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媒体与政府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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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媒体的关系

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媒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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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媒体的关系〕
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媒体的关系
自非典事件伊始,我们的政府早已发现,媒体嗅觉的灵
敏程度,已是今非昔比,任何想要隐藏、掩盖的事实、真相,
都将在各路媒体的群追猛打之下无所遁形,与其欲盖弥彰,
倒不如主动公开,变被动为主动的好。

如何正确处理与媒体
的关系,是我们的政府需要谨慎思考、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
问题。

主动和媒体交朋友,不失为一个上上之策,媒体的工作,
便是挖掘新闻,政府如若能主动提供新闻线索,给媒体“喂
料”,那媒体自然有可写,有新闻可报,如若不然,政府对
各类事项均是遮遮掩掩,态度暧昧,那就不要怪媒体挖你的
第1页共2页
新闻、绯闻、甚至丑闻。

现在,各地都在推行官方微博,实
现官民的在线交流,也是政府主动满足公众知情权的一项举
措。

当然,政府对待媒体,也不可做出恭维、奉承的表情,
虽然媒体握有各类报道爆料权利,但是,若地方政府自身行
得正做得端,何故惧怕媒体。

由此可见,各级政府,在严谨自身做法的同时,主动与
媒体交朋友,自觉提供新闻线索,对于公众,不隐瞒不欺骗,
通过媒体,将事实真相告知民众,这样一来,媒体发挥了自
身作用,政府也不用视记者为洪水猛兽,各司其职,各得其
所。

22。

社交媒体对政府公共关系的影响

社交媒体对政府公共关系的影响

社交媒体对政府公共关系的影响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兴起,政府公共关系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改变。

本文将探讨社交媒体对政府公共关系的影响,并分析其积极和消极的方面。

一、扩大政府信息传播的渠道和速度社交媒体的兴起使政府能够通过新的渠道更快地传达信息,与公众进行即时互动。

政府可以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政策解读、政府通告等信息,同时公众也可以通过留言、评论等方式快速反馈意见。

这种互动让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更加迅速和及时。

二、增强政府形象认同度通过社交媒体,政府可以积极塑造和传播正面形象,提高公众对政府的认同度。

政府部门可以运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政府工作成果、公共服务信息等,使公众更容易接触到政府的正面形象。

与此同时,政府官员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与公众进行互动,回答疑问、解决问题,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三、加强政府与公众的互动与参与社交媒体提供了更多的参与渠道,使公众能够更方便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需求。

政府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开展在线调查、征求公众意见等活动,从而更全面地了解公众的需求和期望,更好地制定政策和规划。

社交媒体还可以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搭建桥梁,加强双方的互动,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四、社交媒体传播负面信息的挑战尽管社交媒体对政府公共关系有诸多积极的影响,但其也带来了一些挑战。

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传播具有高速、无界限和大范围传播的特点,这使得不实信息、谣言和负面言论更容易被传播。

政府在社交媒体上面临着信息失控的风险,一旦出现不实信息传播、舆情危机等问题,政府需要迅速应对并进行恰当的处理。

否则,这些负面信息可能会对政府形象和公众信任造成负面影响。

五、社交媒体的使用策略和管理为了更好地利用社交媒体,政府需要制定有效的策略和管理措施。

首先,政府需确保发布的信息准确、透明,避免给公众造成混淆或误导。

其次,政府应主动与公众互动,及时回应公众关注的问题和疑虑,增加双方的互动和信任。

此外,政府还需加强对社交媒体的监管,及时过滤、排查不实信息,确保媒体环境的健康和秩序。

浅议新闻媒体与政府的关系

浅议新闻媒体与政府的关系

浅议新闻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作者:王晓峰来源:《活力》2012年第10期[关键词]新闻媒体与政府;关系一般来说,日常状态下,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是一种“共生”关系,既出于双方共同的利益,但又不是完全平等的。

而在平时,政府则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媒介进行管理和规制。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我们国家媒介与政府的关系在逐渐重构。

