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财产权的宪法保障模式

论财产权的宪法保障模式作者：王锴发表日期：2006-03-14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跟贴0条我要点评内容提要：宪法对财产权的保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将财产权入宪，设定规范，第二是通过违宪审查等制度使宪法上的财产权规范在实际生活中得以实施。

前者称为财产权的形式保障，后者称为财产权的实质保障。

就前者而言，宪法上财产权规范经历了不断的变迁过程，这一过程也反映出宪法对财产权的保障模式的转换，这一转换的脉络主要体现为：从绝对保障到相对保障，从存续保障到价值保障，从权利保障到制度保障。

一、什么是宪法保障模式对于宪法保障，目前宪法学界比较有代表的解释是：宪法保障，是国家所确立的维护宪法权威和保证宪法实施的制度和原则的总称。

其主要内容是：明确宪法在整个国家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法律地位，以确立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明确规定修改宪法的特别程序，以保证宪法的稳定实施；确立宪法的组织保障即宪法实施的监督体制，也就是确定监督宪法实施的特定机关，并赋予解释宪法、审查和处理违宪案件等职权，以保证宪法的全面实施，这方面的内容构成一个国家的宪法监督制度。

此外，各个国家还要规定其他一些方面的措施来保障宪法的实施。

[1]宪法保障就是所有能够使宪法实施过程顺利进行、各类主体严守宪法、并使宪法规范得以落实实现的各项制度总称。

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宪法保障应该包括违宪审查制度、宪法监督制度、宪法诉讼制度和宪法意识。

[2]由此可见，上述学者所称的宪法保障实际上是指宪法的实施保障，即如何将宪法的规定具体落实，它与宪法实施并不一样，宪法实施是从正面来讲的，主要包括宪法的遵守和宪法的适用，宪法实施保障则主要关注在宪法不能正常实施的情况下，如何使宪法恢复正常实施。

可见，它们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但是，笔者认为，宪法保障与宪法实施保障不能划等号。

因为，我们在生活中谈到宪法保障时，往往不是就宪法条文本身来说的，而是说宪法对什么什么的保障或什么什么的宪法保障，可见，宪法保障的对象是原本在宪法以外的东西。

我们知道，宪法的内容并不是囊括一切的，因此，什么要得到宪法的保障，首先就必须被写入宪法，也就是说，要成为宪法规范的对象，没有成为宪法规范的对象的东西，也就谈不上宪法对其进行保障了。

其次才是宪法本身所提供的落实这些宪法规范的保障措施，如违宪审查、宪法诉愿等等。

当然，写入宪法并不代表这种东西都得到了真正的保障，宪法规范也有被违反的可能或者宪法规范在实际生活中根本不发挥作用，这时就需要宪法实施的保障了。

因此，我们将前者称为宪法的形式保障方式，后者称为宪法的实质保障方式。

就宪法的实质保障而言，它的具体方式很有限，而且比较通用，一般是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诉愿制度，在不同的国家，其功能都是一样的，就是为了防止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违宪，不一样的可能是审查机关、审查程序和具体的审查标准。

而违宪审查主要是依照宪法来审查，因此审查的标准又落回到宪法的规范上，因此，宪法对一样东西是否有规定，如何规定的，都直接影响到宪法对其保障的程度。

本文中的财产权的宪法保障模式，主要就是从宪法的形式保障的意义上的谈的。

据统计,各国宪法中没有规定财产权只占16.9％，也就是说，有16.9％的国家不对财产权进行宪法保障。

[3]可见，对财产权提供宪法保障的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

同时，就各国宪法对财产权的规定来看，虽然有不同，但也能从中观察出一些共同的趋势，如果我们将这些趋势进行总结归纳，那么就可以称之为不同的宪法保障模式，并且这种保障模式也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

笔者认为，传统的财产权保障模式主要有绝对保障、存续保障和权利保障，现有的财产权保障模式主要有相对保障、价值保障和制度保障。

二、财产权的绝对保障与相对保障绝对保障和相对保障可能有两种理解：一是将绝对保障理解为绝对受宪法的保障，比如林来梵教授认为，这种方式就是“对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其他法规范不能加以任意限制或规定例外的情形，如美国宪法第1条修正案明确规定：‘联邦议会不得制定建立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的法律以及对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或对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诉求冤情救济的权利进行限制的法律。

’在实际操作中，采取绝对保障方式，一般都实行具有实效性的违宪审查制度，通过这种制度的机制，派出了其他法规范对基本权利所可能加诸的、逾越了该基本权利自身的内在制约之限度的、并为宪法所不能接受的那些制约。

由于绝对保障方式是直接依据宪法规定并通过宪法自身的制度而实现的，所以又被称之为‘依据宪法的保障’方式。

”[4]可见，林来梵教授所讲的绝对保障模式实际上就是宪法保留的模式，即只有宪法能够规定某些特定的问题，其他法律无权规定，这主要是出于对立法机关的不信任，防止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来修改一些至关重要的宪法原则。

宪法保留一般用在精神自由的领域，这主要是因为精神自由所受的限制较少，而且如果对其稍微多一点的限制就会导致该权利的实质内容丧失，因此需要由制宪者来掌握这个“度”。

从各国的实践来看，很少有对财产权进行宪法保留的，这是因为财产权的行使与社会的联系紧密，容易行使不当，因此需要对其进行较多的限制，而且这种限制往往授权由法律来完成。

