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逆城市化的几点思考

关于逆城市化的几点思考改革开放的二十五年，是中国经济腾飞的二十五年，也是中国城市化急剧发展的二十五年。

多年来，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城市的迅速膨胀，习惯了在城市中心林立的写字楼间寻找泊车位，习惯了日渐污浊的空气与吵闹喧嚣的人声。

……进入二十一世纪，在城市化的同时，我国的一些中心城市，“逆城市化”的趋势也开始愈加明显，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开始向往着去郊区生活、居住。

据北京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人中，有54.5%的人近期有意到郊区投资，70%的人有意到郊区购买第二居所。

在上海，越来越多的年轻白领人士，希望能过上周一到周五在市中心写字楼里上班，周六、周日在农村田园风光里休闲的“五加二”式的生活。

在东南沿海为数不少的城里人相中了那些无人居住的无名海岛，盘算着怎样在那里投资，重新开创一翻自己的事业。

逆城市化开始降临中国了吗？城里的人想出去100多年前，英国城市规划的边缘人士霍华德曾竭尽全力想创建一个人类理想的“田园城市”。

即在不影响英国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情况下，开创一个集农村和城市各自优点长处的人居环境。

这可以算是逆城市化的思想起源。

逆城市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很普遍。

二战后尤其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美国加快了城市郊区化的进程。

大都市内部的郊区人口增长速度远远快于中心城市人口增长速度。

这是美国近期城市发展的主要趋势。

逆城市化本身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一般要经历以下4个阶段：萌芽阶段———首先搬入郊区的都是富有阶层；形成阶段———大量中产阶级开始搬入新的郊外开发区居住，但仍要每天到市中心工作，购物和娱乐；发展阶段———居住郊区化和工业郊区化；成熟阶段———郊区的自立程度越来越高，由单一的居住功能变成具有各种城市功能的就业中心。

郊区人口是都市区人口的一部分，郊区化的出现导致了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巨型城市带的兴起。

逆城市化降临我国有其必然性。

推动中国逆城市化的外部动力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部分发达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已基本符合城市郊区化的启动标准。

目前，我国平均的城市化水平接近40%，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率高达60%以上、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大部分东部沿海城市已经提前进入小康社会，舒适的居家环境和绿色生存空间已经成为大众的消费追求。

二是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政府的鼓励郊区化政策、较低的地产价格以及城乡差别的缩小等也促进了城市郊区化的发展。

当然，越来越严重的大城市病是逆城市化的最直接的推动力。

因为城市化在给人类带来诸多益处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们健康产生了影响。

世界范围里以往的大城市，是在落后的信息、落后的交通、落后的科技等条件约束下所产生的，它是旧的时代环境的产物，是不得已的产物，而非以人居科技为原理的人类生存模式。

二十世纪以来，随低劣的水质、住房和卫生条件同时出现的传染病，以及释放出多种化学物质的、非常肮脏的工业化而来的大城市病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

大城市已不再是居家的好地方。

单汽车增加这一个因素，就会把一个干净的城市推向一个危害健康的、充满化学和生物风险的环境。

众所周知，以征服大自然为自豪的近代工业化，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不友好利用基础上的。

人类依靠科学技术创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但同时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其中最令人忧虑的两个问题是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环境的恶化。

在工业经济时代，自然资本包括生态系统服务具有公共物品特性，是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

即使环保意识的加强和政府的介入也改变不了自然资本的经济外部性。

自然资本尤其是大城市的自然资本包括生态系统服务变得越来越稀缺和恶化。

今年流行的SARS给人们以深刻的教训，香港淘大花园SARS的横行完全暴露了旧的城市系统的弊端。

“谁也不知道下次疫情从哪里爆发，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可能———从开罗地下的污水排放系统，从遭受战乱的地区，从美国加州一座现代化的摩天大厦中等等。

”曾经荣获普利策奖的美国著名记者在其畅销书《未来的瘟疫》一书中这样写到，“在城市爆炸的时代，病毒可以迅速从一地向另一地蔓延。

……工业化和城市化似乎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我们应该认识到，城市化不仅仅是建高楼、铺宽路、高地租，也不是漫无边际的庞大城市。

在当今中国现代化的城市喧嚣中，认识到当今中国城市化所呈现出的是许多落后的意识，化解城市化的潜在风险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

那么，逆城市化无疑是明智的选择。

变幻中的中国城市化拒城市化逆城市化与“城乡双向对流”在世纪之交，当人均GDP逼近1000美元大关时，中国的城市化终于像瀑布一样遏止不住地奔腾起来。

据估计，“十五”期间中国城市化水平可达到37%，21世纪前10年可望超过40%。

中国现有城市人口4.6亿人，到2050年城市人口会达到11.2亿，到2050年，80％以上的县城将成为名副其实的小城市和中等城市，人口在十万以下的小城镇则要超过1万个。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市场驱动的城市化也和传统的对城市的计划管理模式之间产生许多矛盾。

其中之一，是城乡户籍制度导致的矛盾，由此还导致了一个非常奇特而悖谬的现象，那就是农村人拒绝成为城市人，我称之为“拒城市化”现象。

“拒城市化”是与城市化相背离的，肯定不是主流，但为什么会出现“拒城市化”呢？经调查发现，“拒城市化”主要出现于近郊农民，他们虽然是农民，但与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民不同，他们有土有地，有家有业，城市的好处实际上已经享受到，同时还享受到许多城市市民享受不到的好处，比如有土地收益，可以生第二胎，等等。