总的说来,在从原有的仅仅是工具和喉舌的定位逐渐向政府的智囊、民情民意的晴雨表等多元方向上转化,媒介与政府的关系从单一变得多重。

在这过程中,党管媒介的原则不变,党对媒介领导的核心地位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巩固,但管理的方式在变,但具体政府部门及公务人员的转变不会一步到位。

就像所有的社会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样,人们对媒介在改革开放时期所担负的社会功能、社会作用的认识也不会一步到位。

政府与媒体间应是一种合作关系,通过合作,一方面媒体可以按照自身规律对政府工作进行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使公众了解政府工作的目的,从而极大地促进政府的应变效率和政策执行的准确性;另一方面,也可协助政府更全面、更快速地了解政情民意,出谋划策,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不难看出,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对于树立政府、媒体的良好形象,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实际上,政府与媒体之间本来就是相互依存的,媒体有责任向公众传达政府的各项政策法规,政府的工作也需要通过媒体来向公众进行“公关”。

在我们国家,媒体不仅是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因此从根本上说,政府与媒体所代表的利益是一致的。

2003年“非典”初期,面对日益扩大的“非典”疫情,政府采用的办法是遮掩,由此导致媒体的“失语”。

结果,老百姓在主流和公开媒体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新闻的情况下,只能道听途说,产生了两种心理:或是对疫情重视不够,或是过度恐惧,由此引发对媒体的责难和对政府的不信任。

这也是新形势下政府与媒体间关系没有得到科学认识和处理的典型案例。

之后,由于政府坦诚地通过主流新闻媒体与公众进行了有效的、透明的信息沟通,尽管疫情一度更加严重,但民心稳定,最终战胜了“非典”疫情。

论我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调适

论我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调适

――新闻学Xi nw e nxue论我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调适□刘日华摘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在这个特殊背景下,作为在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政府与媒体,它们之间的关系协调就显得至关重要。

本文主要阐述媒体与政府的基本关系,列举二者之间的关系所存在的问题,随后分析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最后提出构建新型政府与媒体的关系的具体对策。

关键词:政府;媒体;关系作者:刘日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概述(一)政府与媒体的价值追求分析对于政府而言,政治学理论认为:政府,是国家的组织要素或政治机器,达到国家目的和行使、表现、执行、解释国家意志的机关。

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两个学派的观点。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政府只是“守夜人”,即政府是为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所服务的;福利经济学派认为,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因此政府就应当介入进来,充当市场经济的“指挥棒”。

而在我们国家,政府的价值追求主要体现在:(1)提供公共物品,进行宏观调控;(2)培育成熟市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3)界定和保护产权。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政府与媒体存在着各自不同的价值追求。

正是因为它们存在这些职能差异性,使得二者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下呈现出不同的关系。

(二)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分析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初,媒体扮演的是单纯的“喉舌”角色。

这一时期,由于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因此,媒体的组织结构形式、运作方式以及宣传内容都是由政府的政策所决定的,媒体只拥有极少的自主决定权。

在宣传报道过程中,对政府的报道绝大多数属于正面报道,这种模式极大地影响对政府的监督。

这个时期的政府,对于媒体实行的是严格的管制模式。

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以及不断深入,经济体制改革也不断深入。

我国逐步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开始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这个时期的政府,也从过去对媒体实行严格管制的方针,逐步开始转变为对它实行积极的引导鼓励其发展壮大,并且给予合理的管理。