与这种绝对保障方式相对应的相对保障方式，就是指允许其他法规范对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加以直接有效的限制或客观上存在这种可能性的方式。

如规定某种基本权利“其内容由法律规定”、“在法律的限制之内”或“在法律的范围内”予以保障、“其例外依法律规定”、“非依法律不得限制”等等，都表明了宪法自身选择了相对保障的方式。

由于相对保障方式乃通过普通法律而非宪法自身来实现对基本权利的保障，为此这一方式又可称之为“依据法律的保障”。

[5]可见，这种相对保障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存在宪法保障下的法律保障模式，只不过宪法保障的程度弱于法律保障。

[6]二是将绝对保障中的“绝对”理解为不受限制的，笔者所讲的绝对保障模式主要是指该种意义上的。

那么，自然，相对保障模式就是指允许在宪法规范上对财产权进行限制的模式。

财产权的绝对保障模式主要发生在近代宪法，它起源于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专制王权的斗争中，当时，新的资产阶级拥有巨大的财富，但却在政治上无权。

为了反抗国王的横征暴敛，他们利用议会作斗争，要求国王征税必须首先得到议会的同意。

而作为这一请求的基础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当时，许多启蒙思想家都加入了论证私有财产的神圣性的队伍中去。

如英国政论家约翰·波内特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合法地占有自己的财产，并且谁也无权违反他人的意志剥夺其财产，即使是国王和皇帝也没有这种权利。

[7]“普通法之父”布莱克斯通认为，财产、生命和自由，这是每个英国人所固有的绝对权利。

[8]他说，法律不能允许对这些权利哪怕是最小的侵害，甚至这种侵害是由共同体造成的。

[9]洛克认为，对财产的私有权产生与劳动，享有私有财产是人的自然权利，人们放弃在自然状态下的自由，通过契约而组成政治社会，主要目的就是保护财产。

政府的基础就是财产，因此，任何政府首要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保护私有财产，政府对财产的任何侵犯，就给与人民以推翻它的理由。

[10]经过他们的努力和资产阶级的要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首先在议会的法律中得到了确认，1610年，英国下院宣布，未经议会同意，任何人对其财物和动产之所有权都既不能也不应被国王陛下之任何专制权威所变易，也不能以任何方式对他们收费。

1628年，下院再次宣布每一个自由人自古就有的和无疑的权利是，他对其财产和产业有充分和绝对的所有权。

[11]可以说，早期的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主要是针对国王的，它满足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

当革命胜利后，它首先被作为革命胜利的一项成果被写入宪法中，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第17条宣布，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1776年，作为美国宪法原则的直接来源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第1条宣布：“一切人生而同等自由、独立，并享有某种天赋的权利。

这些权利在他们进入社会的状态时，是不能用任何契约对他们的后代加以祛夺或剥夺的；这些权利就是享有生命和自由，取得财产和占有财产的手段，以及对幸福和安全的追求和获得。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束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又有了新的对象，即资本主义政府本身，这时它所依赖的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经济自由理论，即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府不得干涉私人的经济活动，自然也不得随意侵犯私人财产，这是自由竞争经济的反映。

马克思对此分析道：“资产者不允许国家干预他们的私人利益，资产者赋予国家的权力的多少只限于为保证他们自身的安全和维持竞争所必需的范围之内……”。

[12]应该说，财产权的绝对保障在资本主义建立初期是由一定的历史进步性的，它使资产者对资本的安全，尤其是其长远的安全，充满了信心。

因此，他们才敢“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从而“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13]但是，绝对的私有财产权和完全的自由竞争却也导致了资本的垄断和贫富的两极分化，这不但引发了劳工和穷人的反抗，另一方面也削弱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自身发展，不断的经济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造成的。

在这些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冲击下，进入20世纪以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转而强调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同时，受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先后或多或少地采行社会改良主义，企图在维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通过限制私有财产权，加强社会福利，缓和劳资矛盾。

反映在宪法上就是财产权相对保障模式的兴起。

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第153条第3款规定，财产权伴随着义务，其行使必须同时有益于公共的福利。

这开创了现代宪法保障财产权规范的先河。

战后随着社会国家、福利国家思想在欧洲各国的确立，财产权的相对保障已经为各国宪法所普遍接受。

如1949年德国基本法不仅在第14条第2款规定，财产权负有义务，即其使用应有利于公众。

而且还在第15条出现了所谓集体化条款：土地、天然资源以及生产资料，如为社会化之目的，可转为集体所有或以其他形式出现的集体经济，并依法规定补偿方式和金额。

1946年法国第四共和国宪法序言第9段规定，一切财产及企业，其经营具有或获得一种国家公共事业性者，或实际上成为独占者，应归公有。

1947年意大利宪法第42条第2款规定，法律承认并保障私有财产，但法律为了保证私有财产能履行其社会职能并使其为人人均可享有，得规定获得与使用私有财产的办法，以及私有财产的范围。

1946年日本宪法第29条规定，财产权之内容应由法律规定，以期适合于公共之福祉。

美国宪法由于其稳定性较强，出现宪法修改的可能性较小，所以，上述由绝对保障模式向相对保障模式的转变实际上是通过司法机关的判决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