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地度量衡

二、古代中国的度量衡（一）原始社会度量衡的萌芽中国古代计量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以前的原始社会末期[4-6]。

古书记载，黄帝创立了度、量、衡、里、数五个量，命大挠作甲子以记日。

尧命令羲、和两人参照日月、星辰制定历法。

舜东巡时协调各部落氏族的日月和四时季节，统一音律和度量衡。

夏禹使用规矩准绳治水患并以自己的身长、体重作为长度和重量标准等，这些传说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古时代计量发生的萌芽情况[4,5]。

（二）商周时期计量器制的出现商周时期已出现度量衡器制和计量年月日的历法[6]。

商代甲骨文中有土地面积单位“田”字；采用干支记日法和“十三月”的记载。

商代历法以366天为一年，一年分为12个月，每逢闰年加一个月。

计量昼夜时刻的漏刻，相传始于黄帝，应用于夏商。

西周的青铜器铭文中的符号，可推测在金属货币出现以前或同时，重量计量已经产生并得到应用。

（三）春秋战国—度量衡发展繁荣时期春秋、战国之交，各国先后取消了共同耕作的“公田”，承认开垦的土地私有，按田亩征收田赋。

晋国六家世卿在各自的领地内，废除井田制，竞相扩大田亩面积，相对减免赋税。

齐国的卿大夫陈氏，创立一种五进位的容量制——“家量”制，取代豆、区、釜、钟四进位的“公量”旧制，还采取“小进大出”的办法。

现今收集到的春秋晚期的权衡器和量器有齐国的右伯君铜权，楚国的铜环权等，说明春秋时期的一些诸侯国的量制已经建立[5]。

战国时期封建的发展，促进了计量技术的迅速发展。

各国均有不同的度量衡单位制和度量衡器具。

容量单位:鲁国为釜、庾、秉；齐国为升、豆、区、釜、钟；秦国为升、斗、桶；魏国为斛、斗、益、秦、燕、楚、三晋的权衡单位为石、钧、斤、两、铢、累、益、齊等。

公元前350年的商鞅变法，废除“阡陌”和“封疆”，采用二百四十步(六尺为步)为一亩、百亩为顷的大亩积制，实行百亩给一夫的授田制，确认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

之后，商鞅又借鉴齐国量制，监制了标准铜方升，推行统一的度量衡制。

（四）国家统一，度量衡单位制也得到统一公元前221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诏令，命令丞相隗状、王绾和李斯等立下法令，统一度量衡单位制。

西汉继承和发展了秦代统一的度量衡制度。

西汉末年，王莽时的历学家刘歆修订了度量衡，制定了度量衡三个单位量的标准，设计制造了一批度量衡标准器。

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审度•嘉量•权衡》，这成为我国最早的度量衡专著，标志着我国度量衡技术和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

唐宋元是我国封建社会全盛时期，明代中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唐代将衡重单位24铢1两改为10钱1两。

宋代又将容量单位10斗1斛改为5斗1斛，2斛1石(10斗)。

清末光绪二十九年规定以尺、升、两为度量衡的基本单位，终于建立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独特的、统一的、科学的度量衡单位制体系[6-9]。

