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贝卡利亚的刑事程序法思想

重读贝卡利亚的刑事程序法思想房保国【关键词】贝卡利亚刑事程序【点击次数】2215重读贝卡利亚的刑事程序法思想房保国*我们的知识和我们的观念是相互联系的，知识愈是复杂，观点的差距也愈大。

——贝卡利亚[本文主旨]贝卡利亚关于刑事程序的论述是比较丰富的，他基于对纠问式诉讼模式痼疾的深刻反思，主张无罪推定，推崇实行陪审制，关注证据制度，反对刑讯逼供，期待刑事程序的人道化，并且论及了许多其它刑事诉讼制度，同时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

重温和反思贝卡利亚的刑事程序法思想，有助于加强和深化当前的程序理论研究。

[关键词]] 贝卡利亚无罪推定刑讯逼供证据制度法律可以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这二者之间既不可截然分开，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一代刑事法学鼻祖赛萨雷·博尼萨那·贝卡里亚候爵（Cesa re Bonesana Becearia 1738-1794）以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而名垂青史，其中所阐发的一系列刑事法思想一直为世人所称道，《论犯罪与刑罚》的出版也被视为近代刑法学诞生的标志。

但长期以来，人们尽管呼吁“刑事一体化”，却还是多从“实体”意义上解读贝氏的思想，探讨其在刑法上的意义，认为贝卡利亚在刑法学上的功绩主要在于首次提出了罪行法定、罪行均衡和刑罚人道等三大原则，从而奠定了刑事古典学派的基石。

但客观地说，贝卡利亚的刑事实体法思想固然突出，同时程序法方面的论述也是非常丰富的，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很少留意在这个问题上进行系统的考察。

事实上，即使是贝卡利亚本人也坦言，他是从“刑事制度”而非是仅从“刑法”制度上进行研究的；考虑到18世纪还未出现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的完全分离，贝卡利亚没有也不可能在此问题上作出像今天一样关于程序与实体的明晰划分，他主要是从刑事制度的总体框架上进行阐述的。

今天我们重读贝卡利亚的刑事程序法思想，目的不是试图将其思想纳入我们今天“现代化”的语境，用贝氏的思想来“解读”或“印证”我们今天的某些论断，当然也不仅仅在于阐明贝氏思想的当代意义，而是要着重分析贝氏于当时提出那些“宏伟”思想的社会背景，相互关联，以及在相关领域的反映。

一、关于无罪推定思想无罪推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是指任何人在罪行没有得到证明之前，都应被推定为无罪的人。

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的“刑讯”一节中明确指出：“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那么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

” 这就是著名的“无罪推定”原则。

在传统上，人们普遍认为贝卡利亚是最早公开提出这一原则的人，这似乎成了一项公认的、不需论证的权威论断——对此，笔者认为，在大陆法系国家的确如此，但在英国“无罪推定”原则提出的时间可能更早一些。

比如，按照陈瑞华教授的考证，“根据现有的资料，无罪推定原则较早出现于英国的诉讼理论（尤其是刑事证据理论）之中”，它在英国证据法上的传统表述是：“未经依法证明有罪之前，被告人应被推定为无罪”，这是一种最稳固的推定，也是一种“可反驳的推定”，要驳倒或推翻这一推定，起诉方须将被告人的罪行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同时从制定法上来看，颁布于1215年的《大宪章》第39条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等者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

”——该条既然规定自由民在未经依法裁判前不得被逮捕、监禁等等，当然也不能被推定为有罪，这其中事实上已经包含了一定的无罪推定思想；并且从《大宪章》以后的发展来看，议会于1352年和1354年颁布的两个法令都规定：“从此以后，应该确立和稳定这样一种秩序：不得仅仅根据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提议而拘捕任何人；如果未经适当的辩护，或者未按普通法的程序进行审理，不得剥夺任何人的财产。

如果有违反这一规定的判决，要一律宣布无效并予以纠正。

” 这样《大宪章》就与普通法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通过“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萌生了无罪推定的思想。

