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思想对中国书法的影响

禅宗思想对中国书法的影响

禅宗思想对中国书法的影响

禅宗属于宗教，中国书法是文化，也是一门艺术。历观古今中外，宗教与文化艺术的关系颇为微妙。一方面，宗教活动往往离不开文化艺术。基督教堂里的壁画、敦煌壁画、摩崖刻经等等，都是经过时间的洗礼留存下来艺术瑰宝。然考究其原初诞生的原因，只是出于实用的目的，旨在弘扬宗教，“以翰墨为佛事”，艺术不过是宗教的婢女。虽然也在进行着文化或艺术活动，但与那种以艺术家为主体，以审美为目的的艺术创造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就像在今天，碑学一系中的多数作品，都与佛事相关联，很多都是民间的写手与刻手完成的，并没有多少创作意识，它们的艺术性，也是后人重新审视予以追认的结果。

另一方面，宗教一旦和政治权力紧密结合，会对人性产生不可遏制的禁锢作用，与艺术创作所要求人的主体解放，心性自由是背道而驰的。因此，西欧的中世纪，在教会的管制下，文学艺术万马齐喑，科学技术也没有什么进展。随后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重视人性，使人们从传统的封建神学的束缚中慢慢解放，使得

文学和艺术得到空前的繁荣。因此，可以这样说，在社会活动层面，宗教往往与文化艺术亲密携手，但在思想层面上，却往往貌合神离。

而禅宗却是个例外。不但与文学艺术亲密携手，而且还向文艺的各个层面进行渗透，构成文艺思想的丰盈源头。对包括中国书法在内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究其原因，这是由于禅宗的特殊性决定的。《自叙帖》唐书法僧怀素草书

禅，即“禅那”的略语，中文翻译为“静虑”、“思维修”、“弃恶”、“功德丛林”等义。佛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这世界的三大宗教，都有一个所信仰的外在神灵及一套很严格繁复的宗教仪式，旨在以宗教仪式为桥梁，抵达对神灵的虔诚皈依之境，从而实现灵魂的救赎。禅宗虽然属于佛教的一个宗派，却自有它的特殊性。首先，它实现了“向内转”。把外在的神灵崇拜，转向了自身。我们从历代禅师的语录中可以归纳它的基本思想，就是提倡本性清净,佛性本有，见性成佛。就是指人人本来就具有真常心性，这种真常心性在禅宗看来就是世界的本源。只要能认识到自我的

本源心性,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所谓“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了打破陈规，禅师们把佛祖拉下神坛，说他们是“干屎橛”，不惜“呵佛骂祖”。其次，它大大地简化了宗教仪式，甚至不主张“坐禅”。《景德传灯录》卷五：唐朝道一和尚常习坐禅，未能悟道。南岳怀让禅师问他：“大德坐禅图什么?”回答说：“图作佛。”怀让即取一砖在他庵前石上磨，道一问磨砖做什么，怀让回答“磨作镜”，道一奇怪道：“磨砖岂得成镜?”怀让反问：“磨砖既不成镜，坐禅岂得成佛?”接着怀让开导道一说：“如牛驾车，车若不行，是打车对还是打牛对?你是学坐禅，还是学作佛?若学坐禅，禅非坐卧;若学作佛，佛非定相。于无住法，不应取舍。”一番话使道一如梦初醒，于是他拜怀让为师，以后成为禅宗史上一位著名的禅师。

所以，禅宗强调的，不是向外寻求神灵的指引，而是向内用功，专在人的思维活动上下功夫。这种典型的中国化的禅，实际是上一种意境，一种力图摆脱思维羁绊、超越相对、涵盖相对、游行自在的意境。因此，它其实不同于普通的宗教，而是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不断地吸取庄、老的思想，终至《坛经》而系统化、大众化的哲人之慧。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参习，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对包括书法在内的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轼《黄州寒食帖》