浅议媒体、受众和政府之间良性舆论互动关系的建构

浅议媒体、受众和政府之间良性舆论互动关系的建构
2003年春天有关sars的报道中党和政府判主动快速提供情况的原则积极组织对突发事件宣传报失误以及众多媒体反应迟钝集体失语使公众对疫情的道及时说明事实真相既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又确保认识欠缺和忽视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疫情的扩了整个事件宣传报道口径与基调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赢国人民一度陷入到了恐慌之中
浅议媒体 、受众和政府之间良性舆论 互动关系 的建构
认为媒 体代表 政府 , 是 替政府 说话 的, 替 政府做 宣传 的。 府 与媒体形成合 作的基础 。所 以, 对于公共危 机 、 群体性 也 就是说 , 普通 大众只看 到 了新 闻媒介 的工具属性 而没 事件 的报道 和处 理 , 政 府要及时与媒体沟通交 流 , 互 通信
基金项 目: 本 文为 甘肃省 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办 “ 传 媒多样化形势下的受众生态环境与提升舆论 引导能 力研 究”课题 成果。
实 。第二层 是大众媒介 的所有者及社会各方 面对媒介功 而 党和政府 的宗 旨是为人 民服务 , 党 和人 民的利益从 根 能 的期望 。这是 由媒 介 的工 具属性 决定 的。在我 国 , 主 本上讲是一致 的 , 可为什么在一些官员 眼里 , 党 和百 姓成 要 指新 闻媒 介作 为党和人 民 的喉舌 , 它在传 达党 和人 民 了对立 的双方?媒体和政府成 了对立 的双方 ?我们 要客
样才 能实现政府 、 媒体和受众三者之间的 良性舆论互动 。 媒体与政府 同样对待 , 放在 自己的对 立面 , 使媒体和政府 变成 了 “ 敌人” , 而非 “ 友 人 ”; 当媒体体 现监 测社 会环 大众传媒 属于社 会上层 意识形 态 , 是联结 党和人 民 境 的基本 功能 的时候 , 作 为普通 大众 的我 们往往 就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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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与政府传播的互动关系

新媒体与政府传播的互动关系

新媒体与政府传播的互动关系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媒体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交流思想的重要渠道。

政府传播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传递方式,也逐渐与新媒体产生了互动关系。

本文将探讨新媒体与政府传播的互动关系,并分析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新媒体对政府传播的影响1. 提供多元化的传播渠道新媒体的出现为政府传播提供了更多元化的传播渠道。

传统的政府传播主要依靠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而新媒体则包括微博、微信、APP等多种形式。

这些新媒体平台的出现,使得政府可以更加灵活地传递信息,同时也提供了更多的参与机会,使得民众可以更加方便地获取政府信息。

2. 增强政府与民众的互动性新媒体的互动性使得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和直接。

政府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布政策信息、回应民众关切,而民众也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提出问题、表达意见。

这种互动性的增强,使得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更加顺畅,有效地促进了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透明化。

3. 扩大政府传播的影响范围新媒体的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使得政府传播的影响范围得到了扩大。

政府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将信息传递给更多的人群,而这些人群也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将信息传递给更多的人群。

这种信息的传播方式,使得政府传播的影响力得到了提升,政府的政策和决策也更容易被社会各界所接受。

二、政府传播对新媒体的影响1. 提供权威信息支持政府传播作为一种权威的信息传递方式,为新媒体提供了权威信息支持。

政府传播的信息经过严格审核,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可以为新媒体提供可靠的信息来源。

这种权威信息的支持,使得新媒体在传播过程中更加可信,也提高了新媒体的影响力。

2. 引导新媒体舆论导向政府传播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引导舆论导向,对社会舆论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

政府可以通过新媒体发布正面信息,引导公众对政府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同时,政府也可以通过新媒体回应负面舆论,及时纠正错误信息,维护社会稳定。

这种舆论导向的引导,使得新媒体在传播过程中更加客观、公正。

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修改后)

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修改后)

媒体与政府的关系- 政府和媒体产生的正向性与负向性关系文学院新闻传播铃木美穗在我的了解中,日本一般的媒体都会对政府机关包括执政国家政治的党进行对立监督。

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与政府的正向性和负向性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哪种方向取决于政府与人民的相互信任度等。

