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字通假,古代汉语书面语言里音同或音近的字互相借用

古字通假，是古代汉语书面语言里音同或音近的字互相借用的现象，又简称通假、通借、假借。古人在使用文字时，常常不用有其本义的本字，却用了与本字音同或音近的字替代。尽管借字与本字的字形、字义不同，但字音一定相同或相近，所以又有一种更确切的称谓，叫做“古音通假”。那些被本字借来的字就叫假借字，又叫通假字、通借字、假字、借字、假音、借音。《列子?黄帝》：“状与我童者近而爱之，状与我异者疏而畏之。”“童”是“同”的假借字。《诗?召南?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谓”是“畏”的假借字。

通假现象在古书中极为常见，尤其是先秦古籍，假借字出现的频率很高。以《诗经》中的《卢令》篇为例，这首诗短短六句，二十四字，其中假借字就有六个，占全篇总字数的四分之一。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第五十五章：“蠭疠虫蛇弗赫，据鸟孟兽弗捕。”除“蠭”是“蜂”的异体，“赫”是“螫”（shì）的形讹，“据”是“鸷”的音误，“虫”是“虺”的古字外，“疠”、“孟”、“捕”分别是“虿”（chài）、“猛”、“搏”的借字。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望文生义，不仅扞格难通，甚至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曲解前人的原意。李贺《老夫采玉歌》：“蓝溪之水厌生人。”不能理解成蓝溪的水厌恶生疏的人。句中的“厌”是“餍”的假借字，诗说蓝溪的水饱餐活人，即多少人葬身鱼腹之意。《管子?重令》：“犯难离患而不辞死。”句中“离患”与“犯难”并列，“患”与“难”（nàn）同义，“离”与“犯”也应该同义。“犯”的意思是干犯，有触及义，在此句中释为遭遇、遭受，则知“离”是“罹”的假借字，“罹患”也是遭受祸患。如果不懂假借，望文生训，把“离患”解释为脱离祸患，就恰好把意思说反了。清代学者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说：“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可见在阅读古书时，不可拘泥于字形，而应当按照通假的原理去寻求本字。

按照习惯说法，通假字分为“本无其字”的通假和“本有其字”的通假两大类，这是从文字学的角度划分的。象《战国策?秦策二》“往而不能反”的“反”字，本义是反覆、翻转（《说文：“反，覆也。”），去而复回是其引申义，这个意义后来才加意符“辵”（chuò，乍行乍止）写作“返”，这是后起字。严格地说，这类字属于古今字的范畴，说成“本无其字”的通假是不够科学的。“本有其字”的通假，指的是本字和借字当时都已存在，不用本字而用借字。通假字实际包含的对象应是这后一类的字。当然，有些通假字也是先借后造，但与古今字是根本不同的（说在后文）。

从音韵学的角度划分，通假字有以下四种类型：

（一）声韵皆同（声调不计）。《墨子?尚贤中》：“蚤朝晏退。”蚤通早。蚤与早同为精纽、幽韵。《史记?范睢蔡泽列传》：“漆身为厉。”厉通癞。厉与癞同为来纽、月韵。这种类型叫做同音通假。

（二）声同韵近。《论语?颜渊》：“人皆有兄弟，我独亡。”亡通无。这两个字上古同为明纽。亡，阳韵；无，鱼韵。阳鱼二韵对转。《诗?魏风?伐檀》：“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胡通何。胡与何同为匣纽。胡，鱼韵；何，歌韵。鱼歌二韵通转。这种类型叫做双声通假。

（三）韵同声近。《礼记?内则》：“肉曰脱之，鱼曰作之。”作通斮（zhuó，削。按《尔雅?释器》作“鱼曰斮之”，郭璞注：“谓削鳞也。”）。作与斮同属铎韵。作，从纽；斮，庄纽。从庄准旁纽。《易?系辞下》：“往者屈也，来者信也。”信通伸。信与伸同为真韵。信，心纽；伸，审纽。心审邻纽。这种类型叫做迭韵通假。

（四）声韵皆近。《诗?大雅?荡》：“侯作侯祝。”作通诅（诅咒）；作，从纽、铎韵；诅，庄纽、鱼韵。从庄准旁纽，铎鱼二韵对转。《老子》第五十二章：“塞其兑，闭其门。”兑通穴（从俞樾说）。兑，定纽、月韵。穴，匣纽、质韵。定匣邻纽，月质二韵旁转。这类声与韵都相近的通假，权且称之为音近通假。有人说“声韵连转”，揆其“连转”之意，盖谓辗转相通。甲字与乙字通，乙字与丙字通，甲字也可与丙字通。或者先双声转而后迭韵转，或

