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
宋代理学概说
宋代理学概说
宋代理学是宋代哲学的主流，是儒家哲学的特殊形式，又可称为道学。
宋代理学因理学家主要讨论的内容为义理、性命之学，故称为理学。
宋代理学是融合佛、儒、道三教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
宋代理学的开山祖是周敦颐，他将道家无为思想和儒家中庸思想加以融合，阐述了理学的基本概念与思想体系。
宋代理学思想以理为万事万物的本源，又称为天理，承认事物的变化，但认为这是理的神秘力量所致，还阐述了天人关系等问题，坚持天人相与的命题。
宋明理学的概念
宋明理学的概念宋明理学是宋朝的一种哲学思想，它以杨朱的《易经》和孔子的《论语》为依据，把六经和十三经的思想总结起来。
根据它，实事求是、科学研究、求真务实、把握客观规律、批判调查考证、增强道德意识，等，全面推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为中国建立了强大的文化基础。
宋代以杨朱的《易经》和孔子的《论语》两经为核心，把它们与其他四经六家的思想综合起来，构建了理学的基本框架。
宋明理学把《周易》、《论语》等中国古代经典哲学文献，和西汉思想家刘向的《蒙析》、《说文》以及北宋思想家陆九渊的《吴文正经》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和谐统一的理论体系。
宋明理学的核心思想宋明理学的核心思想是“实事求是”，在理论研究上，要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把真理和实际相结合，才能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
宋明理学也强调以理论指导实践，努力加强把实际问题转化为理论问题，从而获得解决实际问题的正确理论观点。
宋明理学还强调以科学观念研究客观规律和社会实践，开展科学实验和调查，以获得更准确、全面、科学的结论。
同时，宋明理学也结合了道德观念，把道德教育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并以此作为改进社会实践的指导原则。
宋明理学的影响宋明理学的思想对当时的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
它肯定了理性与实践的统一。
它把理性思维应用到实践中，把实践的成果反馈到理论中，从而形成理论与实践的互动。
宋明理学也树立了“以理论为证”的理论基础，发展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为今日的中国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明理学的思想也影响了后来的哲学思想，熊十力、元稹等元代思想家对宋明理学的思想都有深刻的反思。
元代思想家以宋明理学的思想为基础，开展了元代经典哲学思想的发展，为后世理学家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启发。
总结宋明理学是宋朝的一种哲学思想，它以《易经》、《论语》等经典文献为核心，与其他四经六家的思想相结合，构成宋代理学的基本框架。
它强调“实事求是”，以理论指导实践，把道德作为基本原则，加强科学研究，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为中国的文化建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世理学家的研究提供了启发。
理学兴起的背景和影响
理学兴起的背景和影响
理学是一种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哲学学派，兴起于宋代。
理学的兴起背景主要是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学术思潮的转变。
宋代是一个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时期，士人们开始追求实际的学问，希望通过学习来改善社会现象。
在这种背景下，士人们开始关注政治伦理、道德修养和社会实践，而非纯粹的学问探讨。
理学强调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认为人应当遵循天理，并通过道德行为来实践仁爱之道。
在影响方面，理学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加强了社会道德的约束力，推崇仁义道德，提倡忠诚、孝道和诚信。
这种价值观的强调促使整个社会形成了和谐稳定的文化氛围。
其次，理学强调了学习和实践的结合，重视实践的经验和观察。
这种思想影响了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推动了后来自然科学的发展。
此外，理学对教育的影响也非常深远。
它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倡导教育应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注重道德教育和人格塑造。
