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

中文词条名：解构主义英文词条名：（解构主义的英文写法）在德里达看来，西方哲学一直是“在场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史的框架“就是在整体意义上把存在确定为在场。

可以列举出许多专有名词，它们与基础、原则或中心密切相关，常常用来确认在场的连续性：如理念、起源、目的、潜能、实在(本质、存在、实体、主体)、真实、超验性、意识、良知、上帝、人，等等”。

所谓将存在确定为在场，就是指传统形而上学假定真理是超出语言之外的事实，它们呈现在言说者的面前，并且能在言说中传达出来，换言之，这些真理在人们的交流过程中是现时的、“在场”的，言语则是表达思想的最佳方式。

逻各斯中心主义实际上就是“在场的形而上学”和“声音中心主义”的结合体。

由此，所谓的描述或分析只不过是：在观念中“策略地”回归被认为是简约、完整、正规、纯洁、标准、不言自明的某种本源或先在的使命，以便接着来观照衍生、繁化、蜕变、意外等。

德里达认为，虽然我们不可能彻底摆脱这一体系，但至少可以通过关注它所压制的那些问题来说明它强加了哪些思维条件；虽然我们无法设想并实现形而上学的终结，但还是可以通过认识和改变它所确立的等级体系，从内部对形而上学进行清理。

由此，德里达提出解构这一概念。

解构的策略有四：第一，在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命题中，除了森严的等级高低，绝无两个对项的和平共处，一个单项在价值、逻辑等方面统治着另一个单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

解构一个命题，从根本上说，便是在一特定时机，把它的等级秩序颠倒过来。

第二，必须通过一种双重姿态、双重科学、双重文学，在实践中颠覆经典的二元对立命题，全面转换这个系统。

为此，解构将全面介入为它所批驳的对立命题领域。

换言之，解构在该系统的内部进行操作，目的却是要打破这个系统。

第三，解构的理路因此也即是用最为谨慎和内在的方法，通盘考查其概念的结构谱系，同时从它无以命名或描述的某一外在角度，确证这段历史在通过这一与它利害悠关的抑制来构筑自身使为历史的过程中，可能遮蔽了什么，排斥了什么，遗忘了什么。

第四，解构一段话语，即通过在文本中识认出产生了据说是论点、中心概念或前提的修辞活动，运用话语本身的逻辑将其推到极端，就能看到所谓的论点、中心概念或前提是一种非常模糊、自相矛盾的东西，并没有一种完整性，二元对立的关系就被消解了。

解构实际上就是对形而上学的解构。

解构一个二元对立命题，诸如呈现/非现、言语/文字、哲学/文学、字面义/隐喻义、中心/边缘等，不是摧毁前者，留下后者，而是取消对立，转移它的位置，置之于不同的背景之上。

由此可以发现，所谓自我/非我、理性/癫狂、文化/自然等对立的事物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有时是如何互相转化和毁灭自己的，或者是如何把那些会给它们带来极大麻烦的细枝末节驱逐到文本的边缘地带的。

在对卢梭、黑格尔、尼采、索绪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等文本的解读中，德里达往往抓住作品中某个明显无关宏旨的东西，诸如一个注解、一个反复出现的次要术语或形象、一个随便写出的隐喻，精心地加以发挥，以至它极有可能瓦解那些使文本成为一个整体的对立物。

例如，卢梭认为教育是自然的增补，这在赋予自然以优先地位的同时，也表明了自然内在的缺陷乃至于缺席，由此，我们可以说，教育不仅是自然外在的、附属的东西，而且是使自然成为自然的本质条件。

这种增补性逻辑提示我们，正是边缘为人们考虑的中心对象作出规定。

解构的任务就是消解本质主义和中心主义，使得人们找不到所谓永恒的本质和中心。

但解构并不能终结形而上学，因为要动摇形而上学而不用形而上学的概念是不可能的，尼采、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正是在从形而上学继承而来的概念中进行工作的，而且，这些概念不是个别的成分或原子，它们是从一种句法和一个系统中取来的，每一次特定的借用都带来了全套的形而上学。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摧毁者能够互相摧毁。

德里达强调说：“解构不是拆毁或破坏，我不知道解构是否是某种东西，但如果它是某种东西，那它也是对于存在的一种思考，是对于形而上学的一种思考，因而表现为一种对存在的权威或本质的权威的讨论，而这样一种讨论或解释不可能简单地是一种否定性的破坏。

认为解构就是否定，其实是在一个内在的形而上学过程中简单地重新铭写。

”显然，解构不是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明文本，即不打算把握一个统一的内容或主题。

它是立足于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的论辩来探究它们的动作，探究如卢梭的增补游戏那样的喻象和关系怎样产生一种双重的、疑义丛生的逻辑。

德里达曾对比了两种解释观念：一种是回顾性解释，力求重新构筑本原的意义和真理；另一种是前瞻性解释，明确宣扬意义的不明确性。

尽管他指出我们很难在这两种观念之间作出选择，人们仍普遍认为他倾向于后者，更愿意去倡导一种“自由游戏”。

德里达的“播撒”概念，就是指在摆脱概念的控制和决定作用的同时，形成一种蕴涵比较丰富的语言或文本。

播撒不同于含糊，含糊概念并不排除枚举和控制意义的可能性，播撒则是由从未受到完全控制的秩序或类似中产生出来的，并由此呈现一种语言上的散布状态，总是不断地瓦解本文，揭露本文的零乱、松散和重复。

写作的过程就是作者一步步“撤退”的过程，让作品独自去表白，因而，作品不再是通过简单记录作者的思想而获得意义，相反，它自身具有自主的生成能力，亦即一系列的能指互相转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

对解构的批评之一是认为解构仅仅是一种文本或话语的分析，它缺乏对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解剖。