者先迭韵转而后双声转，到甲字与丙字转时，就有可能既非双声，又非迭韵。但声与声、韵与韵一定都相近。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云：“《大戴记?夏小正》篇‘缇缟’，按‘缇’字古《夏小正》当作‘是’，‘是’与‘寔’通，‘寔’与‘实’通，故《传》曰：‘是也者，其实也。’”又如《诗?周南?葛覃》“害濣害否”，毛传：“害，何也。”陈奂《传疏》：“《传》释害为何，《绿衣传》解曷为何，害何声同，故曷谓之何，害亦谓之何矣。曷者，本字；害者，假借字。”袁梅《诗经译注》则直截说“害，即‘何’字之假借”。都是辗转相通之例。

通假字字音相同或相近，是以古音为依据的，主要是上古音。上古没有出现的字，要依据中古音。由于古今语音的变化，有些今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古音却相隔甚远；反之，有些今音绝然不同的字，古音却相同或相近。《管子?心术上》“不义不颇。”义通俄（偏邪）。今音“义”读yì，“俄”读é，古音却同是疑纽、歌韵。《贾谊新书?退让》：“是讲怨分祸之道也。”“讲”是“构”字假借，“分”是“召”字形讹（一本作“构怨召祸”）。今音“讲”读ji ǎnɡ，“构”读ɡòu。声母j、ɡ不同，韵母iang、ou 亦别，古音却同是见纽、侯韵。因此，绝不能以今音判断古字通假。既不能认为今音不同的字古代不能假借；反之，今音即使相同，如果古音相隔，也不能说它们通假。古音的关联，还必须是声纽和韵部同时相同或相近。或声韵全同，或声同韵近，或韵同声近，或声韵俱近，二者之中有一方乖隔者，不可视为通假。

判断古字通假，关键虽然在音，仍然要把正借二字的本形、本义联系起来考察。汉字毕竟是表意文字，尽管语言先于文字，先有其事，事有其音，然后造其字；然而义存于音而载于形，字形起着区别字义的作用。“形以经之，声以纬之”（江沅《说文解字注序》），“有形以范之，而字义有一定”（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这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不然，许慎何以分立五百四十部首而使众多的文字“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许慎《说文解字?自序》）？研究通假问题，必须以音为纲，形、音、义三要素统筹考虑，缺一不可。“合三者以为言，譬之束芦，同时相依，而后小学始得为完璧”（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要“把汉字的形、音、义当作一个统一的整体，紧密联系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李格非《文字声韵训诂笔记序》）。一些“音同义通”论者往往抛却字形，不分正借，一概名之为“某某音义同”、“某某音同义通”或“音近义通”而了事。“音同义通”会无所不通，直至“通”得一塌糊涂。若依此论，中国文字只需一二千个便绰绰有余，何以有数万之多？眼眶之“眶”、门框之“框”、筐笼之“筐”都不必有，只需一个“匡”字就全“通”了。有了“甲”字，背胛之“胛”、闸门之“闸”、抵押之“押”、狎习之“狎”、鸡鸭之“鸭”、箱盒之“匣”全属多余。“音同义通”论者深知，汉字纠葛甚多，研究宜粗不宜细。约略言之，则安全可靠；究之愈密，则风险愈大。譬如问“他是谁”，只宜回答“他是人”，万无一失。倘若回答是何国籍、何民族、何部门、何职业……则有可能出现错误。这种办法固然稳妥，却未免滑稽。真正的“音义同”，只能是异体字：“音同义通”和“音近义通”也只能用于分析同源字。

研究古汉语通假字，应当根据它们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分析。由于文字的形、音、义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尽管变化的主流一脉相承，多数今义由古义（本义）引申发展而来，但有些今义属于后起，有些字意义转移，或借义行而本义废，或借字行而本字废。研究通假，务必追溯文字的本义或早见义，“本义既明，则用此字之声而不用此字之义者，乃可定为假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本义不明，不但无法确定是否通假，甚至会误流为源，本末颠倒。以“伯”和“霸”为例：《说文?人部》：“伯，长也。”“伯”本指长幼次序——伯、仲、叔、季中排行第一者，最长者称伯。今称年长于父者为伯或伯父，仍保留着“伯”字本义。最长者称伯，引申指最强盛。霸业、霸主等义，其本字应作“伯”而常借“霸”字为之。《说文?月部》：“霸，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从月，?声。”本义是夏历每月初始时的月光，故其字从月。后借霸为伯，致“霸”字借义行而本义又被“魄”字取代。凡以为“霸”是本字、“伯”是假借字者，皆是以今义说通假而致本末倒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彊而赵弱”，用“强”的正字。可是人们习