按照罗伯特·比利（Robert Beale）的话说，“根据《大宪章》，强迫一个人成为反对他自己的证人的做法是非法的” 。

在15世纪末，莫里斯（James Morice）也指出，进行如实陈述这种宣誓违背了普通法规则，因为它假定被告人有罪，并且强迫他们自己证明这种假定是正确的，由于莫里斯和其他持此观点的人的倡导和努力，英国议会在1534年已禁止使用这种涤罪誓言的审判方式——这就说明，早在16世纪初期，无罪推定原则在英国普通法中就已经得到确认。

但是，在中世纪末期以及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纠问式诉讼(Inquistory Procedure)模式盛行于欧洲大陆的所有法院和英国的教会法院，即使在宗教改革后，教会法在诉讼程序中仍有广泛的影响。

在这种纠问式程序下，实行秘密告发，奉行有罪推定——1215年拉特兰宗教会议的决议中关于异端嫌疑者的条文说道：“一般异端如不能证明自己之无辜，推翻对彼等之控告，则将处以绝罚。

如受绝罚满一年，而彼等不能在此期限内用彼等之行为证明可予信赖，则以异端者审判之。

” 并且，在审讯之前强迫被告人作诚实宣誓，实行“依职权宣誓”程序，要求被告人必须如实回答法官的一切问题，供出所知道的全部情况，而法官也专门设计出了一套讯问技巧。

这种宣誓程序，科加了被告人陈述有罪的义务和证明无罪的责任，无疑笼罩了浓重的有罪推定的阴影。

另外，在当时的纠问式程序下，审讯秘密进行，不受任何外界监督，审讯者拥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超出其调查权力的范围，被审讯者也根本不知道指控他的证据是什么，更没有会见律师和接受法律援助的权利。

在法庭上，预审官收集的书面案卷材料，不仅是审判时起诉的依据，也是法官进行审判的资料来源，法官依据案卷材料对被告人进行最后的审讯后，在没有任何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就作出判决。

由于法官拥有主动调查的权力，主观预断、先入为主情况严重，被告人在被判决之前，很难处于“无罪”的地位。

例如，1532年德国的《加洛林纳刑法典》，将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合编一体，是一部纠问色彩很浓，实行有罪推定，惯用秘密审理的法典。

之后，1670年法国颁布的《刑事条例》，由于仅对刑事诉讼程序作出规定，而未具体规定主要的量刑标准，导致“整个刑法都集中体现在检察官的结论和法庭的审判上”，“一切可能成为刑罚对象的事物都是犯罪，而法官认为应当处罚的一切事物又都可以构成刑罚的对象”，“谁拥有刑事诉讼的管辖权，谁就拥有决定实体刑法问题的权力”，因此法官自由裁量权极大，“证据不足”从不导致完全的无罪释放，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可以宣布将被告人赶出法庭，而且不认为他是无罪的，法官还可以对“证据不足”的被告人宣布进行补充调查，并可以继续关押在狱中一年或直到获得新证据为止。

18世纪法国还设立了“宪兵队法庭”，直接拥有刑事司法权，致使当时社会充满了专制统治的恐怖气愤，公民的自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限制，刑罚随时都可能被君主的任何御用工具强加在人们头上。

同时，教会刑法也极力维持自己对社会的影响，强化纠问式程序的适用。

总之，在贝卡利亚生活的欧洲大陆十七、十八世纪时代，纠问式诉讼程序流行，罪刑擅断情况严重，人们缺乏基本的安全感，一个人被刑事指控后就很难再处于“无罪”的地位，所享有的程序性权利匮乏。

正是基于对纠问式诉讼模式痼疾的痛恨，再加上贝氏本人深受当时启蒙思想家人权、理性和自然正义理论的影响，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探讨被刑事追究者的诉讼地位问题，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由于“我们已走到中世纪的尽头而立足于近代社会的门槛上”，“那些新兴的伟大力量在发生作用，已经或正在改变着陈旧的基本社会条件”，“旧事物日趋衰亡，万物皆在更新。

