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与隐喻

意象与隐喻

谢伟民

读鲁迅的《药》，给人印象最深刻最鲜明的，是这篇小说中的三个意象：药、人血馒头和坟。反复琢磨，益觉意味无穷，仿佛把握了进入文本世界和作者内心世界的钥匙。

“药”是阅读时视觉所触的第一个意象。它首先是小说的标题。在文本中，它既是穿线者——通过它，作者把小说中的人物一一介绍给读者，并通过它将小说中出现的人物逐一联系在一起；又是情节发展的目的所指——取药、煎药、服药、谈药。于是，它实际成为文本叙述结构的中心。由是观之，“药”这个意象在《药》的文本结构中，意义至关重大，不可忽略。

那么，“药”的意象具有什么意义？药，通常有二义。一作名词用，是疗病救人的药物；二作动词用，表治疗过程或行为。这里首先要弄清的是，药在鲁迅的笔下与常人有无歧义。观《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父亲的病》，用法与常人并无二致。而在小说文本中，我们亦读到，华老栓寻药是为了救治生命垂危的儿子华小栓（华小栓患的是肺痨，也就是肺结核。）而且，“药”在《药》的运用过程中也是二义兼之。作为“药”的实体的人血馒头是“药”的第一义，作为索取，熬煎，服用的具体过程是“药”的第二义。于是我们便能理解，药，至少在表面意义上，作者使用的是该字的原生意义。并且，它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强身壮阳、延年益寿之滋补药，而是起死回生之救命良药。这正是人类称药为“药”的命意本质所在（《诗·大雅·扳》：“不可救药”）。

药找到了没有？根据作者的描述，华老栓找到了。他是带着一种具有宗教般的敬畏和虔诚感去接受、并以仪式般的隆重去付诸应用的（见小说一、二节华老栓取药、煎药、让小栓服药的描写）。服药的效果如何？作者有如下三段描写：

小栓慢慢的从小屋子走出，两手按了胸口，不住的咳嗽；走到灶下，盛出一碗冷饭，泡上热水，坐下便吃。华大妈跟着他走，轻轻的问道，“小栓，你好些么？——你仍旧只是肚饿？……”

小栓已经吃完饭，吃得满身流汗，头上都冒出蒸气来。

小栓也趁着热闹，拼命咳嗽；……

从服药的现场行为过程及服药之后的一段时间看，服药过程给了患者以一个强烈的刺激。但这种刺激在患者并非良性的催化，反是恐惧的畏慑。而且药物服下后至少暂时尚未奏效，小栓照咳不误，以致刽子手康大叔顿生恻隐之心，“走上前，拍他肩膀说：‘包好！小栓——你不要这么咳。包好！’”服药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呢？作者在第四节告诉我们，西关外埋葬穷人的丛冢中，又添了“一坐新坟”。华大妈在清明时节为自己的儿子去化纸。

服了救命的药，然而送了命。用药的本意和用药的效果成强烈的反差。从而药这个意象产生了它在小说文本的第一个强大的反讽：药，非救命，而是送命；服药，不是生，而是死。药，于是在其意愿之外，具有了与其旨趣完全相反的隐喻意义。

那么这种被华老栓夫妇以及康大叔、花白胡子奉若神明的灵药是什么呢？由此勾出了小说中的第二个意象：人血馒头。这是由两个事物构成的意象。馒头，一种食粮之谓也。民以食为天，人生自然缺乏不得，这是人延续生命的物质。人血，在小说文本中有二重意义，既是本义词即指人的鲜血，又是喻指人的生命（隐喻）。作者惟恐读者不能理解其隐喻意义，特在一二节两次指明：

……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

小栓撮起这黑东西，看了一会儿，似乎拿着自己的性命一般，心里说不出的奇怪。……两人的眼光，都仿佛要在他身里注进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

生命隐喻的意义太明白了：人血＝生命；馒头＝延续生命的物质。如果再结合上下文往下考察，我们被告知，人血来自于一个叫夏瑜的死囚，那么上述等式又可写成：人血＝他人的生命；馒头＝延续自身生命的物质（这里指小栓）。我们惊讶地发现，这两个绝然不同的东西竟赫然连为一体，成为一个东西。于是“人血馒头”这个意象本身便构成了强烈的反讽：他人的鲜血和生命，成为自身的药物和食粮。如果再进一步往前挖掘，这个意象的隐喻意义即为：人吃人。于是，承前所述，“药”意象产生了它的第二个文本的反讽意义：药＝人血馒头＝他人的生命。服药，即吃掉他人的生命。