惯认为“彊”借为“强”。《说文?弓部》：“彊，弓有力也。从弓，畺声。”引申为强盛、强壮。又《虫部》：“强，蚚（qí，米中小黑虫）也。从虫，弘声。”一从弓，一从虫，可证“彊”是正字而“强”是借字（认为彊与强是古今字或异体字亦非）。古字通假本是古代的一种文字现象，今天研究这种现象，决不能执今议古，强古就今。

也有人从字形方面探索通假字存在的规律，认为多数通假字有字形上的联系。其实，这也是由“音”决定的。所谓字形上的联系，主要是形声字的声符相互替代。有的是以声符代本字。《淮南子?缪称》：“祸之生也分分。”分通纷。《书?禹贡》：“草木渐包。”包通苞。《易?损》：“包有鱼。”包又通庖。有的是以形声字代替作声符的字。《诗?卫风?木瓜》：“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匪通非。《后汉书?献帝伏皇后纪》：“阴怀妬害，苞藏祸心。”苞通包。有的是同声符的字相互替代。《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晏子假之以悲色，开之以礼颜。”悲通斐。《春秋繁露?五行顺逆》：“鼻仇塞。”仇通鼽（qiú，鼻窒塞）。

通假字产生的原因，约有以下几种：

一是古人在写书或作文时仓猝忘其字，暂时借用音同或音近的字代替。尤其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流传主要靠口授手抄，辗转传授迻抄，难免出现音讹笔误，略似现代所说“写别字”。后人沿袭下来，约定俗成，别字和正字就“合法”地通用。这种情形，不妨依王先谦称作“误通”。（《释名?释宫室》：“竈，造也，创造食物也。”王先谦疏证：“创字义与此异，当作刱，俗以音同而误通也。”按：创为创伤，刱为创造。）

二是古代的作者或抄写者在写作或誊抄书文时图省事，以熟代生，以简代繁，用笔画较少的同音或音近的字代替笔画繁难的字，尤以声符代本字者居多。《汉书?苏武传》：“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借“去”代“弆”（jǔ，储藏）。王世贞《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次且出门来，不敢归其曹。”借“次且”代“趑趄”。又如伶、鸰、铃、零都借“令”字，试、拭、栻、轼都借“式”字，懕、、餍、魇都借“厌”字，芦、垆、轳、獹、颅、矑都借“卢”字，皆属其类。其中有些可能因当时正字不足，先借声而后造字。有的甚至只取本字中可独立成字的一小部分形体（通常是这个字的声符）代替本字。帛书《老子》甲本第十七章：“其次畏之，其下母之。”“母”即“侮”字之省。傅奕《道德经古本篇》、范应元《道德经古本集注》皆作“其次畏之侮之”。侮从每声，每从母声（古文又作“?”），例可通假。这类情形，很象校勘学所说缺讹、坏损之类，不过字音与本字有联系，与单纯字形上的缺损毕竟不同。学者们常常把这种现象称作“省假”、“省借”，这类字则名之为“省字”、“省文”，足见与笔误、“写别字”不是一回事。也有与此相反的情形，吕思勉称之为“增借”。他在《字例略说》中说：“就字之笔画言之，则有省借及增借。省借如借‘隹’为‘维’；增借如借‘盖’为‘盍’是也。予谓省借者，乃既有专字后，仍用未造专字时之字；增借则既有专字后，并以之代元字。实仍以声为主而已，非欲于笔画有所增减也。”

三是方言用字之别。文字假借主音不主形，同一个字，由于时代和地域不同，读音亦变。正如《四库全书提要》所说，“千古之音随时而异，一时之音随地而异，一地之音随人而异，一人之音随年而异。”为求适合此时此地语音之字，即舍固有之字而假借他字。《说文?女部》：“蜀人谓母曰姐，淮南谓之社。”段玉裁注上句曰：“方言也。其字当蜀人所制。”又注下句云：“因类记之也，社与姐音近。”社与姐鱼部迭韵，禅声与精声邻纽。吕思勉云：“蜀人用形声之法为之制字；淮南人则不制字，仅借同音之字而用之也。”（《字例略说》）。求诸《方言》，此例颇多。如卷一：“台，养也。晋、卫、燕、赵曰台。”郭璞注：“台犹颐也。”钱绎笺疏：“台之言颐也。《序卦》传：‘颐者，养也。’《尔雅?释诂》同。《说文》：‘，顄也，象形。’篆文作颐，籀文作。《释名》：‘颐，养也。动于下，止于上，上下咀物以养人也。’……台与通。”卷九：“车下鉄（zhí，注意与“鐵”的简化字“铁”别），陈宋淮楚之间谓之毕。”郭注：“鹿车也。”钱疏：“《考工记?玉人》‘天于圭中必’，郑注云：‘必读如鹿车縪之縪，谓

