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郑钦安扶阳理论始于坎离说

郑钦安扶阳理论始于坎离说郑钦安，名寿全，钦安为其字，生卒时间不确，约在1824~1911年间，近代四川著名医家。

19世纪中叶，悬壶成都，治病疗疾注重扶阳，善用附子、干姜等辛热之药，以“郑火神”“姜附先生”而名满巴蜀。

传世之著《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系统阐述了扶阳理论的理、法、方、药，对近现代扶阳派的形成影响甚大，被后世认为是扶阳派的开山。

据考证，郑氏弟子甚众，尤以卢铸之得其真传，因善用辛温重剂而冠以火神之名。

其后，有祝味菊、徐小圃、范中林、吴佩衡、唐步褀等医家，皆奉扶阳说为圭臬，擅长姜附热药的运用，竟而形成扶阳一派。

这些医家中，除卢铸外，其他与郑氏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师承关系，但受郑氏学术思想和方法的影响，传承和发扬其学说却是十分显然的。

郑钦安提出扶阳论，首先阐明的是扶阳之理，其中又包括三个问题：何为阳？为何扶阳？如何才能扶阳？这些问题的解答，顺理成章地为扶阳论治铺平了道路，也奠定他作为扶阳派开山人物的地位。

坎离说坎离是郑氏扶阳理论的逻辑起点。

坎，水也，在人体为肾；离，火也，在人体为心。

水火具阴阳之象，又属五行范畴，最能代表和说明阴阳对立统一和五行生克制化的关系。

郑钦安认为水火互济（心肾相交）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基始动力：“子时一阳发动，起真水上交于心，午时一阴初生，降心火下交于肾，一升一降，往来不穷，性命于是乎立。

”立极阴阳概念的提出郑钦安论述坎离时，提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概念“立极阴阳”，并说：“今人着重在后天坎、离之阴阳，而不知着重坎、离中立极之阴阳，故用药多错误也。

”“立极”是郑氏扶阳理论的一个特殊概念，在其著述中不断出现，而其他古今医籍均无此说，故可将之作为厘清郑氏扶阳原理的一个入口。

立极，本是一个传统文化概念。

古代的帝王登基，叫继天立极，是指其社会地位达到人伦之顶点，无人能及，因而得已奉天承运，继位统治。

风水学中也有立极一说，此立极指的是风水勘察的原点，确立这一点之后才能进行人居宅舍的布局设计。

可见，立极强调的一个事物在与之相关事物中的重要性和基础性。

坎的卦象是，由一阳和二阴组成；离的卦象是，由一阴和二阳组成。

由此可知，一个事物在阴阳结构上并不是均衡的，这是阴阳总是处于运动变化的原因所在。

阴阳的守衡在动态之中，结构相反的坎离通过相交互济所能达到的守衡，便体现这一现象与规律。

郑钦安把坎离关系分两个层次，先天和后天。

先天坎离，指坎肾自身的水火，即结构为二水一火的坎所含之“坎离”，即立极之阴阳。

立极阴阳，又是以阳为重心、为主体。

故云：“一点真阳含于二阴之中，居于至阴之地，乃人立命之根，真种子也。

”如果说，坎肾为立极阴阳，阳则是极中之极。

后天坎离，则分别指心火与肾水。

显然，这是人体两个重要脏器所体现的阴阳水火关系，是生命产生之后形成的，故为后天。

郑氏理论中的先后天明清之际，便有先天肾命和后天脾胃的激烈学术论争。

郑氏之说与之相关，却又不尽相同。

他所言先天，虽也指肾命，并强调张景岳等医家所言“人之一点真阳”的重要性。

与先天肾命学派的医家一样，将真阳真阴（水火）相对而论，认为这是生命形成与运行的动力所在，但在病机和治疗上则将探索的重点放在真阳与阴寒的对立之上，着重于阳虚寒证的辨治原理与方法。