由于做城市市民的收益还不如做农民，所以这些近郊区的农民理性地拒绝农转非，拒绝变成城市人。

当然，这种拒绝，只是身份上的拒绝，不一定是实质上的拒绝。

除了城市化和“拒城市化”外，中国会否出现“逆城市化”？众所周知，在美国，汽车＋房子＝郊区化生活，由此导致的是城市人在城里上班，在小镇或乡下居住的“逆城市化”潮流。

据记载，1920年到1950年这个阶段，是美国汽车郊区化时代。

美国从1915年开始大批量生产汽车，1915年美国的汽车产量是150万辆，到了1920年美国的汽车产量是900万辆，到1930年美国的汽车产量是2650万辆。

随着汽车的便宜和普及，以及高速公路的发展，美国人居住得离城市越来越远，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美国终于进入普遍的郊区化时代。

中国在城市化的同时，势必也将出现逆城市化的潮流。

事实上，近几年，中国逐渐进入汽车时代，房和车、居和行之间正出现奇妙的关系。

1998年到2002年这五年间，中国的汽车产量增长了160万辆，其中2002年比上年足足增长了38%，在整个国民经济60到80个产业部门当中是增长最快的。

同样是在过去几年，中国的房地产也日新月异地发展起来。

1998年到2002年，房地产投资从3500亿元增长到7700亿元，是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速度的3倍。

可以想象，随着汽车和住房的迅猛发展，郊区的房子会越来越有市场。

一者郊区便宜的住房会成为人们的首选，二者许多人会更愿意追求郊区有庭院有自然环境的生活，这两大动力作用的结果便是中国逐渐出现新的“逆城市化”现象。

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着一种与逆城市化有点相似但性质完全不同的由体制造成的“反城市化”现象。

我们知道，当前农村人口虽然大量向城市流动，但农民能在城市打工挣钱，却未必能成为城市居民。

这是因为，他们受到了身份的限制、社会保障的限制、收入的限制以及自身人力资本的限制。

有人问一位农民，将来有什么设想，农民说：“要让我随意畅想的话，我肯定是想成为北京人，但是我明白，我成不了北京人，我只能过两年就回去了。

因为我们夫妻俩在这儿打工，一年只能剩5000块钱，但在你们北京5000块钱只能买一平方米房子，弄一个50平方米的家我要干半个世纪。

”一个农民在城里攒了三五万块钱，回乡扒了旧房盖新房，做了几天城里人又回到乡下，是城市化吗？不是，只是“半途而废的城市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于体制困扰造成的“反城市化”现象。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陈平教授还同笔者谈到过另外一种通过政策调节可能在未来中国出现的“城乡双向对流”模式。

他提出，中国目前只存在农民到城市打工的单向流动，而不存在城里人跑到农村的情况，这造成许多后果，其中之一是导致农村人才单向流失，成为“三农问题”的一个内在原因；另外，城市退休老人虽然在城市已经丧失劳动方面的竞争力，并且向往农村宁静的生活，却只能呆在城市，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社会福利和效率的损失。

当务之急，是通过政策的调整，想办法让城市人能够流动到乡下去。

如果城市退休老人能够自由地将城市的房子卖了，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城市房地产市场的住房供给就会多出一大块来，供新进入城市的有竞争力的年轻人居住，年轻人就更容易在城市立足，中国的城市化会更健康一些。

为什么城市老人现在不往农村跑，大概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城市居民的住房许多是不允许自由买卖的；二是城市居民的社保是与城市连在一起的，你在那个城市享受那个城市的社保，而不是与人连在一起的，如果迁移到农村，就享受不到社保政策了；三是农村的医疗条件较差，这方面的缺陷需要通过办社区，办社会医疗来解决。

如果政策能够解决上述三方面的问题，就会有开发商闻风而动，捕捉到其中的商机，在中国许多风景优美的农村地区开办城市居民养老社区，中国就会出现一轮以城市老人为主导的流向农村地区的“城市化”浪潮，这一浪潮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城市化”，还将提高中国农村地区的人口素质，大大改变农村地区的面貌。

中国目前正处于变化最快的时代，许多变幻的现象共同存在，称得上是落后与先进并存，阻碍与希望共生。

城市化也好，拒城市化也好，逆城市化也好，城乡双向对流也好，其本身都不是目的所在，最大化地提高中国全社会的运行效率，提高全社会的福利的才是目的所在，这也应该是中国有关城市政策制订的方向所在。

“同心圆”与“摊大饼”真正意义的“逆城市化”是在1970年以后在发达国家发生的。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历快速发展之后进入城市化进程的第三个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大城市人口停止增长甚至减少，人口和其他资源的流向开始转向中小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周围的郊区小城镇。

这种现象在70年代首先在美国出现并被命名为逆城市化，然后在欧洲的发达国家出现。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逆城市化不意味着国家城市化水平的下降，它只导致城市发展新的区域再分配，它是人们对居住环境偏好变化、交通通讯高度发达、生产地理格局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事实上，逆城市化正在推动城市化更广泛地传播。

在我国，目前还处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

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由于人为制造城乡隔离，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城乡改革的不断深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加上户籍制度的松动，城市化进程开始加速发展，突出表现为小城镇的崛起和大城市以及特大城市的爆发式增长，当前我国城市化水已经达到了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