但是，人血难道不能做灵药么？未去查《玉揪药解》、《金匮要略》或《本草钢目》之类，不知药典上是否有载，但民间确乎有口碑。且各国史书野籍屡载专制暴君饮人血以图延年益寿。那么，人血馒头果真起死回生了么？正如上面分析已经指出而且几段有关患者服药的引文已经显示的，患者最终死了，进入坟墓。人血馒头没有挽救病人的生命。如果我们紧紧抓住前面的分析不放，那么这意味着，一个生命吃掉了另一个生命，但他自己也死掉了。一个死者的热血和生命并没能救治另一个人的生命，生者已经无可救药了。这个意象的最后意义居然是：死亡。

于是，我们的阅读进入了小说的第四节，浮现出了小说中的第三个意象：坟。坟者，死所也，亡人的归宿之地。这个意象的意义是十分清晰明朗的。令人感兴趣的，是作者对坟意象的突出渲染和强调描写。坟，既是第四节人物活动展开的背景环境，又是人物活动的目的所在（上坟、祭坟）。

然而，文本中强调死所——坟，这个意象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请注意第四节开头的那一段描写：路的左边埋的是死刑者和监禁死去的囚徒，右边埋的是穷人。左侧自然包括被用作药物的死者夏瑜，右边当然是吃了夏瑜的血但最终也死了的小栓。为药者、服药者皆进了坟墓，走向同一归宿。这里又形成了一个讽刺性对照。更奇妙的是二位死者的母亲也同时来到墓地，相会于死所。这其中的意味是什么呢？是幼者先于老者而死的悲愤与不幸，是人生的隔膜与误会，是对世间人生的嘲弄与讽刺，还是一个具有喜剧意味的大悲剧？不管任何理解，此间的隐喻意味是冷隽而残酷的。

与前两个意象不同，作者在这里把坟的意象从个体扩展为规模。这个坟塚累累的一片坟地，它的意味何在？是前面两个意象的放大么？是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隐喻么？为了理解此点，有必要解开第二个意象“人血馒头”留下的一颗扣子。人血已如第三节中的康大叔所述，得自于一个名叫夏瑜的革命者。夏瑜为何被杀头？故事通过康大叔的嘲笑口吻（又是一个鲜明的对照性反讽）已经告诉我们：他可怜这些人，要救这些人，自然也包括那个用他的血作药物最后却死掉的患者华小栓。救人者反被人吃，吃人者终无以药救，双双进入死亡之所。这里作者是否向我们展开了一个异常恐怖而绝望的人生发展图景，从而寄寓了他自身的某种严重痛苦意识：（如斯发展）人生最终是一片荒凉的墓地。写到此，我想起作者几年后曾引述过一段话。他说：“我有时也偶然去散步，在丛葬中，这是Borel讲厦门的书上早就说过的：中国全国就是一个大墓场。”（《华盖集续编·厦门通信》）

分析至此，已经可以看出，《药》中三个意象各自所含蕴的隐喻意味是极深刻隽永的，它们各自使文本产生强烈的反讽意义。然而不仅于此。稍微细心一点的读者还可进一步发现，这三个意象是层层递进、互相说明、互相包含的。“药”意象的具体化是“人血馒头”，而“人血馒头”这个意象中已经隐含着“坟”的意象。文本中不是将坟描绘为“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候的馒头”么。馒头形状类坟。“人血馒头”这个复合结构的语义趋向为：生→死。生命意象中孕育着死亡意象。坟自然是死的象征，吃人血馒头即走向死亡。而华小栓是服药而死的，意即“药”意象意味着死亡。这样，在上述三个意象中，“药”、“人血馒头”内部发展

的最终指向皆趋于“坟”——死亡，每一个意象内部实际隐含着死亡意义，而每一个意象的同时亦隐含着另外两个意象，每一个意象都是对另两个意象的丰富和补充。既然每一个意象都隐含着死亡的意象，那么结论只能是，小说出现了三个意象，小说的隐含意象是这三个意象的迭加总和即死亡。死亡的隐含意象通过三个不同实体的小说意象各自具有的丰厚意蕴，得到了深刻的揭示和展现。而笼罩于小说之中，无处不在，成为小说最突出的修辞特征：隐喻与反讽，便通过三个明意象和一个隐意象而得以形成。

文本与历史

从专业阅读的眼光看一篇小说，要弄清的无非是这样几个问题：作者想说什么，作品说了什么，作品怎么说的？（当然，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还可再提一个问题：作者说得怎么样？）我相信，上面的分析已经部分地阐明了后两个问题。为了弄清作者想讲述什么，还有必要用一点篇幅继续讨论后两个问题。当然，在文本的讨论过程中，这三个问题又是很难截然分开的。

