阳汉简《诗经》将一章诗写在一简上；敦煌汉简《急就篇》将一章文写在多面体的木简“觚”上，以便在日常读书时使用（图9）。
如上所述，册书容易连结或分开，觚与简的顺序也容易倒换。
《缁衣》《乐记》的文本问题肯定是如此造成的。
刘向、刘歆父子对如此派生出来的异本进行“校雠”制作定本，现行古籍的文本大多是通过他们的校书在从简帛转变到纸的过渡期定下来的。
关于汉代著作的方法，王充《论衡·正说》云：“其立篇也，种类相从，科条相附。
殊种异类，论说不同，更别为篇”；又《超奇》云：“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
也就是说，汉代人收集“种类相从”的文章编成篇书，而且能够如此“连结篇章”“采掇（引用）传书”而写作文章、陈述意见的人就是文人、鸿儒。
这样的学问方法被称为“缀学”。
《大戴礼记·小辨》中孔子云：“丘也缀学之徒，安知忠信？”清孔广森注云：“缀学，捃拾闻见以为学也”。
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云：“往者缀学之士，……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经）”，班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大序云：“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他们所说的都是汉儒章句之学。
汉代著作和学问的方法是在册书的信息技术这一基础上构建起来的。
这本来是支持文人、鸿儒的知识活动的信息技术，然而这种技术逐渐丧失了创造性，缀学的内涵变成了像章句之学一般炫耀才学的学风。
这与上述讲学方式的转变应有关联。
在诸城讲学图中表现出来的、由请业与请益组成的先秦讲学中，学生只在“有所疑”时提问。
但是成都讲学图中体现的助手读经、博士讲解的方式，则要求博士对全文加以注释。
班固所说的“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是指助手朗读了五字的经文，博士讲述了两三万言的情况，将其讲义记录下来就可以变成《注》《训诂》《义疏》了。
一般认为六朝的义疏学在受到佛教的影响之后才得以盛行，但是我们在成都讲学图上可以发现带有书刀的弟子，还有汉代的会议上必有议事记录，这些事情很好地说明，汉代章句之学已经替六朝义疏学打下了技术上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