以组约其中央，为执之以备失坠。”按：钱疏引郑玄注，是说《方言》之“毕”是“縪”字假借。卷十一：“蝇，东齐谓之羊，陈楚之间谓之蝇，自关而西，秦晋之间谓之羊。”郭注：“此亦语转耳。今江东人呼羊声如蝇。”钱疏：“羊、阳、扬、绳、蝇古声并同。扬之转为纯，犹蝇之转为羊矣。……盖音随地异，遂成两名，书中此类，十居七、八。”足以说明各地方言，随音用字，表现在书面语言上，即成假借。所以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引《方言》云：“羊，假借为蝇。羊、蝇一声之转。”《汉语大字典?羊部》也是作通假字处理的。

四是避讳改字。古人在书写文字时，遇到与君主、圣人或尊长的名字相同的字，就设法回避，叫做避讳。避讳的方式很多，有减笔（又叫缺笔）、减字、改读字音、改换事物名称、改变字形、同义字代替、同音字代替等。其中后者（同音字代替）就有可能形成通假。避讳起源很早，《礼记》、《孟子》等书已有记载，可见远在上古时代就已开始避讳。在漫长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各个朝代的人不单是行文时避本朝讳，就是传抄本朝以前的书籍，除前代的避讳字照抄以外，碰到犯本朝讳和家讳的字也辄行更改。改来改去，古书中避讳改字的数量就越来越多，更换的那些音同或音近的字，后世相承沿用，避讳字也就成为通假字。如《史记?爰盎传》之“赵同”，《汉书》作“赵谈”；《赵世家》之“张孟同”，《战国策》作“张孟谈”。《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之父名谈，避父讳改“谈”为“同”。谈与同双声，谈韵、东韵通转。又如汉人避高祖刘邦讳，改“邦”为“封”（邦与封同音）。《国语?周语上》：“邦内甸服，邦外侯服。”《汉书?严助传》作“封内甸服，封外侯服”。《论语》之“邦域”，《史记》、《汉书》皆作“封域”。后世亦有袭用者：《诗?商颂?玄鸟》“邦畿千里”，唐人李善注《文选?西都赋》引作“封畿”，而《礼记?大学》引《诗》不改。又如避孔丘讳，《文心雕龙》九丘、乘丘、丘明、介丘、发丘、孔丘之“丘”俱作“邱”（邱从丘声）；避汉宣帝刘询讳，《战国策》改“荀子”为“孙子”（孙、荀双声，文韵、真韵旁转）；避更始帝刘玄讳，扬雄《太玄》改名《太元》；避清圣祖玄烨讳，黄叔琳辑注本《文心雕龙》“玄”字也尽改为“元”，如玄论作元论，玄圣作元圣，玄冥作元冥，玄黄作元黄（玄，匣纽、真韵；元，疑纽、元韵。匣疑旁纽，真元旁转）；汉殇帝刘隆为避自己之讳，将“隆虑”（山名）改作“林虑”（隆与林同音）；避汉明帝刘庄讳，“杨庄”（人名）改作“杨壮”（庄从壮声）；避宋仁宗赵祯讳，《玉海》引《文心雕龙》“义贞”作“义正”（耕部迭韵，端纽、照纽准双声）。只不过有些借字后世沿用，有些未见沿用而已。