因而，其临床治疗不尚补益，不是采用右归饮、左归饮、肾气丸之属补阳填阴，以壮水火，而是回阳壮阳、祛除阴寒，以理中汤、四逆汤为用方基础，善用附子、干姜而闻名于世。

郑氏所言后天，也不是单指脾胃，而是基于先天而形成的人体脏腑组织及其功能活动，当然，郑氏实际上是注重脾胃的，后文我们将谈到。

只是“后天”这个概念，在他的论述中不是专指脾胃。

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便难以理解郑氏的一些理论阐述。

坎离说源自伤寒六经辨证郑氏之扶阳，其理论逻辑其实很简单，即：阴阳是万物的本质，运动是阴阳的存在方式，也是生命的生存和运行方式。

阴主静，阳主动，故阳为主体。

阳不仅主阴，也是阴阳整体运动守恒的主导，是阴平阳秘的动力和根基。

这是他的思想核心，也是强调扶阳的原因。

遍阅郑氏著述，始终围绕着两个基本问题：导致阳虚的原因和机理；阳虚所致病证的临床特征和治法用药。

坎离说是郑氏扶阳的理论原点，此说源自伤寒六经辨证，聚焦在阴阳寒热状态的辨识之上。

其认知起点是：疾病之状多表现为寒热，寒热者，水火也；水火者，阴阳也。

可见，寒热是外象，阴阳是本体；寒热是病态，阴阳是病机。

然阴阳并论之中，又以阳气为主体。

思想根源亦来自张仲景：寒伤阳为病本、热为寒之变，故治当扶阳。

郑钦安所言坎阳（肾阳）与传统的肾阳（命火、元阳）的区别在于，他的立足点在病象和病机的寒热对应，因而在“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的解说上，认为扶阳祛寒的白通、四逆类方堪当此任，右归、八味（肾气丸）等则全无此能。

出于上述认识，郑钦安把所有病证概分为寒热两类，他潜心研究的是寒证，虽也论及热证，但却只是将之作为认识寒证的对照。

于是，临床辨证以寒热为疾病的外象特征，通过阴阳水火理论分析其病机，旨在揭示阳虚致病之本质。

治法用药以伤寒方为主，但方义药理每有己见，重在阐发扶阳之理。

毫无疑问，郑氏并非对热证、实证缺乏认识。

相反，有着很深的研究。

也正是在这些研究和认识基础上，他才能在寒证、虚症、虚寒证的辨治上提出独特的观点，建立其扶阳之说。

三阳说三阳，是郑氏著述中经常出现的另一重要概念，有时又称三元，具体指上阳（君火）、下阳（命火）、中阳（脾阳）。

上阳与下阳，又称二火、二气，是坎离层面的阳气。

火生土，化生中气，即是中阳。

由此便形成了“三阳”，可以说这是对人体之阳的细化。

郑钦安说：“二火不可分，而二火亦不胜合，所以一往一来，化生中气，遂分二气为三气也（故曰三元，又曰三焦…）。

如中宫不得二火之往来熏蒸，即不能腐熟谷水，则完谷不化，痰湿痞满诸症作矣。

”这句话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由坎离引导出坤土，即二火化中气，指出脾胃赖阳气而生；二是将人体阳气划分三部，称三元是突出其在人体生理活动中的本元性，即重要性；三是三阳对应三焦，焦本有火之意，这又与传统脏腑理论衔接上了。

可见，三阳说内继坎离之说，外取三焦为壳，关联脾胃后天，但基本思想仍是“阳为统领”，只是理论更细化，更具体了。

此之“三阳”，脱胎于伤寒六经的三阴三阳，但理论内涵有所不同。

三阳是心君、肾命、脾本、三焦等脏象理念的融合，贯穿其中的主线是“阳”。

由坎阳、离火，推展出上、中、下三部之阳，尤其“中阳”的提出对于扶阳治法的具体落实有重要意义。

因为，从三阳概念的推演到脾胃中阳的提出，可以说是一种从思维抽象到临床应用的思维过渡。

由郑氏临床治法方药便可得见，温中阳在其扶阳治法具有基本的和主导的作用与地位。

甚至可说，坎阳真火为本，仅是一种自然哲学理念；脾土中阳为本，才是临床实践的具体策略与手段。

中阳说先天肾命论和后天脾胃论，是明清以来的两大学术命题，至今论争未息，形成了不同的学说和学派。

然而，郑钦安却将这两种学说合并起来形成新理论。

新理论的起点虽是先天肾命论，但通过三阳之说引出脾胃中阳之后，扶阳的重心转移到了脾胃后天。

后天脾胃不可取代《医理真传》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论述：“土为万物之母，后天之四象咸赖焉。