清宣统元年又制造了营造尺和库平两铂铱合金原器各一件，开始了用国际先进计量科学技术对中国古代度量衡的改造42)，使汉代的度量衡制度很快地建立起来。

据《汉书·律历志》记载，秦汉时期度量衡制度是：度制：分、寸、尺、丈、引。

进位完全采用十进位制，即1 引=10 丈=100尺=1000 寸=10000 分。

量制：龠、合、升、斗、斛。

除二龠为一合外，其它也都采用十进制，即1 斛=10 斗=100 升=1000 合=2000 龠。

衡制：铢、两、斤、钧、石。

1 石=4 钧，1 钧=30 斤，1 斤=16 两，1 两=24 铢。

两汉未闻有定制之举，在度量衡方面也没有颁布新的制度，其单位与进位完全与秦制相同。

秦世享国不久，虽立其制，不传其书。

《汉书·律历志》所记“审度、嘉量、权衡”各章，既是汉代度量衡制度的实录，同时也是秦代度量衡制度的补记。

迄今所见两汉度量衡器甚多，实测汉尺八十余支，得知战国至东汉末年尺度变化甚小，在23—24 厘米之间。

量器五十余件，其中包括撮、龠、合、升、斗、斛六种不同单位的量器，每升约合今200 毫升。

权衡器五十余件，西汉至新莽每斤在250 克左右，东汉略有下降，每斤约在220 克左右。

二、明代度量衡宋元以降，我国封建社会已进入衰退时期。

公元1368 年，朱元璋攻下元大都后，逐步完成全国的统一，为了巩固政权，他注意到让民众休养生息、垦荒屯田，发展封建经济。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南方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因素。

另一方面，由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进一步强化，使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受到种种限制而发展十分缓慢，商品经济仍处在自然经济的从属地位，因此，这期间的度量衡仍主要为封建经济服务。

1.为适应政治经济制度的需要而制定的度量衡管理制度明初，土地大量荒芜，洪武元年（1368 年）朱元璋下令农民归耕。

明朝政府普遍丈量土地，鼓励农民垦荒自耕，并把赋税额规定得较低，一般官田五升三合，民田三升三合。

(57)洪武二十年（1387 年），明朝政府又经过普遍丈量土地，编制了“鱼鳞册”，详细登记每乡每户土地的亩数并绘制成鱼鳞图，地方官吏抑制豪强多占土地，甚至采用小弓丈量。

为了适应土地丈量和赋役改革以及商品经济的需要，明朝政府在近二百年间共颁布有关度量衡法令十七次。

据明《会典》记载：“洪武元年令铸造铁斛斗升，付户部收粮，用以校勘，仍降其式于天下，令兵马司并管市司，三日一次较勘街市斛斗秤尺，并依时估定其物价。

”次年，又令司农司依照中书省原降铁斗铁升标准器进行较定后，依样制造并发下属府、州、县仓库收支行用，商行店铺使用的度量衡器，必须赴官府印烙，乡镇百姓使用的斛斗秤尺，也要与官方颁发的相同才许使用。

过了四、五十年后，各地使用的器具又开始出现不统一的情况。

宣德七年（1432 年）、正统元年（1436 年）、成化五年（1469 年），又多次重申按照洪武年间的标准量器式样重新铸造，以备校勘，官民通行，并且仍将各式标准器具悬挂街市，以便比较。

并下令布政司各府州县，凡每岁收粮五十万石，收布绢十万疋以上者，工部各发给铁斛一张，铜尺、木尺各一把。

景泰二年（1451 年）、正德元年（1506 年）、嘉靖八年（1529 年）皆令工部制造戥秤、天平和砝码，分给各司监收内府银科道官及内外各衙门，以作征收银两和支付官吏俸禄之用。

明代度量衡器均由官府制造，以保证量值统一，凡私造斛斗秤度者“依律问罪”，知而不揭发者“事发一体究问”。

明代度量衡管理制度尽管完备，惩罚确属严厉，也只能保证官方明文规定的器具统一，却无法制止行私舞弊的现象。

由于资本主义萌芽，货币地租取代了一部分实物地租，商品经济相对活跃，商人们勾结官僚地主，恣意增大度量衡器具，大进小出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激起了农民多次掀起反对“大斗剥佃”的斗争。

.明代度量衡的考证(1)明代的尺度迄今所见明代尺仅五支，其中以嘉靖牙尺为最精，尺长32 厘米，其它各尺，尺度长短不一，文献记载多以明钞与尺相校正，各家说法皆相近似，其中以明世子朱载堉《律吕精义》为最确当，今摘录如下：a钞尺（即裁衣尺），与当钞纸外边齐。

b 曲尺（即营造尺），与宝钞墨边外齐。

c 宝源局铜尺（即量地尺），比宝钞墨边长，比宝钞纸边短，当衣尺之九寸六分。

今测得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完整之明宝钞三十九张，误差甚微，墨边平均长厘米，纸边平均长厘米，推算量地尺长厘米。