禅宗与书法，参禅与习书，的确有着很多的相通之处。书家从禅宗中吸取了很多丰富的营养，禅宗对书法的影响，归结以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心为本”。禅宗特别看重“心本体”，在禅门中人看来，“心本体”乃是众生的“本来面目”，本真状态。禅宗是以“立心”建构其心性本体论的，而“心”这个概念又是整个禅宗哲学与美学的理论基石，可以说禅宗的整个理论体系就是从把握本源———“心”这点出发而建立起来的。而“书为心画”，本心澄明，也正是书画活动的终极本源。书画创作应展示、呈现真心、“自性佛性”。书法及绘画创造都是自心(本心)的产物。在书法创造中，其审美胸襟在有意无意之间与禅(心)水乳般交融，使书法成为禅(心)的形象显现;书法创作以心为源，强调书家心灵的创造功能。宋代政禅师曰：“书，心画也，作意则不妙耳。”

以唐代的书法为例。回顾整个唐代书法史，有两条比较清晰的线索。一是崇尚法度的楷书，一是张旭、怀素的草书，以及晚唐狂禅僧人的书法。在“尚法”的时代，出现了狂草大师，禅宗的影响显然不可忽视。怀素的草书特征与

禅宗“即心即佛”的理论非常吻合。怀素存世的墨迹颇多,有《佛说四十二章经》、《自叙帖》、《论书贴》、《食鱼帖》、《苦笋帖》、《东陵圣母帖》、《秋风辞》等，其中尤以《自叙帖》最能反映他的狂草逸态。晚唐时期，禅宗思想成为时代艺术的核心，其中的自我表现，离经叛道，于念无念，于相无相，明心见性，得鱼忘筌等思想渗透到士大夫文人和禅僧的心底深处。表现在书法艺术上则出现了突破法规传统，重在以书寓禅，以书达情，寻求自我的景象，昭示着一种新的美学观念开始形成，为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埋下了伏笔。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以訾光、亚栖为代表的禅僧书法家，他们以在草书的狂放不羁中找到了通向禅学之路。强调书法创作中的推陈出新、通变的观念，认为变是书家成功的关键，古往今来的大书家无一不变，若执法不变，终不免书奴之迹。这种对于创新的重视反映了禅家不立宗派、呵佛骂祖的精神，它与禅宗“打破佛像，本心即佛”的思想是如出一辙的。

二、“渐修”与“顿悟”的观念对书法的影响。

神秀开辟的北宗和慧能开辟的南宗，分别提倡“渐修”与“顿悟”。南宗虽然最终胜了北宗，然渐修与顿悟其实都不可偏废。习书与参禅的过程十分相似。学习书法，既需要“渐

修”，要求书家临池苦练，还要求书法家有较高的悟性。只有将练与悟统一起来,才能取得较高的书法艺术成就。书法家也如同禅家一样,既需要有“竹榻蒲团不计年”的禅定工夫，也需要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如果仅仅只是一味苦练，却不能“悟”，就会陷入期待“磨砖成镜”的怪圈。

关于悟道的故事，禅宗公案里有许多。有人见桃花而悟道，怀素观夏云多奇峰，张旭见公孙大娘舞剑，而草书大进，都是耳熟能详的故事。没有多年的苦思冥想，即使是把桃花当饭吃，也无济于事。没有池水尽墨的工夫，见到再多的夏云，看一万遍公孙大娘舞剑也会无动于衷。可见，开悟的机缘实则来自于平时的积累和修为。在这一点上，习书与参禅实为殊途同归。《心经》欧阳询

三、“不立文字”——禅宗的文字观对书法的影响。

禅不仅要离相，为了离相还须“离言”。因为语言文字与逻辑、理性紧密相关，同样具有其局限性。也就是说，语言文字的功能是有限的，故有“说似一物即不中”之说。所以，禅宗特别标明道在妙悟，非关文字。但语言文字虽不是亲证禅境的必由之路，却是授受的主要方法，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方法。语言文字的功能虽然有限，然而舍此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