这对后来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之，理学的兴起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它在社会、文化和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宋代理学兴起和发展的原因
宋代理学兴起和发展的原因 理学有两种意思，可以指古代的理学，也可以指现代⾃然科学的理学，古代的理学是指宋朝以后的新儒学，⼜称道学。
为什么宋代理学会兴起呢？以下就是店铺⼩编整理的宋代理学兴起的原因，希望对你有⽤。
宋代理学兴起的原因 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汉代儒学粗糙的天命思想以及唐代儒学⼤师韩愈《原道》“民不出粟⽶⿇丝,作器⽫,通财货以事上则诛”之类恐吓已经⽆法控制⼈⼼，所谓“儒门淡薄，收拾不住”。
与此同时，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道教迅速传播，吸引了众多信徒⼊学的发展出现了危机。
三教之间在彼此反复辩驳之中相互吸纳渗透，到唐宋时期，调和之风尤其兴盛。
“三教合⼀”的潮流弥漫到社会各个领域。
为了重兴儒学，回应社会上礼佛,崇道的挑战，唐宋儒家学者不断进⾏思考和探索。
他们弘扬积极⼊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传统，吸收和融合佛教道教思想，使儒学体系得到了丰富和更新。
宋代理学的发展 对于理学，⼀个公认的解释是：中国宋元明清时期以讨论理⽓、⼼性等问题为中⼼的哲学思潮，⼜称“道学”。
它⼤致的发展轨迹是：创始于北宋，盛⾏于南宋、元、明，清中期以后开始逐渐衰落。
理学发展的初始，可以说是对道教和佛教的批判。
佛教和道教的盛⾏，让部分儒者感到不满和不安。
他们认为佛教和道教的理论使⼈们的⾏为不受礼法的约束，会危及社会秩序。
于是有⼀部分⼈开始倡导辟佛的主张，他们认为佛教和道家的出家⼀说违背了忠孝之道，僧侣不从事任何⽣产活动，反⽽要⼤肆修建庙宇，不仅劳民伤财，还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了极⼤的负⾯影响。
韩愈的“辟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的。
另⼀部分⼈认为儒学和佛道并不是完全冲突的，可以相互融合、共同发展。
韩愈的好朋友柳宗元就提出佛教中的有些道理与儒家的《论语》和《易经》是相通的。
还有⼀部分⼈，则更⾼瞻远瞩，他们借鉴佛、道形⽽上的理论来完善儒学，并由此建⽴起儒家的形⽽上体系。
这⼀体系的建⽴不仅弥补了之前儒学的不⾜，还成为之后理学的主要任务和内容。
简述宋代理学格物致知的认识论
简述宋代理学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宋代理学思想的核心是格物致知，其基本认识论观点是“知识由外到内，从感性到理性”。
格物致知的核心思想是要想得到真正的知识，必须认真观察自然现象，以自然现象为基础来推理，同时结合自己的日常经验和生活实践，进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下面将从认识过程中知识来源和认识观点两个方面阐述宋代理学的格物致知认识论。
一、认识过程中的知识来源宋代理学认为，认识过程中的知识来源是通过观察外在的物质世界来获得的。
具体而言，宋代理学主张人们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通过人的各种感觉，如视，听，闻，味，触等，获取来自外界的各种感知，然后通过理性思维，对这些感知进行分析和反思，从而得到正确的认识。
宋代理学认为知识必须由感性认识转化为理性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
宋代理学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知需要根据两个方面：一是感知世界的现象，二是通过理性推演和思考来理解现象背后所固有的原理，即通常所说的本质。
宋代理学家认为，感性认识的来源是人的五官及其经验，而理性认识的来源则是通过推演、分析、反思，清晰地认识世界的本质。
二、认识观点宋代理学的认识观点强调用理性思维来解释自然现象。
这种理性思维是指人脑通过逻辑推理和思考，来反思、分析和总结人对自然现象的感性认识所得到的知识。
宋代理学家认为，理性思维的本质是“推动”和“连接”，是以反思的方式将感性认识转化为理性认识的过程，也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向内转化”的过程。
宋代理学的认识观点认为，理性思维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是通过逻辑推理来发现自然现象的客观规律，第二步则是用内在的知识系统和逻辑结构体系来支持、验证和解释这些规律。
其中，理性思维的逻辑推理是建立在感性认识基础的学习进程中，自然现象的扩大知识在此基础上进行。
经过逻辑推理和理性反思，宋代理学家可以发现客观的本质，即固有的、不变的自然规律。
通过这种方式，宋代理学提供了一种以“本质”为基础的认识方法，这种方法强调了自然现象的本质特征，强调了本质原理的重要性，从而建立了一种以本质为标准的认识体系，也为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的建立提供了支持。