我认为不但我自己这么想的,也是整个日本国民都感觉地到的。

因为日本人民每天都会接触媒体发行出的各类信息,根据我的调查来讲,日本国家人民每天都有看报纸的习惯,95%的家庭每天都会买报纸。

在日本,报纸是一个浸透到全国性的信息传播媒介。

从这方面不仅能看到日本国民与媒体的密切关系,也能了解到让人非常信任的日本媒体,它代表的是人民的意愿。

还有我们每个人民脑海中都存有一个概念,媒体就是人民与政府的喉舌。

媒体的主要任务就是人民想知道的信息一定要真实地向人民报告。

由于有日本的三法保证有关言论与表现的自由,日本国民能知道最真实的信息。

媒体就是需要绝对的真实性。

否则没资格看到和听到媒体的信息。

那媒体如何能够了解到人民所需求的信息呢?这其实很简单,比如日本的一个电视台——NHK,根据传播法第20条、国内传播、国际传播与并列的NHK的业务3根柱子之一,有如下的规定:“必要的传播以及其接受的进步進发达调查研究”,何况在第81条“协会为受众进行定期的科学地民意测验而,必须得公开此结果”。

由于以上的法律规定,NHK每个月都会进行民意测验,每时段引起最大争论的社会性,政治性的问题,人民所心怀的意见或把与生活相关的形形色色的实感调查等,把这些问题的结果当成报道节目所需要的新闻材料。

NHK以人民的政治意识调查为目的,每个月通过电话进行民意测验,关于国民的支持内阁或政党等。

如下的调查是内阁支持率的表格,红色表示支持,绿色表示不支持。

管内阁是民主党,野田内阁是自民党。

通过这些紧密真实的调查,人民能最迅速和最形象地了解到最关注的信息。

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的媒体与政府是有一定距离的。

有一个日本专家如下这么讲——在日本频繁政治没有反映社会舆论但是从实际上来讲,社会舆论绝对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原动力,把日本的政治动起来,社会舆论动起来政府也会让做起来政策,也有时候促进政权交代。

加强政府与媒体合作传递正确信息

加强政府与媒体合作传递正确信息

加强政府与媒体合作传递正确信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媒体已成为我们获取信息、了解社会动态的重要途径之一。

然而,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媒体的角色是一个中间环节,政府作为信息的提供方,与媒体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将探讨如何加强政府与媒体的合作,以传递正确的信息,确保公众获得准确、全面的信息。

首先,加强政府与媒体的沟通和合作至关重要。

政府应该与媒体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通过定期的信息发布会、研讨会等形式,向媒体传递准确的信息。

同时,政府部门应主动与媒体机构取得联系,建立信息交流的渠道,及时回应各类媒体的疑问和关切,增进彼此的理解和信任。

其次,政府应保证信息的透明度和真实性。

政府的信息公开是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的重要措施。

政府应该倡导信息公开,及时向媒体提供准确的信息,确保公众了解政府的决策和行动,并及时纠正谣言和虚假信息的传播。

此外,政府与媒体合作时,应注意信息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不偏袒任何一方,避免传播错误的信息。

此外,政府与媒体应加强专业培训和交流。

政府部门可以组织培训班、研讨会等活动,邀请媒体从业人员参加,提升其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

同样,媒体方面也可以邀请政府代表参与媒体活动,了解其工作流程和职责,促进双方的相互理解和合作。

此外,政府与媒体的交流还可以通过定期的会议、座谈等形式进行,分享经验、交流观点,共同探讨合作的方式和方法。

最后,政府与媒体合作应注重社会责任。

政府部门应该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积极推进信息公开和正确传递的工作。

媒体方面也应该牢固树立社会责任意识,切实履行新闻舆论监督的职责,承担起正确引导和传播信息的重任。

只有政府和媒体都能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才能建立起更加稳固和可靠的合作关系。

总之,加强政府与媒体合作传递正确信息,需要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密切配合和合作。

政府应加强与媒体的沟通和合作,保证信息的透明度和真实性,加强专业培训和交流,注重社会责任。

只有政府和媒体通力合作,才能共同传递准确、全面的信息,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引导,确保公众获得真实、有效的信息,进一步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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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媒体与政府的关系
——以中国为例
内容摘要:媒体和政府的关系向来错综复杂,说不清道不明,很耐人寻味。

不同的国家,媒体
和政府的关系也不尽相同。

本文旨在简要说明一下媒介和政府之间的几种关系,然后以中国
为例,着重探讨一下中国媒介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再进一步阐明现代媒体与新型政府之
间应该达到“”这样一种和谐的关系。