不独后天之四象赖之，而先天立极之二气，实赖之也。

故经云：‘无先天而后天不立，无后天而先天亦不生’，后天专重脾胃……脾胃旺，二气始旺；脾胃衰，二气亦立衰。

先后互赖，有分之无可分，合之不胜合者也。

至于用药机关，即在这后天脾土上，仲景故立建中、理中二法。

因外邪闭其营卫，伤及中气者，建中汤为最；因内寒湿气，伤及中气者，理中汤如神。

内外两法，真是千古治病金针，医家准则，惜人之不解耳。

况一切甘温苦寒之品，下喉一刻，即入中宫，甘温从阳者，赖之以行，苦寒从阴者，赖之以运，故曰中也者，上下之枢机也……余谓凡治一切阴虚、阳虚，务在中宫上用力。

”这段话在肯定先后天互为其根关系的同时，强调了后天脾胃不可取代的重要性。

其论说细而言之就是：由于人体先天为生前所定，非人为可改变，而后天长养则有人为介入的可调适性，因而治疗用药主要就是在脾胃后天上着力。

一方面是因为脾胃是人体生化之源，脾胃健则五脏六腑皆得其长养；另一方面，药物的性能效应在体内化合代谢主要是依靠脾胃运作转输来完成的。

因而，调中壮阳成为郑氏扶阳的一个基本治法与用药原则。

例如，潜阳丹和封髓丹，这是郑氏创制的两个著名方剂，两方功用一为温肾阳、一为护肾阴，但组方中都包含郑氏认为能温中阳的砂仁。

潜阳丹，砂仁是方中用量最大的药物；封髓丹，则以砂仁配炙甘草，两药剂量占全方总量的一半。

附子的温中阳之功在药物性用的认识上，郑钦安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补坎阳之药，以附子为主；补离阴之药，以人参为先；调和上下，权司中土，用药又以甘草为归。

此皆立极药品，奈人之不察何！”我们知道，所谓立极，即最重要、最关键、最基本者。

就传统中药理论来讲，三味药都关乎脾胃。

其中，甘草堪称脾胃正品，人参也具补益脾胃中气之效，那么附子呢？《本经》明确提到附子有“温中”的功效。

《伤寒论》用附子大体可分两类：回阳救逆和温阳祛寒，细加分析便可发现，此两法所涉之“阳”虽各有侧重，但都关联到脾胃中阳的扶助。

其中包含两方面。

回阳救逆：此法对应的是少阴病之亡阳危证，以四逆汤为代表方，同类方剂用的都是性效猛烈的生附子。

这类方共8首，四逆汤（附子、干姜、炙草）是一个基本结构，其中有2首含人参。

即使把附子的效用完全归于坎阳（肾阳），干姜的归经却主要为脾胃，炙草更是脾胃药，因而可以说，回阳救逆之法本就包含或兼顾扶助中阳。

由此方演化而出，后世主治脾阳虚的代表方“附子理中汤”更可说明，“附姜草”的配伍有强大和直接的温中阳效力。

尽管附子理中汤用的是炮附子，但大量研究证明，炮附子与生附子的区别仅在于温阳效用的程度和安全性，性效本质并无差异。

温阳祛寒：此法主治范围较大，如理中汤温中、桂枝加附子汤固表、桂枝芍药知母汤除痹、真武汤利水、肾气丸强肾、黄土汤暖宫等，都是用性效较缓的炮附子。

由于主治不同，这类方剂配伍较为复杂，但能给我们的提示有二：其一，极其注重顾护脾胃，与附子相伍的药物主要是桂枝、白术、炙草、生姜、大枣、茯苓、干姜、人参、麻黄、白芍等，脾胃药明显居多；其二，附子的效用目标和机制可有变化，这是通过药物配伍来实现的，张元素认为：“附子气热，味大辛，其性走而不守，通行诸经引用药也”。

故附子与脾胃药配伍会效用于中焦。

附子所温之阳到底是肾阳、脾阳、心阳之中的哪一个。

或者按郑钦安的说法，附子是通过扶坎阳（肾阳）来补离火（心阳）、益中阳（脾阳）。

这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通过与不同归经药物的配伍，可以改变或调整附子温阳的效用部位，这在《伤寒论》和后世医家的临床实践中都可看到。

因此，现代中药学将附子的归经分属心、肾、脾，与郑氏所言三阳（上阳、下阳、中阳）完全一致，其温中阳的效用尤其值得重视。

这在郑氏的方药应用中也可得到印证。