前面着重分析了小说中的三个主要意象。然而文本中并非只有这三个意象。例如第四节的花圈、乌鸦即非普通的现实存在，而是具有意味的意象。观察作者后来发表的议论，作者对花圈意象的引入看来是颇具匠心也颇为得意的。但从接受角度说，我倒是感觉到一种恐惧的袭来（这与作者的原始意图大相径庭）。乌鸦乃一自然意象，我怀疑是作者顺手牵来，以用作对夏妈妈的迷信思想的微讽；岂不料这个乌鸦也嘲弄了几十年后的阅读者：有人循着夏妈妈迷信思想从反向理解，便有了乌鸦＝革命战士的荒唐推论。“缩着头”、“‘哑——’的一声大叫”，这样的战士不太煞风景、太令人扫兴么？而且，在夏妈妈流着眼泪祈求哀祷的时候，这个战士“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他岂不太冷酷麻木、太缺乏人情味？然而，从文本自身观之，花圈、乌鸦皆有其实在意义。小说的末尾实际显示出三种并置的人生状态：一是一任自然、顺乎规律的自然客观世界，乌鸦即用以表示自然界的我行我素、不管世间人事之沧桑。二是由具有神秘迷信思想的老人和荒凉的坟地构成的麻木荒凉的现实人间世界。三是由花圈喻示的并存于现世、不为人知、不为人理解的另一种世界，此处花圈即隐含着另一种人生。不过，从总体上说，花圈、乌鸦的意象是不太成功的。花圈破坏了小说结构中的悲剧意味，且同处处可见、统摄文本全篇的反讽意味殊不相谐。乌鸦如前述，确有其自身意义，但作者似乎故布疑阵的形象描写却令读者踌躇两难。换言之，乌鸦的形象性质是不确定的，含糊不清的，而这种不确定性并没有赋予文本以深刻的隐喻意义，只是干忧了读者的视线，带来阅读的误解。当然，也可能是作者所使用的某些语词后来被有选择地运用于某些特定对象，而后来的这种语义变异固定了我们的阅读习惯和期待视野，从而使我们自己产生误读或陷入迷乱困惑。

文本除了使用意象表示隐喻或象征意义外，在人物名氏的选用上也颇具匠心。研究界公认夏瑜这个形象隐喻清末女革命党人秋瑾，而作者赋予老栓“华”姓顿时使夏瑜的“夏”姓具有了第二层隐喻意义。这自然只有在华、夏二姓并置对立时且在情节的发展过程中才见出它的深刻性。华、夏是中华民族的两支不同的祖先，后来融为一体，故华夏之合又指中华民族自身。这样，文本中的华家为儿子治病而索夏家儿子的血，就不仅仅是华吃夏，即人吃人，而且是一种民族内部的自相残杀。而根据文本关于夏瑜身陷囹圄还劝牢头造反的告白，夏瑜显然是一个意在将包括华家在内的穷苦人等解救出来，予人（这里可视作种族、民族）以希望的救世者。这样，华之吃夏，就不仅仅是一种内部残杀，更是一种吃掉救自己的人的愚昧举动，即吃掉本民族的希望。如果将小说的第三节内容结合进来加以考察，这种解释就更不是牵强或穿凿了。华之食夏不过是部分参与，人们对夏采取的是分举食之的方式。有人靠出卖夏而发财（夏三爷举报自己的亲侄得白银二十五两。此细节进一步深化了自相残杀的主题）；有人抢掠遗产（“连剥下来的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有人蘸吸鲜血。《药》文本中的这种隐喻意义，在作者的创作史中，显然是一以贯之的。先于这篇小说一年

前写出的《狂人日记》（1918年4月），狂人在末尾发问：“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并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药》中小栓自不属于例外，他是“吃过人”的无救的孩子。《长明灯》（1925年3月）中，在关着青年的社庙门外，一群少年正“笑吟吟地合唱着随口编派的

儿歌：

“白篷船，对岸歇一歇。

此刻熄，自己熄。

戏文唱一出。

我放火！哈哈哈！

火火火，点心吃一些。

戏文唱一出。

………

……

…”

新一代仍为旧时代的子民，老中国的儿女，恶性循环仍在现实中继续。《起死》（1935年12月）中，庄子将那汉子起死后，汉子竟向救了他性命的人索还物资，最后竟要强剥衣裤。如果将上述内容作为一个史的过程去阅读和把握，那么作者通过《药》究意想说什么，已经比较清楚了。