宋明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宋明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如下是有关宋明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宋明理学，亦称“道学”，或称义理之学。
儒学为回应三教合一的冲击，以传统的儒学理论为基础，同时积极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思维而形成的新的儒学思想体系，是中国封建时代后期的统治思想。
1.产生背景在政治上，宋代理学之前的政治背景是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社会秩序大乱。
为适应赵宋王朝大一统的稳定和巩固，重整封建纲常，宋代统治者通过倡导尊儒读经的方式，以建立和加强封建专制的统治需要。
赵宋王朝有鉴于唐末的藩镇割据和农民起义引起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三纲五常之道绝”，这种历史教训，进一步从思想上控制、杜绝所谓的“以下犯上”和“臣弑其君”等活动，由此而产生了封建专制在哲学上的化身宋明理学，建立起以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思想为核心，并上升为本体，否定魏晋玄学那种“崇尚虚无”“以无为本”的旧唯心主义，保障政治统治。
在经济上，宋代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出现了被称为“交子”的纸币，经济发展活跃，形成了颇为发达的民间文化。
这一时期，印刷术已经成熟，图书出版也繁荣起来，在官学之外，民间也出现了书院，罗盘针和火药也是在这一时期发明的。
在这种文化发达的条件下、人们不仅追求向外的发展，也开始追寻内心深处的探索。
在文化上，儒学早在西汉便取得一家独尊的社会地位，其后，五胡乱华，佛道兴起，三教合一，极大的削弱了儒学的社会地位，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心骨的儒学需要复兴及重塑其影响。
安史之乱后，儒学的复兴就已经开始，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并融合了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
到了北宋初年开始初具规模，产生了著名的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其后是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之后是理学的成熟，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依据。
其次，理学的实质其实还是儒家传统的纲常名教，例如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名分等级（尊卑有序，内外有别，华夷之辨等），内圣外王（修生，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类的具体内容，用更为抽象的哲学概念表述出来，以规范世人思想和行为。
宋代理学有哪些派别
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
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
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
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一一心学。
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朱熹一，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
祖籍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
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
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
朱熹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
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讲学。
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
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关学关学，是萌芽于北宋庆历之际的儒家学者申颜、侯可，至张载而正式创立的一个理学学派。
关学是儒学重要学派，因其实际创始人张载先生是关中人，故称“关学”。
又因张载世称“横渠先生”，因此又有“横渠之学”的说法。
