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的性质、模式及困境——基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视角

福利国家的性质、模式及困境——基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视角作者：杨静等发布时间：2014-02-21 来源：管理学刊字体：大 | 中 | 小20 世纪70 年代中后期，这些福利国家普遍陷入困境，经济停滞、通货膨胀、高失业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这些国家表面繁荣背后隐藏的各种矛盾暴露出来，由此引发了国外众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福利国家的深刻反思。

福利国家是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形态。

二战后这些国家普遍实行了福利制度，通过推行各种福利政策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干预，从而实现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有效缓解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矛盾，使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但是，20 世纪70 年代中后期，这些福利国家普遍陷入困境，经济停滞、通货膨胀、高失业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这些国家表面繁荣背后隐藏的各种矛盾暴露出来，由此引发了国外众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福利国家的深刻反思。

一、福利国家出现的背景及福利国家的性质福利国家是从19 世纪80 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

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不断激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思想渐渐被人们所了解，资本主义社会所依赖的思想理论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思想理论方面，各种改良主义理论层出不穷; 在社会经济政策方面，随着国家垄断的萌芽，欧洲各国先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法[1]。

进入20 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1929—1933 年的经济危机导致工人大量失业，民众极度贫困，阶级矛盾进一步加剧。

为了缓和阶级矛盾，1942 年，英国的贝弗里奇提出，应当建立完善的福利保障制度，通过国家干预控制市场经济所导致的社会不公，应对社会风险，增进公民的普遍福利。

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广泛实施福利制度，它们把实施福利制度作为确保经济和社会稳定的战略性措施。

正如阿里夫·德里克所言，福利制度被用来阻止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2]。

1948年7 月，英国首先宣布成为“从摇篮到坟墓”均有保障的“福利国家”，随后，西欧、北欧、北美洲、大洋洲、亚洲的经济发达国家陆续宣布实施普遍福利政策。

尽管福利国家几乎遍布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但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这些福利国家的阶级性质决定了它们并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福利国家。

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伊恩·高夫指出，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体现了增加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权利，增加社会对市场盲目性作用的控制趋势; 同时，它又体现了镇压和控制人民，使他们适应资本主义经济要求的趋势”[3]( 36)。

也就是说，福利国家是在工人阶级为维护自身权益而进行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福利国家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努力缓和社会矛盾的结果。

诺尔曼·金斯伯格也颇为深刻地指出: “从资本家的观点上看，国家福利为积累资本的持续斗争作出了贡献，因为它从物质上帮助把劳动和资本有力地结合在一起，并控制工人阶级的必然反抗和革命的潜力……社会保障制度是同再生产一个劳动后备军、家长制家庭和劳动力纪律相联系的。

它作为缓和贫困和提供收入保障的手段而仅仅起一种次要的和偶然的作用。

”[4]( 2)诺尔曼·金斯伯格还详细论述了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阶级性质。

他指出，福利国家的福利供给并不同工人的实际需要相联系，而是富有特征地同资本的需要相联系。

许多福利政策源于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精英，他们意欲管理或调节资本主义，以纪律约束劳动力，而不是想要减轻工人阶级的社会苦难。

这些福利政策并不源于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党[5]。

哈贝马斯则从刺激经济增长、保障社会一体化的角度论述了福利国家的性质。

他指出，西方福利国家一方面可以通过影响社会生活和分配条件以实现促进经济增长、保持价格稳定等目标，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支配社会总产品实施就业政策、社会福利政策以保障社会一体化和保持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6]( 71 -72)。

尤瑞·翟尔伯士则认为，马克思是现代福利国家的创始人，马克思不仅说明了何为“福利国家”，而且还指出了福利国家的阶级性质。

他指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以及其他一些作品中提出新的社会秩序的构建原则( 如生产方式的私有制关系的扬弃等) ，就是为了建立平等和包容的社会，这种社会经济系统可以被称为“福利国家”。

他认为，马克思建议实行混合的社会经济体系，这一体系在本质上是工人阶级和改良的、生产性的、部分的资产阶级的联盟。

这样的联盟，通常受到劳工运动的推动，是现代福利国家的基础[7]。

自福利国家出现后，福利国家的分类、模式及特征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的主要内容。

学者们依据不同标准，对福利国家进行了分类，总结了其模式和特征。

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认为，西方福利国家具有相同的目标与结构。

此外，他还进一步把社会福利制度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的代表国家是英国，它主要强调提供社会福利与医疗保健服务。

第二种类型的代表国家是北欧各国，这些国家通过高额征税为民众提供包括医疗保健服务在内的众多国家服务。

第三种类型的代表国家是中欧各国，它们在收取社会保险费的基础上筹集资金，在很多方面提供数额颇多的福利金。

第四种类型的代表国家是南欧各国，它们所实行的福利制度与中欧各国较为相似，但是提供福利的范围较为狭窄，救济水平也较低[8]( 7)。

之后，英国学者杰索普对福利国家的类型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尽管福利国家的分类方式多种多样，但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艾斯平- 安德森的分类方式。