文本与主题

一篇优秀的短篇小说，不只是一个诗意结构，并非几个意象便能穷尽其全部奥蕴。它是由全部的场景和叙述结构所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因而其文本意义也必须通过对其全部构成的说明方能得以透彻阐释。下面我们将观察角度稍稍调整，由意象而转向人物和场景。

前面曾指出，“药”是将各种人物导向前台、介绍给读者的穿线者。以药为中心，小说中的人物可分为三类：病人、医生和看客。这里的医生自然是未谋面的夏瑜，或许还有那个未谋面也未闻其声的隐含作者。看客即茶馆中的那帮闲人。病人却有些难以辨析。从文本的表面意义看，华小栓当为病人无疑。但若从隐含作者的眼光看，即从小说的隐喻意义来理解，看客自身也是病人。我们甚至可以说，小说中的出场人物全是病人。药与病人的关系即人血馒头与华小栓的关系亦即医生与病人的关系，成为看客们喝茶聊天的热闹话题。患者成为看客的同情对象（同情无可非议，但有害的同情无异于谋杀），医生却成为看客的嘲笑对象，并且身为病人的看客把医生对他们的疗救当作笑料，医生的死亡（亦即挽救病人的希望的破灭）视为戏剧，其间的强烈反讽意味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文本的隐喻意义中，小说表面的三角关系即病人——医生——看客三者间的关系，实则为两极对立的关系：病人——医生。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如何表现的。且让我们看看文本的场景描写。

小说由三个场景组成：取药场景，闲谈场景和祭坟场景。这三个场景将病人与医生的关系逐次展开，且逐步推进。取药场景表现的是身体有病的病人与医生的关系。华老栓夫妇为患肺痨咳嗽不已的儿子华小栓索人血为药。这是亲子之爱引起的求血。怀有一点人类同情心的老栓夫妇多少也因之抱愧、恐惧。故仪式颇隆重，也不愿大事声张。这里老栓们的求医是虔诚的，医生对病人的治疗尽管是以一种牺牲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颠倒。闲谈场景中是心灵有病的病人与医生的关系。这里的病人身体倒是很棒。例如红眼睛阿义会一手好拳棒，满脸横肉的康大叔“提高了喉咙只是嚷”，精神可好得很。但如小说隐喻意义已经告诉我们的，他们是心智不全、灵魂有病的患者。与第一个场景中身体有病的病人与医生的关系适成对照，也与现实中的病人与医生的关系适成对照，医生在此是被嘲笑的对象，病人则是嘲笑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病人笑杀了医生；病人为医生的死而幸灾乐祸，亦即他们为自己的无药可治、死期将至而欢呼雀跃（这种喜剧场景中的悲剧意蕴是

何等深刻）。祭坟场景是医生亲属与医生的关系。通过夏大妈的羞愧神情、怨嗟话语以及曲意辩护，我们看到，甚至连医生的母亲与医生也是隔膜不解的。与场景的悲愤肃杀气氛相适应，其色调是极为沉痛的。

因此，《药》通过三个基本场景（这三个场景构成小说叙事结构），以“药”为中介，所展示的医生与病人的关系，便是一种倒置的关系。医生与病人相互隔膜，甚至病人误以为自己是医生（见后两个场景）。这样前面意象分析中提出的人吃人的关系，便具体化为病人吃医生的关系。如果说小说存在什么主题的话，这便是：病人吃医生。病人把医生作为药吃掉，病人因此无药可治，自己堵截或拒绝了自己的生路。

作者的这一主题表达的确是冷酷的，甚至可以视作对现实认识的一种极度失望和决绝批判的态度。然而结合作者在这前后的小说创作所表达的隐喻意义和反讽意图看，这正是作者对民性与国情深入认识的结果。如果将研究界公认的下面四篇深刻表现鲁迅对中国社会和国民性认识的小说主题联系起来，则可大大加强我们对《药》的文本意义的理解：《狂人日记》(1918.4)——环境吃人（封建家庭制度即封建社会制度吃人）

《孔乙已》(1919.3)——学问吃人（传统文化及旧教育制度吃人）

《药》(1919.4)——人吃人（病人吃医生）

《阿Q正传》(1921.12)——自吃（自己吃自己）

可见鲁迅的小说创作主题是一以贯之、并一步步深化的。越往后，他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就越为峻急严厉，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封建制度及国民性的怀疑否定态度也越为彻底而坚决。一篇《药》在鲁迅的文学创作成就中也许并不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但对它的解读却为我们认识鲁迅思想和鲁迅的小说修辞特点启开了一扇窗口，也为我们认识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启开了一扇窗口。这正是阅读《药》的命意所在，虽然我们不知道这扇窗口是否明亮得足以让人看清鲁迅本人和他反映着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