所谓“关学”即关中（函谷关以西、大散关以东，古代称关中）之学，是从地域角度而言的，无论是张载之前的申颜、侯可，还是张载之后的吕大钧兄弟、李复、范育、游师雄、种师道以及金元明清时期的杨奂、杨恭懿祖孙三代、吕柟、冯从吾、李二曲、李因笃、李雪木、刘古愚等，都是关中人，故其理学又称为“关学”。
宋明理学对中国文化的主要影响
宋明理学对中国文化的主要影响（原创版）目录1.宋明理学的定义和起源2.宋明理学对中国社会政治的影响3.宋明理学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4.宋明理学对中国伦理道德的影响5.宋明理学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6.宋明理学与传统文化的融合7.宋明理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正文一、宋明理学的定义和起源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儒家哲学思想体系的一种，起源于南宋时期，以朱熹为代表。
它强调主观意志、注重气节品德、讲求自我节制、彰显人性尊严、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二、宋明理学对中国社会政治的影响宋明理学对中国社会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宋代，理学成为统治地位的儒家哲学，对社会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明代，理学成为专指宋以来形成的学术体系的概念，对政治制度、法律、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宋明理学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宋明理学对中国文化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宋代，理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对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明代，理学成为专指宋以来形成的学术体系的概念，对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学术研究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宋明理学对中国伦理道德的影响宋明理学对中国伦理道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注重气节品德，讲求自我节制，彰显人性尊严，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宋明理学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宋明理学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
它强调主观意志、注重气节品德、讲求自我节制、彰显人性尊严，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到了积极作用。
六、宋明理学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宋明理学是对儒家哲学思想体系的一种传承和发展，它与佛教、道教等传统文化思想相互融合，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七、宋明理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宋明理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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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之理学此下当论宋代之理学。
北宋理学开山，有四巨擘，周敦颐濂溪、张载横渠、程颢明道、程颐伊川兄弟。
此四人，皆仕途沉沦，不居显职。
在中朝之日浅，并未在治道实绩上有大表现。
论其著作，濂溪分量特少，独有《易通书》与《太极图说》，一是短篇，一是小书，据朱子考订，《太极图说》亦当附《易通书》，非单独为篇，是则濂溪著书，仅有《易通书》一种。
横渠有《正蒙》，亦如濂溪之《易通书》，皆是独抒己见，自成一家言。
而《正蒙》篇幅特为宏大，组织亦更细密。
要之厝此两家书于先秦子籍中，亦见杰出，决无逊色。
窥此两家著书意向，竟可谓其欲各成一经，或说是各成一子，回视汉唐诸经儒，犹如大鹏翔寥廓，鹪鹩处薮泽。
伊川一生，仅有《易传》一书，其书乃若欲与《五经正义》中王弼注争席，确然仍是经学传统，而在伊川本意，则其书非为传经，乃为传道。
除此以外，明道伊川兄弟，皆仅有语录传世，由其门人弟子记录，体制俨似禅家。
二程自居为孟子以下传统大儒，乃不避效袭禅宗之语录体，此等大胆作风，较之濂溪横渠之欲自造一经自成一子者，似更远过。
惟在二程语录中，极多说经语，亦有训诂考据，较之濂溪横渠著书，洁净精微，只求自发己旨，绝不见说经痕迹者又不同。