新世界在人们脚下展开；新制度在人们中间流行；而这些人自身就是新社会的组成部分；人们心中孕育着各种新思想，” 贝卡利亚就是能够在当时沉闷的欧陆刑事法领域中提出新思想的少数学者之一，他对“无罪推定”原则的揭示，在那罪刑擅断、刑罚严酷的年代，不啻是一项令人振聋发聩的政治宣言。

应当说，贝卡利亚的“无罪推定”的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并不是孤零零的存在，更不像许多学者所引用的那样——他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对此思想的理解，要放在当时社会上的有罪推定、罪刑擅断等思潮的大背景下考虑，要放到贝氏整个刑事法思想的大框架下考察。

尽管贝卡利亚的刑事法思想不是一项“理论构建”，但还是自成体系的，比如在“无罪推定”的问题上，贝氏就结合了当时与此原则相关联的但又问题突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宣誓”问题、辩护权问题、“秘密控告”问题和“逮捕羁押”问题等进行了系统阐述。

首先，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宣誓”问题上。

在纠问式诉讼尤其是宗教法庭程序中，嫌疑人、被告人在回答讯问之前进行诚实宣誓，往往是一项普遍的要求，对此，贝卡利亚持激烈反对的态度。

他说，“当一个犯人能够从说谎中得到极大好处的时候，为了使他诚实可信，要求他进行宣誓，由此就产生了人的自然感情同法律之间的一种矛盾。

这就好像一个人会通过宣誓而把促使自身毁灭的行为变成义务；好像宗教能够干涉大多数人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因此，这会使人陷入一种或则失去上帝或者自趋毁灭的可怕矛盾之中，“要求进行这种宣誓的法律，迫使人们或者做一个坏基督徒，或者成为一名殉道者。

这种宣誓逐渐演变为一种简单的手续，就这样它把宗教感情的力量（对大多数人来说，它是诚实的担保物）给摧毁了”。

并且从宣誓的效果来看，宣誓也从来没有能使任何罪犯讲出真相，完全是徒劳无用的。

因此，“一切违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都是无益的，最终也是有害的。

”所以，实行无罪推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裁判前处于无罪的诉讼地位，他/她没有证明自己有罪或者无罪的义务，这就必然要求审讯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宣誓”义务的免除，否则只能导致他们在控告虚假和自我认罪之间进行选择，从而导致自证其罪情形的发生。

其次，关于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问题。

既然实行无罪推定，自然要求嫌疑人、被告人拥有充分的辩护权，以有助于其防御能力的增强。

对此，贝卡利亚指出：“对犯罪进行查证并对其确定性做出计算之后，需要为犯人提供一定的时间和适当的方式为自己辩护”，从而肯定了辩护制度的重要性，但同时考虑到刑罚的及时性，贝卡利亚认为，“给犯人的辩护时间应是短暂的”，否则会影响对犯罪的及时惩治。

同时，“法律应该为犯人的辩护和查证犯罪确定一定的时间范围”，而不是由法官确定，也就是说，一方面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辩护权但应及时行使，同时法官的调查取证也应受一定时间范围的限制。

复次，关于“秘密控告”问题。

由于在纠问式诉讼下，秘密控告、私下举报成风，对此贝卡利亚用专门一节的篇幅进行了深刻剖析，他认为，秘密控告“显然是不正常的现象”，“这种风俗把人变得虚伪和诡秘，人们一旦怀疑别人是告密者，就视之为敌人”，接着他提出一系列的疑问：“当诬陷被暴政的最坚硬的盾牌——秘密武装起来时，谁又能保护自己不受诬陷呢？当统治者把自己的臣民都怀疑为敌人，并且为了社会的安宁而不得不剥夺他们每个人的安宁时，这样的统治将会命运如何呢？！秘密控告和秘密刑罚根据什么理由来为自己辩解呢？……是为了照顾密告者吗？是为了避免密告者声名狼籍吗？难道因此就让秘密诬陷得到认可，让公开控告受到惩罚？是根据犯罪的本性吗？如果被称为犯罪的是一些无足轻重的、甚至有益于公众的行为，那么控告和审判就从来不是保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