实则不然。

我们知道，政治、经济、法律等建制都是靠语言来表达的，而这套语言又都是建立在一种文化逻辑之上，因此，摧毁这种特定的逻辑体系就比直接批判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要有力与有效得多。

否则，人们只能用二元对立的语言去攻击二元对立，其结果往往是强化二元对立。

在此意义上，我们或可理解德里达的坦言：“解构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对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

”伊格尔顿通过对解构理论生成的时代背景的阐释，也曾指出解构理论“完全是一种政治实践，是摧毁一个特定的思想体系，以及它背后的那种一整套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赖以生存的逻辑”；德里达“并非荒谬地试图否认相对确定的真理、意义、特性、意图、历史的连续性这些东西的存在，而是试图把它看作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一段历史的发展结果，即语言、无意识、社会制度和实践的发展结果”。

对于解构的另一批评是认为解构导致了虚无主义。

其实，与其说虚无主义是解构主义的特征，不如说虚无主义恰恰是隐藏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系统中的潜在的幽灵；与其说解构造成了虚无主义，不如说它揭示了“在场的形而上学”的内在秘密和历史命运。

虚无主义的根源就是柏拉图以降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解构主义所做的工作正是通过细读文本来清理虚无主义源出的形而上学内涵和形而上学隐含的虚无主义内涵。

这项工作在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就已经开始了。

德里达不无激愤地指出：“30年来我一直在尝试，清晰地和不厌倦地尝试反对虚无主义、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解构决不是什么虚无主义或怀疑主义，对此为什么有人视而不见，还常常这样认为——尽管20多年来有那么多文本明确地从主题上作了相反的说明？为什么只要别人就理性及其形式、历史、演变提个问题，就被说成是反理性主义？刚就人的本质和人的概念的结构提个问题就被斥为反人道主义……这些人怕的是什么？他们想吓唬谁？他们想用这堤坝保护什么样的同质性？他们以共识的名义，总之以其…号令‟的名义想不让谁说话？这些老话连篇、凶险可怖的惩戒委员会究竟要我们遵守什么秩序？仅仅是让人感到厌恶的秩序？我担心事情更为严重”。

对解构的批评之三是认为解构无所作为。

依据德里达的解构概念，形而上学的前提和批判的前提是相互共存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前提从属于同一种语言系统，我们无法设想一种非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语言学。

而且，解构的条件本身就处于需要解构的文本之内，它甚至参与建构它同时威胁要解构的东西。

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德里达有力地揭示了意义和真理是如何“构造”和“生产”出来的，而不是什么有待发现的本体的优先存在，由此，他彻底地摈弃了“本原”、“中心”、“结构”、“自治的主体”、“总体性”等传统概念。

也正是由于德里达对特殊与普遍、中心与边缘等二元对立关系的崭新解说，使女性批评、黑人批评、后殖民批评等以特殊性、边缘性为研究对象的西方理论重新获得生机。

依据解构的理路，所有这些代表边缘性的词汇，诸如女人、黑人、第三世界等，都是“社会”的产物，而不具有“自然”的意义，这些术语都只存在于谈论它的人的话语之中，对这些术语的界定也取决于它所被讨论的语境。

由此，文化研究本身拥有了明朗的思想解放和社会革命的色彩，成为当代激进主义历史叙事的主要构成。

认同和批评解构的人都倾向于认为，解构宣扬或导致了“哲学的终结”。

这也许是对解构的最大误解。

早在解构主义初创时期，德里达就指出：“越出哲学的路子并不是把哲学这一页翻过去而已(这样做常常沦为拙劣地卖弄大道理)，而是继续以一定的方式来阅读哲学”。

在德里达看来，哲学与文学都是符号的系统，只不过文学承认自身植根于隐喻和修辞，哲学家则自以为超越了文本的隐喻结构，生产出一种净化了的语言，而且总是想把哲学的文本磨光、去色，不留痕迹，把意义印记去掉，在白色的空白纸上写下纯粹的语言、严谨的表述，自我在场，没有意义回味和分延。

这样，哲学与文学就建立起一系列等级对立：隐喻的/字面的、虚构/真理、认真/不认真。

然而尼采提示我们：“真理是什么？一大堆变化不定的隐喻、转喻、拟人化。

”既然真理是其虚构性已被忘却的虚构，那么文学就不再是语言的一种寄生的、离轨的例子，相反，其他话语均可被视作一种原型文学的不同状态，哲学也是如此。

例如，黑格尔重逻辑轻修辞的风格只有依靠修辞才能维持，重理智轻想象的风格只有通过想象才能维持。

所以，人们可以把哲学文本当作文学来读，也可以把文学文本当作哲学来读，使得这些话语相互沟通。

在1983年的一次访谈中，德里达说：“我不清楚现在是否可以撰写哲学的终结之书的时代，也不知道这是否可能或可以奢望。

”到90年代，德里达针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指出，终结论的末世学主题在50年代即已为人们熟知，它一方面是对那些可以戏称为终结论的经典作品的阅读分析，另一方面，有关历史终结和“最后的人”的流行话语的传媒展览看起来常常就像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年代错误。

德里达还转述了布朗肖特《哲学的终结》中的一段话：“哲学自身一直在宣告或实现它自己的终结，不论它把那终结理解为是绝对知识的完成，是与它的实际实现相联系的理论的压制以及所有的价值被卷入的虚无主义的运动，还是最终通过形而上学的终结以及还没有一个名称的另一种可能性的预兆来告示的。

因此，这将是从今以后伴随着每一位思想家的日落，是一种奇妙的葬礼时刻，哲学精神将在一种提升中为此而欢呼……它引导着它的葬礼队伍缓缓前行，在这期间，它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期待着获得它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