五是校书者臆改。古人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一般不擅改原书。但也有一些浅陋之人，常据己意妄加改窜。《淮南子?说山》：“见弹而求鸮炙，见卵而求晨夜。”据俞樾《诸子平议》，“晨夜”，原书当作“辰夜”。《诗?东方末明》“不能辰夜”，毛传：“辰，时也。”孔颖达疏：“不能时节此夜之漏刻。”《庄子?齐物论》作“见卵而求时夜”。《淮南》用其文而《庄子》用其义。浅人不知“辰夜”即时夜，见与“夜”字对文，遂改“辰”为“晨”。《扬子法言?先知》：“吾见其玄驹之步，雉之晨雊也。”据朱起风《辞通》说：“晨雊”当作“震雊”，二字并从辰声。《大戴记?夏小正》：“正月，雉震呴。呴也者，鸣也；震也者，鼓其翼也。”“震”即“振”字假借。后儒不得“震”字之义，遂据《诗?小弁》“雉之朝雊”改“震”为“晨”。《吕氏春秋?孟秋纪》：“孟秋之月……鹰乃祭鸟，始用刑戮。”《礼记?月令》和《淮南子?时则》俱作“用始行戮”。高诱注《淮南》云：“是月鹰搏鸷杀鸟于大泽之中，四面陈之，世谓之祭鸟。用是时乃始行杀戮，刑罚顺秋气也。”《吕氏春秋》“用始”二字误倒，后人见“始用行戮”不通，因改“行”为“刑”以顺其文（用毕沅、陈奇猷说）。行与刑双声，阳韵、耕韵旁转。

六是变文避复。变文避复是古代汉语文言文的一种属辞手法。运用变文的办法，既可使文意反复重迭，以增强语气；又能在文字上错落有致，避免重复。

1、联绵词避复。司马相如《子虚赋》：“其山则……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陁，下属江河。”“罢池陂陁”与“交错纠纷”，“下属江河”与“上干青云”各自相对为文，“交

错”与“纠纷”同义，“罢池”亦应与“陂陁”同义。古音罢、陂迭韵，池、陁同音，例可假借。《吕氏春秋?召类》“士尹池”，李善注《文选?张协〈杂诗〉》引作“士尹陁”；古书常借“罢”为“疲”，疲与陂都从皮声，故可借“罢”为“陂”。“罢池陂陁”四字联绵重叠，极状山势倾斜之貌。且“陂陁”本是迭韵联绵词，原无定字，只凑足音节即可，故可借“罢池”二字为之。又如宋玉《风赋》“被丽披离”、扬雄《甘泉赋》“柴虒参差”，都属这类情形。

2、形容词避复。《诗?大雅?桑柔》：“朋友已谮，不胥以穀；人亦有言，进退维谷。”毛传、郑笺、孔疏皆以“谷”为本字，训穷。“进退维谷”犹今语进退两难。据《晏子春秋》则不然。《问下》篇：“晏子对曰：‘婴闻君子之事君也，进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隐忠，可谓不失忠；不持利以伤廉，可谓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诗》有之曰：进退维谷。其此之谓欤！”玩晏子之言及叔向引《诗》，“进退维谷”针对“进不失忠，退不失行”而引，叹赏其进退皆善。《尔雅?释诂上》：“穀，善也。”“谷”即“穀”之假借。因上句有“穀”字，不可同字为韵，故下句变文作“谷”。

3、虚词避复。李贽《焚书》卷五：“非疏匪拙。”借“匪”为“非”。说他写别字，前已用了“非”字，可见不是“仓卒忘其字”；说他图省事，“匪”的笔划又比“非”多。显然是有意换用“匪”字而避免与“非”字犯复。当然，借“匪”为“非”并非始于李贽，“非”作“匪”者，经传中俯拾即是。虚词避复之例甚多：《礼记?礼运》“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是起”，借“用”字避“由”字之复；《汉书?扬雄传》“建道德以为师，友仁义与为朋”，借“与”避“以”；《盐铁论?世务》“见利如前，乘便而起”，借“如”避“而”；《潜夫论?忠贵》“媚子以贼其躯，……骄臣用灭其家”，借“用”避“以”。

4、实词避复。《礼记?月令》：“省妇使以劝蚕事。”郑玄注：“妇使，缝线组紃之事。”据《说文》“使，令也”（段注：“令者，发号也”）、“事，职也”云云，知“使”与“事”二字二义。郑玄以“事”训“使”，实则读“使”为“事”。使、事二字之部迭韵，山、床旁纽，自然可以假借。《周礼?秋官?条狼氏》“誓邦之大史曰杀，誓小史曰墨”，王引之谓二“史”字皆当为“事”，是其佐证（使从吏声，吏从史声）。“省妇事以劝蚕事”，谓简省女红之事而劝勉蚕桑之事，明是借“使”字避“事”字之复。《论语?卫灵公》：“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借“立”避“位”。与《吕氏春秋?制乐》“周文王立国八年”借“立”为“”同例。有的也出于变文协韵的需要。《诗?召南?草虫》：“喓喓草虫，趯趯阜螽。”陆德明释文：“（草虫）一名负蠜。”按，《尔雅?释虫》：“草螽，负蠜。”是《诗》之“草虫”即《尔雅》之“草螽”，因下句有“螽”字，上句变文作“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