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福利思想思考中国贫富差距

从社会福利思想的视角看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一．中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消除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共同富裕是我们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而就如今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一主线。温家宝总理说，要让人民活得有尊严。可见现实是，有些人甚至活连尊严都没有。最明显的贫富差距反映在城乡、东西部。在中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共同发展的分配方式。在广大农村，农民不改千年的习惯，朝九晚五的作息；在城市，工人们也是按照钟表生产生活。但劳与不劳，差距就在那里，不增不减；改与不改，原始资本仍在那里，不移不动。一些人凭借资本（权力、财富、声望等）可以不用参加劳动便有可观的获得。本身城市居民在“劳”方面的资源就有优势，他们有着很好的职业、客观的收入；而农民、农民工再怎么“劳”，在地里，在工地，辛苦一辈子也不及城市居民一半。东西部由于历史、地理位置、资源、政策种种原因，在发展上也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

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危险状态。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17，2006年则升至0.496。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统计显示，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这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①

这样的格局并非全是福利制度不健全造成的。

二．贫富差距产生的原因及后果

我采访了一些同学，管院的杨同学认为是我们福利制度不健全，先富带动后富的遗留问题；经院的黄同学的看法有些相反，他说在中国社会福利极不完善的情况下，在社会福利面前，贫富差距的表现反而没有那么大，因为每个人的福利都不是很多，没有多寡比较，此外社会分工不同也造成了贫富差距，但不排除有社会腐败，投机取巧；民社的臧同学则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的出现或扩大的原因，和其他国家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无非是资源、权利向少数人、少数阶层手里集中，而作为可以调节平衡的再分配，及社会福利，因为种种原因，难以彻底的、全面的、均衡的、实施。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孙不足而补有余。天道难尊，所以贫富有差；中青院的周同学也觉得分配环节出了问题：中国的贫富差距不能只归咎于福利制度或措施的不完善，主要还是经济发展不平衡，毕竟利益蛋糕在初次分配时就已经拉开了巨大的差距，再分配时的调节十分有限，所以社会福利固然要加大，关键却不在这儿。

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来看，他更多的是强调人口增长因素对穷人贫困的作用，在农村，不管是传统多子多福还是养儿防老观念，抑或是为了补充劳动力增加生产，“多多益善”导致生育过快，劳动力供过于求，加剧失业与贫困，然后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些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农村社会福利制度不健全，养老、就业保障等制度严重不足。不容忽视马克思的理论，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而剥削阶层仍然活动在各个领域。富人占有丰富的资源，在社会更有途径得到其它资源。而穷人，本来以为读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但这条路貌似也被堵死了。有关数据也表明，农门子弟考取高效的比率越来越少，就算考取了在深造、找工作方面也是没有什么优势的，现实很骨感，没有想象的那样凭能力办事。就说近来学校的出国申请政策吧，只考雅思、托福，费用就不低，而农民父母曾“炫

耀”的存折里的两三万块钱又有什么用。

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的最终目的的是全民性的。生活中免不了变故，尤其在医疗保险处于较低水平的中国，一旦家里的一个人生了大病，全家几乎就可能倾家荡产，而这时没有福利制度的保障，本来无需救济的家庭堕入坑洼，急切需要帮助，但因为福利没有覆盖到这样的家庭，从而形成了一批新的贫困者，也造成了百姓的失望，社会的不安。在外打工的农民工状况更甚，家乡的医疗保险享受不了，城市的医院更是可望不可即，多少尘肺病夺取了生命！

三．对目前福利政策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的评价

福利制度又分为残余型的或和制度型的制度，剩余型的制度即通过济贫和慈善救济的方式帮助需要的人解决基本生活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对贫困的认定工作也是残酷的，或者是漠视了需要救济者的尊严，或者是苛刻的条件要求将需要帮助的人拒之千里之外。我想社会福利思想中的价值观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公平与效率以及权力与义务了。改革开放初的中国为了尽快发展经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所以为了效率，其它事项都靠边站。一切侵犯百姓的行动就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农民放下手中的农活去义务修公路，挖掘机用锋利的铲子摧毁沿路的百姓房屋时，说是“为了国家，个人牺牲点算什么，路修起来了，你们就会富起来”。这些年社会矛盾显露出来了，政府开始强调经济应该“又好又快”的发展，将“好”字提头。中国公民缺乏权力与义务观，每年春节领导下乡“送饺子”时，总听到有些人在不停地说“感谢党，感谢政府”这里的话，更有甚者，一跪谢恩。他们不知道，这是政府应该做的，是政府的职能所在。所有的福利是我们应得的，是作为公民的权利，不是施舍，不是救济。用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来看，这正说明了平时百姓获得的太少了！公平与效率，权力与义务在另一个层面表现的就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立。个人主义认为福利是个人动机的需要，因此反对为了平等和社会公平的目的而采取任何的措施，因为这是以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换取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对他们是不公平的；而集体主义则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在中国个人主义是万万不能出现的，至少目前，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而是从过去和现在来看。过去是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让一部分人先富，先富带动后富，才造就了今天的一部分“富人”，如果说这些“富人”坚持个人主义，认为福利政策侵犯了其权利，那么就是他们忘恩负义，只知权力不晓义务。倘若不采取福利措施，社会资本更难流动，贫富差距将会更加突出到不可调和的程度。而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个作用就是实现资源的再分配。

穆勒提倡每个人都为增加社会幸福的总量而做出牺牲。中国一直强调集体主义，所以在建国初，人们都是热血沸腾的，砸锅炼钢、停产炼铁，集体主义之风相当盛行。百姓已经付出了很多，集体主义不是政府减少百姓福利的借口，应该在广袤的理论中寻找新的依据了。

四．解决贫富差距的的指导思想

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观点在解释农村贫困问题时很有见地，但其消除贫困的措施——抑制人口增长在当代中国是不可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出来了，中国老龄化问题愈益严重，抑制人口增长只会加剧老龄化。

边沁的最大幸福原理（福利最大化）是通过计算苦乐，达到趋乐逼苦。他认为社会利益实际就是个人利益的集合，个人利益的优化结构构成了整体利益。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者的每一步措施都可能导致一场血淋淋的惨案上演，在利益的分配中，总是存在不均衡，存在多寡比较，即使做到了幸福最大化，而在现实社会中，加上诸多复杂因素，这些往往是难以计算的。

西斯蒙帝、边沁等人主张劳动立法建立劳动保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