如果真能达到这样,那么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会更繁荣
昌盛,我们的社会也会更加的美好。

关键词:媒体政府和谐的关系
是有了媒体之后才有政府,还是有了政府之后才有媒体,或者还是二者是一起诞生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像是在问是先有鸡还是先
有蛋——没有答案。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政府和媒体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是谁先
诞生的,双方谁都离不开谁。

媒体就像是政府的小情人,时而乖巧妩媚,对你言听计从,
千依百顺,时而怒目相向,对你百般苛责,令你难堪。

但是这些都不是和谐、理想的关系。

举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媒体和政府之间和谐的关系我觉得应该就像丈夫和妻子的关系,
双方相互尊重,互相帮助,举案齐眉,互补干涉,相互监督,共同进步。

政府和媒体是相互依赖的。

政府需要媒体来帮助自己把握舆论的方向,控制民众的
思想,而媒体则需要政府的帮助和扶持才能不断发展。

媒体如何会有这么大的魅力能让政
府依赖?关键就在于媒体的影
响力,简而言之就是媒体的力量。

媒体是一种政治思想的宣传教育工具,还可以用来作为社会沟通的渠道和途径,也可以运用舆论监督的方式,来推动民主、法制建设,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随着半导体技术、海底电缆、喷气式飞机、卫星通讯、光缆、VCRS、VCD、DVD、卫星电视、有线电视和无线上网等现代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
媒体的内容传播出现了多种新形式。

现代媒体是国际政治斗争角斗场上不容忽视的一种力
量。

特别是在遇到突发性事件时,现代媒体对时间的报道、传播深深地影响着公众对事件和
相关问题的理解与判断。

现代媒体不仅告诉公众发生了什么,而且还有能力通过事实和信源的选择及有倾向性地提供信息和观点 ,影响公众在某个突发性事件或重大问题上采取的立
场。

现代媒体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知识结构,也改变了人类观察世界的方法和思想过程。

现代媒体带来的海量信息给人类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新知识的爆炸。

这种知识的剧增是否削弱了
人类理性分析和判断的能力,从而破坏一个有效的政府乃以生存的基础——公共智慧?现代
媒体制造的是即刻的公众情绪、即刻的公共舆论和即刻的公众压力。

这些力量使决策者们再设计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等重大决策面前,没有思考的时间的空间。

媒体对公众重要的影响是激发情绪,并对政府决策带来严重后果。

比如,在中美撞机事件中,美国媒体对美国政府和军方的正面报道赢得了公众对政府的高度支持;而媒体对美国侵略越南的负面报道使公众对美国政府的决策出现低度支持。

同样都是非正义事件,但是
经过媒体的干涉之后,黑的也能变成白的。

这就是媒体巨大力量的一个具体体现。

在两个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或面临潜在的重大冲突时,电视、电台和网络媒体 24 小时实时滚动报道,使媒体本身变成了“一种力量的放大器、一种向对方施放信号的方法和工具” 。

在现代媒体下,受众有对信息回应和交流的渠道,公众不再仅仅是新闻事件和外交谈判的观众,而且还可能是事件解决、决策形成和谈判的参与者。

一个政府要想在重大事件发生后影响和赢得民意,需要利用和开
发现代媒体带来的软资源,制造舆论,设置议程和框架,从而形成自
己的软力量优势。

如果不能适时地调整到现代媒体的舆论环境下,这个国家、政府或党派组织将在舆论和民意上处于劣势。

美国政府吸取
了越南战争的教训,在美国与国外发生冲突时,美国政府特别注意培
养一个支持政府的现代媒体环境,比如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美国
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中美撞机等。

面对现代媒体带来的新环境,中国需要调整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实施的宣传战略。

中国在未来的国际政治斗争中,要学会利用现代媒体新环境,争取公众和媒体的支持,制造一个有利于政策形成和实施的支撑环境。

在重大事件结束后,要勇于客观地评估新闻媒体的传播效果:是否赢得了目标受众的支持,是否赢得了潜在支持者的支持,是否赢得了中间立场受众的支持,如何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调整未来的媒体战略等等。