杰索普对安德森所界定的四种福利体制作出解释: 第一类，自由主义类型。

此种类型国家福利依赖三个重要支柱，分别是弱化国家的作用( 即使在提供社会福利方面国家也是仅扮演剩余的角色) 、劳动市场参与方面风险个人化而非社会化、以市场解决经济与社会问题。

第二类，保守主义类型。

这种类型国家福利包含一个中等程度的去商品化。

第三类，社会民主福利型。

这种福利体制在北欧经济体中发展得最为成熟，这种福利体制接受国家为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延伸角色，并将风险社会化，同时提供高水平的福利补助和再分配措施。

第四类，家庭式或南欧式福利体制。

这种体制在面对市场偶发状况时，依赖延展的大家庭进行经济和社会再生产，在这种大家庭中，主要由男性承担生计重任[9]( 62)。

在艾斯平- 安德森分类方式的基础上，杰索普进一步从福利体制如何与经济增长模式( 包括其嵌入国际劳动分工的方式)以及更为广泛的调节模式相契合的角度，将欧洲国家和北美国家的福利模式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自由主义福利体制。

这种福利体制与以金融为基础、依靠市场调节的资本主义体制密切相关，在这种体制中资本的货币概念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类，社会民主福利体制。

这种福利体制与小型开放经济体相关，这些经济体有强大的福特主义出口导向部门和以利基市场为导向，拥有高技能、高生产力、高工资的出口部门。

第三类，保守主义和合作主义型福利体制。

这种福利体制与较大的经济体( 无论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 相关。

这种体制在工业与金融之间、大型工业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进行协调，强调工艺生产、协会组织、传统阶级和新的小资产阶级的作用。

在这种体制中，资本的生产性概念占据主导地位。

第四类，南欧福利模式。

这种福利体制与发展中的外围福特主义经济体相关，有大型农业部门、传统社会结构，具有家庭资本主义特征[9]( 68)。

杰索普结合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理论对福利国家的特征进行了归纳。

他认为，凯恩斯福利民族国家具有四个特征: 第一，凯恩斯福利民族国家是凯恩斯式的。

凯恩斯福利民族国家的发展目标是确保在相对封闭的国民经济体内实现充分就业，这一目标主要通过需求管理来实现，凯恩斯福利民族国家依赖于规模经济和对相对刚性的生产方式的充分利用来调节有效需求。

第二，凯恩斯福利民族国家以福利为导向。

国家试图在与就业增长水平一致的范围内调节集体议价，推广大众消费的准则，使享受福利者不限于在福特主义板块中赚取工资的男性，这样，所有的男性国民及其家属都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国家以此促进国内有效需求的增长，同时还推动了有利于福特主义增长模式的集体消费形式的发展。

第三，凯恩斯福利民族国家是民族的或者说是国家的。

国家承担了引导凯恩斯福利政策的责任。

各种和大西洋式福特主义相关的战后国际政体意在挽救欧洲民族国家，为国内经济增长创造条件，促进国际合作以确保各经济体能够稳定运行，如果可能还要进一步增进这些经济体的互补性。

地方政府和地区政府主要是执行国家制定的政策，并且根据当地条件来调整政策，而不是重新制定不同的政策。

第四，凯恩斯福利民族国家主张国家主义。

这是因为不同级别的国家制度在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中是市场力量的主要补充，而且在公民社会的制度中起主导作用。

市场的作用与国家的力量相结合，可以保证国家福利目标的实现。

当市场不能实现预期的促进经济增长、平衡区域发展、确保充分就业等目标时，国家就要去弥补市场失灵，并确保发展成果全体公民共享[9]( 59 -61)。

福利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确保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

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迅猛推进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新自由主义引发的新矛盾、新问题的集中出现，一系列新的问题摆在了福利国家面前: 社会福利开支数额过大、财政负担加重、财政赤字增加、食利阶层出现……这种状况显然与这些国家建立福利制度的初衷相违背。

到20世纪70 年代中后期，福利国家普遍陷入了财政困难、经济停滞、通货膨胀、福利依赖日趋严重等福利危机之中，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

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言，尽管自由民主国家试图通过制定各种社会福利政策消除社会不平等，但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10]。

詹姆斯·奥康纳较早关注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

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危机不仅对资本主义自身的生产能力造成破坏，而且还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产生了严重威胁。

随着生产力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资本主义国家必须不断增加财政投入以实现扩大再生产，但是，由此产生的社会剩余( 包括利润) 却被私人所占有，并没有实现社会化。

这就出现了财政投入的社会化和社会剩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形成了国家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之间的“结构性缺口”，引发了国家的财政危机。

从根本上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所导致的。

此外，国家的合法性又要求增加社会资本投入，提供令人满意的社会福利，因而国家的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

而它所作出的摆脱或减轻这种财政负担的努力，则会引发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11]。

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明确指出，由于国家过多地介入经济生活，承担起取代市场和补充市场的职能，最终将导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官僚福利体制陷入一种新的合法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