故可知明朝三种尺各长（小数点后两位数皆四舍五入）：营造尺：32 厘米量地尺：厘米裁衣尺：34 厘米(2)明代的容量标准；朱载堉《律学新说》中记有一件当时存放在有司的、由明朝政府颁发的铁斛，斛的一面有铭文：“成化十五年奏准铸成永为法则。

”另一面：“监铸官直隶大河卫指挥仲纲直隶淮安府同知夏祈，铸匠袁宗、范斌等。

”用宝源局量地铜尺量斛，“口外方一尺，内方九寸，斛底外方一尺六寸，内方一尺五寸，深一尺，厚三分，平秤重一百斤。

”今实测该书卷二量地铜尺图，得知明代宝源局铜尺合今厘米，可计算出铁斛容积：1470 立方寸×3= 立方厘米明代五斗为一斛，每斗应合毫升。

今仅见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成化兵子铜斗一只，容9600 毫升，较此斛容积约小6％。

(3)明代的重量标准正统（1430—1449 年）以后，白银成为流通货币，官税和民商都以银计价，流传至今的有“万历拾叁年京库花银伍拾两”、“万历拾叁年米折伍拾两花银”等。

为适应经济形势的需要，小型戥秤广为流行，正德和嘉靖年间，朝廷都曾下令工部制造戥秤、天平和砝码，发至省府州县以作征收银钱和支付俸禄之用。

今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叁两铜砝码”，盒四面及底部刻：“长洲县、吴县两县会同，当堂较准，拾两抄颁，天启叁年捌月拾捌日给，匠陈爵造”字样。

(59)长洲和吴县在明代属苏州府，为当时东南地区手工业、商业的中心。

从刻铭上可以看到，为了保证商业上的正常交往，民间度量衡器还可以由几家商行共同校准，以保证量值的统一。

明代权衡器有秤、戥子、天平和砝码。

戥秤传世的有万历年间制造的二十两和六十两的各一件，都有三纽，准星刻度精细。

明代铜砝码有锭形和长方体形两种，有一种分、钱、两砝码十八枚集装于一个长方形铜盒内，组成一套十两砝码。

今实测明代砝码十枚，均属地方行用的各种标准器，平均每斤合克三、清代度量衡1.清朝为加强统治发展经济的需要促进了度量衡的发展度量衡与社会经济有密切的关系，它是在适应着经济制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明清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劳动力的性质有了相对的变化，封建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生产发展的桎梏，在一定地区、一定生产部门中，资本主义萌芽因素，但还不能摆脱封建势力而正常成长。

清朝的商品经济较宋元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南、北方一些大城市“商贾云集”、“乡市喧阗”。

各地区之间经济交往十分频繁，白银成了流通货币。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扩大，度量衡器具也成为商品，并出现了戥秤行业。

据记载，乾隆年间长江戥秤行业规定：“新开店者，要隔十家之外方许开设，违者公罚”（《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195 页）。

戥秤业如此兴盛，除了与白银货币流通量的增加有密切的关系外，也从某种程度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兴盛。

清朝政府极力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对几千年来的封建礼教、典章制度十分推崇。

度量衡标准悉本黄钟六律之说，用累黍确定标准尺度。

清康熙帝对天文律算有较深的造诣，他主持编写了《律吕正义》，还删定了西人传教士南怀士编纂的《数理精蕴》，这两本书中都详细记载了关于度量衡标准的规定，康熙帝亲自累黍定尺，以一百粒纵向排列的黍子所得之长定为营造尺度，又以一定的尺寸确立量器的容积，用铁铸成漕斛，用一立方寸金属的重量作为质量的标准，(61)由此再定出各种量值砝码的尺寸，作为称量国库收支的标准器，因此称库平。

由营造尺、漕斛和库平两组成的度量衡制简称为营造库平制，从而建立起度量衡三者互相校定的关系：量器的尺寸可以作为长度的标准，一定重量的某种金属的立方体也可以反求出营造尺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