媒体早已显示出它强大的力量,政府对这种强大的力量也非常重视。

1841 年,普鲁士政府为了控制媒体,从而控制人们的思想,控
制舆论走向,于这年12 月 24 日颁布了新书报检查令,以替代1819
年10 月 18 日起生效的旧书报检查令。

新书报检查令使自由主义者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
想,以为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新时代由于国王
的恩准即将到来。

其实这只不过是普鲁士政府的一个伎俩,用来迷惑人们,以便继续控制媒体,控制舆论。

马克思为此写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这篇文章,从政治上分析新闻出版自由的必要性和普鲁士书报检查立法的性质,从而揭露新书报检查令的虚伪性。

这是马
克思撰写的一篇政论文章,从此他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开始了政治活动与新闻工作生涯。

这一时期普鲁士政府和媒体的关系剑拔弩张,二者针锋相对,可谓是针尖对麦芒。


府不断出台控制媒体、反对新闻自由的政策,然后媒体就对政府反击。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
在的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

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

一片色彩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
唯一色彩。

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

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
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
产生一种色彩,那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最主要的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支黑色的花朵。

”这是马克思用优美的笔调来反驳普鲁士政府的这一政策的荒谬和虚伪,批判的淋漓精致,语言
还如此唯美,让人不得不叹服马克思的思想的睿智。

当媒体和政府关系紧张的时候,政府的政令不能下达,民众的民
意不能上传,媒体的中介桥梁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影响了政府和民众
之间的沟通,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在袁世凯上台之初,由于民主共和思想和言论出版自由理念的深
入人心,新闻界十分活跃,“有冠之皇帝大限告终,无冠皇帝炙手可热”。

刚刚平息的《中华
民国暂行报律》之争,不仅反映了当时新闻界的强烈愿望,还显示出了新闻界的强大力量。

鉴此,袁世凯不得不故作姿态尊重新闻自由的姿态,甚至推出一些保护
新闻自由的举措,如在国务院特设新闻记者招待室、每天由国务院秘书长亲自出面接待等。

但是,在袁世凯的统治地位稍稍巩固之后,他就开始以总统、中央政府以及其组成部门、各级地
方政府的名义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以钳制舆论、阻碍报业发展。

进入 1914 年后,随着
袁世凯统治地位的巩固与加强,袁世凯政府开始制定与颁布对新闻界实施全面管制的专门法律。

4 月 2 日,《报纸条例》颁行,不仅把《大清报律》对报刊的禁限条款悉数照抄,还从 1909
年颁布的日
本《新闻纸条例》等外国报律中搬来了许多新的禁限措施。

12月5
日,《出版法》颁行,不仅把《报纸条例》中的限禁规定推而广之到
所有的文字、图画等各类出版物,而且在报刊的创办及其条件方面更为苛刻。

袁世凯及其继
任者百般扭曲的民初新闻法律制度,其特点有以下三点:一,在形式上采用自由新闻体制。

二,带有浓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

三,滥用军法,唯军阀意志是从。

袁世凯不仅扭曲和破坏孙中山建立起来的自由新闻体制,还对一
批民主革命立场坚定的政党报刊以及其他政治性报刊进行大肆迫害
与摧残。

1912 年 6 月,袁世凯指使内务部总长赵秉钧出面,派出军
警200 多人,包围、打砸北京《中央新闻》,绑走该报经理、主笔等工作人员 11 人。

8 月,袁世凯政府通过法国驻华公使,指令天津租界当局,将《民意报》逐出租界。

上行下效,各地反
动势力也开始对革命、进步报刊进行迫害与摧残。

据统计,到 1913 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
只剩下 139 家,较之民国元年的 500 多家锐减 300 多家,
北京的上百家报纸也只剩下20 余家,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癸丑报
灾”。

在中国,政治制度决定了政府和媒体之间只能是密切的伙伴关
系。

只有二者和谐共处,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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