故此四人中，惟二程尚差与汉唐说经儒较近，此亦特当指出。
至于史学，此四人似皆不甚厝意。
谢良佐上蔡自负该博，对明道举史书，不遗一字，明道告之曰：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
上蔡闻之，汗流浃背。
上蔡又录五经语作一册，明道见之，亦谓其玩物丧志。
然上蔡又曰：看明道读史，亦逐项看过，不差一字。
今二程语录中亦时见其论史，而濂溪横渠书中则颇少见。
可知濂溪横渠明道伊川四人，确然已是一种新学风，与以前北宋儒风又有大不同，惟明道伊川尚犹稍近，不如周张之甚。
若论文章之学，亦惟明道伊川两人尚有文集传世。
据直斋《书录解题》，濂溪亦有文集七卷，然皆不传，传者仅《爱莲说》等小文数篇。
横渠于文章之学若更少厝怀。
惟其所为《西铭》，乃悬为此下理学家中最大文字，明道称之曰：某得此意，无此笔力。
又曰：自孟子后盖未见此书。
要之此四人，皆不甚重文章。
濂溪《通书》有曰：文所以载道，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第以文艺为能，艺而已矣。
明道亦言，学者先学文，鲜有能至道。
如博观泛滥，亦自为害。
伊川亦曰：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谓之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
又曰：以博闻强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言，鲜有至于道者。
盖此四人之为学，经籍固所究心，子部亦颇涉及，惟亦志不在此。
至于文史之学，似更淡远，而于文章为尤甚。
上举宋儒学术三途，一曰政事治道，一曰经史博古，一曰文章子集，会诸途而并进，同异趋于一归，是为北宋诸儒之学风。
及理学家出而其风丕变。
其转变精微处，固是仅可心知其意，不当强指曲说。
然就外面事象言之，一则濂溪以下四人皆于仕途未达，故言治道政事者较少。
横渠《与范巽之书》有曰：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
王安石变法，明道横渠皆被摈，其专明道学，即所以争政术，此一也。
又此四人既不在中朝，迹近隐沦，虽二程较显，然此四人交游声气皆不广，故其学特于反己自得有深诣。
黄鲁直山谷称濂溪曰：茂叔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
好读书，雅意林壑，初不为人窘束。
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
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山谷乃文章之士，而此称道濂溪者，后之理学家莫不认其为是知德之言，善乎形容有道气象。
其廉于取名，陋干希世之四语，实道出濂溪当时之际遇与操心。
张栻南轩亦谓濂溪之学举世不知。
然则濂溪学之在当时，纵谓乃是一种隐士之学，亦无不可。
横渠有诗《上尧夫先生兼寄伯淳正叔》云：先生高卧洛城中，洛邑簪缨幸所同。
顾我七年清渭上，并游无侣又春风。
汴京为当时政治中心，洛邑则为当时人物中心。
邵雍康节与二程同住洛邑，其交游应接，上之视濂溪，同时视横渠，皆较为广泛与热闹。
在北宋理学四巨擘中，二程学风较与濂溪横渠不同，似亦不能谓与其交游应接间更无若干之关系。
而当时理学之传，濂溪身后最阒寂，横渠门庭亦清淡，惟伊洛厥传最大，亦可证其中之消息。
以上乃从外貌上指出北宋理学家与其先宋儒学术不同。
故北宋诸儒实已为自汉以下儒统中之新儒，而北宋之理学家，则尤当目为新儒中之新儒。
今再进一步指出理学家之所以为学与其所谓为学者究何在。
理学家在当时，自称其学曰道学，又称理学，亦可称曰性道之学或性理之学，又可称为心性义理之学。
政事治道、经史博古、文章子集之学比较皆在外，皆可向外求之，而心性义理之学，则一本之于内，惟当向内求，不当向外求。
昔汉儒以谶纬之学为内学，后人又以佛学为内学。
然则于宋学中，是否亦可称理学为内学，似亦无妨，然在理学家中则决不认此称。
今人又谓宋代理学渊源实自方外，所谓方外，即指道释两家言。
然当时理学家主要宗旨正在辨老释。
唐韩愈著《原道》篇，亦为辨老释，惟辨之不精，老释之言流衍如故。
北宋诸儒，只重在阐孔子，扬儒学，比较似置老释于一旁，认为昌于此则息于彼。
欧阳修《本论》可为其代表。
其言曰：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千岁之患遍于天下，岂一人一日之可为。
民之沉酣，入于骨髓，非口舌之可胜。
然则将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胜之。
凡政事治平，经史博古，文章子集之学，皆所以修其本。
然亦有于此三途之学皆有深造，而终不免于逃禅之归，如王安石苏轼其著者。
其他宋儒中信佛者，更不胜缕举。
理学家之主要对象与其重大用意，则正在于辟禅辟佛，余锋及于老氏道家。
亦可谓北宋诸儒乃外于释老而求发扬孔子之大道与儒学之正统。
理学诸儒则在针对释老而求发扬孔子之大道与儒学之正统。
明得此一分辨，乃能进而略述理学家之所以为学，与其所谓为学之所在，亦即理学家之用心与其贡献之所在。
濂溪《太极图》，或谓传自陈抟，此层即朱子亦不否认。
又有谓其与胡宿在润州同师鹤林寺僧寿涯，而传其《易书》。
黄宗羲辟之曰：使其学而果是，则陈抟寿涯亦周子之老聃苌宏。
使其学而果非，即日取二氏而谆谆然辩之，则范缜之神灭，傅奕之昌言，无与乎圣学之明晦。
顾宪成谓元公不辟佛，高攀龙则曰：元公之书，字字与佛相反，即谓之字字阐佛可也。
当时亦有谓濂溪初与东林总游，久之无所入。
总教之静坐，月余忽有得，呈诗云云。
要之濂溪学之所从来，今已无可深求，寿涯东林总之传说，其事皆可出伪造，然亦不待力辨。
惟高黄所言，可谓的当。
就其书而论其学，始为最可信。
濂溪自言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此其自道所志所学，岂不与胡瑗范仲淹等先起诸儒相近。
此乃北宋儒学一大体趋向。
惟外王之学，则似前胜于后，内圣之学，则似后胜于前，如此而已。
伊川为其兄作《明道先生行状》，谓：先生之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概然有求道之志。
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
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秦汉而下，未有臻斯理也。
又曰：自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
其言曰：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
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辨。
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
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
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
言为无不周遍，实则外于伦理。
此曰泛滥诸家，出入老释，虽濂溪之学无可详言，当亦如此。
即北宋前辈诸儒，虽多不染佛学，然其泛滥诸家，殆亦同然。
惟曰如是者几十年，乃始返求诸六经，则不仅北宋诸儒无此先例，恐濂溪亦复不然。
胡瑗治《易》，孙复治《春秋》，此乃宋儒研经开先两大宗。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感论国事时至泣下，其学当特重治道政事，而时称其泛通六经，尤长于《易》。
则宋儒在先本近汉儒之通经致用。
惟自欧阳修以下，则其学又似多从唐韩愈入。
故特重文章，旁及子史，于经学则皆尚兼通，不务专修。
濂溪似专务于研玩易书，转近先辈，要之决无先则泛滥出入于诸家与释老，继乃反求诸六经之事。
不仅北宋诸儒不如此，即濂溪似亦不如此，甚至明道宜亦不如此。
伊川之言，一则谓明道之学，其先虽由濂溪之启迪，最后则归于一己之自得。
再则谓其学虽一本诸六经，实亦泛滥出入于百家与释老。
先则兼通旁求，后则归于一本。
如是参之，始为近实。
若拘泥字句以求，转恐不得明道为学之真相，亦将不得伊川立言之真意。
再进一层求之，濂溪虽阐明正学，而无直斥异端之语。
明道始排斥老释，而目之曰异端。
又多两面对勘之辞。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明道盖于老释异端，用心特深，故能针对老释而发扬孔子之大道与儒学之正统，其事端待明道而始著。
又其推尊孟子，而自居为获得圣学不传之秘，此则亦是承袭韩愈，而一面又承自濂溪寻孔颜乐处之教。
故其学一本心源，与文章博览之学，终属异趣。
伊川之学，与明道大同。
观其在太学所为《颜子所好何学论》，可见其亦受启迪于濂溪令二人寻孔颜乐处之教。
然伊川平生，不甚言濂溪，其言濂溪必曰茂叔，于胡瑗独称安定先生。
盖胡瑗在太学主讲时命此题，伊川亲在弟子之列，胡瑗得伊川文而大奇之，处以学职。
而伊川惟一著书为《易传》，安定濂溪，固皆治《易》，似亦不无影响。
或又谓明道不废观释老书，与学者言，有时偶举佛语，伊川一切屏除，虽庄列亦不看。
朱子辨之云：释老书后来须看，不看无缘知他道理。
然则明道伊川两人，性气宽严固别，意量宏密亦异。
纵朱子谓伊川后来亦须看释老书；然其融通释老，则必不能如明道之高浑。
明道尝言：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者，吾弟也。
若接引后学，随人才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
此不惟见两人为人之有异，亦见两人为学之有异。
横渠少喜谈兵，慨然以功名自许。
年十八，上书谒范仲淹，仲淹责之曰：儒者何事于兵，手《中庸》一编授焉。
遂翻然志于道，求诸释老，反之六经。
是横渠亦探讨释老，而又能得其深旨。
及至京师，拥皋比讲《易》，赴听者甚众。
晤二程，乃横渠外兄弟之子，与语厌服。
遂辍讲，告来听者曰：二程深明《易》道，可往师之。
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
所著书有《正蒙》、《横渠理窟》，及《易说》十卷，又《西铭》《东铭》两篇。
《易说》今不传，二程尤推崇其《西铭》，谓自孟子后未见此书。
每以《大学》《西铭》开示来学。
伊川又曰：某接人治经论道者亦甚多。
肯言及治体者，诚未有如子厚。
然则横渠之学，能言性理，能言经术，能言治体，能深入释老而辟之，其规模极壮阔，然其学之传不广，远不能与二程伊洛相比。
然则在北宋理学中，若无二程，仅有濂溪横渠，恐将不获有广大之传，而理学之名，亦恐不得成立。
故言理学者，每以二程为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